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应星的技术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想论文,技术论文,宋应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380X(2004)03-0010-04
宋应星（公元1587-1666？），字长庚，明代江西省南昌府奉新县北乡雅溪牌坊村（今江西省宜春市奉新县末埠乡牌楼村）人，一生中曾历任江西分宜县教谕、福建汀州府推官、安徽亳州府知州、南瑞兵巡道(?)等职。孔子云：“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宋应星自幼聪敏好学，二十九岁时即中举人，可谓春风得意，但竟在随后的十八年间“六上公车而不第”。多年的科举生涯，使年青的宋应星对官场黑暗和吏治的腐败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也使得他能够沉入民间，潜心了解民俗民情和明代当时已经相当高超的社会生产的各项技术，这为他日后写作《天工开物》一书打下了深厚的实践基础。后来宋应星也曾当过教官、司法官、州官和主管地区军事的官员，也为地方做出过一些政绩，但真正使其扬名后世的则应归功于他所撰写的多部著作，如《天工开物》、《野议》、《论气》、《谈天》和《思怜诗》等，而其中最负盛名的当属1637年其任分宜县教谕时所著的《天工开物》。遗憾的是，这本技术方面的权威著作在乾隆年后却被国人冷落，然而，在东洋（日本国、朝鲜）与西洋各国，它却成为走俏的大众读物，形成“墙里开花墙外香”的局面。直到清末至民国初年，这部著作才为中国学者所关注，然而在1927年《天工开物》的陶本问世前，国内有幸见到宋氏原著的人屈指可数，学术界仅有罗振玉、丁文江、章鸿钊、许衍灼、黎世蘅、陶湘、张元济、梁启超等人。而对宋应星思想和《天工开物》形成高度重视和深入探讨的热潮，却是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的，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为盛，至今仍处于方兴未艾之势。
一、研究宋应星技术及其思想的时代超前
宋应星是我国明代伟大的科学家，其著作《天工开物》被誉为“十七世纪中国技术的百科全书”，其本人也被英国剑桥大学的李约瑟博士称为“中国的狄德罗”（按：狄德罗是法国十八世纪著名唯物论者、科学家、百科全书的主编）。在《天工开物》一书中，按照“贵五谷而贱金玉”的思想分成十八章，内容涉及当时农业、手工业、交通运输业、国防、工商等几个主要部门，插图一百二十二幅，图文并茂地记录了明末居于世界领先水平的技术成就、科学方法和科学创见。如在农业生产方面，详细记述了精耕细作、砒霜拌种、磷肥施放、水稻变旱稻、甘蔗育苗移秧、杂交培育蚕良种，以及“三用水碓”等先进技术，提出了“种性随水土而分”、“将早雄配晚雌者幻出嘉种”等看法，萌发着物种变异的可贵思想。德国生物学家伏尔弗于一七五九年在《发生的理论》一书中才提出类似的观点。再比如在煤的开采方面，论述了先用竹筒把瓦斯排空并进行巷道支护之后才能进行挖掘的先进技术，并第一次对煤进行了初步的科学分类，即根据形状和用途，把煤分成明煤、碎煤和末煤三种。法国化学家雷纽特直到一八三七年才提出与此类似的煤分类法。在武器方面，记述了半自动爆炸水雷“混江龙”，以及边转边爆炸的守城武器“万人敌”等。此外，在轻化工业方面，记述了油脂、冰糖、井盐、天然气、造纸、染料、瓷器、银朱、炭黑、铅丹、胡粉等许多我国传统名品的先进工艺。我国古代四大发明火药、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等也被记录其中。在总结前人关于由水银和硫反应提炼银朱（硫化汞）的实验数据时，宋应星还创造性地提出了“出数借硫质而生”的独特见解，这也就是现代化学里的“化合物”概念和“质量守恒”思想的萌芽。我们由此看到了三百多年前我国的生产工艺和技术水平的先进成就，更为此而感到自豪。
二、宋应星技术思想的基本特色
