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与四维学会述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四维论文,张学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4.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909(2009)09-0102-08
在以往的张学良研究中，四维学会问题清晰度不高，有些表述较为含混，本文综合利用大陆和台湾的相关资料，尝试厘清这一问题，对张学良与四维学会的关系，以及在此过程中的蒋张关系作进一步的梳理和分析。
一、张学良回国与四维学会的成立
九一八事变和东北沦陷，使当时国内最强大的东北地方集团蒙受最大的耻辱和损失，张学良在经历了下野、戒毒、出国后，1934年初结束了历时八个月的旅欧生活后回国，3月1日，在武昌就任鄂、豫、皖三省“剿匪”副司令。就任新职后，张便酝酿与蒋介石合作成立一个新的组织。1934年3月21日，张学良在武汉会见复东会①的负责人王卓然、王化一，二人向张汇报了复东会的工作后，张学良提出拥护蒋介石独裁，取消复东会，与蒋介石合作成立新组织的主张，并于4月1日派王卓然、王化一去南昌晋见蒋介石，二人向蒋报告了复东会的组织和九一八后东北民众的抗日救国工作，在谈到张学良欲与之合作组织新团体时，蒋当即表示同意，并指定刘健群、邓文仪、戴笠和王卓然、王化一共同商量具体办法。双方协商后，决定以下各点：“一、定名‘四维学会’，为秘密组织。二、彻底融合蒋、张两方核心干部，拥护统一领袖，肩负复兴民族大业；继续东北抗日工作，以作发动全国抗日之准备。三、蒋为事实上的领袖，不居名义；组织理事会，由张就近领导。四、张负责说服取消‘复东会’，其领导人加入新组织。五、会址暂设武汉。”[1](P673)根据上述各点又拟一草案，蒋介石亲审后批准。4月10日，在汉口太平洋饭店举行第一次筹备会，决定推举7人为筹备员，发起人以60人为限。15日，邓文仪、戴笠、王卓然、王化一返汉，向张学良汇报了谒蒋经过，张学良同意草案的内容。同日，王化一返回北平，向复东会核心成员传达了张学良取消复东会、与蒋合作成立四维学会的意见和去南昌的经过，与会者发生激烈争论而未果。26日，王卓然再次由汉回平转达张学良的希望，并进行说服工作。同时张学良又派黎天才来平疏导。5月7日，张学良在武昌徐家棚公馆与到达武汉的阎宝航、高崇民、卢广绩、王化一再次就成立四维学会问题进行了长谈，大家勉强同意了张的意见。
5月9日下午5时，在上海银行公会举行“四维学会”成立大会，筹委会公推刘健群、王卓然、梁干乔、阎玉衡、赵龙文、王化一、黎天才7人为主席团成员。主席刘健群主持会议，王卓然报告筹备经过，张学良代表蒋介石监誓并训示，蒋介石被选为名誉会长，张学良被选为名誉理事长。出席会议的有发起人共计46人，入会宣誓者48人（此后在南昌、南京分别有2人、3人宣誓入会），贺衷寒、王卓然、王化一、刘健群、阎宝航、邱开基、丁炳权、黎天才、吴瀚涛、邓文仪、高健国、曾扩情、戴笠、梁干乔、卢广绩15人当选为理事，赵龙文、阮奇、周从政、刘广瑛、关吉玉5人为候补理事。王卓然被选为理事长，邱开基、黎天才、王化一为常务理事。会议决定总会暂设汉口，8月15日移至武昌。成立的当天，张学良即向蒋介石报告了该会成立的情况，并“渴望钧座手书训词，指示一切”，12日，蒋介石何应钦均来电勖勉[2](P160)。至此，蒋张合作的秘密的政治组织诞生了。
二、四维学会成立的原因
1934年的中国，蒋张作为国内两大军事政治集团，在当时的国内尤其是国民党内的政治生态中，一个属中央集团，一个属地方集团，双方联合组织一个小规模的秘密的政治组织，是一个颇具特殊意味的政治现象。究其因由，可以从张学良和蒋介石两个方面作基本分析。
从张学良方面看：第一，成立四维学会的根本目的是收复东北，四维学会的会章中体现了这一点。其宗旨之一是“恢复固有领土，复兴中华民族”，誓词中也规定：“余觉悟国难重重，余自己实负一分子之责任……牺牲自己私利私见私爱私怨，以复兴中华民族”[2](P160)。如何收复从他手中失去的东北，并如何重新取得蒋介石的信任支持等，无时无刻不萦绕在张学良心头。1934年4月在他离职赴欧前，就致书东北军将领及名流，勉励他们为了收复东北，“武要保存东北军实力，文要发展东北大学”[1](P646)。旅欧期间，在罗马与抗日名将马占山、李杜、苏炳文会晤，赞扬他们的抗日精神，鼓励他们回国后继续抗日斗争。