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毛泽东与王明政治关系评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论文,关系论文,毛泽东论文,王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历史的魅力在于通古今之变，温故而知新，这就首先要求历史必须是真实的，才能给人以智慧和启迪。但令人困惑的是，根据当年的档案和文件，以上的观点，毛泽东直到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时，是基本赞同的，说过相同或类似的话，有的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正确解读毛泽东与王明的政治关系，力求还原历史是本文探索的目的。
“二个一切”，在正本党史书上均说明，这是毛泽东与王明在1938年政治分歧的主要点，是王明右倾错误的纲，也是毛泽东与之作斗争的核心部分。然而事情并非如此简单。首先，“二个一切”并非王明专利，而来自共产国际。1935年7月共产国际召开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决定了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战略，季米特洛夫根据远东局势的新发展，中日力量不对称的对比，以及苏联的国家利益，制定了在中国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提出了“二个一切”的口号。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指示，当时毛泽东无论从组织原则还是思想上，都是拥护的。1937年10月，毛泽东在《目前抗战形势与党的任务报告提纲》里，就明确地指出：“统一战线的基本条件是抗日，‘抗日高于一切’，民主民生均在其次。”① 1937年11月29日王明正是肩负贯彻共产国际战略转变的任务回到中国。12月9—14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明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核心部分就是“二个一切”，获得政治局一致通过。会议记录表明毛泽东明确同意王明的这个意见②，倒是刘少奇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须要具体解释”。③ 会后，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中央政治局十二月会议的总结与精神》，正式将“二个一切”写进文件里，成为全党必须执行的新政策。毛泽东作为书记处五个书记之一，对此没持异义。在1938年3月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再次表态：“关于统一战线与党的问题，我同意王(明)、周(恩来)意见。”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参加会议的全体政治局委员对党的统一战线和党的工作问题的意见“完全一致”。④ 所谓统一战线与“党的工作”主要就是坚定不移地继续贯彻“二个一切”。至于毛泽东的表态是违心，还是策略上的需要，可以继续探讨，但从组织原则上讲，毛在二次政治局会议上的表态就意味着他同意这个抗日新政策，并为此应负有领导和执行之责。
其次，“二个一切”是有三个前提条件(或者称为基本原则)的，如果没有这些条件，“二个一切”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这是迄今研究者根本没有涉及到的不可忽视的问题。在这点上，毛泽东与王明的态度和立场是十分明确的，没有分歧。中共的第一个前提条件就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必须要有一个共同纲领，为此与国民党谈判的中共代表团作出了不懈的努力。1937年12月21日王明等中共代表团主要领导人与蒋介石面谈时，周恩来提出的希望两党发表共同纲领等，蒋表示同意。随后成立了两党委员会，由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王明、博古、叶剑英等4人和国民党代表陈立夫、刘健群、张冲、康泽等4人组成。12月26日，两党委员会召开了第一次会议，推定周恩来、刘健群起草共同纲领。4天(30日)后，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中共方面提出了《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纲领》作为共同纲领草案，几经磋商，于1938年春协商定案，后因国民党方面的原因，没有成为正式纲领。但它和中共中央公布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基本精神，被国民党所采纳，写进了1938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
第二个条件是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中共提出过多种方案，主要有两党组织各级共同委员会来进行两党合作事宜；或将国民党变成革命联盟，各党派加入国民党又保存其独立性；或另外组织革命联盟，各党派均参加进去；或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参加三民主义青年团，将其成为各阶级各党派广大革命青年的民族联盟。⑤ 为了表示共产党的真诚抗战，中共中央、毛泽东甚至表示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三青团，可以将名单交给国民党；共产党不在国民党、军队内发展秘密组织等。⑥