二十一世纪，是知识经济的时代，也是知识直接作用于生产力使其迅猛发展的时代。知识经济，其实质是一种技术经济。所谓技术，泛指根据生产实践经验和自然科学原理发展而成的各种工艺操作方法和技能。广义地说，技术还包括相应的生产工具和设备以及生产的工艺过程或作业程序、方法。由此可见，技术是知识的物化形式，技术的任务是改造自然而不是认识自然，因而技术是直接的生产力。当代科学技术研究按其研究领域的不同可以划分为三大类，即：基础理论研究、应用理论研究和应用技术研究。应该说，宋应星的研究方法应当属于应用技术研究的范畴。在《天工开物》一书中，详细介绍了各种各样的应用型技术，如作物栽培技术、养蚕技术、纺织技术、冶金技术、铸造技术、造船技术、造纸技术、兵器技术等。应当看到，在宋应星所处的时代，尽管朝廷腐败、内忧外患而且国弱民穷，江山大厦已摇摇欲坠，明王朝的灭亡已是积重难返，但由于明朝中叶以来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萌芽已经开始显现，经过长期的发展，当时工农商业各部门的水平都已达到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这就构成了宋应星技术思想萌生的土壤。来源于实践，应用于实践，正是宋应星技术思想的精髓。与之相应的是，《天工开物》便是一本旨在记录我国古代先进技术，并用于解决当时国家、社会实际问题的应用型技术百科全书，而非一本社会文化艺术书籍或儒家经典著作。这种致力于社会和生产实践的应用性研究思想和当时社会主流的“学而优则仕”的思想无疑是格格不入的。《天工开物》与宋应星同期的政论性著作《野议》遥相呼应，旗帜鲜明地反映了宋应星立新除弊、实业救国的技术主张，给这种纯技术的思想烙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此外，宋应星还把技术与自然科学、哲学、经济学、社会学以及艺术融会贯通，内涵丰富而又有许多独到见解，充分体现了他作为思想家兼科学家的过人之处。能够把如此多的学科门类兼容并蓄并有所创新，是宋应星技术思想的又一大特色。
三、宋应星技术思想的主要成就及启示
如上所述，宋应星在整理、评价生产技术时，还综合性地运用了自然科学和哲学的思维和方法，并独到性地阐明了自己的技术观点。
第一，在他看来，科技的发展取决于生产者所掌握的基本技法、生产技能和所使用的工具器具三要素，也可以用“法”、“巧”及“器”三个概念加以说明。他认为，在技术三要素中，正确的操作方法固然很重要，但只有通过“巧”与“器”才能达到最佳效果，而其中，“人巧”是最积极的因素，这一点与后来马克思在阐述生产力发展运动中“劳动者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的观点也不谋而合。因为“人为万物之灵”、“人巧造成异物也”。他甚至在《锤缎》章认为，对从事复杂技术生产如锻造铜乐器的工人，应给予比锻造铁器的工人高一档工资（“锤王亦贵重铁工一等”）。这就从技术政策上落实了他的思想主张，即根据不同的工种，对生产技术人员实行不同的激励，从而更加促进其提高生产技能。这一主张从另一侧面也可以加以印证。如《天工开物》书中，几乎每一章都提到了请工人和农民来提高自己的生产技能，而树立了这方面的标兵。
在强调“人巧”的同时，宋应星还并未忽视“器”的重要性和先决性。“人巧”固然要加以提倡，但终归只是操作器物之巧，若没有各种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技术设备与之配套，工农业生产也就不能有效进行。所以他认为，“世无利器，即般（鲁班）、倕安所施其巧哉？”，又说，“谚云：‘万器以钳为祖’，非无稽之说也。”在《膏液》章说，“凡榨，木巨者围必合抱，而中空之，……中土江北少合抱木者，则取四根合并为之，铁箍裹定，横拴串合，而空其中，以受诸质，则散木有完木之用也。……若水煮法，则并用两釜。……注水滚煎，其上浮沫即油。……然得油之数毕竟减杀。”根据以上观点，我们还不难看出，“器”为“巧”也有一定的关联性：“器”与“人巧”所制，“器”制好后必为“人巧”所用，若光有“巧”而不用“器”，或光有“器”而不用“巧”，则两者皆不可为也。
