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国资本市场改革与开放的探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资本市场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发展各类金融市场，形成多种所有制和多种经营形式、结构合理、功能完善、高效安全的现代金融体系”。这是中央在经济全球化和国内外市场开放程度进一步加强背景下的重要研判，也对探讨我国资本市场进一步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资本市场改革与“国际化”既有微观层面的技术规则、手段、措施、产品数量等指标的衡量，更有宏观视角下的经济运行安全、资源配置高效、资本移动舒畅和国际影响程度，以及开放路径与模式，国际监管与协调等国际性问题，在此，笔者借《资本市场》杂志创刊20周年暨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第二个个年头，谈谈对这些问题的想法和认识。
现状：无法忽视的“国际性”影响
当前，业界很多呼声认为中国资本市场的“国际化”程度太低，与发达国家资本市场开放相比差距很大，并列举出很多具体的“事实”来证明我国资本市场“国际化”的不足，尤其是各种“数字”，如国内企业在海外发行上市的数量和金额、国内境外机构投资者数量、国内市场上可交易的国际性金融产品种类等。这样的看法似乎不无道理。
实践中，有的人认为，资本市场国际化是资本在运动过程中实现的证券发行、证券投资以及证券流通在国际上的自由化，是资本跨国界流动的必然产物。有的人则认为，资本市场国际化是指资本（证券）市场与国际资本（证券）市场接轨，国内市场成为国际市场的组成部分。还有的人认为，资本市场国际化是指法律法规接受国际通行的概念，接受国际会计准则和信息披露原则，市场间互相开放。
如果按照上述对“国际化”的界定，我国资本市场目前发展水平与之相差甚远，远远无法达到“国际化”的要求，尤其是考察国内企业在海外发行数量金额、国内市场上的国际性金融产品数量等“硬性”指标，国内资本市场离“国际化”程度更是遥远。但现实中的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
自东南亚金融危机以来，几乎所有的国际性金融事件都能影响到国内资本市场尤其是证券市场，国内金融市场尤其是资本市场对国际金融市场上“风吹草动”的反应也几乎同步，如众多分析均认为不会对中国造成影响的迪拜债务危机，依然在第一时间引发了中国股市的巨幅震荡。反过来，中国资本市场变动、证券交易市场波动的国际影响力也愈加显著。国际资本市场上越来越多的研究和预测都离不开对中国市场情况的考虑和参照，中国资本市场的变动往往能够引起全球资本市场第一时间的“连锁反应”。2009年8月31日的A股暴跌中，上证指数下跌6.74%，深成指数下跌7.55%，这次国内市场的突发性下跌随即引起全球股市纷纷跳水，恒生指数跌4.84%，其他亚太主要股市也大幅下挫，稍晚，美国道琼斯指数下跌1.74%，纳斯达克指数下跌1.06%，欧洲各主要股指跌幅也在1%左右。A股暴跌的影响不止于此，全球大宗商品价格随后大幅收低，纽约商品期货交易所期铜价格跌幅超过4%。国内市场变动产生如此程度的国际影响力并非个案，中国资本市场尤其是中国股市已经成为国际资本市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资本市场的国际影响力任何人都无法忽视。
国际资本市场间的互动关系如果没有一定程度的互相“渗透”、没有一定的“国际化”是无法实现的。当然，目前我国资本市场对外资进入的领域、额度和程序以及其他很多方面仍存在较多的限制，并没有完全开放。应该说，这些方面更多是对我国资本市场“国际性”水平不高的反映。“国际性”代表一国资本市场自身在制度、规则等各方面建设和完善的程度，它可以衡量一国资本市场“成熟”与否和发展的阶段如何。我国目前资本市场仍有很多需要完善和健全的方面，国际性水平和影响力相比发达国家仍显不足。如何在不断改进各种内部设计、完善相关规则方面下大力气，努力提高市场的成熟程度和“国际性”水平，更需要引起广泛的关注。
博弈：“迫切”不能“急切”“高效”更要“安全”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金融是市场经济的核心，资本市场是现代市场经济的重要内容，建设一个功能完善、高效安全的资本市场既是前面提到的“现代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重要战略任务。政府和有关部门一直致力于我国现代资本市场的构建和完善。
我国现代资本市场的构建和完善是一项充满难度和挑战，需要稳健推进的综合性“工程”。虽然经济的发展对现代资本市场构建不断提出新的“迫切”要求，但考虑到目前我国资本市场发展仍很不完善、金融中介机构还不成熟、创新工具依然缺乏和汇率波动仍不灵活等实际限制，资本市场的改革和开放不能“急切”，要更加注重“稳健”和“安全”。
韩国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始于上世纪80年代，在其《资本市场国际化计划》中制定了4阶段发展步骤，即间接参与（1981～1984年）、有限度直接参与（1985～1987年）、进一步开放（1988～1989年）和完全开放（1990年以后），以稳步推进本国资本市场的开放进程。中国台湾的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历时20年，贯彻先间接投资后直接投资、先机构投资后个人投资，根据市场发展实际情况逐步放宽限制的原则，经过三个发展阶段实现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日本同样采取慎重的渐进式方针，有步骤逐步放松金融监管，引进竞争机制，在长达40年的时间里实现了本国资本市场的全方位对外开放。
