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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胜利问题历来是工人阶级及其政党普遍关注的问题，也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之一，其核心和热点所在是列宁“一国首先胜利说”与马恩“几国同时胜利说”（以下简称“一国说”和“同时说”）的关系问题。长期以来，理论界对此始终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认识，即“否定论”和“传讹论”。前者认为，列宁的“一国说”否定了马恩的“同时说”；而后者则认为“一国说”原本就是马恩的观点，而“同时说”是根本不存在的，是后人的臆造和讹传。看来，这两种认识各执一端，都有偏颇。因此，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重新认识这个问题，对恢复马列主义理论的本来面目，对深入理解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与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之间的关系，对进一步肃清所谓“误会论”、“失败论”、“趋同论”等错误思潮，树立社会主义必胜的信念，都十分必要。
一
“传讹论”者之所以否认“同时说”的存在，其主要根据是：(1)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中说共产主义革命将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发生”，而并没有说“同时胜利”；(2)马克思、恩格斯从未提出过“同时胜利”的思想，相反，他们在许多论述中却一再提到“首先发动”和“首先胜利”的问题；(3)“同时说”是《联共（布）党史》和斯大林强加在马恩身上的。由此便得出结论：“本来并不存在的‘几国同时胜利说’，因为《联共（布）党史》的造作和斯大林的定论，从而以讹传讹，以误传误，谬传了七八十年。”①这恐怕有些武断，很值得研究。
首先，让我们重温一下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的那段话：“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即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②这里的“同时发生”，从字面上和表层意义上看，的确不能理解为“同时胜利”，正如“传讹论”者所说：“革命的发生与革命的胜利是两码事，一是事物发生之伊始，一是事物发展之尾声。”③但是，如果从事物的发生与结果的辩证关系上看，或许就不能说是“两码事”了。恩格斯正是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取得革命胜利”这个“尾声”意义上来论述“同时发生”的“伊始”的，他说：“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④可见，恩格斯并没有把革命的发生与革命的胜利当作两码事，而恰恰是把二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不过，人们仍然要问：“同时发生”、“联合的行动”，就意味着“同时胜利”么？当然，从一般意义上讲，“同时发生”的结果不一定就是“同时胜利”，也许是“一国胜利”，甚至“同时失败”。但是，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恩格斯“同时发生”理论的目标模式，决不是“同时失败”，也不是“一国胜利”，而是“同时胜利”。这是由当时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19世纪40年代的欧洲，大工业的发展形成了世界市场，把全球各国人民，尤其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彼此紧紧地联系起来，致使每一国家的人民都受着另一国家事变的影响。而且，大工业的发展，使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得不相上下，各国资产阶级政府为了维护他们“不相上下”的共同利益，必然会联合起来共同镇压某一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正是基于对这一历史条件的深入考察和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才得出了科学的共识：共产主义革命既不可能单独在某个国家内发生，也不可能单独在某个国家内“首先胜利”，只有“同时发生”和“同时胜利”才是历史的必然。早在1845年，他们就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过：“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立即’同时发生的行动才可能是经验的。”⑤1850年，马克思又说：工人的任务“无论在什么地方都不能在本国范围内解决。”⑥后来，巴黎公社的斗争实践及其失败的教训，从反面有力地证明了“同时胜利”目标模式的正确性，正如马克思所说：“巴黎公社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在一切主要中心，如柏林、马德里以及其他地方，没有同时爆发同巴黎无产阶级斗争的高水平相适应的伟大的革命运动。”⑦这里的“同时爆发”，无疑是以“同时胜利”为目标导向的，因为马克思懂得，只有“同时胜利”，无产阶级才有足够的力量抵抗和战胜资产阶级的联合镇压，否则，即使是“同时爆发”，也仍然难免失败的结局。关于这一点，恩格斯在1893年《致保·拉法格》的信中说得更明确：“无论是法国人，德国人或英国人，都不能单独赢得消灭资本主义的光荣。”⑧既然“不能单独赢得”，那只能是“共同赢得”，反映在时间上就是“同时赢得”，这个道理是不言而喻的。值得注意的是，恩格斯从写《共产主义原理》到致保·拉法格的信，其间经历了46年之久，而“同时胜利”这一目标模式在他心中却从未动摇，历久弥坚。并不是有些人所说的马恩早年主张“同时胜利”，晚年又赞成“一国首先胜利”，更不是“传讹论”所谓“凭空的臆造”。