第三个条件是参加抗日联盟的各党派保持其独立性。这方面毛泽东的言论已经耳熟能详；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毛在《论新阶段》关于“坚持统一战线与坚持党的独立性”专节也为大家所熟悉，但王明的有关言论却鲜为人知。1938年2月王明在以毛泽东名义发表的与记者的谈话批驳了国民党利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达到“溶共”的企图，鲜明地指出国共两党合作与保持党的独立性是统一的。国民党只允许国民党一党合法存在，不承认共产党和其他政党，并且企图用武力加以消灭，并宣扬“一个党”的理论，实际上是使中国回复到抗战以前的纷争局面，使已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形成的统一局面不能继续。⑦ 王明在同年3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中，进一步作了阐述：“只许一党合法存在，同时不承认其他党派合法存在的办法，既为事实所不许；取消现存一切党派而合并为一党组织的办法，亦为事实所不能。”因此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正确办法，就是建立包括各党各派共同参加的某种形式的民族革命联盟。这种联盟建立的基本原则，有三点：各党各派各团体拟定一个共同遵守的纲领；由各方代表组成的由上而下的统一战线的组织；参加此联盟之各党派仍保持其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⑧ 长江局根据这些原则对国民党展开了有理有节的斗争，迫使蒋介石向周恩来表示：对于主义、信仰不想限制各方；对于各党派无意取消或不允许存在。⑨ 在六届六中全会上，王明再次强调国共两党合作的正确关系，应该是互相尊重，互相友爱，既说不上某一党投降另一个党的说法，也不应有某一党压迫另一党的事实，更不应有某一党并吞或消灭另一个党的企图。⑩ 因此笼统地说，王明放弃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的指责有失公允。
最后，毛泽东对“二个一切”由赞成到批评是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完成的。历史研究必须精细，在微观研究中更应如此。为什么毛泽东对“二个一切”的批评不在10月中旬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进行，而到11月5、6日快一个月后在作结论报告中才出现？这绝不是偶然的。有资料显示，在毛泽东作《论新阶段》的报告时，还对“二个一切”持肯定的态度。(11) 之所以到11月，即会议即将结束时毛泽东改变立场，是有一个变化过程的。远因是中共在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正式提出“二个一切”，到六届六中全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有近一年的实践。这个时期虽然是国共两党合作的黄金时期，国民党、蒋介石也表现出极大的抗战决心与进步，但在以上三个前提条件(基本原则)方面却令中国共产党人失望，这为毛泽东反省“二个一切”奠定了基础。近因与毛泽东9月29日给蒋介石的信有密切的关系。这一天，也是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开幕之日，毛泽东亲笔致书蒋介石。写信的背景是抗日战争面临十分严峻的考验，一方面国民党政府将放弃武汉，使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更加嚣张，国民党内投降、妥协势力将抬头，这将直接影响蒋介石的抗战信心，从而使中国战场可能发生极不利于抗战的变化。另一方面，日军战线延长，因兵力严重不足，不得不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相持阶段。因此当务之急，就是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关键是稳定蒋介石，促使他坚定抗日的决心。为此，中共六中全会主席团决定由毛泽东和王明分别致信蒋介石。毛泽东致信蒋介石全文如下：
介石先生惠鉴：恩来诸同志回延安，称述先生盛德，钦佩无既。先生领导全民族进行空前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凡我国人，无不崇仰。十五个月之抗战，愈挫愈奋，再接再厉，虽顽寇尚未戟其凶锋，然胜利之始基业已奠定，前途之光明，希望无穷。此次敝党中央六次全会一致认为：抗战形势，有渐次进入一新阶段之趋势。此阶段之特点，将是一方面将更加困难，然又一方面必更加进步。而其任务在于团结全民、巩固与扩大抗日阵线，坚持持久战争，动员新生力量，克服困难，准备反攻。在此过程中，敌人必利用欧洲事变与吾国弱点，策动各种不利于吾国统一团结之破坏阴谋。因此，同人认为此时期中的统一团结比任何时期为重要。唯有各党各派及全国人民克尽最善之努力，在先生统一领导之下，严防与击破敌人之破坏阴谋，清洗国人之悲观情绪，提高民族觉悟及胜利信心，并施行新阶段中必要的战时政策，方能达到停止敌之进攻，准备我之反攻之目的。因武汉紧张，故欲恩来同志不待会议完毕即行返汉，晋谒先生，商承一切。未尽之意概托恩来面陈。此时此际国共两党休戚与共，亦即长期战争与团结之重要关节。泽东坚决相信国共两党之长期团结，必能支持长期战争；敌虽凶顽，终必失败；而我四万万五千万人之中华民族终必能于长期的艰苦奋斗中，克服困难，准备力量，实行反攻，驱除顽寇，而使自己雄立于东亚。此物此志，知先生必有同心也。专此布臆。敬祝健康！并致民族革命之礼！(12)
