文学批评与文学史构建中的外在因素影响——以丁玲等文学史评价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评论文,文学批评论文,文学史论文,外在论文,价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909(2013)08-0117-05
文学批评和文学史构建是一种重要的文学活动，按理说，它们应该立足于文学本位，以文学为基本准则。但是，在具体的实践中，却要经常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等权力因素的影响，作家和文学作品的价值定位也与这些影响有着深刻关系。克罗齐曾经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福柯更透彻地分析了文学史建构过程中各种权力的运作和干预，那么如何看待这种外在权力的影响、以及如何处理其内外之间的分寸，很值得我们思考。在新文学史上，丁玲、萧红和张爱玲是三位成就最为突出的女作家，对她们的批评和文学史评价历史都相当复杂，其中既可看到文学自身的因素，更可以看到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多方面的影响。
在对丁玲的文学批评和文学史评价中，政治的影响最为显著。丁玲成名之初，人们对《莎菲女士的日记》等作品的批评基本上是建立在文学范畴之内，但是，随着她进入“左翼文学”阵营，情况很快有了改变。何丹仁(冯雪峰)对《水》的批评开了先河，其批评角度和视野完全以政治为根本，对作家的价值定位也基本立足于政治立场和政治态度。此后，虽然丁玲经历了从“左翼作家”到“延安作家”和文学官员、再到“反党分子”和“右派分子”的复杂政治身份变迁，人们对她文学评价的政治色彩却始终没有改变。可以说，正如政治因素的影响乃至决定了丁玲的创作方向和创作道路一样，政治因素也严重影响到对丁玲的认识和文学史定位。
一个显著的标志是，伴随丁玲个人政治身份和时代政治环境的变化，丁玲在文学史上的位置有了显著改变。在丁玲以政治的正面形象出现的20世纪50年代初和80年代，文学批评和文学史著作对于丁玲的评价是正面而积极的。比如，此期间问世的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等重要文学史著作，都对丁玲的文学成就持较高评价。而在丁玲遭受厄运的“反右”到“文革”时期，丁玲则成为了文学史上的丑角和败类。值得关注的是，90年代之后，虽然丁玲已经去世，政治氛围也不那么严厉，但外在因素仍然对丁玲的评价产生着重要影响。随着政治对文学的限制相对放松，这时期的文学史界有意识地“淡出政治，回归学术”，但在这种背景下，丁玲的文学史地位依然有着明显的下降。学术界不断出现对她作品的贬斥声音，一些文学史著作也不再将她列为重要作家介绍，甚至颇多否定之词。丁玲曾经说过一段话以概括自己历史评价的巨大落差，只是她没有想到，这种状况并不局限于她在世之时：“一个浪来，我有时候被托上云霄，一个波去，我又被沉入海底!”[1](P415)
政治不只是影响丁玲的文学地位，也影响到对她文学作品的认识和定位。在1990年代之前，丁玲最受人们肯定的是她那些政治色彩较强的作品，她的另一类创作如以初期《莎菲女士的日记》为代表，或者受到尖锐批判，或者最多是否定与肯定并存。但是在之后，批评界对丁玲政治色彩较强的作品则普遍持贬斥态度，早期作品的价值则得到明显提升，丁玲最具代表性、最有成就的作品不再是《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而成为了《莎菲女士的日记》。这种转变也体现在对丁玲具体作品的解读中，并直接决定了丁玲的文学价值定位。例如《在医院中》、《我在霞村的时候》和《夜》等作品，以往研究者都是从社会政治主题来进行解读，无论是赞扬还是批判都没有脱离这一角度，但是现在，研究者对它们的理解基本上转为女性意识角度，其社会政治层面的意义被严重忽略。与此相联系，对丁玲从“莎菲”时期到“水”之后创作上的巨大转型，以往均持无保留的肯定态度，丁玲的文学身份也始终被定位为政治型作家，但是现在，情况有了完全的逆转。人们认可的是转型前的丁玲，对她的定位也基本上是以早期创作为基本，“女性文学作家”是今天绝大多数研究者对丁玲的基本价值定位。以黄修己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为代表，这是近年来依然保持对丁玲较高评价的一部文学史，不过，它认可的主要理由亦是丁玲的女性意识，且这一价值也随着女性意识的衰微而自然下降：“随着整个主流倾向由个性解放向民族救亡转移，女性意识在遭受冷落的同时，又不得不自我放弃了。”[2](P359)