上述国家或地区对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稳健”与“安全”的重视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当然，也有国家对于开放本国资本市场过分“急切”，忽视对风险的分析和控制，导致风险的累积和爆发，致使国内发展受到严重损害。智利在本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进程中，忽视本国资本市场实际承受能力，盲目制定过高、过快的发展要求，特别是1974年对金融部门改革措施过于激进，与其自身尚不完善的经济基础和金融监管水平极不适应，最终导致国内利率大幅攀升，大量外资涌入，为拉美债务危机的爆发埋下祸根。
可见，资本市场的改革和对外开放必须要与经济系统发展水平相适应，协调好与经济系统和制度间的均衡关系。否则，资本市场脱离实际“国情”的盲目对外开放将面临巨大风险，如所谓的“波动溢出效益”等。这些风险经过“连锁反应”被放大，甚至可能侵犯到国家的经济主权乃至国家主权。
当前，随着国际资本流动的日益“顺畅”和金融衍生操作的大肆使用，风险在国际资本市场上“无限”扩大，任何单一资本市场的小波动都有可能引起多国资本市场“风起云涌”。“迪拜世界”在短短几日内“横扫”国际资本市场，造成全球范围内股市暴跌和汇率大幅波动：在亚洲，日经指数下跌1.7%，港股恒生指数重挫2.7%，澳股S&P/ASX 200指数大跌2.4%；在欧洲，英国FTSE 100指数跌3.2%，德国DAX基准股指跌3.2%，法国CAC-40指数跌3.4%；而美元兑日元汇率创下14年来新低。国际资本市场上这种风险传递“牵一发动全身”的特点，使得任何一国在本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中所面临的风险和不稳定因素都大大增加，脱离经济系统实际发展水平的“超前”对外开放，必将对一国资本市场造成难以估计的不良影响和冲击。
因此，我国资本市场的改革和对外开放不能过分追求“速度”，要更多注重“稳健”和“安全”。要从间接开放开始，稳步做到国内市场的开放后再“安全”地实现更高层次和程度上的对外开放。要制定详细周密并具有一定灵活性的开放计划和实施措施，把握好对外资进入我国资本市场渠道和手段的控制，从各个层面保障我国资本市场改革和开放进程的有序、高效、稳健和安全。
开放与监管：双向开放内外交流
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早已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任何国家都无法“置身世外”，否则就只能在“闭关锁国”中快速落后，离开国际活跃舞台。理论上，一国的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完全应该自主决定，即是否开放、如何开放和开放步骤都完全由一国自主决定。但现代市场经济体系在全球普及后，要求单个经济体“开放”和“交流”的国际压力愈来愈大，这在某种程度上对一国资本市场开放的自主决策产生很大影响。
概括来讲，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包含两个方面：国内资本投到境外和国外资本进入境内，即“走出去”和“引进来”。这两方面的“开放”和“交流”对促进我国资本市场改革和对外开放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必须坚持两者并重。实质上，一国资本市场的开放和“国际化”发展是一个内外部各项制度不断协调适应的过程，是内外部市场运作规则有效对接和转换的过程。国内外资本市场规则对接的难度越小、越容易，越有利于资本在两个市场间的流动，越有助于提高我国参与国际资本市场的深度和广度。在我国资本市场改革和对外开放探索中，要适应国际惯例，与国际要求接轨，坚持“走出去”和“引进来”并重，加强“内外交流”。
但是，在“内外交流”的过程中，一国资本市场将面临更多来自国际资本市场的风险和冲击，正如前文所述，国际资本市场“牵一发动全身”的风险传递特点将使得我国在资本市场对外开放中面临更多的风险和不稳定因素。如何防范和化解这些风险和不稳定因素对资本市场监管提出了严峻考验和要求。
资本市场监管体系作为防范和控制风险的重要“阀门”，必须适应资本市场发展水平，要根据实际需求稳健调整，不能过分“超前”。韩国、中国台湾、日本和智利在这方面为各国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此外，在资本市场监管方面，加强国际间的合作和交流十分必要。资本市场参与主体来自不同的国家和组织，彼此间的交易规则、法律法规、市场成熟程度等都存在差异，减少这些差异和不对称性有助于一国资本市场监管效率的提高。在与国际资本市场“惯例”、“要求”对接的问题上，同样要坚持“稳健”与“安全”原则，“高效”但不能盲目。
目前，我国资本市场改革和对外开放还处在“初级阶段”，各项体制尚不健全，存在的“漏洞”很多，更需要发挥有效监管体系的作用，防范和化解各类风险。在实际操作中，要促进多层次市场监管体系的建立，从完善监管法律法规、规范政府监管手段和加强行业自律监管三个层面出发，建立多层次、立体化的监管体系。转变监管理念，以更加国际化的眼光看待资本市场发展和参与主体行为。扩大和深化与国际监管机构的交流合作，熟悉国际资本市场法律规定和市场运作规律，协商制定相关的合作监管规则，坚持国际化的监管视野，不断提高我国资本市场监管的国际化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