其次，我们应该承认，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确论述过“首先发动”和“首先胜利”的问题。譬如，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如果不就内容而就形式来说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首先是一国范围内的斗争。每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当然首先应该打倒本国的资产阶级。”⑨又如，恩格斯晚年曾设想：未来的革命可能是“法国人发出信号，开火，德国人解决战斗。”⑩他还说：“如果法国——可能如此——发出信号，那么，斗争的结局将决定于受社会主义影响最深、理论最深入群众的德国。”(11)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马恩的这些论述，仍然是以“联合的行动”为前提，以“同时胜利”为目标模式的。其一，马恩说得很清楚：“一国范围内的斗争”，“首先打倒本国的资产阶级”，是“就形式来说”的。因此，如果就内容而言，“一国范围内的斗争”，仍然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旗帜下的斗争，是无产阶级联合行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而“首先打倒”，则是指联合行动的“每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都应该首先打倒本国的资产阶级，从而使“联合的行动”变为“联合的胜利”，即“同时胜利”，并不是说某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可以单独地去“首先打倒”、“首先胜利”。其二，恩格斯在论述“法国人发出信号，德国人解决战斗”的时候，并没有认为德国人可以首先胜利，这里的“解决战斗”，也不是指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最终意义上的胜利，而是指联合行动中的阶段性的小胜利，是走向“同时胜利”的具体步骤。因此，恩格斯强调指出：“虽然如此，不管是法国还是德国，都还不能保证最终的胜利，只要英国还留在资产阶级手中。”(12)并告诫法国工人党领袖保·拉法格说：“无产阶级的解放只能是国际的事业。如果你们想把它变成只是法国人的事业，那你们就会使它成为做不到的事了。”(13)在恩格斯看来，“最终的胜利”是联合行动的胜利，是联合行动的各国“解决战斗”，“打出结局”的总和，这样的胜利只能同时取得，而不可能为某个国家所首先取得。
再次，“同时说”并不是斯大林强加在马恩身上的，而是当时国际共运中公认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正如《联共（布）党史》所记载：一国首先胜利“这个理论同帝国主义以前的资本主义时期流行于马克思主义者当中的指导思想根本不同；当时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是不可能的，认为社会主义将在所有文明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14)而马恩在世时，他们对这一流行观点也没有提出过异议。相反，倒是当时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活动家福尔马尔曾有过独到的见解，他在《孤立的社会主义国家》一文中提出：在单独一个国家里可以取得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但是，这一观点并没有被其他社会主义者接受，也没有产生什么影响。这不仅说明“同时说”在当时的国际共运中已经占了统治地位，而且从反面证明了“一国说”的确不是马恩的本意，也没有被马恩所肯定。
由此可见“传讹论”者的理论根据是不能成立的。尽管他们的主观愿望是想替“马恩翻案”，但终于没有领会“同时说”的精神实质，以致自己传了“讹”。
二
“否定论”起源于前苏联。早在本世纪30年代，《联共（布）党史》就公然宣称：“恩格斯和马克思的旧公式已经不适合于新的历史形势”，列宁以“足够的勇气抛开马克思主义的旧结论，而代之以关于社会主义能够在单独一个国家内获得胜利这一适合于新的历史形势的新结论。”(15)斯大林也不止一次地说过这样的观点。这就是典型的“否定论”。70多年来，这一观点在我国广为流传，以致稍有马列主义常识的人都知道：“同时胜利”的预言是过时的，是马恩在个别结论上的失误；而“一国首先胜利”的理论才是唯一正确的论断。那么，这种观点究竟正确与否呢？我们不妨研究一下它的根据。
“否定论”之所以否认“同时说”的真理性，其根据有三：(1)“同时说”是马恩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提出来的，是用来指导19世纪革命斗争的理论，而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其理论也自然过时了；(2)“同时说”的正确性至今未能被实践所检验；(3)二战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趋势愈益背离“同时说”的形势要求。笔者以为，这三者均有商榷的余地。对此，我们作如下分析：