与丁玲相似，对张爱玲的批评和文学史构建也存有较强的政治影响，只是，张爱玲文学史地位的变迁恰恰与丁玲形成鲜明对比。在丁玲声誉最隆的20世纪50年代初和80年代，张爱玲几乎完全被湮没，几乎所有重要的文学史均未谈论过张爱玲，包括像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周锦的《中国“新文学”史》等海外文学史著作，都基本上没有提及张爱玲。应当说，张爱玲成名时所处的沦陷区这种独特的政治环境是其原因之一(特别是对海外的文学史来说)，50年代创作的《赤地之恋》和《秧歌》，更是她被大陆文学史界集体贬斥和拒绝的最主要原因，甚至因此被蒙上了“反动作家”的恶谥。不过，80年代末期和进入90年代，张爱玲的文学史地位却有了显著上升。或许，这种兴盛的主要原因并不是政治，但却绝对与政治有关。张爱玲能够逐渐受到国内批评界和文学史界的一致认可，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影响，而众所周知，夏志清这本文学史著作的初衷有着明确的政治因素，其立场也具有较鲜明的政治意识形态色彩。
相比之下，三人之中萧红的文学史地位起落较小。这当然与她创作的民族政治色彩有关。在大的民族政治环境没有改变的情况下，她作为具有强烈爱国主义色彩的抗战时期“东北作家群”中的一员，不可能被文学史湮没。但在对萧红具体作品的解读和定位中，仍然可以看到政治的复杂影响。简单地说，长期以来，在以政治为中心的评价标准主导下，由于思想主题与抗战政治的高度一致，也因为作品最初出版时鲁迅的“序”和胡风的“跋”所赋予的政治定位，尽管艺术上颇为幼稚，萧红的处女作《生死场》一直被视为萧红的代表作品，而她真正的巅峰之作《呼兰河传》不但一直遭到忽视，而且也受到包括众多批评家的否定。其中，茅盾所写《〈呼兰河传〉序》是最有代表性的：“在这里，我们看不见封建的剥削和压迫，也看不见日本帝国主义那种血腥的侵略。”[3](P336)这一观点成为人们长期对该作品认识和评价的基调，并直接影响到萧红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至少在90年代之前，萧红的文学史地位基本上被限定在“爱国主义作家”的范畴之内，而氤氲于这一评价之上的，则是诸如“强烈的感伤”和“个人主义”等负面符号。
如果说，在上世纪80年代之前的文学评价中起决定作用的往往是政治意识形态；那么，进入90年代后，政治相对有所退隐，商业文化的权力因素就起了更大的作用。商业文化影响的表现之一，是利用其经济地位所带来的媒体影响力拥有并推广自己的文学趣味和文化价值观，并按照它的标准来决定什么样的文学是美的、什么样的文学样式能够流行，进而对时代的文学艺术风尚形成巨大效应。商业文化的影响在表现方式上有别于政治的极端和强力，但其实质却完全一样。一个典型标志是，在政治上的倡导和推广下，建国前后的女性文学界，相当盛行以丁玲为代表的“祛女性”风格，像女性色彩较强的茹志鹃就受到批评和贬斥，而进入90年代，由商业文化所推崇和倡导的柔美趣味在中国文学界占据了主导地位。
张爱玲是这一文化影响的最大的受惠者。张爱玲可以说是90年代以来文学史上急剧兴起的现代作家(惟一可堪比较的是沈从文。但沈从文在大众中的热度显然远不如张爱玲，影响广度上更难以比拟)，轰轰烈烈的“张爱玲热”且不说，仅国内学者撰写的张爱玲的个人传记就有多本，她早年轶散作品的重新发现也受到新闻界热炒，包括由她的作品改编的电影电视亦被市场青睐有加。在这种情况下，张爱玲的文学史地位显著上升。几乎所有的现代文学史著作都将张爱玲作为重点作家予以推出，各种“20世纪著名作家”的排行榜中，张爱玲的名字往往出现在非常醒目的前列位置。
