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产业内贸易研究_产业内贸易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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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产业内贸易的理论发展

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就有许多学者对赫克歇尔一俄林模型开始进行实证分析,比如Vernoorn(1960)、Balassa(1965)等人对一些欧洲国家之间的研究表明,其间的大部分国际贸易并不是反映各国资源禀赋的产业间贸易,而是产业内贸易。由于产业内贸易涉及到各种不完全竞争的特点(比如产品的差异性、规模经济、垄断竞争或寡占行为以及跨国公司的活动等等)及更广的范围,故建立在完全竞争假设上的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就很难解释了,这样就自然而然产生了许多关于产业内贸易的模型和研究。1975年,Grubel和Lloyd在他们的著作(产业内贸易:异质产品国际贸易理论与测量》中建立了著名的G-L指数,开始对产业内贸易进行理论和实证研究。后来,又出现了基于垂直产品差异的“新赫克歇尔——俄林模型”(Falvey等人),该理论试图在产品特性与劳动和资本等基本要素的不同组合间,建立联系以解释产业内贸易,但仍是用要素禀赋来预测贸易。基于水平产品差异的“新张伯伦棋型”(Krugman,1979)和“兰卡斯特模型”(Lankaster,1980),前者认为在产品具有水平差异性并在生产的平均成本递减的情况下,即使在两个完全相同的国家间也能展开贸易,并且这种贸易能够增加两国的福利,而后者则是以产品特性和消费者偏好的唯一占优选择性为基础解释两国贸易,也得出了与上相同的结沦:基于寡占假定的“布兰德—克鲁格曼模型”(Brander & Krugman,1983)和垂直差异性模型,前者利用库诺假定建模,讨论寡占均衡问题,后者用研究与开发作为固定成本来分析,结果均表明,如果两个国家收入水平不同,就会产生产业内贸易,高收入国家出口高质量产品,低收入国家出口低收入产品。此外,在随后的研究中,又有许多学者对前人的成果进行了拓展与改进,比如,Harryshyn & Civan(1983)Marique(1987),Lee(1993),Stone & Lee(1995),Gonzalez & Velezt 1995),H~ryshyn & Kuzne(1997),Nilsson(1999),Ekanarake(2001),李俊(1998)、许统生(2000)等多位学者的研究。

二、产业内贸易的测量与评估

(一)产业内贸易的测量方法

测量产业内贸易的最为广泛使用的是Grubel和Lloyd(1975)在他们的著作(产业内贸易:异质产品国际贸易理论与测量)中提到的G-L指数。尽管自60年代以来,有许多学者建立了各自的测量指标,但最为广泛采用的却仍是一些G-L指数的变形。G-L指数被认为是用来讨论在一个简单时期内产业贸易模式的最为适当的方法,具体来说,它测量了一国(j国)的某一产业(i产业)产业内贸易份额,其公式如下:

其中i=1,2…,n,n表示j国在一定整合水平下产业的个数。

Grubel和LIoyd指出,公式②中的会由于一国商品贸易不平衡的存在而偏小,贸易不平衡越大,IIT所占份额越小,而净贸易所占的份额也越大。此外,公式②还存在统计偏差的问题(李俊1998),一个产业包括的产品范围越广,产品间差异性越大,IIT的值可能越大,反之可能越小。Aquino(1978)和Balassa(1986)等人提出各自的调整方法,以降低公式②的偏差。而Grubel和Lloyd则建议通过对贸易不平衡的综合考虑对②式作调整如下:

其中,是调整后的产业内贸易指数。

(二)对产业内贸易指数的评估

笔者根据中国对外贸易统计年鉴(2001),中国海关统计(2002)的数据计算,发现在2001年的进出口贸易中,糖类、宝石、纸制品、纺织品、通讯设备、电线电缆及部分化工原材料和建材竹产品的IIT指数很高,表明在这些产业上中国只有相对优势,而原木、蜂蜜、日用陶瓷、鞋帽、小电器、纸浆、天然橡胶、集装箱等产品IIT指数则很低,产业内贸易欠发达。同时数据显示我国目前的进出口仍以劳动密集型为主,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产业内贸易尚待大力开发。

根据中国大陆在2001年的部分产业对部分国家和地区的IIT指数(表一),在金属切削机床产业,中国的主要产业内贸易伙伴有英、美、法及新加坡等国;在纺织品行业和钢材行业,对世界各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对产业内贸易指数都较高;而在汽车行业的产业内贸易指数均较低;服装行业除印度、新加坡、墨西哥较高外,对其他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产业内贸易较低。