首先，“同时说”固然产生于自由资本主义时代，但它的理论跨度和实践意义已远远超越了它产生时的那个历史范畴。应该看到，这一理论的提出有两个客观依据：一是生产力状况；二是阶级斗争状况，即“大工业使所有文明国家的社会发展得不相上下”；“无论在什么地方，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成为社会上两个起决定作用的阶级，它们之间的斗争成了我们这一时代的主要斗争。”(16)在这两个依据中，前者是决定的因素，而后者只是中介因素，因而，生产力状况决定着阶级斗争状况，从而决定着“同时说”的实现契机与方式。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同时说”既可能在生产力低下而阶级斗争激烈的条件下实现，也可能在生产力发达而阶级斗争缓和的条件下实现呢？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澄清：其一，为什么“同时说”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没有实现？简言之，这是由于当时的生产关系还可以继续容纳生产力的发展，也由于“同时胜利”的物质条件还没有成熟，正如马克思所说：“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17)其二，既然如此，为什么马恩又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提出“同时说”呢？窃以为，这是由19世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的复杂关系所决定的。从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来看，19世纪的生产力水平还不足以决定比雇佣劳动制更高的生产关系，但是，也还是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低下，才造成 了工人阶级的饥寒交迫和资产阶级的残酷剥削，从而不断激起工人阶级风起云涌的斗争，消灭剥削制度已成为19世纪工人阶级的共同愿望。据此，马恩认为，当时的生产关系已经不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了，私有制的丧钟就要敲响了，于是，他们便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同时爆发革命，共同赢得消灭资本主义的胜利。这就是“同时说”产生的历史特殊性。
必须指出，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马恩没有充分估计到科学技术的进步对巩固和延缓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重大意义。但这并不影响“同时说”的科学性，因为无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怎样调节和变化，在发达国家范围内，私有制的丧钟终究是要敲响的，而一旦敲响，就会此起彼伏，震荡欧美大陆。而“否定论”者在认识这个问题时，恰恰忽视了生产力的作用和意义，却把阶级斗争状况当成了决定因素。因此，他们只看到与19世纪阶级斗争状况相联系的“同时胜利”已成为不可能了，而没有看到与人类社会高度发展的生产力状况相联系的“同时胜利”还远远没有到来。
其次，近百年来的社会主义实践，的确只是“一国说”的实践，而“同时说”却一直未能付诸实践和被实践所证明，但是，这并不能说明“同时说”是错误的或过时的。我们认为，理论与实践之间是有一定跨度和张力的，这种跨度和张力是指理论的超前程度以及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种种不吻合和不确定因素所产生的排斥力。它们决定着理论变为实践的时间和空间。“一国说”与“同时说”之所以不能同步实践，就是因为它们与实践之间的跨度和张力不同，因而，它们的实践条件产生的历史阶段也不同。前者的实践条件产生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转变的历史阶段；而后者的实践条件则一般地产生于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历史阶段。现实情况表明，当代资本主义还远未达到高度发达的阶段，因此，“同时说”的实践条件也还远远没有产生。所以，我们没有理由把尚未实践的理论说成是“旧公式”和“旧结论”，也没有理由以“一国首先胜利”的现实性否定“同时胜利”的可能性。
再次，我们不可否认，二次大战以来，特别是70年代进入高科技发展阶段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的确出现了一些马恩所始料未及的新情况，即由生产力的迅速增长而引起的生产关系方面的一系列调整和改善，如国家福利化，股份社会化，工人白领化等等，这不仅适应和促进了生产力的进一步增长，而且使发达国家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日趋缓和，使以往那种风起云涌的罢工和起义变得越来越不可能。据此，“否定论”者便认为，发达国家的这种发展趋势与“同时胜利”的形势要求是相违背的。这种观点，实质上仍然是“阶级斗争决定论”的反映，其所谓“同时胜利”的形势要求，不过是指对阶级斗争形势的要求，并不包括对生产力形势的要求。因此，他们把当代资本主义和平发展的趋势当成了“同时胜利”的否定因素，这实在是一个极大的误解。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而阶级斗争并不能决定生产关系，它只是生产关系变更过程中的实现方式之一，而不是唯一的实现方式。因此，“同时胜利”的社会主义最终只决定于生产力的发达程度，而并不决定于阶级斗争的激烈程度。相反，生产力愈是发展，阶级斗争就愈缓和，人类历史也就愈接近于“同时胜利”的社会主义。至于在阶级斗争日趋缓和的条件下怎样达到“同时胜利”，是暴力革命，还是和平长入，这个问题只能在由生产力所决定的经济关系中得到解释。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社会财富的不断增加，必然会满足社会成员的生理需要和发展需要，进而推动着社会需求向“自我实现”的高层次发展，使人们的荣誉占有欲逐渐超过其财产占有欲，使争夺物质资料的斗争逐渐被争取荣誉的竞赛所代替，因而以财产交换荣誉，以奉献赢得尊敬，将逐渐成为人类的时尚。这种高层次的占有欲，必然会或迟或早地引起意识形态领域里公有观念战胜私有观念、社会主义思想战胜资本主义思想、历史唯物主义战胜历史唯心主义的伟大变革。当然，在这里起决定作用的还是生产力而不是其它的什么。这个过程就是人类最终从其自然属性的奴役中解放出来，完成自身“第二次提升”的过程。它的终结将意味着资本主义被历史所淘汰，社会主义被人类所接受。这正是马恩所希望的“和平长入”的“胜利”。由此看来，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新现象，不仅不违背“同时胜利”的形势要求，而恰恰是人类历史向“同时胜利”的社会主义长足迈进的表现。
