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正确方向——关于改革的若干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正确论文,方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关于改革的方向
在正确思想路线指引下，十一届三中全会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富有远见地提出在党和国家工作的各个方面进行改革的任务。邓小平指出：“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一系列新的政策。就国内政策而言，最重大的有两条，一条是政治上发展民主，一条是经济上进行改革，同时相应地进行社会其他领域的改革。”而所谓开放，则是改革题中应有之义、改革的重要方面和改革的前提条件。在当今世界格局下，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我们改革开放的重要理论依据，就是毛泽东所说的“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其效应跟历史上所有的革命都一样，首先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它跟历史上其它革命不同的地方则在于，在解放生产力的同时还要解放生产者。我们知道，历史上只有资本主义才是“为生产而生产的”，它把生产作为人的目的，而人则只不过是生产的手段，“死的劳动支配活的劳动”。前资本主义和后资本主义其实都没有这个方面的问题。前资本主义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没有为后续社会准备物质技术条件的任务。后资本主义则因生产力问题已经解决而退到背景位置，人成了目的而生产只是手段，“活的劳动要支配死的劳动”。由此人类将要从“必然王国”逐步进入“自由王国”。所以，“人的发展”问题自当占据我们社会的主体和核心的位置。我们目前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当是资本主义时代的非资本主义方式探索。它要按社会主义的原则和方式，去完成为未来社会准备物质技术条件的任务。而我们当前改革的基本属性，就其普遍性说，是现实社会主义运动的“自我完善”，而就其特殊性说，则是我国当代背景下社会发展模式的“转型换轨”。邓小平指出：我们的改革，“是一种带革命意义的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它所引起我们社会的变化，比过去任何一次革命都要大。其意义不仅在于调整政策解决“文化大革命”的遗留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改变体制为下一个世纪发展作准备。它始终要以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中心。十一届三中全会一开始就以其鲜明的“改革开放”旗帜而载入史册。
在这全面的改革开放中，经济体制改革当是其基础工作、核心内容和重要方面。建国以来我国的经济体制，是在冷战时代和落后国家早期工业化需要的条件下，根据我们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独特理解，利用了传统的组织资源并参照“苏联模式”而逐步建立起来的。它在建造我国比较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过程中，曾经起了极为积极的作用。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环境的变化，特别是在当代科技革命和相应的生产日益社会化、国际化的形势下，已经变得越来越不适应时代的发展了。战争年代的那种军事式行政性集权方式，无法跟当代日益社会化的普遍交往社会现实相协调；如果不对它进行革命性的改造，确实难以在当今国际社会立足。这个改革的经济内容，是使原来带浓厚自然经济色彩的“计划经济”体制，转换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背后的社会实质，则不外是让庞大的社会资源冲破原先行政垄断狭隘框架的束缚，在整个社会的范围内实现“一体化”的“自组织”优化配置，并让劳动者有可能在一个相对公平和有序的竞争过程中得到某种自由和全面的发展。
