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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8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73(2006)05-0003-05
一般意义上，“荣”就是光荣、荣誉。“辱”即羞耻、耻辱。荣与辱一直是中国古代先哲们研究的命题，儒学思想家的荣辱观有着鲜明的特点。本文仅从儒家传统荣辱观的现代价值的视角，探讨社会主义荣辱观确立的意义和途径。
一
明荣知辱，即划清荣辱的界限、确立荣辱的衡量标准，这是儒家传统荣辱观首先解决的问题。
任何一个社会，对社会现象、人们行为的是与非、善与恶、美与丑需要有明确的主流价值取向。儒家先哲们认为荣辱之分在于仁、义、礼。孟子曰：“仁则荣，不仁则辱。”[1]荀子认为：“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2]宋朝时期的陆九渊指出：“由义为荣，背义为辱。”[3]这说明荣辱不在地位、财富、名声，只要遵守道义，符合伦理纲常的就是光荣的，反之，则是耻辱的。据此，荀子从“义”、“势”两方面解释了荣辱问题。荀子认为，荣分“义荣”，“势荣”，辱也有“义辱”和“势辱”。凡是由人们自身修养所带来的荣誉为义荣；来自“爵列尊，贡禄厚，形势胜”[4]等方面的荣誉是势荣；“流淫，汙漫，犯分，乱理，骄暴，贪利，是辱之由中出者也，夫是谓之义辱”；[4]势辱则为外力对人们形体上造成的耻辱。荀子指出“君子可以有势辱，而不可以有义辱，小人可以有势荣，而不可以有义荣。”[4]儒家把仁义作为衡量荣辱的最高标准，其主要原因在于，他们认为仁义是处理人伦关系的最基本的道德规范，虽然不同时期儒学思想家有着不同的表述。正如孔子所说，人们要“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5]“君子去仁，恶乎成名？”[6]因而要“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7]孟子认为，“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8]荀子则指出：“礼者，人道之极也。”[9]礼使每个人在贵贱、长幼、贫富等宗法等级制中都有恰当的位置。人只有按仁义而行事，才能知荣明辱，正确的处理人伦关系。不然，当政者不仁，就不能保江山社稷，平治天下。“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8]就此说，人们荣辱观的确立需要仁义规范的衡量与约束。离开了仁义礼制的规约，人们的荣辱观就会发生混乱。
好荣恶辱，这是一个正常人所具有的最基本的道德感。儒学思想家从知耻的重要性，阐发了确立荣辱观对于个人、国家、民族的意义。孔子曰：“行己有耻。”[10]告诫人们对自己的行为要时刻保持一颗羞耻之心，即总是以仁义道德来约束自己的言行，不断检点自身。知耻作为一种道德感是人与禽兽相区别的标志之一。孟子提出：“无羞恶之心，非人也。”[1]禽兽没有羞耻感，完全依靠本能而生活。在社会中生活，人无羞耻感就与动物没有两样。知耻，对于人来说意义重大，它是人之所以为人的重要依据，也是人生的第一要事。孟子说：“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11]也就是说，世上最无耻的是人不知道自己没有羞耻之心。凡为恶之言行，皆源起于人羞耻感的失却。人一旦丧失了知耻感，就会没有是非、善恶观念，忘却自己的社会责任，泯灭应有的自尊、自重和自爱，失去前进的方向和动力，甚至无视社会道德规范，无恶不作，成为一个道德堕落的人。“人之不廉而至于悖礼犯义，其原皆生于无耻。”[12]知耻，是人的基本德性和道德人格表征，是人有所作为的动力。人只有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并以此为耻，方能知错而改，奋发有为，才能自觉地褒荣贬耻，扬善抑恶，严谨自律，不断完善自己的道德人格。“耻者，吾所固有羞恶之心也。存之则进于圣贤，失之则入于禽兽”。[13]保持自己的羞耻心，就可逐渐成为道德高尚的人。失去羞耻心，人则与禽兽为伍。
作为个体的人应当有羞耻感；作为一个民族，也应当确立正确的荣辱观；对一个国家来讲，同样要加强知耻教育。儒学思想家认为，国家的强盛，天下的兴亡，需要其成员隆礼尊道、贵仁尚义、明荣知辱，当然百姓要形成知耻感还须有正确的教育和引导。一个社会，要“修仁义，伉隆高，正法则，选贤良，善百姓”。”[14]也就是说，国家要有明确的规范要求，引导人们修行仁义道德，扶荣祛辱，遵章敬贤，形成安荣恶辱的社会风气。作为君主，首先自己要率之以正，树立正确的荣辱观。“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3]如此，“百姓莫不贵敬，莫不亲誉”。[15]就是说，在国家的建设发展过程中，要明确其社会成员的最基本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而且必须通过各种方式使其成员树立正确的荣辱观。人人知耻，则民心向上，社会稳定，国力增强。一个社会，如果无耻之行不受谴责，那就会人性泯灭，正义缺乏，禽兽横行。