周恩来于9月30日在六届六中全会上作关于于统一战线工作报告后，受中共中央之命，中途离会前往武汉，于10月1日抵达。4日、14日两次拜见蒋介石，将毛泽东与王明信面交，并“面陈”中共对时局和与国民党合作坚持长期抗战的意愿。蒋介石除了表示坚持抗战外，对于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共产党公开加入国民党及三青团等建议事实上加以拒绝，这样“二个一切”的三个前提条件都无法实现。毛泽东了解到蒋介石在民族危难关键时刻，仍然坚持“一党”独大，不许有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存在，在这样的情况下继续执行“二个一切”的口号，只能束缚自己的手脚。所以他在11月5日的结论报告中，专门质疑、批评了“二个一切”：“国民党是当权的党，它至今不许有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中国的情形是国民党剥夺各党派的平等权利，企图指挥各党听它一党的命令。我们提这个口号，如果是要求国民党‘一切’均事先‘经过’我们同意，是做不到的，滑稽的。如果想把我们所要做的‘一切’均事先取得国民党同意，那末，它不同意怎么办？国民党的方针是限制我们的发展，我们提出这个口号，只是自己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是完全不应该的。”(13)
与“二个一切”密切相关还有四个问题需要澄清。第一个问题谁是统一战线的领导者？这个问题长期以来是作为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主要错误(王明在统一战线中放弃独立自主，实质上就是放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提出来的。其实这个问题是后来总结出来的，与中共中央当时的提法并不一致。全面抗战爆发到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前，中共中央在这个问题上，有过两个提法。一个是公开承认国民党、蒋介石的领导地位。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一直将与国民党合作看成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心环节。毛泽东强调指出：中国要取得抗战的最终胜利，只有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战线必须以国共合作为基础，因为国共两党是中国两大政党，又都有武装。其中国民党是第一大党，抗战的发动与坚持，离开国民党是不能设想的。抗日战争的进行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成中，国民党居于领导与基干(主干)的地位。我们承认这个事实，因此，我们坚决拥护蒋委员长及其领导下之国民政府与国民党，并号召全国一致拥护。(14)
毛泽东1938年9月29日致蒋介石的信中，十分明确地写道：“先生领导全民族进行空前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凡我国人无不崇仰。十五个月之抗战，愈挫愈奋，再接再厉，虽顽寇尚未戟其凶锋，然胜利之始基，业已奠定，前途光明，希望无穷。”(15)
在六届六中全会之初，毛泽东在《论新阶段》的著名报告中，一开始就多次讲到拥护“蒋介石先生的领导”、“去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发生之后，全中国就在民族领袖与最高统帅蒋委员长的统一领导之下……全中国形成了一个空前的抗日大团结，形成了伟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6)
另一个是“共同负责，共同领导”的提法。权威版本《毛泽东年谱》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40页写道：在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上，王明的报告，提出右倾投降主义的主张，其中一种表现是“反对提国民党和共产党谁吸引谁的问题，主张共同负责共同领导”。这样的表述给人的印象是“共同负责共同领导”是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的观点之一，毛泽东与之做了斗争。事实并非如此。“共同负责，共同领导”来自共产国际的指示，毛泽东是拥护的。就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明确表示，同意王明的意见，“国共共同负责共同领导，使国共合作大家有利”。(17) 会议结束的第十天，他致边区各军政首长，再次加以肯定，“为达到扩大统一战线的目的，在共同负责、共同领导、互相帮助互相发展的口号……”(18)