这里必须指出，传统“计划经济”的根本弊端并不在于它的计划性，而是在于行政垄断下长官意志“瞎指挥”的反计划性；“市场经济”的主要优长也不在于它那“无政府主义”式不受约束的个人任性，而是在于一定“公共游戏规则”约束下当代人们所能接受的协调整合社会的资源配置优化方式。用“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的社会实质，在于让社会化取代行政化，而不是让个体化取代社会化。现代市场经济的基本走向，与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据和要求，有着某种内在的一致性。社会主义不外是市场经济内部矛盾运动的产物。马克思主义认为，当代社会主义只是生产社会化的目的、要求和结果而已。过去我们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曾经把计划经济的社会化背景误以为是大型化、集中化和行政化，因而使社会主义改造进入个体经济“归大堆”和经营方式“国有化”的误区。它那“命令经济”和“审批经济”的运作方式，又恰恰是同思想路线上的“行政权力标准”和“意识形态标签”联系在一起的。其实，没有职能分化的“人多势众”和缺乏社会整合的“行政垄断”，方向上恰好是反社会化的。现在我们也要警惕传统思维定势的扭曲，把市场经济的社会化背景理解为小型化、分散化和个体化。我们认为，个体积极性无法取代社会协调性，而个体经济又恰好是“行政权力支配”的社会基础；几千年来的封建社会，从来都是政治上高度集中和经济上高度分散的相济互补。现在把原先的国有企业当包袱甩到社会上，并不一定能解决其合理的运行机制；而简单引进境外财团力量，也不一定能支撑起我们民族经济的健康发展。
应该明白，高度的分散需要高度的集中，而高度的集中又是以高度的分散为自己的存在前提的。在这个两极振荡的框架里面，社会运行就只能是“天下大势，久分必合，久合必分”那“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治乱循环。过去“文革时代”所谓的“提倡一个公字”和“提倡一个忠字”，其结果是发展了封建式的行政垄断和人身依附。它那“增强领导班子，下放科室人员”的操作方式，明显跟当代社会职能不断分化和行政权力逐步交还给社会的走向不符。特别是在今天“从身份社会到契约社会”的演化过程中，如果仍坚持原先等级差序那种人的依赖关系机制，而在走向世界并形成“全球经济”的总体格局中，又日益让自己经济结构轻型化、单一化和依附化而造成对外依赖状态，这就很难说会有什么真正的出路。在这讲究经济实力的年代，企望用“靓女先嫁”的廉价出卖资源，并由此希望通过境外财团来为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恐怕是极不现实的。我们并不笼统反对外面东西的进入，但对外开放主要靠自己走出去，而不是简单地只让别人走进来。
由此回过头看，我们体会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开辟的改革开放方向，确实显示出一条顺应当代生产社会化的革命性道路。其本质内容在于改造环境而不是认同现存的一切。20年来的改革开放，使我们国家的面貌发生了很多带根本性的变化，人民生活改善了，国家实力增强了，整个发展状况上了一个新台阶。传统体制已经无可挽回地衰落下去了，而在这传统体制内部互相摩擦所形成的空隙当中，出现了多种经济成分的蓬勃发展、国际市场对外向经济的积极带动、不同社会利益集团的分化制衡、民间社会基层组织的重新组合，还有地方积极性的扩大和区域起飞的激励等等；这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形势的出现和社会自组织力量的生长，打破了原有行政主导“计划经济”的一统天下，松动了原有既得利益的僵死结构，并由此产生了向真正社会化市场经济过渡的现实可能性。就总的趋势来说，我们这20年来确是欣欣向荣的。但是，这体制外具有新因素的多种经济成分的不断发展，跟体制内历来如此的行政垄断方式的日常运作，由此又发生了对立和冲突。新旧两种体制互相胶着对峙和双轨运转，恶化经济环境，扰乱经济秩序，造成通货膨胀、贫富分化、分配不公、贪污腐化、道德滑坡、思想混乱等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各种社会矛盾都由此进一步尖锐化。改革中“放权让利”所形成的既得利益“刚性约束”，确有某种使改革停滞起来的倾向；而建立在国有经济僵化基础上的一些经济成分那不规范的竞争能力，到了公平竞争条件下是否仍然继承保持，也很可以令人怀疑。历史所要求的改革显然不能就到此为止。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任务，也很难说现在已经胜利完成。我们不能把应该克服的对象，说成是不可避免的代价甚至必须追求的目标。由此我们在充分肯定改革成绩的基础上，还要敢于面对改革中的矛盾和问题，并通过深化改革去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