三
综上所述，“传讹论”和“否定论”异曲同工，实质上都是对“同时说”的曲解和否定，都是形而上学观点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领域造成的混乱。正确的结论应该是：“同时说”是客观存在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一国说”与“同时说”的关系，不是否定与被否定、代替与被代替的关系，而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辩证统一关系。“一国说”包含着“同时说”的精髓和灵魂；“同时说”规定着“一国说”的方向和归宿；二者的关系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特殊性与一般性的辩证统一。
进一步说，“一国说”揭示的是历史发展的特殊规律，而“同时说”揭示的则是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在这两种不同规律的作用下所产生的社会形态，分别是特殊形态的社会主义和一般形态的社会主义。这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历史范畴。其联系在于二者都是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的社会制度，都以共产主义社会为其最终目标。其区别在于，前者产生于资本主义之初，属于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时代，其经济文化落后于资本主义；后者产生于资本主义之末，属于产品经济和计划经济时代，其经济文化领先于资本主义。因此，我们决不能盲目地把当代资本主义说成是“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而“否定论”者恰恰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他们认为，“同时说”的历史使命已经由“一国说”所代替了，马恩所说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已经以“一国首先胜利”的方式实现了，因此，不可能再有什么“同时胜利”的社会主义了，将来的历史，只能是“一国首先胜利”的社会制度不断发展的历史。这种观点从根本上混淆了两种不同形态的社会主义概念，抹煞了历史发展的特殊性与一般性的区别，造成了理论上的混乱和实践中的盲目。因此，在邓小平南巡谈话和十四大召开以前的相当长的时间里，人们一直没有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以致在实践中盲目地照搬照抄马恩关于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实践要求，诸如全社会占有生产资料、计划经济、非商品化生产等等。这种做法，实质上是犯了“跨形态”的错误，即把特殊形态的社会主义当作一般形态的社会主义去实践。这就不可避免地要遭到“大跃进”那样的惨痛失败。
失败的教训告诉我们，特殊形态的社会主义，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特殊理论作指导，而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正是这样的“特殊理论”，它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当代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与特殊形态社会主义相适应的原理和构想，并形成了一整套有中国特色的实践模式，从实际上把当代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区分开了。从这个意义上讲，“特色理论”正是“一国说”的继承和发展。“一国说”以特殊形态的资本主义矛盾运动为历史依据，成功地解决了如何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创立社会主义的问题；而“特色理论”则以特殊形态的社会主义发展规律为历史依据，圆满地解决了如何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这两种理论的巨大生命力及其在实践中的伟大成就分别表明：科学地界定和区分两个不同阶段的资本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和实践走出误区的关键；而科学地界定和区分两种不同形态的社会主义，则是当代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走出误区的关键，也是正确认识“同时说”与“一国说”关系问题的根本所在。
注释：
①③ 王圣宝《“一国首先胜利说”与“几国同时胜利说”考辩》，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社会主义研究》，1994年第1期。
②④⑤⑥⑨(16)(1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21页、270页、40页、486页、262页、221页；第2卷，第83页。
⑦⑧⑩(1)(12)(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180页；第39卷，第87页，246页，87页、87页、87页。
(14)(15)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89页，3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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