所谓领导(权)是与实力相一致的。当时国民党是第一大党、执政党，领导的国民政府代表国家与日本侵略者作战，其200多万军队成为抗日战争的主力，而中共军队20余万(其中只有4万余人具有战斗力，其余均为新兵)，只能配合国民党主力抗击日寇。因此笔者认为中共中央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承认并拥护国民党、蒋介石的领导地位，提出“共同负责，共同领导”是务实的，正确的。同时中共鉴于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的惨痛教训，鉴于国民党始终坚持“一党专政”，鉴于国共合作是对立阶级的政党的合作，无论是毛泽东，还是王明，都强调保持中共独立自主的地位。这点非常重要，表明中共在统一战线中已经成熟，能够在错综复杂的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中，正确驾驭各类矛盾，始终坚持斗争的大方面。应该指出，传统党史将“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实质上就是力争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权”的说法欠准确。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是力争党的领导权的前提条件，发展、壮大自己，使之成为压倒性的力量，才是力争领导权的核心，同时还要在战略、策略、政策上不犯错误。所以到1948年，中国共产党取得了战略性的胜利，年底各民主党派才正式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1949年春天，蒋介石只能发出求和的声明。
第三个问题是建立所谓国防政府，实现“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武装、统一编制、统一待遇和统一作战计划和行动”的问题。毛泽东虽然没有象王明那样集中谈这个问题，但对此他也是赞成的。1937年10月，毛泽东在《目前抗战形势与党的任务报告提纲》中就提出统一战线的内容包括建立统一的国防政府、统一的国防军。如何建立国防军？措施之一就是统一指挥、纪律、武装、供给、作战计划等。(19) 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还指出“抗战以来，把国内各个相互对立的阶级、党派、集团都团结起来了，各个不同的区域，不同的军队，都统一于国民政府与军事委员会指挥之下”。因此，我们的政策，无论如何要一个长期的民族统一战线，要一个长期合作，无论如何要共同维持一个统一政府。(20)
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主张以抗日与否来划分敌友，不赞成关于国民党有左中右的划法，提出应以抗日和亲日为标准的问题。这是王明在1937年12月会议上讲的。在《毛泽东年谱》中卷第40—41页，特意摘取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的发言“统一战线的总方针要适合于团结御侮。在统一战线中，‘和’与‘争’是对立的统一”。这样给人印象是毛泽东反对王明的错误分法，并与之斗争。检视会议记录，发现年谱编纂者只取毛发言的前半句，他的原话是：“统一战线问题——总的方针要适合于团结御侮。在统一战线中要了解和与争是对立统一，目前应该是和为贵。”很显然，毛的重点在后面“目前应该是和为贵”的半句，其原意是响应王明的意见。接着他十分明确地说：“我们对国民党派别的区分，同意王明意见应分为抗日派、亲日派。国民党的左、右、中派是变动的，如CC派中有右派也有主张抗日的。”(21)
关于撤销中共中央长江局问题。长期以来，存在一种似是而非的说法，即鉴于王明分裂活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撤销中共中央长江局，代之中共中央南方局，周恩来任书记。实际情况完全不是如此。撤销中共中央长江局是王明领导的长江局向中共中央提出来的建议，被中共中央采纳。这个决定有一个过程，与中共中央给长江局的任务与抗战形势有密切的关系。1938年7月19日，鉴于武汉可能失守，抗战中心将西移重庆，中共中央交给长江局主要任务的条件将不复存在，因此长江局委员、中共东南分局书记项英致电长江局并中共中央，建议在武汉不守时，在长江以南设立南方局。8月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复电长江局，指出项英的意见，“关系到长江局整个工作之布置，请长江局首先讨论后再告中央决定”。(22) 中共长江局经过讨论，向中央建议，将长江局一分为三：将管辖的中共东南分局改为东南局；在管辖的长江以北地区设立中原局；在管辖的以南地区设立南方局。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博古关于长江局组织问题的汇报，决定设立以上三个机构。9月2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在武汉主持工作的凯丰、董必武等，指示武汉紧急，你们在组织方面，应长江局原定之中原局、东南局、南方局、重庆党报委员会及中央代表团五个方面布置。第二天，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设立中原局、南方局、东南局、北方局，南方局由周恩来负责。10月1日，周恩来赶到武汉，即开始布置长江局工作人员的撤退。10月25日，周恩来等撤离武汉，长江局工作基本结束。11月6日，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闭幕，会议正式撤销中共中央长江局。