二、冲破自我缠绕的“怪圈”
在这里，关键是怎样冲破、改革那自我缠绕的“改革怪圈”。我们目前的改革，是一种有领导的自上而下的“计划性”渐进式“增量”改革。其优点是避免社会震动和降低改革成本。但由于改革对象跟改革主体的某种意义的同一，改革过程又经常陷于“用计划经济方式去推行市场经济”，改革状态则老在体制外兜圈并进入两种体制长期胶着的双轨运转，有时还出现以改革名义去阻碍改革本身发展的现象。由此，一方面是没有任何经验的“摸着石头过河”，另一方面又是从上到下的有组织运转方式；一方面是多种利益的激烈分化，另一方面又是行政集权的垄断框架；问题和摩擦于是也就越来越多。目前我们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已经相当明确了，这就是人所共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呢？对此一些人的观念扭曲又确实颇为明显。例如，运转方式上市场经济讲究统一法度、规范行为、机会均等、公平竞争，可我们一些人却强调特殊政策、灵活措施、重点倾斜、优惠待遇；组织结构上市场经济讲究技术官僚、行业专家、咨询机构、职能集团，可我们一些人却强调大胆领导、开明婆婆、能人政策、强人路线；综合效应上市场经济讲究公平竞争下的平均利润率，可我们一些人却强调行政寻租下的收入最大化。总起来说，我们一些人所追求和强调的东西的背后，不外是一个不受任何制约的顽强的行政权力。由此看来，别人的“生产力发展”是社会行为，可是我们的“发展生产力”却是政府行为。所谓“改革怪圈”的核心，当是行政行为长期退不出经营活动，应该回到社会的行政权力由此无法逐步回到社会。这种不断自我膨胀的行政权力，不应该是宣称最后要“消灭国家”的社会主义对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当然，发展中国家要建立起统一的国内市场，必须要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来支撑；但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经营活动，又应该摆脱各种行政权力和行政偏好的干预。
本来，改革以来我们已经找到“党、政、企分开”、“所有权和经营权两权适当分离”、“转变政府职能”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正确方向。政党研究政治选择、政府主持社会管理、企业进行生产经营，是全世界市场经济的通例，中国特色对此也不能例外。但人们在具体操作过程中，打着改革旗号的若干做法却跟这个方向并不见得真的那么符合。例如，改革初期“包字进城”放权让利的工作方式，结果强化了基于企业信息不平衡的“内部人控制”状态，暴露出小生产跟大市场的矛盾，诱发了各种各样的短期行为，甚至还造成某种“鞭打快牛”效应；而“只给政策不给钱”自筹资金的“创收”活动，又诱发出各行各业的“行政设租寻租行为”和“行业垄断现象”，强化了各种特权的利益刚性，为日后进一步的改革设置了障碍。“利改税”、“拨改贷”就思路上说是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但由于政企长期未能真正分开和政府职能相应未能转变，因而在操作上经常事与愿违。
目前，高度集中的全国经济“大一统”开始瓦解了，取而代之的是高度分散、软化约束、平面扩张和行政主导的“诸侯经济”；行政垄断的范围给划小了，但各级政府仍然是投资主体和经营主体。而在“诸侯经济”倾向下的分散投资、缩小规模、重复建设、恶性竞争，又使我们的经济结构趋向于轻型化、单一化和依附化。在委托—代理关系上，市场经济所要求的“代理人跟委托人保持一致”，居然变成了颇具特色的“委托人跟代理人保持一致”。所谓“经理（厂长）负赢、企业负亏、银行负贷、政府负债”，一些主持经营的人由此“先富起来”，形成大量“富了和尚穷了庙”状态。几十年来都在低工资线上挣扎的工人群众，给一些高论者说成是“享有特权”而抹煞历史所欠下的实际债务关系，在改革中首先被要求明确其只能服从的“雇员地位”。在“放开搞活”口号下，人们陷于全民经商的流通混乱；在“制度创新”追求中，人们又进入金融投机的泡沫经济。一些基于行政偏好的“改革”措施，使机构越精简越膨胀；某种通过虚假广告的宣传方式，更给人们思想越搞越乱。“神仙一把抓”的加强领导方式，由于缺乏合理的职能分化，始终没有能够解决我们企业组织运行素质差和产业结构互补性能差的问题。