致书王树翰也称：“现虽寄身海外，但有三事尚不敢忘：一曰国难，二曰家患，三曰家仇”[1](P648)，又致电万福麟，劝告东北各将领，宜一致团结，服从蒋介石指挥，坚决抗日。7月，宋子文和张学良在意大利相遇，张还向宋表达了在欧洲转一转即拟回国共赴国难的愿望。此外，为重兴抗日，他甚至想趁机访问苏联，以取得苏联的同情和支持。张学良旅欧考察的主要目标是德、意两国，他最大的兴趣是德、意两国在战败后是如何走上了复兴发展道路的，想以此为借鉴，探索出一条复兴中国之路。他造访和参观了德、意、英、法等国军方高级官员和军事工业、学校以及国防设施等。上述不难看出张学良虽身在异国，却心系抗日复土大业。1934年1月，他在谈到回国原因时说：“我是倦鸟归林，在国外居久了，天天受到刺激，心总像沉一般的燃烧着，恨不能化作精禽，立刻飞来，劝国人真正做到精诚团结四个字，把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明天就要治好”[3](P4)。在他重掌东北军帅印后，对东北军将士的讲话中，几乎没有一次不提到东北军人的使命是收复东北。1934年5月在《告将士书》中号召东北军官兵：“我们应当努力收复失地，努力光复中国固有的领土，这是我们一时一刻不应忘记的”[3](P69)。1934年6月和9月两次和东北军官兵讲话也强调：“只要我们有口气存在的时候，即应看东北问题为我们所应毕生努力非求解决不可的最高问题”[3](P235)，“我们东北的军人，一天不见东北收回，心中便一天不安，死了也不能闭眼睛的。我们活着应当为收复东北而努力，死了应当将尸骨埋到东北去”[3](P102)。张学良视收复东北为其毕生奋斗的最高利益，能够同执掌中央大权的蒋介石集团联合成立一个专门组织，谋划抗日事宜，对张而言，无疑遂其心愿。
第二，从东北军的状况看，已今非昔比。九一八事变前的东北军是当时中国地方军队中实力最强、惟一一支兵种齐全的军队。但九一八事变后，撤入关内和原在关内的约20多万东北军，背井离乡，失去了充足的给养供应和赖以生存、发展的地盘，不得不依附在蒋介石的权势之下。蒋介石的亲信之一，北平军分会政训处处长刘健群回忆说：东北军“在关外时，一切富裕，不需担虑任何开支。入关以后，除正规部队外，还有附带的眷属亲友，若干款项是不能加入任何报销的……东北军这些时候，感觉得到的是处处都拮据，处处都不方便。听说委员长批的款项有时主管部门，以格于规定，表示为难，还要多方交涉，七折八扣，才可以领得”[4](P239-240)。更重要的是东北军内部思想混乱，军纪松弛。“将骄兵惰，日趋腐化”[5](P87)。这和张学良所见到的德国青年军人之精神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尤其是和武器装备严重不如东北军的红军交手后接连失利，更使张学良寝食难安，他决心改造东北军。制定《标准师方案》，使东北军逐步达到《标准师方案》的标准。在上述基础上，希望再依靠四维学会这个组织，训练培养精英，使他们达到身体强健、增进知识、“绝对服从领袖爱护国家”、爱助同志、“明是非别善恶除贪污”、在国家需要时“尽最后最大之牺牲”，[2](P160)继而以这些精英训练、影响、带动全体东北军，使东北军达到政治上思想上的统一，真正成为一支纪律严明、骁勇善战、不怕牺牲、能担当收复东北重任的军队。
第三，从张学良自身来看，他“从未作过任何部下，未有过任何长官”的我行我素的时代已经结束[3](P536)，中原大战时的中间调停人地位也已不在，昔日关键时刻成为蒋介石依赖的对象和左右全国政局、处在超然地位的地方实力派，今日失掉了地盘，做人部下和臣子，既是心甘情愿，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他在与复东会领导人谈到欲和蒋介石合作时曾说：“我这个想法，是没有办法，我若脱离蒋介石，不出三个月，东北军就得饿肚子，这个问题使我非常苦恼”[6]。他现在已没有像解决中东路事件那样来单独和日本交涉或武力收复东北的实力和条件了，必须与蒋介石合作，取得蒋的信任，借助蒋介石中央的力量。1934年5月，张学良与阎宝航、高崇民、卢广绩、王化一长谈时说：“咱们东北的主要目的是打回老家去。我们自己力量不够，必须与握有军事实力的黄埔军相结合”[1](P690)。他还多次谈到“东北是整个中国的东北，收复东北也必须全部中国人来共同负责”[3](P183)。