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是否与王明的错误进行过斗争？在传统党史上，将六届六中全会说成是毛泽东批判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现改为右倾错误)，进一步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前一句与事实有相当的距离，后一句则十分正确。事实上会上，毛泽东没有与王明交锋，编纂党史的人将1941年10月以后他们交锋的事情前移，从而改变了六届六中全会的性质。首先，六届六中全会是中共一次团结的会议，不存在着毛泽东与王明斗争的情况。毛泽东决定召开六届六中全会是获得了共产国际的尚方宝剑的。正如他于1938年9月在中共政治局会议上讲话那样：“共产国际的指示是这次政治局会议成功的保证，同时又是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和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指导原则。”(23) 共产国际的指示主要有两点，一是肯定了中共中央一年来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24) 这个结论是共产国际根据中共代表任弼时的汇报作出的，那么任汇报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迄今还没有人研究。他的汇报有文字汇报和口头汇报，前一个汇报已公布，后一个汇报还没有解密。文字汇报中心内容是中共中央坚定、创造性的执行了王明1937年带回的共产国际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主要就是“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在国民政府现有基础上，建立统一的国防政府；在现有的军队基础上，扩大与建立统一的国防军；在统一战线中，各党派在共同纲领下，是共同领导，共同负责。(25) 因此，与其说共产国际是肯定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还不如说是肯定中国共产党执行共产国际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既然共产国际的指示是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指导原则，那么会议批评王明的所谓右倾错误的前提条件就不存在。
共产国际指示的第二点是强调中共党内的团结。(26) 这个问题在传统党史上，通过王稼祥的口头传达，解释为国际肯定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的正确，全党应团结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特别是告诉王明，应该承认毛泽东的领袖地位，不要竞争了。(27) 这个口头传达十分重要，正式确定了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最高领袖地位，所以王明立即表示要象众星拱月般拥护毛泽东。同样共产国际要中共团结的指示，对毛泽东也有约束，使他不仅没有在会上公开批评与王明的政治歧见，而且十分礼遇王明。9月10日前后，王明等从武汉回延安，毛泽东亲自到南门欢迎。在六届六中全会前，中共中央领导拍摄集体照时，毛泽东谦让王明坐在前排正中间的位置，自己则站到后排。在会上，要王明发表了《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坚持持久战争取得最后胜利》的长篇发言，还授权王明起草全会的政治决议。
其次，毛泽东作的《新阶段》的主题报告不但没有抵制、批评王明所谓右倾错误的内容，反而还有与王明观点近似的东西。主要体现在过高的评价国民党上。他指出：“国民党有它光荣的历史，主要是推翻满清，建立民国，反对袁世凯，建立联俄、联共、工农政策，举行了民国十五六年的大革命。今天又在领导着伟大的抗日战争。它有三民主义的历史传统，有孙中山先生、蒋介石先生前后两个伟大的领袖，有广大忠诚爱国的党员。所有这些，都是国人不可忽视的，这些都是中国历史发展的结果。”当有人对国民党的前途持怀疑态度时，毛泽东还十分肯定国民党有光明的前途，要怀疑的人们打消疑虑。(28)
最后，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决议案(29) 非但没有将毛泽东批评“二个一切”的内容写进去，反而将王明的一些观点包括其中，主要有“共产党员应该成为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模范战士。根据一切服从抗战利益，一切为着抗战胜利，一切为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高于一切的原则立场，共产党员对友党友军应该采取精诚团结和互助互让的态度，对执行三民主义及抗战建国纲领应该采取最诚恳最积极的立场。”(30) 至于毛泽东批评“二个一切”的话，前面已经作了解读，就不赘述了。
那么毛泽东与王明有没有分歧，如果有，内容是什么？他们之间的政治歧见是存在的，根据现在所能够看到的档案资料，主要在三个层面上。第一个层面是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笔者在《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的再研究》(载《抗日战争研究》2004年第1期)有详尽的阐释，现简略归纳：1.在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上，王明明确批评了毛泽东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思想。2.关于参加三民主义青年团问题。1938年2月10日，周恩来在同蒋介石谈判时，国民党提出在两党外组织共同加入三青团。中共同意这个方法，但如何看待三青团的问题，王明等与毛泽东有分歧。王明等鉴于蒋介石中心思想是“欲借此溶化我们及孤立我们”，对此保持警惕，认为中共不宜无条件赞助，应先确定三青团的性质。(31) 毛泽东等确定三青团为国民党青年团的性质，共产党应积极赞助加入之，其目的是将其改造成各阶级各党派广大青年的民族联合，并通过它推动国民党进步。(32) 王明等坚持三青团“为统一青年运动或统一战线的组织，以别于其为候补党员组织、为国民党的附属团体”。如果确定三青团是国民党的团体，那么三青团“既不能成为改造国民党之各阶级联盟，也不能成为统一青年运动的团体”。