所有这些，与张爱玲本身的创作成就以及长期为政治所遮蔽、其价值没有被充分认可有直接关系，同时，与特定的现实经济、文化的契合也不可分割。首先，张爱玲的主要创作是在“上海沦陷区”的独特政治环境下产生的，那是一种相对距离政治较远的环境，而且，她的创作也自觉与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故而在整个新文学中，她的创作显得颇为另类。这一点，对长期在政治氛围下生活的人们难免会出现一种特殊的吸引力，令人产生某种好奇与向往。其次，张爱玲的创作游离于政治边缘，蕴含着散淡、轻松和游戏的心态，它既暗合商业文化的原则，也能够符合现时代人们将文学(文化)当作精神宣泄物的重要要求，人们对它的喜爱是自然的。当然，这中间还包括张爱玲生活一些其它的因素，如她的传奇家世、虽然悲剧却不乏浪漫的爱情以及她流星般的成名经历等，都很契合商业文化的要求。此外，还有不可忽略的一点：她是一名上海作家，作品写的也是上海，代表着上海文化的许多倾向和要素。作为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区域，作为受西方文化影响最早也最快的地域，在商业文化时代，上海的文化品位具有时代风向标的意味——上海需要张爱玲，张爱玲也借助了上海，二者产生了共赢的效果。
与张爱玲的乍然兴起相对比，1990年代的文化对于丁玲来说，则是一场灾难，二者的命运形成了鲜明对照。关于此，已有学者进行过思考。例如，王富仁就分析过为什么现在的人们更喜欢张爱玲而不喜欢丁玲，认为这主要缘于丁玲作品的政治性，那是个“太危险的世界，一个令我们自身难保的世界”[4]。这一看法自然有其道理，但我以为，还不仅仅如此，更重要的原因还是经济和文化趣味的影响。丁玲作品较强的政治色彩决定了它所适应的只能是革命文化(左翼文化)，与商业文化(市民文化)有着天然而剧烈的反差，它当然不可能受到商业(市民)文化的青睐。从这个意义上说，上海文化在造就张爱玲巨大影响力的同时，也必然疏离丁玲。文化起着“看不见的手”的决定性作用，批评家和文学史家们不过是承担着这只“手”的服务者而已。
如前所述，与政治的强力相比，商业文化对文学影响的方式要柔软一些，因此，它所留给文学的空间相对来说要宽松一些，文学也可以借之适当地发展和回归自己。典型如萧红，在1990年代的文化语境中，以往过多的政治束缚一定程度上被解脱，人们对萧红的认识更进一步地回归文学，对她文学个性、文学成就的认识也更为深入。还是以对萧红代表作的认定为例，90年代之后，人们对《呼兰河传》的评价越来越高，学者们认识到，《呼兰河传》所表现的不只是民族主题，还有更强的人道主义、特别是女性关怀主题[5](P288-299)，无论是思想高度还是艺术价值，《呼兰河传》都大大地超过了相对粗糙的《生死场》，甚至可以说是整个现代文学30多年中的杰出作品。随着这一认识的深入和评价的客观，人们对萧红的文学地位也有了更高的认定，读者面和影响力逐渐加大。当然，这种情况与商业文化因素也不是完全无关，萧红的复杂身世和感情生活也赢得大众对她更多的关注，但毫无疑问，文学认识的深化是最根本的原因。
中国新文学的历史还不到百年，对于正在进行历史化和经典化过程中的新文学来说，对于其中的作家们来说，价值认定的“过程性”是一个必需的阶段。作家作品能否成为经典、以及成为什么样的经典，各种权力的介入是必然的事情。特别是新文学历史上的许多作家本身就与政治、市场等因素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要完全排除它们的影响，完全从纯文学角度来认识作家作品，既是不可能甚至也不是非常合适的方式。因此，新文学的作家价值和地位随时代文化的演变而发生改变是正常的，文学外因素适度介入文学评价也是自然的事情。从这个角度讲，丁玲、萧红、张爱玲三人文学史评价的复杂变迁有其时代的合理性，或者说其中包含着某种现实的生存法则。而且，客观来看，这些不同文化因素的影响也并非全是弊端，它们以不同立场上的目光和要求，如同一面面镜子，凸显出作家作品的不同侧面，对我们更全面地认识作家的创作特点和文学成就，是很有意义的。或者说，从长远看，这种复杂多变的评价本身就是一个特殊而严厉的淘洗过程，能够让作家的卓异处和庸俗处得到更清晰的辨析和认定，其价值意义自然能够体现得更加明晰。
但是，我以为，从三个女作家的文学批评和文学史评价变迁历史来看，其所介入的外在权力因素还是太强了。至少在当前背景下，它可能会对某些读者产生一定的误导，会对文学史建设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
1.严重影响到对作家的客观认知