另一方面，是张学良“拥护领袖”的集中体现。首先，从四维学会的名称来看，“四维”取自蒋介石正在发起的以提倡“四维八德”为核心的新生活运动中的“四维”，即礼义廉耻。国难当头，起一个和抗日毫无关系的名字，来迎合蒋介石，足以体现张拥护领袖之良苦用心。其次，从四维学会章程来看，誓词规定，凡人本会者，必须“誓恪遵本会纪律，服从唯一领袖”，会务中规定，会员要“绝对服从领袖”，[2](P160)会礼之一规定，当会员参见队长或领袖时须行本会最敬礼，“以右手高举握拳，表示团结，拇指嵌入，表示拥护领袖”[2](P162)。这里的“唯一领袖”、“领袖”当然就是蒋介石。张学良为什么会从一个与中央保持一定距离和相对独立的地方实力派，到现在如此热衷于拥护效忠领袖呢？这就是他8个月零17天的旅欧所得。正如刘健群所言：“张到欧洲考察回来之后，似乎他认为最得意而有心得的，不是工业，不是经济，也不是军事，而是政治思潮和制度。他对于希特勒与国社党领导德国的复兴，以及墨索里尼与蓝衣社领导意大利振衰起弊的成就，不仅是欣羡，而且说起来，头头是道。他认为中国的富强复兴，应该以德意为借鉴。……他认为要以他在德意考察所得，再凭他充沛的精力，以此翊赞蒋公，为他分劳。使中国突飞猛进”[4](P233-234)。张学良旅欧期间，潜心研究法西斯党运动及组织，对法西斯制度表示出了特殊兴趣，赞叹法西斯组织与运用方法[1](P648)。他决心在中国建立法西斯组织，拥护领袖独裁。1934年1月，张学良发表旅欧心得，表示对德意两国“一个感触是他们民众拥护领袖的热烈，使他们领袖得以放手作事”，中国人若不愿意当亡国奴，就要“容许一个领袖有试验的机会，拥护一个主义，使得发展其效能”，这样中国“始得成为有组织的国家，始得免于沉沦永劫之祸”[3](P3)。1934年11月，在答华盛顿邮报驻远东记者提问时说：“中国现正需要有一独裁者，建筑良好政府之堤坝，俾可挽救国家于狂澜……当此时机致时，将有一仁慈之独裁者，开始统治国家，以度过现在之国难。”[3](P261-263)
那么，在他看来，从政治和军事实力上来讲，“中国实行法西斯主义时，最适当之领袖，非蒋中正先生莫属”[3](P104)。1934年1月，张学良与王化一等人畅谈旅欧感想时说：“中国必须真正统一，拥护一个强有力者做领袖，像德、意两国那样，先把国内搞好，然后才能对外抗战，现在只有蒋先生有资格做这样的领袖，因此我们决心拥护他作领袖”[1](P659)。同年9月，他还专门作了题为《民族领袖与民族生命》的演讲，谓：“蒋委员长的健康，绝不是他个人的问题，因为他一身所系是太重大了，整个民族国家的生命完全寄托在他的身上”[3](P216)。既然决定拥护蒋介石作独裁领袖，而蒋介石提出当时的基本国策是“攘外必先安内”，这正与他在德、意所见所得相吻合，于是他便接受和贯彻这一国策，并教导部下：“委员长是我们的唯一领袖”，“要无条件的拥护领袖”[3](P172)，“我们的国家，现在已到了万分危急的时期，内忧外患，重重逼来，大家再不努力，马上便有亡国灭种的可能，不过今日唯一的先决问题，是在‘安内’，能‘安内’，才能产生一个健全的统一的政府，有了健全的统一的政府，才能‘攘外’，才能谈到收复失地。而‘安内’最重要的工作，便是消灭赤匪”[3](P9)。这时的张学良拥蒋甚至可以说达到了盲从的程度，他强调“即使这个领袖的领导错误，思想错误，行动错误，我们也必须无条件的跟着走，而且确认他的领导、思想和行动都是对的”[3](P172)。他还从伦理的角度来看待自己与蒋的关系，“不仅是以委员长为长官，为领袖，而是亲切的长辈”[4](P234)，他希望自己以部下的地位，使得拥护领袖顺理成章，再以晚辈的姿态伺候蒋左右，便于自己向蒋陈明抗日主张，影响其决策，推动其抗战。张学良除了参加军事剿共，宣传拥护领袖的实际行动支持蒋介石外，再建立一个类似德意那样的专门组织，不但使其拥护领袖有组织依托，更便于拥护领袖工作的顺利进行，而且可以达到和蒋在政治上组织上的进一步合作，就这样，蒋张合作的四维学会便应运而生。
从蒋介石方面看，第一，蒋介石之所以继续拉拢张学良，甚至与张进行小组织式的合作，是因为当时蒋介石政权内外交困，岌岌可危。内部，蒋介石仍面临着国民党众多反对派的严峻挑战。中原大战蒋介石以武力暂时平定了内部的反对派，但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打着“安内攘外”的旗帜，利用中央所谓的“正统”地位，借“剿共”之机继续推行削弱甚至是消灭各地方集团。各地方集团也往往以“安内攘外”政策作为攻击蒋介石统一军政大权的重要话柄。外部，“剿共”连连失利，因对日不抵抗丧失领土而遭到国人的谴责之声不绝于耳。恰逢此时，张学良提出“拥护领袖，复兴民族”的口号，公开支持蒋介石独裁，这不仅是蒋介石拉拢张学良的好机会，更是他回击反对派、在全国人民面前树立威望，在实行武力统一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政治上、思想上统一，最终真正实现独裁所迫切需要和求之不得的。