(33) 后来毛泽东赞助三青团的目的没有实现。3.在与国民党谈判中，有时毛泽东的让步尺度要比长江局大。1938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由王明、周恩来起草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建议书。建议书强调：“只许一党合法存在，同时不承认其他党派合法存在的办法，既为事实所不许，取消现存一切党派二合并为一党组织的办法，亦为事实所不能解决。”(34) 3月25日，中共中央另起草了一份，将这句话删掉，强调：“在全国人民面前，当前最中心的任务，就是如何加强全国团结，不屈不挠，坚持抗战到最后胜利。”(35) 4月27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为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后的策略问题致电王明等，明确表示“我们中间实并无不同的意见”，电报中解释中共中央采取策略的目的：“今天的中心策略，不是要国民党定一个更完善的纲领，而是站在主动的积极地位，帮助国民党实施这个纲领，在实施中发展与提高它。”“我们党对国民党一切口头要做的好东西，如扩大国民党，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都应该采取积极赞助的态度。”(36) 4.保卫大武汉的战略方针。王明等曾电请蒋介石不惜任何牺牲坚决保卫武汉，他与周恩来等在《我们对于保卫武汉与第三期抗战问题底意见》等文件中，认为战略中心应是保卫大武汉。毛泽东则主张保卫武汉重在发动民众，军事上则给敌以消耗，重在袭击敌人之侧后，阻滞敌进，务须避免不利的决战，“至事实上不可守时，不惜断然放弃之”。(37) 中共长江局很快执行中央指示开展工作。
第二个层面是在组织上。王明回国是带有共产国际要在中国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重要使命，并作为共产国际派出帮助中共执行共产国际新政策的代表回国的，因此他处处以共产国际钦差大臣自居，常凌驾党中央之上，严重破坏了党的团结与统一，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有成立“第二中央之嫌”。主要表现：1.1938年1月28日，王明等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对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不向国民政府备案而自行成立提出批评。2.2月10日，在没有得到毛泽东同意下，擅自在《新华日报》上发表由王明起草的《毛泽东先生与延安新中华报记者其光先生的谈话》。(38) 3.2月多次打电报给中央，向中央施加压力，要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时局中出现新的严重问题。4.3月中旬王明根据政治局会议决定起草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建议书，2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否定了建议书，要求另送一份由书记处起草的给大会的贺信。王明以书记处来电太迟，大会已于4月1日结束为由，未将贺信送出，并要书记处不要公布贺信，以免在党内外发生重大的不良政治影响。5.7月，王明等决定《新华日报》、《群众》不转载毛泽东《论持久战》演讲，后由新华日报馆出版了单行本。6.中共中央决定召开六届六中全会，王明企图要会议在武汉举行。王明在武汉成立第二政治局的企图，成为毛王诸多矛盾的主要矛盾，引起毛泽东的严重不满和担忧。六届六中全会上制定《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主要是针对王明的。
第三个层面是在思想方法上。毛、王政治上的歧见反映在思想上就是如何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王明对马克思主义采取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一切唯马、唯上(共产国际)，而不是唯实。他之所以赞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要是因为共产国际实行了战略转变，而不是他自己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中国革命考量得出的正确结论。他对共产国际的一切指示是照搬照抄，如果共产国际的指示符合中国革命的实际，那他在执行中就会对中国革命作出贡献，反之，就会给中国革命带来灾难，如30年代初左倾路线那样。所以针对王明这种的学风，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成为中国共产党思想上的一次伟大的解放运动，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取得胜利奠定思想基础。在延安整风中，毛泽东尖锐地批判这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作风，指出：“这种作风，拿了律己，则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则害了别人；拿了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总之，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表现。大敌当前，我们有打倒它的必要。”(39)