中华民族在其历史发展的长河中，虽然历经坎坷，但在那种博大精深的耻感文化的熏陶下，民族精英、志士仁人不断地求索救国救民的真理，使我们民族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可以说，只有炎黄子孙人皆知耻，中华民族才会免受耻辱。儒家前贤提出的“杀身以成仁”[16]的舍生取义精神，“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17]的大丈夫人格，在今天仍然是我们需要继承的优良传统。中国当下正处于改革转型期，受价值多元化的冲击，许多主流价值被颠覆，基本的是非、善恶、美丑、荣辱界限变得模糊不清，一定程度上社会在很多方面失去了基本的荣辱感，引发了诸多道德失范现象，也造成了人们思想上的混乱。因此，我们需要确立明确的善恶是非标准，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旗帜鲜明地告诉人们现时代我们要坚持什么，反对什么。
二
荣辱观所涉及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其确立也是一个长期的坚持不懈的过程，既需要外部的条件，也要有自身的艰苦努力。对此，儒家提出了较为系统的思想。
荣辱观产生的思想基础是什么，也就是说从认识论上为什么要提出荣辱问题。这一点也是任何思想家都不能回避的。对此，儒家从人性的角度寻求了理论支持。孔子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18]强调了人性的相同和后天践履的重要性。后来的儒学继承者对人性问题作了不同的解释。孟子提出性善论，认为人人都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而且这也是仁义礼智的端点。人们通过存心养性，就可明荣知辱，担当大任。荀子则认为人性恶，人生来就有好利，耳目之欲等本性，顺其发展就会产生争夺和犯分乱理的行为。但人们可“化性起伪”，成为君子。“好荣恶辱，好利恶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也，若其所以求之之道则异矣。”[2]人的本性尽管相同，但其后天习行程度的不同就有着各异的荣辱观。虽然儒学思想家对人性有不同的解释，但他们的根本出发点和最终归宿是一致的。性善、性恶的观点实质上都是坚持人性可失又可求的，希冀人们能够成圣成贤。孟子的性善论强调人本身就有善端，有荣辱之心，只要扩而充之，就可为尧舜。荀子的性恶论指出道德是源起后天的作为，人们的荣辱观是在隆礼积善的过程中不断形成的。他们都注意到了道德主体性的发挥问题，把荣辱与人性的可变联系在一起。
荣辱作为一种道德观念，渗透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表现在人们的一行一动之中。儒学家从多个角度阐发了荣辱的内在结构及与荣辱相关的问题。
首先，儒家认为荣辱是与廉洁、节制密切相关的范畴。廉洁就是严于律己，循礼遵法，洁身自好，不贪欲，不谋私利。“有廉耻者，不生于大辱。”[19]廉洁之人不屑于狗苟蝇营，坚持人格的尊严，能够公正无私，尽己为人，精忠报国，乐以天下，忧以天下。一个人私心太重，贪欲就胜，就会放纵自己，毫无廉耻，践踏伦理纲常。“好胜者灭理，肆欲者乱常。”[20]不耻者无所不为，他们把什么都想据为己有，而且不知羞耻的什么事都干得出来。这种人当政就会专权暴戾，奢侈无度，丧国害民。做人则会道德败坏，人性丧尽。廉洁就是要求人们行为要有度，要节制自己的欲望。人的饮食男女之欲应该得到满足，合理的个人利益需要给予尊重。但是，欲望不加以节制，而且仅仅是一种物质上的满足，那就会把人混同于动物。“如果幸福在于肉体的快感，那么就应当说，牛找到草料吃的时候，是幸福的。”[21](P13)因此，人对自己的行为需要给以理性的限制，在各种利诱面前能够把握自己。人在满足自己的欲望和个人利益的时候，必须处理好公与私、理与欲、义与利的关系。
明荣知辱，还要不断地改过迁善。孔子认为，“过，则勿惮改。”[22]人只有正视自己的过错，不断检点自身，才能有所进步。人非圣贤，谁能无过。在社会生活中，每一个人都有七情六欲，个人能力与社会要求也会有一定差距，其言行难免有过错。缺点和不足不可怕，关键是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它。“君子耻不修，不耻见污；耻不信，不耻不见信；耻不能，不耻不见用。”[23]也就是说，人们有过错是一种羞耻的事情，对过错遮遮掩掩、屡教不改是一种更严重的耻辱。人们需要通过反省，即“内自讼”，检点自己的言行，找出自己的不足，分析原因，制定纠错方案。内省是为了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改过的目的是迁善，见贤思齐。对此，荀子提出要敬贤，即学习仿效贤者。对贤者“贵而敬之”，“亲而敬之”，以明确贤者为什么能够获得荣誉，并被人们所敬仰的原因，同时知道自己的不足和缺憾。孟子指出人在任何时候都要反求诸己，对所有事情都要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而不能推卸责任。