第二，蒋介石对张学良集团尤其是其复东会不放心，谋求进一步加以控制和为我所用。东北集团虽然实现了改旗“易帜”，甚至是在中原大战中支持蒋，但双方的矛盾也一直存在，有时还显得非常突出。九一八事变执行蒋的“不抵抗”政策，遭受了两大损失，一是实力上诸如地盘、军力、经济等巨大损失；二是政治上背负“不抵抗”和丢失东北的骂名这个比实力更大的精神和名誉损失。而造成这两大损失的人，在东北集团的大多数成员看来无疑就是蒋介石。所以，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集团内部对蒋介石中央的不满情绪在加剧，抵制和反对南京方面的渗透和控制，自行抗日的组织和活动此伏彼起。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被迫结束后，东北集团又成立了复东会，排除了国民党CC派分子，这引起了南京的敌视和怀疑，CC派分子便密报蒋介石说东北中学、东北大学、东北军都已经“国家主义化”了，还存在一个敌对的秘密组织复东会。尽管1934年初张学良当面向蒋介石说明“复东会”是他旧属的抗日复土的救亡组织，但蒋仍不放心，命复兴社特务处长戴笠偕同刘健群去平津调查。调查的结果，他们认为复东会是关内东北人的一个核心力量，且与张学良关系密切。[1](P664)复东会旨在宣传鼓动抗日，这与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相悖，蒋“对‘救国会’‘复东会’早已厌倦，认为这些组织整日鼓动抗日，影响其安内攘外政策推行”[7](P34)。在对这样一个抗日组织不便公开取缔的情况下，如果能和张学良合作成立一个组织，不但可以名正言顺地将其亲信安插其中，监视张学良东北军这个异己力量，以组织的形式在政治上思想上对张学良东北军进行控制，而且复东会也可自然取消，一举两得。于是蒋与张“商议以‘四维学会’代替复东会”[7](P34)。
三、四维学会的组织结构及功能作用
四维学会作为一个秘密组织，制定有严格的组织制度，即《四维学会会章》，该会章1934年5月通过，同年11月第六次理事会修正。会章对这一组织的名称、宗旨、誓词、会礼、会徽、入会的条件及对会员的保障与惩戒，会务、基本组织结构及职权等方方面面加以规定。通过这一会章可窥见其基本的组织机构、制度规范和人员结构及其变化。
从组织机构看，尽管这个组织存在时间不长，但机构变化较大。按1934年5月通过的会章规定，四维学会采取理事会制。理事会由会员代表大会选举理事9-15人，候补理事5人组成。第一届理事会由当然会员选举。理事会设理事长、副理事长各一人，由理事互选产生。理事会组织常务理事会，常务理事除正副理事长外，再由理事会推举两人担任。理事任期三年，连选连任。理事会设书记1人，干事若干。理事会下分总队、大队、中队、分队、小队等组织。每个小队由会员三至九人组成；每个分队由二至五个小队组成；每个中队由二至五个分队组成；每个大队由二至五个中队组成；两个以上大队组成一个总队。此时四维学会组织结构见下表[2](P161)：
四维学会组织结构图（一）
从上图可见，此时的组织结构，横向结构较为简单，但纵向结构即层级结构比较复杂，从总队到小队就有五级之多。
修正后的会章与原会章差距较大。删除了原会礼、会徽两条，原会务改为会员守则，“合并并简化原有个人训练及团体工作条文。并于第五条明文规定‘本会采取集权制’，以会长为唯一领袖，下设理事会。原会章规定理事会由会员代表大会选举，改为会员直接选举产生，理事规定十五人。理事会删除原会章中副理事长一职，书记改为书记长。变动较大的是理事会下设的组织，原会章规定下分总队、大队、中队、分队、小队各级组织，较为庞大；修正后改为分会、区分会、小组，层级减少，组织较为紧密。誓词亦作大幅度修正，删除‘余觉悟国难重重，余自己实负一分子之责任’、‘牺牲自己私利私见私爱私怨，以复兴中华民族’等句，‘服从唯一领袖’亦改为‘服从领袖’。其余各条，在文字上亦作相应幅度调整。”[2](P159)会章修正后的组织结构，由理事会制改为会长制即“集权制”，虽仍设有常务理事，但并未明确常务理事会这一机构及其职权，其组织结构尤其是纵向结构简单化即扁平化了，见下表[2](P162)：
四维学会组织结构图（二）