第二，技术分类领域的系统整合。《天工开物》共18章，实际上至少涉及30种技术。如《乃服》便涉及养蚕、种桑麻、纺织等技术，《甘嗜》涉及种甘蔗、制糖、养蜂等技术，而《彰施》则包括染料植物栽培及染色等技术。如果再细分下去，恐怕还不止30种，几乎囊括了17世纪三十年代时中国工农商业各部门所有主要技术。令人惊叹地是，对于如此众多的各行各业的生产技术和细分环节，宋应星并没有平铺直叙和泛泛而谈，而是尽其所能，详细具体地加以介绍，并且采取了科学的分类方法。与徐光启不同，宋应星的分类体系则更为合理。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对谷物的排列是黍、稷、稻、粱、秫、稗；卷26《谷物下》分别是大豆、刀豆、黎豆、麦、荞麦、胡麻，这是不分主次、系统性不强的按作物品种逐一介绍的方法。而宋应星在写作《天工开物》的序中即言道，“卷分前后，乃贵五谷而贱金王之义。”本着这个原则完成了全书的体系编排。全书分上、中、下三卷，共18章，融工农业生产共30种技术为一个大体系，每卷为一个中体系，卷中每章为一个小体系。在这里，宋应星已不自觉地使用了现代系统工程学排序的方法。经过这样的处理，全书丰富的内容不再是无序的堆积，而已然形成了一个井然有序的整体。从这种思路出发，宋应星将谷物按其产量及在口粮中的重要性为次序，再考虑自然类别，划分为稻、麦、黍稷粱粟、麻、菽（豆）五大类，再以五大类为纲，纲下再分细目。如稻类下分糯（粘）、粳（不粘），麦类下分小麦、大麦、裸大麦（青稞），豆类下分大豆、绿豆、豌豆、蚕豆、小豆、扁豆、豇豆等。显然，宋应星的这种分类法比传统的方法站在更高的境界，渗透了技术哲学和农业经济学的思想，这种创新的精神和创新方法是十分可取的。
第三，高度重视技术革新并探索出一整套完善的技术方法体系。宋应星认为，世界上万事万物总是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当中，这是一个永恒的真理。当他把这种变化的思想用于研究技术发展的现象时，便自然而然地得到了如下结论。他在《陶埏》章中写道：“商周之际，俎，豆以木为之，毋亦质重之思耶。后世方土效灵，人工表异，陶成雅器，有素肌玉骨之象焉。掩映几筵，文明可掬。岂终固哉？”这段话表达了如下思想：由于新材料、新工艺的出现，任何产品的生产技术都是不断向前的。因此，不断搜求产品的新的生产材料和制作工艺，应当作为产品技术革新的主要突破口。此外，宋应星还探讨了技术革新的动因并得出了科学的结论，认为适应社会实践的紧迫需求特别是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社会需要，是技术不断革新发展的另一动因。例如，在《潘石·砒石》一节中，正由于社会上广泛存在着将砒霜用作农药的生产需求，这才刺激了砒石烧炼技术的发展，其产品“每岁千万金钱速售不滞者”，而若将其用于火药与白铜炼制，则“需用能几何哉？！”最后，宋应星认为，技术自身也有一种不断地要求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内在动因，当某种技术不再适合于实践的需要时，要么是被淘汰，要么就是自觉地进行更新。为说明这一规律，他还列举了造箭的技术和制弩的技术来加以论证，在此就不多赘述了。
综观《天工开物》全书，被宋应星总结推广的技术革新项目遍布各行各业，有数十项之多，像灌钢改进法、采煤的安全作业法、混合制浆造纸法、煤和风箱在冶炼中的联合使用、多用水车、旋转式火箭弹等。值得提出的是，这些技术不但在当时国内处于一流，而且在世界上也是最先进的。例如煤和风箱的混合冶炼，在18世纪后期法国启蒙学家狄德罗主编的《百科全书》才开始介绍，因而英国的李约瑟博士才对宋应星提供的技术信息给予很高的评价。也许正是因为《天工开物》在国外的广泛传播，促进了西方的工业革命，而其在国内又倍受冷落，才是引起日后中西、中日发展差距不断拉大的真正原因吧。当然，要全面透彻地理解这个问题，还必须从当时国内外社会制度、民族文化差异去分析，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发展与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经典论述。另外，在《天王开物》著作中所讲述的甘蔗分栽技术、用煤及双动活塞风箱代替木炭及皮囊鼓风器技术、灌钢及造纸改进技术、大型铸件的铸造技术等所折射出来的方法论思想，也与现代认识工程学思想暗合，并被著名宋应星研究学家潘吉星先生分别称为移植法、置换法、组合法和分解法，并在此基础上经过进一步归纳综合，便形成了我国传统文化思想中一个最具有普遍意义的伟大的技术哲学思想，即“二物交合取其长”，又可称之为“综合优选法”。所有这些均构成了宋应星《天工开物》的技术方法体系。