民谚有云“当官要做曾国藩，经商要学胡雪岩”，这里突出的是官商结合。我们长期形成的“官商传统”，正在诱发某种使国家资本演化为官僚资本的潜在倾向。科层管理上职能合理分化不足和社会发展上权利义务平衡不够，是传统官僚垄断得以持续下来的基本原因。所以古老的“官本位”制，在别人哪里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日趋衰落下去，而在我们这里却是随着“发展”市场经济而日益加强起来。这种不要理论和不顾一切的无赖式乱闯乱冒，难道就真的那么符合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开辟的历史方向吗？有意思的是，目前我们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换过程中，可一些被认为是先进的地区、单位或个人却公开宣称，要到北京“跑步（部）前（钱）进”以便让自己的项目“进笼子”，这真叫人不知要说些什么才好。一些外在于新社会的历史前提，有可能构成摧毁历史新质要素的工具。我们以为，改革本身的别无选择性，并不等于改革具体措施的别无选择性。在社会的历史运行中，改革毕竟属于非常时期，它总是要进入正常时期的。一些百年不变的具体改革政策，很可能会使这种改革受损，改革开放初期没有经验，作些摸索和试验是完全应该的。但是现在改革至今已经20年了，我们应该而且可以对改革中有关政策措施的适用条件，以及这些措施在实施过程中的成败、利害、得失，进行理性的认真的审视清理和深入的自我反思，才能为改革本身找到出路。
有论者认为，改革开放中这些扭曲和误解，只是外来的“西方文化”影响和腐蚀的结果，它跟我们的思想、决策和传统并无关系。但现在的情况却是西方文化在我们一些人的“认知屏幕”上被弄得面目全非。由此别人建立在全面分工基础上的“商品经济”，我们一些人却理解为不要分工、全民经商的“商人经济”；别人讲求信用、强调契约的“市场经济”，我们一些人却理解为运行上坑、蒙、拐、骗和结果上假、冒、伪、劣的“赌场经济”；别人发展商业是要节约流通成本，可我们一些人发展商业却要增加流通成本；别人的第三产业要建立在一、二产业高度发达基础上，而我们一些人的第三产业却要建立在一、二产业萎缩的基础上。如此等等。
这里对若干基本概念理解的分歧，应该是颇能说明问题的。例如，别人理解的“所有制”，是基于合理分工横向展开的人与人的关系，其落脚点是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可我们一些人理解的“所有制”，却是等级差序纵向展开的人对物的占有，其着眼点则是所有者对生产资料的支配状态。别人理解的“产权”，是规范交易双方的法律概念，是用以防止所谓“偷懒”、“偷步”、“搭便车”和“成本外部化”，亦即要让“外部问题内部化”；可我们一些人理解的“产权”，却是孟子式“有恒产者有恒心”的占有概念，用以激励人们尽快“发财致富”，并且力图形成“成本是社会的，收入是自己的”的结果。别人在“国民财富”背后，发现各种矛盾冲突；可我们一些人在“国民财富”面前，看到的只是和谐稳定。别人理解的“发展”，是从“私人资本”走向“社会资本”的“大鱼吃小鱼”；可我们一些人理解的“发展”，却企图从“社会资本”回到“私人资本”的“小鱼吃大鱼”。所谓“公到极点为私，私到极点为公”，这是一种缺乏社会职能分化观念的小生产观点，其原型是我国古代土地集中和土地分散的历史循环运动。让全国人民“各顾各”的分散化方式，不但难以保持邓小平所说“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优越性”，而且还无法解决当代工业生产的日益社会化问题。笔者并不认为必须模仿西方道路。恰好相反，中国基于自身内外两个方面的条件，绝不可能重复西方式道路。而且，西方式市场经济也有其自身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它在当今信息革命和知识经济的进展面前已经暴露出其发展的极限。但现在问题在于：我们对一些概念的独特理解，并不见得比西方观念离未来社会更近。我们的改革到底能否在扬弃旧体制的操作中，同时扬弃旧体制的操作理念呢？
三、扬弃旧体制的操作理念