从制度规范看，比较前后两个会章，虽然变化较大，但也有一些制度规范基本未变，如该会的宗旨、对会员的约束等。变化最大的是该会的领导制度。会章修正前，该会的领导制度是理事会制，理事会及其常务理事会是其领导机构，实行集体领导。根据会章规定，理事会的主要职权有：“选举理事长、副理事长及常务理事。审核本会预决算。通过各队队长人选。决定本会工作方针。制订本会一切规章。解释本会一切规章。通过并执行会员之奖惩事宜。理事会闭会期间由常务理事会行使其职权。”此外，理事会还有核准该会会员之权。理事长只是理事会的成员之一，对外代表该会，作为理事会及常务理事会当然主席，他要“执行理事会及常务理事会一切议决案”[2](P161)。会章修正后，虽然理事会的基本职权未变，但在理事会之上设置了会长，明确规定了“集权制”的领导体制，会长是该会的“唯一领袖”，该会会员须“经理事会呈报领袖核准”，该会会章也得“由领袖核准施行之”[2](P162-163)。
从人员结构看，作为蒋张两大集团合作成立的秘密政治组织，其人员构成无疑来自两大集团，综合该会的《过去一年工作摘要报告》和《会员名册》等文献，可以看出，基本上由张学良东北集团的中高层文人干部和蒋介石中央集团的复兴社等组织及军政机构的成员共同组成，会员53人，预备会员124人。在领导层中，成立时的15名理事中，东北方面占7人左右；4名常务理事中，东北方面有3人，理事长为东北方面的王卓然。在领导层的人员结构中，两大集团人员基本持平，从所处位置看东北方面略占优势。
任何组织的建立都是因应时势及其主体的需要，都必然发挥其自身的功能和产生相应的作用。四维学会成立于民族危机日趋加深的岁月，从其成立的目标、目的和宗旨看，其民族主义性质非常鲜明，从这个意义上说，可谓是一个特殊的抗日组织，但在这方面，并未发挥其应有的功能。从目前接触到的资料尤其是该会《过去一年工作摘要报告》中看出，该会成立后的活动主要在建立下级及外围组织，进行人事布局方面。如决定成立南京、北平两个区分会，分别以曾扩情、邓文仪（邓去苏联，由刘詠尧继任）为两分会干事；成立上海、杭州、南昌三个直属小组，分别以陈质平、赵龙文、阎宝航为组长；组建四个总会小组，第一组组长王化一、书记黎天才，第二组组长王维新、书记张松筠，第三组组长杨为桢、书记张潜华，第四组组长阮齐、书记田雨时；北平区分会还组建了三个分会小组，第一组组长高崇民，第二组组长于成泽，第三组组长韦锡九。1935年2、6、7月间，成立了南京、北平、武昌三个新生活俱乐部。南京新生活俱乐部共计会员130人，会友40人，张松筠负责办理，经费每月800元；北平新生活俱乐部发起人共计78人，由曾扩情、于成泽负责办理，经费每月400元；武昌新生活俱乐部共计会员18人，会友48人，由刘詠尧、吴瀚涛负责办理，经费每月400元[2](P164-165)。
如果进一步放宽视野，将四维学会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和政治生态尤其蒋张两大集团的关系中，不难看出，该会基本上具有如下政治作用：
其一，1930年代前后，国民党地方集团往往都成立自己的组织甚至是秘密组织，这些组织基本上都是防备蒋介石中央集团对地方进行渗透瓦解的，像张学良东北地方集团这样与蒋介石中央集团合作成立秘密组织还极为鲜见。对于张学良这样一个亡省亡家的“地方”实力派，要达到光复东北的目的，一方面要保持东北军实力，防止蒋介石对东北军的渗透和分裂，同时还要倚重中央的力量，取得蒋介石的支持与信任，伺机向中央渗透，拉近与蒋介石中央的关系，影响和推动蒋介石抗战。四维学会的成立，在某种程度上消除了蒋介石的一些疑虑，张学良趁机把一些高级军官送到庐山训练，阎宝航还担任了“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书记兼干事，增加了和中央军及国民党上层人物的接触机会，加强了和中央的联系。
其二，四维学会的成立，一定程度上进一步整合与团结了东北方面的抗日力量。东北的抗日组织从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到复东会，因为得不到蒋介石中央政权的支持而异常困难。四维学会东北方面的成员都是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和复东会的骨干，并因为蒋介石中央集团的参加比前两个抗日组织具有合法性，使张学良东北集团能够比较放手地开展抗日工作，也以此影响推动蒋介石抗战。此外，在和蒋介石合作的两年多时间里，“剿共”损兵折将，披甲还乡梦想破灭，使张学良对蒋介石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促其下定决心，停止内战，联共抗日，于是才有了西安事变。