如近年来对萧红的认识，如前所述，以往的文学批评家都批评萧红作品的政治色彩太弱，而近年来许多人更竭力淡化其政治色彩，拼命挖掘和彰显其女性意识，甚至将她定位为一个女性主义作家。这种认识显然是不完备的，而且与萧红的创作主体也不相吻合。换句话说，正如有学者指出的，虽然萧红作为一个感情敏感而细腻的女性作家，其创作会自然地呈现出某些女性意识和创作特征，但是，她从来都不是一个自觉的女性主义者，她的创作视野比单一的性别意识要更为广阔和深远，其文学史价值也不能局限于此一领域①。再如对丁玲的认识。虽然丁玲以《莎菲女士的日记》成名，但她创作的成熟和高峰肯定是在1940年代之后，《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和《夜》等作品既具有较深的人道主义思想，艺术方面也很圆熟，完全属于现代小说经典。《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应是这一创作的余绪和深化，虽然它受时代的限制，不可能在政治上否定土改运动，也不能完全摆脱政治运动的影响，但作品不是对政治的简单图解，更揭示了政治中的复杂以及政治与人性的纠缠，它对土改运动给予乡村复杂关系的影响、以及对人物心理的准确捕捉和细致表达，都是非常突出的，是一部具有历史深度的作品。许多学者以丁玲早期作品来代表其创作全貌，在解读《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作品时，也忽略了其与政治、社会因素的关联，将重点放在黑妮这样的人物形象上，甚至以女性主题来代替政治主题，显然有失偏颇。其实，作为一种文学主题，政治无所谓好与坏，关键看作家怎么写，写得怎么样。同样，在对张爱玲的认知中也有明显的偏差。简要地说，张爱玲创作中本来具有较强的荒凉和绝望气息，但是在1990年代的商业文化中，这些特点基本上被有意无意地忽略掉。
2.严重影响到对作家的文学价值认定
应当说，三位作家的创作各有特点。就思想方面说，丁玲侧重表现时代图景，具有一定的社会历史含量；萧红融个人感受与时代主题与一炉，以女性独特的个性展示历史；张爱玲则深入女性心灵，于文化当中剖析人性的复杂和阴暗，具有独到的犀利和深刻。从艺术上说，张爱玲的长处在写实，擅长心理和景物描写；萧红的特点则在抒情，在其作品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作家的心灵投射，并因此而获得独特的艺术感染力；张爱玲是以犀利深刻见长，透彻的人性烛照，尖锐的人性揭示，再辅以女性作家独特的细致和女作家少见的冷峻，确实是现代女作家中突出的另类。但三人也分别有自己的局限：丁玲过多侧重政治角度，人性关怀和人性揭示稍嫌简略；萧红作品的艺术磨合尚不很充分，有略显青涩处；张爱玲作品艺术上老到，但多少存在刻意的痕迹，特别是在人性表现中缺乏善的光芒和理想精神。简单说，在我看来，三位作家各有自己的思想和艺术偏向，但在创作成就上却并不存在太大的差别，基本属于同一层次的作家。但是，当前文学史对三位作家的定位却存有相当显著的差异，我以为这是不够严谨，或者说是缺乏足够文学权威性的。
更值得关注的是，当前，外在权力过度影响文学批评和文学史建设的情况并没有随着较严厉政治环境的变迁而消失，相反，其影响力度和广度甚至较以往更加严重，形式和范围上也有新的发展。它已经超出了作家作品评价的范围，扩展到了对整个文学发展的多个方面。
1.政治因素的影响愈发广泛
较之“十七年”到“文革”结束前的近30年文学，现在的文学批评与文学史建设当然没有那么强的政治压力，而且近年来，人们还对以往严厉政治背景下形成的文学认识偏见进行了辨析和纠偏。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政治因素就此撤出文学评价的舞台。它可能更潜在，但却可能更普遍；它的方式更婉转，却并不见得更弱小。事实上，当前的主流文学评价机制诸如文学评奖、文学项目扶持等，政治依然起着绝对主导的作用。此外，大学中的文学活动也被以CSSCI为主导的学术评价机制蒙上了强烈的体制色彩。以文学史著作作为典型，由于高等学校高度体制化，大学中的文学史课程也带上严重的体制色彩，文学史著作完全被纳入到高等学校教育体制当中，政治方面的要求自然是严格的，还有，包括内容安排、结构范式等都受到严格限制，更遑论在出版社、教材等级、使用范围等方面都要受到教育体制的强力左右。可以说，当前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著作呈现较严重的模式化倾向，很少能够见到作者鲜明的学术个性和价值立场，体制化是最根本的原因。