目前，我们正处于改革的“攻坚”阶段。旧体制这个“堡垒”到底能否被“攻下来”，有赖于我们对当前整个社会矛盾运动的清醒认识。已经解决的问题与没有解决的问题，应是有所区别的。在这情况下过于夸张的“突破”宣传，对我们完成改革任务不一定有利。对于我们当前的任务，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是这样表述的：“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经济体制改革要有所突破，政治体制改革要继续深入，精神文明建设要切实加强，各个方面相互配合，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按笔者理解：所谓“要有所突破”，就是指急需突破而还没有突破，由此把突破作为必须完成的任务；所谓“要继续深入”，就是指按照原来的思路深入下去而不另提一套；所谓“要切实加强”，则是指要解决“一手硬、一手软”的问题，让“两手都要硬”起来。这里相当平实，并没有什么“突破”的夸张说法。所谓“突破”，是指“越出原来的约束空间”。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的历史性转折，是对传统体制及其运行的一个真正的突破，以后的发展成绩极大，但都是在这个突破后的“约束空间”基础上进行的，因而可以看作是这个突破的延伸。在这过程中，各个方面的局部突破自当不少，对此也应实事求是地给予肯定和宣传；但总起来说，只有当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开放任务已经彻底完成以后，才好提新的突破。应该明白，我们的旧体制，是在1953年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建立起来的。毛泽东1956年发表《论十大关系》开始考虑要对它进行改造；他的“三面红旗”和“文化大革命”，在一定意义上也是改革旧体制的巨大实验。他改了20年，结果是失败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又以新的思路对旧体制进行改革，至今又是改了20年，其中成绩相当巨大，市场经济的雏形出现了，传统的“短缺经济”也逐步地演化为“过剩经济”；但“计划经济”旧体制的“硬核”至今仍未能解决，作为市场经济主体的“现代企业制度”远未成熟，市场要素和市场关系很不完备，市场规划也没有得到充分的尊重。现在一方面是理论宣传上讲已经不断“突破”，另一方面则是3 年内建立起来的东西40年却未能彻底改动。这强烈的反差，叫人到底应该怎样去理解呢？
改革开放过程中所出现的事情，并不就等于改革开放本身。改革开放面临的这种矛盾和问题，更需要通过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去解决。而对改革开放大方向的扭曲变味，则不能当做改革开放本身而一味地坚持下去。国家对社会生活及经济秩序进行宏观调控，也不应因个人好恶而看作是对改革开放的什么“干扰妨碍”甚至“反攻倒算”。党的十三大文件对此说得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很长的历史发展过程。我们对这个阶段的状况、矛盾、演变及其规律性的认识，在许多方面还知之不多、知之不深。我们的许多方针、政策和理论还有待于完善，要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经受检验，得到补充、修正和提高。我们既不把书本上的个别论断当作束缚自己手脚的教条，也不把实践中已见成效的东西看作完美无缺的模式。必须在实际工作中鼓励探索和开拓，在理论研究上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所谓坚持改革开放，就是要按照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的正确思想路线，深入地分析和妥善地解决我们所面临的客观矛盾，让自己的追求更为契合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与此相应的操作选择，也要相应地反映当代日益社会化的物质生产、日益整体化的人类利益、日益多样化的文化发展和日益复杂化的人际关系，真正跳出传统社会那种分割封闭的物质生产、局部孤立的人群利益、单一片面的文化发展、线性依赖的人际关系，切实建立起协调和谐的社会自组织秩序和从根本上提高国家的总体生产素质和能力。特别是近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还有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的浪潮，又一次表明今后实际生活变化之激烈和深刻，将要达到前人怎样难以想象的程度。在这个需要真正实力的年代，那种用非生产性的聚敛财富去取代生产性的物质建设，恐怕是很难定义和标榜为什么“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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