其三，四维学会的成立，也便于蒋介石进一步拉住张学良。张学良和其他地方集团不同，拥护蒋介石，与中央合作的态度始终比较明确，其间双方虽有矛盾，但却没有直接的军事冲突。现在他率领的东北军虽是流亡军队，但对蒋及其反对派意义都很重大，因此，张刚刚回国时，胡汉民两广反蒋集团便向张学良伸出了橄榄枝，张虽未所动，但蒋仍心有余悸。东北军姓张不姓蒋，张学良出国后蒋介石几次想调东北军“剿共”和平定福建事变，都因没有张学良的命令而未果。对东北军的渗透、控制、削弱、瓦解、为我所用，是蒋的既定目标，要想实现这一目标，必须使张重掌东北军帅印，再凭借中央的正统地位和以往与张之关系拉住张。使蒋始料不及的是，张学良回国立即提出拥护领袖统一中国的口号，并要求和其联合成立新组织，使蒋介石轻而易举地得到了回击内部反对派与“剿共”很大的精神和物质力量。在四维学会中，蒋介石把其特务组织中的重要人物戴笠、刘健群、贺衷寒、邓文仪等安插其中，实现对张学良东北集团的渗透、刺探、分化、控制。从一定意义上说，四维学会的成立，不但使张学良暂时疏远了蒋介石的反对派，而且还使其在拥护领袖的旗帜下忠实地执行了他的安内攘外政策，率东北军上了“剿共”战场，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既削弱东北军，又消灭红军的目的。
可见，四维学会虽未发挥其应有的功能，但其实际政治作用是复杂多面的，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九一八事变后到西安事变前张学良的心路历程和蒋张的特殊关系。
四、四维学会的结束及其缘由
据笔者目前所能见到的材料，反映四维学会成立以来所进行活动的很少，仅见上述《过去一年工作摘要报告》中所记。1936年11月中旬，张学良在西安金家巷公馆召集阎宝航、卢广绩、黎天才、王卓然、王化一等座谈，从上午十点一直到下午四点。张表示了绝不再参加内战和联共抗日的决心。至此，四维学会便在张学良“暂行搁置”的指示下，无声无息地宣告结束。[8](P1089)[9](279)从1934年5月赫然成立到1936年11月黯然结束，四维学会存在了两年多，最后却不了了之，究其缘由如下：
第一，民族危机加剧，四维学会没有抗日作为，有违初衷。华北事变前张学良的工作重心在拥护领袖和剿共上，之后则在攘外以安内上。1935年日本加紧对中国华北的侵略，南京政府再一次妥协退让，于是有了屈辱的《何梅协定》，其内容之一就是日方要求罢免于学忠河北省主席一职，其间，就此张与蒋函电往返磋商，当蒋要求于学忠在“三五日内自动迁保”时，张复电谓：“中国的封疆大吏，不应以外人的意见为转移，如此例一开，国将不国。此事所关孝侯的事小，而对于国家主权攸关的事大”[3](P314)，明确表示反对，还就此专门飞往成都，于6月3日、4日两次与蒋会晤，但最终没能阻止。6月6日，于学忠被免职，调任“川陕甘边区剿匪总司令”，张返回武汉后大为伤感，对部下说：“国人早先骂我不抵抗，我现在很希望领袖给我变换任务，不叫我剿匪，叫我去抗日，我觉得剿匪牺牲，不如抗日牺牲更有价值”[10](P159-160)。其后，当张学良又惊闻《秦土协定》的消息时，再次放言：“九一八后我们误信国际联盟，及其他和平机构，错认公理可以制裁强权，所以步步退让，总希望得到外来的帮助。现在这一切迷梦都可以醒了，我们唯一的道路，就是靠自己死中求活，政府应当发动整个民众，与日寇拼命”[10](P160)。在日寇步步紧逼的事实面前，他终于开始怀疑甚至反感“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了，更是不愿再背负“不抵抗将军”的恶名了，对蒋介石的怨忿也公开表露了出来，他说：“不抵抗的责任不应由我张学良一人担负，就算是我一人的罪过，那么一误岂堪再误！一人误岂可全国也误，一时误，岂可永久皆误。国人皆骂我不抵抗，现在大家就应一致奋起，一致抵抗才是！”[10](P152)同年11月下旬，当土肥原抛出“华北自治方案”，并在平、津一带挑衅时，张学良命其部下：如日寇在北平发动事变，一定要誓死抵抗，不得退让一步[8](P937)。此外，张学良在“剿共”中连连失利，其中109、110两个精锐之师全军覆没，在痛心疾首之余，更加怀疑“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再加上中共对张学良东北军的统战工作，使其先前的盲目拥护领袖开始动摇，对中国问题和德、意两国的法西斯主义有了相反的认识，“感觉意德法西斯主义的成功，是由于向外发展，为国家争取光荣，恢复权利，所以其领袖赢得人民的爱戴，获得政策之成功。