不仅如此，同样严重的是，政治化的批评方式和思维模式依然严重存在于当前的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研究中。在很多问题上，它们较之“十七年”和“文革”时期的文学批评活动只存在观点上的不同，方式却几乎一样，政治及其方式依然起着主导性影响。以对丁玲的认识为例，如前所述，丁玲是一个政治色彩较浓的女作家(早期创作在其生涯中毕竟短暂)，以往文学评价对丁玲政治价值的片面认可存有政治主导的不恰当因素，但是，近年来因为作家的政治色彩而对其作品进行全盘否定，同样是一种政治化的思维方式在起主导作用。这种方式对作家的认识只能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还是以《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为例，当前人们对这部作品的贬斥和误读实际上是严重遮蔽了作品的真实价值，既不公允，也不客观。当年司马长风对该作品的评价在今天依然有着针对性：“这部小说一直得不到公允的品鉴，多一位是典型的政治小说，其实并不尽然。基本上是政治小说，……但是在人物、思想、情节诸多方面，都表现了独特的个人感受，颇有立体的现实感，读来甚少难耐的枯燥，具有甚高的艺术性。同时，作者贯注了全部的生命，每字每句都显示了精雕细刻的功夫。”[7](P120)
2.商业文化和其它权力因素正形成合谋
商业文化是当前社会的主导性文化，而且，它不是孤立地存在，是与政治权力、学术权力等都有不同程度的合谋，它们共同主导着当前的文学批评和文学史评价。以文学评奖为例，政治文化是主导性的要求，但商业文化也经常有不同程度的介入，商业文化的趣味通过对批评家的影响渗透到评奖理念中，商业文化的利益原则通过评奖中的复杂关系乃至贿赂方式体现出来。当然，反过来，商业文化也能够从获奖活动中得利。另一个受商业文化渗透的是学术权力，当前社会学术权力的运作主要借助于与政治权力和商业文化的合谋，文学批评中的红包现象早已为人所诟病，但比这更严重的，是文学批评和文学、学术活动的严重圈子化和体制化。其典型表现是出现了一些“学术山头”，这些学者将手头的学术权力极端化、个人化，个别学者更借以谋取个人利益，于是，个人的喜好与利益取舍成为许多文学批评和学术评价的风向标。它带来的直接后果首先是不公正，同时还严重影响到批评和学术的氛围，导致“劣币驱逐良币”的效应。
政治权力、商业文化与学术权力的合谋，使文学自身的评判权力受到极大影响。甚至可以说，在当前的文学评价中，文学自身的因素已经被严重边缘化、逼仄化了，这也直接影响到那些被评价的对象——文学创作者们。在这种环境下，一些作家可能会为迎合某些趣味、甚至迎合某些个人写作，那些追求独立的作家则可能会对文学和文学史的意义产生怀疑，对文学的敬畏和执着也可能受到影响。当然，它更大的影响还是对文学的未来。一方面，它会影响到真正的文学爱好者和文学的未来市场。人们在一个匮乏评价标准(准确地说是一个被扭曲和异化的标准)的时代中阅读文学，会逐渐丧失对文学审美魅力的感受，并进而失去对文学的信任。真正好的文学被不恰当地抛弃，文学的读者市场也会越来越小，最终的受伤害者只能是文学本身；另一方面，年轻的作家、批评家和学者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面临如此巨大的外在权力，只能作非此即彼的艰难选择：要么随波逐流，成为政治、商业或学术权力的臣服者和投靠者；要么被边缘化，成为权力的牺牲品。这样的结果将是文学水准的衰退，是文学审美能力和创造能力的萎缩[8]。虽然从长远来说，文学有自己的坚韧和刚强，但是在具体情境下，相比于政治、商业意识形态的巨大力量，文学是柔弱的，是很容易受到伤害的。在现在这样一个外在权力异常强势的时代，文学如何改善生存处境，文学评价和文学史建设如何回归自身，这或许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但其中最关键的因素，还是文学从业者们自己。只有自己真正独立了，才会有力量改变别人和整体环境。道路虽然很艰难，却是无法回避的选择。
注释：
①关于萧红的评价历史，我认同王彬彬《关于萧红的评价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年8期)对萧红研究的某些分析，但并不赞同该文得出的萧红文学水平不高的结论。我认为对作家文学成就的评价应该建立在对作品细致解读的基础上，不然，有可能会以一种误读代替另一种误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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