明荣知辱，就要正确地对待荣誉。儒家认为荣誉、显赫的名声不是靠吹嘘和争抢得到的，而是来自人们自己的不懈努力。名誉是“争之则失”，“夸诞则虚”[24]。人们只有潜心修身，专心致志学习，靠自己的实力不断取得较大的成绩，才能被社会所承认。名誉固然是重要的，它也是人在生活中需要争取达到的。如果仅仅为了虚名，或求得一时的荣耀而不择手段，最终的结果只能是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要做到宠辱不惊，虽然荣来誉，辱招毁，但是毁誉在人，立身有己。有时名与实是有一定距离的，有时在大是大非面前个人的荣辱又是小事，为了大义可以不顾毁誉。这就要求人无论何时何地都要有气节，做到持志守身，从正不流，穷达自制，成仁取义，正确的对待富贵贫贱、荣辱功名。儒家反对为了荣誉而荣誉，因为在荣誉中必须包含深刻的内涵，即以仁义为核心。只有通过自身修行道德而获得的荣誉，才是人们所要实现的价值目标，也是真正意义上的荣誉。反之，为求得地位、财富等形势上的荣耀而奔波，至多是小人之杰，为天下君子所不齿。
荣辱观的确立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对此，儒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一系列的方法和途径。如他们提出要从经权的结合上对待荣辱的关系，也就是既坚持原则性，要求按仁义规范行事，又要根据具体的情况作出不同的决定。孟子对嫂溺是否相救的问题说过，“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8]荀子、董仲舒等也对忠君孝亲等问题，提出了灵活运用人伦规范原则的观点。进一步说明了在不同的情况下，对待荣辱问题的把握是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结合，其目的是使荣辱问题人性化。儒家认为确立荣辱观的关键是在于人们个人自身主动性的发挥，其中的重要一环是进行修身。孔子提出了从尚志到学思结合，直至身体力行而达到道德最高境界的道德修养的整个过程，孟子则把善养浩然之气，反求诸己当作修身的主要内容，朱熹论述了“居敬”、“穷理”互补的修养方法，陆九渊的“剥落”、“减担”，王守仁的“致良知”等方法，都从不同的方面阐发了修身对于人的道德品质形成的重要意义，并把其作为人们荣辱观确立的主观条件。另外，儒家在强学、积累、知行、学思等方面也有着较详细的论述，是研究荣辱观的重要历史资料。
三
儒家荣辱思想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对现实人们价值观的确立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对儒家的荣辱观需做辩证的考察，不能一概而论。
儒家荣辱观以仁义为尺度，坚持了重义轻利的基本思想，具有道义论的倾向。一方面，崇尚道义可以激励人们树立强烈的荣辱感，自觉履行社会道德规范，为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倾注全力，排除障碍，克服困难，不管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甚至献出自己的生命也义无反顾。另一方面，过度的强调道义的重要性，甚至绝对化，就会忽视人们自身正当利益的实现，人为的造成义利的对立与冲突。这容易使人们在树立荣辱观的过程中谨小慎微，畏手畏脚，墨守成规，赶不上时代的发展步伐。
当前，在义利方面把握荣辱问题应处理好几对关系，一是荣辱与道义的关系，即以什么标准衡量荣辱的问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对“义”给予明确的界定。应该说，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为最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实现祖国的繁荣，民族的昌盛，这是最高的义，也是我们一切工作的着重点。为之作出自己的贡献也是最光荣的事，反其道而行之则是耻辱的。这种大义又化为日常生活方方面面的具体要求，规范着人们的言行。当前，“八荣八耻”是一种最基本的价值共识，应以“八荣八耻”来区分最基本的是非、善恶、美丑界限。二是义与利的关系，其主要解决二者的和谐问题。经常有人把义和利对立起来看待，实际上是片面的。如果义不能与利结合在一起，不能给人们带来巨大的利益满足和精神享受，那就会成为空中楼阁，是毫无意义的。“‘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25](P103)同时利离开了义，就成为没有社会价值的东西。社会意义上，利益是多元分层的，各种利益关系的处理是有一定规范要求的。尽管这些要求是具体的、历史的，但正是这些规范把人们置身于一种人类社会的氛围之中。“使人在其中能认识和领会真正合乎人性的东西，使他能认识到自己是人。”[25](P166-167)由此义和利是相互融合的，绝不是一种总是处于对抗状态的关系，也决不能把义或利作绝对的理解，并以此当作衡量荣辱的标准，而应以是否有利于社会的进步，有利于个人的全面发展作为评价尺度。三是尊重个人正当利益和履行社会责任的关系。随着社会的发展，个人利益的实现愈来愈被人们所重视，而这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关注个人利益不再是一种羞耻的事情，只要按照社会要求行事就是光荣的。当然，尊重个人利益，不是崇尚极端利己主义，也不仅仅只是关注个人利益，而是要把个人利益的实现与其履行社会责任相结合。人在社会中需要承担对社会、对国家、对民族、对家庭、对他人的责任，不只是对自己的满足，因此应该在为社会作贡献的过程中实现个人的利益。只有这样才是光荣的，而损公肥私、损人利己是耻辱的。