中国政府，若是对内一寸一寸的收复，对外一省一省的退让，必遭广大群众的唾弃，结果政府与国家必同归于尽”[10](P161)。1936年9月，他致电蒋介石陈明主张抗日，反对“剿共”，谓：“欲救亡图存，复兴民族，良以为除抗日外，别无他途……欲抗日必须全国力量之集中”，并公开批评中央，指出：在抗日声浪弥漫全国之际，“中枢有领导民众之责，似应利用时机，把握现实，坚民众之信仰，而谋抗敌之实现”，然而，“彼时中枢或反处于被动地位，其失策孰甚！”[3](P419)同月，在对东北大学学生演讲时慷慨激昂道：“九一八事变不抵抗责任不在我，将来只有历史事实证明，不必多辩”，但“过去无论是谁错了，今日不能再错了，非抗日国家民族不能生存”。“我张学良爱国决不后人，自有主张，不能听别人摆布”[8](P1064)。张学良发生了由拥护领袖到不听别人摆布的重大转变。
再看看四维学会的工作，自成立以来没有实现张学良的初衷，“只设了几处分会，却没有做什么事情”[7](P35)。张学良在四维学会成立前后，对以这个组织为基础，依靠蒋介石领导全国人民光复河山充满了幻想和期待。张学良到武汉后，曾对王化一、王卓然说：“要打日本非拥蒋不可，因为他有百万大军的实力，我们必须与蒋介石合作。蒋手下虽有亲日派，但也有抗日的，如黄埔系带兵官这些人就是抗日派。我看蒋介石打完共产党是能抗日的”[7](P34)。基于对蒋介石这样的判断，张学良对其部下的教导中反复强调安内、剿共和攘外、收复东北、复兴民族的关系。指出：反抗帝国主义，救亡、收复失地是我们的根本目的，怎样才能收复失地呢？“第一，我们要集中全国一切的力量，统一起来，将全国加以整理，只有将全国整理好了，我们才有力量去抵抗帝国主义，所谓安内之后始能攘外。我们怎样才安内呢？我们首先必须剿匪”[3](P112)。“剿匪是现阶段救亡的唯一任务”[3](P21)，因为“我们国家今日的处境，可以说艰困到极点，外人的侵略日甚一日，我们竟无力反抗。这个原因并不是我们政府的政策不愿对外，也不是我们将士不肯抗敌，就是因为我们国家的内部太紊乱了，共匪及其它反动派系的祸国殃民，使得我们不能分出力量去对外，去抗敌”[3](P52)。“赤匪是中国最大的破坏者。中国破坏至此，赤匪应当担负最大的责任……他们的一切行为，客观上都是在为帝国主义造机会，使帝国主义更能侵略我们，压迫我们，我们现在不能允许共产党这样为帝国主义者造机会了”[3](P112)，因此，“现在我们所负担的‘剿匪’任务是与收复东北有密切关系的。我们赶快的剿灭‘赤匪’，求得国内统一，我们就可以进一步努力完成收复失地的任务”[1](P700)。在他的思想中，“剿共”是抗日收复失地的前提，抗日是“剿共”的最终目的。
然而，四维学会成立以后在抗日复土上又做了什么呢？如果说名称只是张学良东北方面为了迎合蒋介石集团，附和其新生活运动，在这个招牌下挂羊头卖狗肉的话，那末，我们再看看它的实际工作。如前所述，虽然四维学会的会章中不乏有“国难”、“复兴中华民族”等的表示，但1934年11月第六次理事会对会章进行了修正，删除了“余觉悟国难重重，余自己实负一分子之责任”“牺牲自己私利私见私爱私怨，以复兴中华民族”等句。具体的会务规定会员对自己、对团体、对社会、对国家应遵守的纪律和应承担的责任中，也没有一点反应抗战的内容。这一点还可从1935年该会《过去一年工作摘要报告》中一目了然。报告指出：“第五次理事会拟定工作纲要，一年以来按步推行，其最要者为（一）组织各小组间之读书会，充实各会员之智德。（二）组织俱乐部，健强各会员之体魄，并使各会员彼此有确切之认识及了解。（三）协助并实践新生活运动。（四）俾各同志认识领袖之伟大及艰苦卓绝之精神”[2](P165)。在民族危亡之秋，四维学会没有从事实质性的抗战工作，没有发挥其应有的功能，不能体现发起人、领导者的意志和愿望，解体是不可避免的。
第三，基础不牢。首先，从名称看，“四维学会”没有一点抗日的色彩，“四维”的说法，原自管子所说的“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四维学会剑形会徽的剑托四圈，意是“以四维保障民族之生存”[2](P162)。在强敌入侵、民族危亡的关头，依靠礼义廉耻来保障民族生存，这样的组织对日思夜想都要打回白山黑水的东北人自然没有号召力和凝聚力，阎宝航就因为学会名称没有抗日字样，开始坚决不参加。形式上没有反映抗日，事实上也不从事抗日工作，四维学会的短命自然在情理之中。其次，成立之初双方就各怀心腹事。