综上所述，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以前，毛泽东与王明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面，没有原则上的分歧，所谓政见不同，是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对这些分歧他们也没有展开严肃的斗争。笔者认为他们的主要矛盾是在组织方面，王明蔑视中共中央的权威，蔑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给所谓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定罪，则是在延安整风中逐渐形成的。在1941年9—10月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对1937年十二月会议和六届六中全会之间王明在武汉时期的错误与王明进行了交锋。10月8日，在中央书记处的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将王明错误归纳为：(一)对形势估计，主要表现是过于乐观；(二)对处理国共关系，没坚持独立性与斗争；(三)军事战略，助长了反对洛川会议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方针；(四)在组织上，长江局与中央关系是不正常的，常用个人名义打电报给中央与前总，有些带有指示性的电报，不经中央同意，用中央名义发表了许多文件，这些都是极不对的。在10月12日会议上，毛泽东准备了批判王明的讲话大纲。毛认为王明的首要错误是统一战线中的迁就倾向，不分左中右，只分抗日不抗日；“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全无列宁主义原则；在中日战争问题上，有盲目乐观偏向；在军事问题上，只是空谈五个统一和七个统一，以对抗“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在处理党内关系上，坚持到武汉去，使武汉长江局成为实际上的中央；不印《论持久战》小册子，开六中全会不肯回来，形成“独立自主局面”等。(40) 第二天毛表示王明“在武汉时期的工作，路线是对的，但个别问题上的错误是有的，我们就是这些意见”。(41) 1943年10月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将王明在武汉时期的错误上升为路线错误，并加以系统化，其内容基本上就是本文开头所列举那些东西。12月28日，中共中央下达了《关于学习〈反对统一战线中的机会主义〉一文的指示》，将毛泽东的意见归纳成四条。(42) 至此党中央的其他领导，包括周恩来、博古等长江局的领导均以毛泽东定的调子发言，或检讨。毛以上的讲话亦为中共党史著作定下了基调，至今没有改变。
注释：
①《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2—53页。
②1937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本文所引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均为中央档案馆藏，由中共武汉党史办编写中共长江局史料时查阅记录，未标卷宗号，以下不再注明。
③1937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
④1938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
⑤毛泽东、张闻天等关于三青团问题致王明、周恩来等电，1938年5月12日，《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以下简称《长江局》)，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32页、第170—172页。
⑥分见毛泽东《论新阶段》，新华日报馆印行，1938年，第72页；《中共扩大的六中政治决议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754页。
⑦《毛泽东先生与延安新中华记者其光先生的谈话》，《长江局》，第728—729页。
⑧《王明言论选辑》，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82—583页，第620页。
⑨陈绍禹、周恩来等关于就国民党一党专政等问题同蒋介石谈判情形致毛泽东等电，1938年2月10日，《长江局》，第156页。
⑩《王明言论选辑》，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82—583页，第620页。
(11)1938年10月20日，王明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发言时披露：“毛、洛均指出，我们要做模范，即是：一方面我们要以‘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一切为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战利益，一切为着抗战胜利’的原则……”(见《王明言论选辑》第629页)王明的发言是公开的，当着毛泽东的面讲的，不可能是造谣。同时亦没有资料显示毛泽东对此当面否定和事后否定王明说他赞成“二个一切”的话。
(12)转引自《“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38年7-12月，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93年，第464—465页。