儒家在荣辱观确立的途径方面强调主体性的发挥，注重人们的道德自觉，对于个人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有着重要意义，也有利于荣辱观的形成。但是，荣辱观的确立不仅仅是个人的事情，也是社会行为。“每个社会集团都有它自己的荣辱观”。[26](P251)从整个社会来说需要有一个系统的安排，要发挥各种社会力量的作用，形成全社会讲荣辱，人人知荣辱的氛围。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不能只是个别部门、少数人的事情。只有全社会都动员起来，大家把荣辱问题当成是自己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事情，才能使明荣知耻成为每个人的自觉行为。也就是说，荣辱观的确立需要有一个优良的社会环境。在当前首先要建立社会舆论平台。一般意义上，社会的主体舆论评判荣辱的尺度，会引导大众形成与之相适应的荣辱观。今天，我们要树立的荣辱观属于社会主义的范畴，这就要求按照社会主义的价值标准来衡量，就要抵制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对此必须是十分明确的。大力开展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使我们的人民明确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现代社会，人们应该有全新的理念，但这并不是让人们放弃基本的道德底线和伦理准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和有序发展，要有与之相应的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体系，需要有社会主义公民的高尚道德与之相伴。对此，要抓好家庭、学校、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等教育环节的结合，把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基本价值观念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
使全体社会成员确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又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宣传教育是从社会的层面开展的活动，对个人来讲，还要把社会主义荣辱观细化在人们的一言一行之中，具体明确哪些是真善美，哪些是假恶丑。亦即使荣辱问题由理论转化为具有可操作性的规范。切忌大而化之，只是当作口号，搞形式主义。荣辱观的确立必须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要使社会主义荣辱观趋于科学完善，更要强化道德实践。道德实践就是人们自身道德实现从他律到自律的发展过程。社会公民在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活动中不断提高道德水平，完善自身的道德素质是确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应有之意。通过具体的道德实践，社会公民逐渐明确社会的价值标准，全面理解和把握社会的道德准则和规范，养成正确的荣辱意识，并在此指导下使自己的行为符合社会的道德要求。也可以说，道德实践就是一个把社会道德原则不断内化为个人自觉意识的过程。进行道德实践，就要从现在做起，把弘扬正气，扬善抑恶当作自己的社会道德责任，应该看到在当前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紧迫性和必要性。时下，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拜金主义、本位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倾向，人与人的关系变成了赤裸裸的金钱关系，权钱交易，权权交易，行贿受贿，贪污腐化，等等。各种丑陋现象的出现，表明了目前在社会生活中部分人基本道德的沦丧，以及工具理性的扩张。如果任凭这种荣辱颠倒，是非不明的现象泛滥，那我们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就会延缓。因此，必须大力加强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教育，使每个人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基本任务。从现在做起，就是从今天做起，从一点一滴做起，在求真务实的道德实践中，从大处着眼，从小处着手，一点一滴，日积月累，不断提高道德修养的自觉性，达到较高的道德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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