表一 2001年中国大陆对世界部分国家和地区的部分产业内贸易指数统计

注:所有价值项目单位均为$,指数均为百分数:(根据2002年中国国家统计局提供数据计算)

同时,随着中国产业内贸易的不断发展,其对外贸易的IIT指数(无论是还是IITja)也保持了较高比例,且均有一定的增长,但速度迟缓,根据2002国家统计局提供数据计算,这一速度与中国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进出口贸易的增长速度是基本一致的。

三、产业内贸易的决定因素

对产业内贸易的决定因素的假设有很多,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人均收入(PCI)越高,产业内贸易规模越大。2.人均收入的差异(RDPCI)越大,产业内贸易规模越小。3.一国经济规模(GDP)越大,产业内贸易规模越大。4.经济规模差异(RDGDP)越大,产业内贸易规模越小。5.贸易障碍(BAR)越大,产业内贸易规模越小。6.贸易倾向(T0)越强,产业内贸易规模越大。7.贸易集中度(TINT)越强,产业内贸易规模越大。8.产业内贸易的程度大小将与共同边界(BOR)的存在有正相关的关系。9.产业内贸易的程度大小将与共同语言(LAN)的存在有正相关的关系。10.产业内贸易的程度大小将与是否参与区域一体化(例如APEC)及其进程有正相关的关系。根据以上分析,预测模型、假设的解释变量及其之间关系如下:

此外,将未经调整的IIT指数作为因变量时,一些最近的研究(Lee,[1993];Stone & Lee,[1995];Havryyshyn&Kuznel,[1997])也用到了贸易的不平衡(TIMB)作为附加的解释变量,即若不考虑TIMB的影响,用调整后的IIT数作为因变量;若考虑TIMB的影响,则用未经调整的IIT指数作为因变量。考虑中国现实,与以上假设是基本吻合的。

1.2001年,中国大陆对美、日、韩、台等人均收入较高的国家和地区的产业内贸易相应较多,就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同特定贸易伙伴国和地区的产业内贸易会随着贸易伙伴国和地区的居民人均收入(PCI)提高而有所增加。在较低的人均收入水平下,一般来说,消费者需求较小,对产品特性的要求也不高;而在较高的人均收入水平下需求会变得更加复杂化和多样化,这也就会导致对差异产品的巨大需求。

2.人均收入差异与产业内贸易基本呈现负相关的关系,这表明了需求结构的差异及(或)资源禀赋的差异。较大的PCI差异预示着需求结构的较大不同,同时也表明产业内贸易的潜力下降了。在中国对外贸易中,必然存在着对他国的高品质产品的需求。所以,当贸易伙伴国和地区与中国大陆的人均国民收入有很大差异时,彼此间的产业内贸易规模将会趋小。

3.在较大的经济体的规模经济条件下,会有许多差异产品被生产出来。同时,该经济体也拥有对国外差异性产品的巨大需求,进而导致较高的产业内贸易(见中美、中日IIT指数)。

4.如果两国的经济规模都较大且差距较小,则相对于较大差异的市场规模,其产业内贸易规模会较大(见中国与印度的IIT指数)。较大的经济规模差异会导致较小的产业内贸易。

5.在中国的对外贸易中,若伙伴国的贸易障碍较小,即进入壁垒低,进行差异产品间贸易的信息成本低,则产业内贸易的发展就会比较顺利(见中国与美、英等国的服装IIT指数)。

6.由于中国与美、日、欧的贸易有较强的倾向,故与他们的IIT指数也较高。

7.随着我国与一国贸易量的增加(即贸易集中度增强),将会有更多的差异产品进行贸易。比如,近年来与韩国间的贸易额上升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两国间的IIT。

8.共同边界的存在反映了基于地区优势的产业内贸易的可能性(Balassa&Bauwens,1987)。

9.共同语言的存在,有利于信息的更为自由的流动,从而有利于产业内贸易的提高。比如中国大陆与台、港、澳等地区的产业内贸易一直较高。

10.中国与APEC成员国间的产业内贸易一般来说都是比较高的。可以预见,伴随中国加入WTO,中国的产业内贸易将会面临更为广阔的前景。

除以上几方面的因素外,笔者认为还应把差异性产品、跨国公司的数目及规模,国家产业发展阶段、地区产业政策以及全球宏观经济形势等因素考虑在内,这样才能对产业内贸易问题有更全面的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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