(13)《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9—540页。
(14)毛泽东：《论新阶段》，新华日报馆印行，1938年版，第39、64页。
(15)毛泽东致蒋介石的信，1938年9月29日，《新四军与武汉》，第142页。
(16)毛泽东：《论新阶段》，1938年版，第4页。
(17)1937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
(18)关于红军在友军区域坚持统一战线原则的指示，1937年12月24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辑，第408页。
(19)见《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53、55页。
(20)毛泽东：《新阶段》，第18页。
(21)1937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
(22)中共中央书记处复电长江局并转东南分局项英电，1938年8月5日。
(23)《毛泽东年谱》中卷，人民出版社等1993年版，第90页。毛泽东在七大上《关于王稼祥的评价》讲话中再次说明：“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但是如果没有共产国际指示，六中全会还是很难解决问题的。”
(24)《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案》，1938年6月，见《文献与研究》1985年第4期。
(25)任弼时：《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见《文献与研究》1985年第4期。
(26)《毛泽东年谱》中卷，第90页。
(27)分见王稼祥：《国际指示报告》，1938年9月，见《文献与研究》1986年第4期；王稼祥1976年底撰写的历史自述材料。
(28)毛泽东：《新阶段》，第38页。
(29)1938年11月6日通过的政治决议案特别注明是“根据毛泽东同志报告通过的决议”字样。
(30)《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辑，第755—756页。
(31)陈绍禹等致中共中央书记处，1938年5月6日。
(32)毛泽东等致陈绍禹等电，1938年5月12日。
(33)陈绍禹等致毛泽东等电，1938年5月23日。
(34)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建议书，1938年3月，见《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87页。
(35)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电，1938年3月25日，第194页。
(36)中共中央书记处致陈绍禹等电，1938年4月27日。
(37)毛泽东等致陈绍禹等电，1938年8月6日。
(38)这个谈话在一些党史著作中，作为王明右倾错误的一个例证被反复引用。其实当时发表这个谈话在政治上是必要的，起到了正面的积极作用。1938年年初，国民党复兴社等右翼势力，在媒体上鼓吹“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策划“溶共”阴谋，企图形成国民党一党专政。“关于一个党一个主义问题，已成了街谈巷议之资料，对于这个问题”到了中共不能不答复之地步。为此，中共长江局决定，由王明起草以毛泽东的名义发表谈话，加以驳斥。10日，《新华日报》发表了经过长江局修订的这个谈话。谈话说明了共产党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驳斥了国民党右翼的反共谬论，阐释了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之间的关系，迫使蒋介石表示国民党右翼的言论，并不代表国民党和他本人；国民党不限制各方对主义的信仰；无异取消各党派或不允许其存在等。这个谈话发表时，虽然没有经过主人的同意，但在1938年3月政治局会议、4月14日任弼时代表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的《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的汇报，以及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均给予了肯定。这个讲话同时印成了单行本，由远东出版社出版，1941年被国民党中宣部以“触犯审查标准”的罪名将其查禁。
(39)《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0页。
(40)《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01—202页。
(41)《毛泽东年谱》中卷，第332页。
(42)这四条为：(一)主张速胜论，反对持久战；(二)迷信国民党，反对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三)主张运动战，反对游击战；(四)在武汉形成事实上的二中央，并提倡党内闹独立性，破坏党纪军纪。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1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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