蒋介石最看重的是四维学会的拥护领袖，“目的是吃掉‘复东会’”[7](P224)，借此监视和控制握有重兵的异己，实现武力统一。四维学会中蒋介石方面的重要成员刘健群就曾极力强调：“第一，中国革命不能离开三民主义，要实现三民主义必须坚决主张厉行党治；第二，为要集中力量，统一指挥，必须坚决主张，领袖独裁。”[11](P2)。东北的复东会成员对取消复东会成立四维学会一开始就持强烈的反对态度。1934年4月，王化一由武汉返回北平，向复东会核心组织传达了张学良的意见和去南昌见蒋的经过，关于取消复东会、成立四维学会问题，核心组织进行了多次讨论，争论很激烈，最初决定绝不参加四维学会，更不能够取消复东会；后则考虑可以参加四维学会，但不能取消复东会，以高崇民、阎宝航主张为最力。4月18日，王化一曾致电在武昌的王卓然称“此事最难解决，或兄回平，或高、阎去汉面商”，函电往复，终未解决。后王卓然、黎天才又受张学良委托来平做说服工作。在此情况下，复东会理事会经过几次讨论，最后决定：可以考虑张学良关于取消复东会、加入四维学会的主张；但四维学会必须明确继续抗日救亡工作[9](P277)。此后张学良又多次做说服工作，1934年5月7日，在武昌徐家棚公馆同阎宝航、高崇民、卢广绩、王化一谈话，劝他们：我们现在“更需要国家的统一，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袖，这是我这次出国吸取德、意两国的经验。目前只有蒋先生有资格做领袖，咱们拥护他。蒋先生已批准‘四维学会’以复兴民族为己任，让我们继续东北工作，咱们应该忠诚的与他合作，实现抗日”[1](P690)，复东会领导人勉强同意了张的意见。尽管如此，复东会领导人对张之行为仍“有所不谅”[3](P419)。
再次，四维学会成立后，蒋张两方面的人也是貌合神离，在拥护领袖是否有条件的原则问题上，双方就曾发生过激烈的争论。1934年5月，张学良方面的高崇民、阎宝航、吴翰涛等和蒋介石方面的刘健群、贺衷寒、邓文仪等由南京去九江晋谒蒋介石，途中大家谈到领袖问题，贺衷寒说：“服从领袖，是无条件的，要至诚不变，生死以之”，高崇民立刻反驳说：“只有自己的父母，是生来不变也无法改变，至于信仰政治领袖，应该有条件。譬如领袖抗日，我们自应服从。如不抗日，我们当然可以另行考虑，不只是盲目的服从”[4](P235)，两人针锋相对，各不相让。在四维学会的一次会上，高崇民提出：“现在日帝侵略益急，民族危机十分严重，我们学会的活动应放在抗日的活动上，不能只是整日在此坐而论道！”贺衷寒却十分不满地说：“我们现在的主要任务是拥护领袖，领袖的意志就是我们的意志，领袖让怎么做我们便怎么做，不能单独搞什么抗日！尤其‘四维学会’是在委员长领导下，更要服从领袖”，高立刻反击道：“我们拥护领袖是为了抗日，如果他不抗日我们拥护他干什么！”[7](P35)原东北的“‘复东会’志在光复东北，而‘四维学会’是援用‘四维张则国令行’，以拥护蒋介石推行其‘先安内后攘外’那一套，没有一点抗战的味道”。因此“四维学会成立一年多，没有任何作为”[7](P224)。
总之，既然四维学会是蒋张的合作组织，那么它就应充分体现双方的利益和意志，但它却未能如此。在如何挽救民族危机、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这一关系民族存亡、张学良东北方面最关心的也是其最大利益的问题上，蒋介石南京方面却漠不关心；同样，在南京方面无条件拥护领袖的问题上，东北方面也不可能认可。然而，四维学会毕竟是“事实上以他（张学良——笔者）为中心，以他的文人干部为骨干”的[4](P235)，东北方面是这一组织的主体部分，这个组织不能体现主体的意志或违背主体的意志，在走向抗战的大背景下，它的消亡是必然的。
注释：
①东北的秘密抗日组织。1933年8月，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结束，9月18日，阎宝航、高崇民等联合东北军抗日将领在北京秘密成立了复东会。王卓然为理事长（后为阎宝航），高崇民为秘书长，陈先舟、王化一、王卓然、卢广绩等为委员。复东会旨在继续宣传鼓动抗日，入会者宣誓“团结一心，誓死救国，不达目的，永不罢休”。参见：《阎宝航纪念文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第4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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