第四，学以致用而非致仕。尽管封建社会政权频繁变更，但统治阶级提倡儒学的政策始终未变。历代的官方教育和科举制度都规定以儒家经典即四书五经作为学习和考试的主要内容，而科举又和做官联系在一起，这就使得读书人必须通过研读儒家经典才能求取仕途，而工农业生产所需各项技术的研究则遭到冷落，甚至被诬为“奇技淫巧”，给予不公正的社会地位。可见当时的读书人，读的不过是儒家所谓“圣贤”之作，虽则有少数人出于个人兴趣和职务上的需要，做些科学技术方面的研究，但并不构成社会主流。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学而优则仕”会成为中国古代大多数读书人毕生追求的梦想。读书人从书中可以求名、求利甚至求色，难怪会“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了，但这书显然不包括科学技术书籍在内。由此可见我国古人在政府引导之下学以致仕而非致用的倾向是十分明显的。处此环境之中，“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也就不是什么稀罕事了。宋应星无疑是最痛恨华而不实的学风和倡导实学的。他不但反对空谈“理性”、坐而论道的儒生鄙视劳动者的任何表现，还反对他们鄙视工农业生产技术的陋习。他认为，“夫财者，天生地宜，而人功运旋而出者也。”这就直接导致他对技术在整个社会重要性的认识。在分宜县学期间，他还大力整顿学风，严肃学纪，甚至主张加强对青年学生的技术教育，在社会普及技术知识，使“学者童而习之”。在科举取仕的年代，他为何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提出如此主张呢？笔者认为，“技术救国论”无疑是宋应星技术思想的渊源，而提倡学习技术、学以致用正是这种报国思想的最好注脚。明末国力衰微，工农商业乏善可陈，国家内外交困，何也？像宋应星在《野议·屯田议》中所言：“夫北方自云中抵山海，东方自成山抵蓬莱，荒闲生合之地，广者百里，促者十里，弥望而是。……即亿万牛耜，垦之不尽。”何也？科学技术发展到17世纪30年代亦相当高超，明末有工农群众1亿、官兵120万还有地方各级豪强武装百万人而亡国，又何也？所有这一切均发人深思。社会普遍存在不尊重技术、不尊重技术人才、不使用传扬技术的技术氛围，不能不说是明亡国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亡明的清政府，稳坐江山之后，仍然天下唯我独尊，技术上闭关锁国，推行与明朝一样的政策，终于使国外诸强后来居上，而重蹈明王朝的覆辙。由此观之，一个社会执行什么样的“本位”制度至关重要。是“民本位”、“技术本位”，还是“官本位”在此姑且不论，“学什么而优则什么”，却是一个值得世人更加关注的课题。宋应星的技术哲学思想从“人巧”出发，提出了这么一个问题：到底谁是创造各种技术的主力军？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反映出两种不同的技术观。战国时的《考工记·序》云：“智者创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百工之事，皆圣人之作也。烁金以为刃，凝土以为器，作车以行陆，作舟以行水，此皆圣人之所作也。”宋代科学家沈括则认为：“至于技巧、器械、大小尺寸、黑黄苍赤，岂能尽出于圣人？百工、郡有司、市井、田野之人莫不与焉。”在这两种针锋相对的论点中，宋应星坚定地站在沈括一边。在《天工开物》一书中，宋应星树立了多位技术典型，而且都是工农大众，并且提倡向他们虚心求教。可见，宋应星也是认为人民大众才是技术发明的真正创造者的。因而国家必须依靠工农，重视生产技术教育，大力发展生产技术，提高生产效率，才能恢复生产，匡复乱世。在这里，宋应星把国家振兴的希望完全寄托于封建统治阶级能够采纳他的建议，减轻人民的疾苦，充分发挥工农群众的生产积极性，这种思想毕竟具有阶级的局限性。然应星毕竟是一古人，二十一世纪之诸君，必不会因此而抹其思想光辉！
收稿日期：2003-1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