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发展观与当代社会发展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学发展观论文,社会发展论文,当代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符合中国国情和时代要求的科学发展观，即：“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这一发展观的核心是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
这一发展观的根本要求是，准确把握“全面”、“协调”、“可持续”的深刻含义。必须坚持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等方面的全面发展；必须坚持社会各个方面的互相联接，互相促进，良性互动，协调发展；必须坚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既考虑当前社会需要，又考虑未来社会发展的需要。
这一发展观的落脚点和着力点是“五个统筹”。1、统筹城乡发展，其实质是解决城乡二元制社会结构，主要途径是产业化、工业化、城市化，使大多数农民变成城镇居民，赋予农民以平等的“国民待遇”。2、统筹地区发展，其实质是促进各地区的共同发展，缩小地区发展水平的差距，主要是开发大西北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3、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其实质是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推动社会的全面发展，着力发展文化教育、科学技术、医疗卫生、社会福利等社会公益产业，解决突出的社会问题和民生问题。4、统筹人与自然的关系，其实质是解决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人口适度增长，资源合理利用，建立良好的生态环境，加大治理环境的力度。5、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的关系，其实质是更好的利用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顺利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温家宝总理指出：“‘五个统筹’是总结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经验、适应新形势新任务提出来的，是针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来的，是我们这次确定改革目标的出发点和归宿。”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将是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党和国家工作总的指导方针，具有全局性、纲领性、战略性意义。这一科学发展观的实施，必将把我国推向一个更加繁荣发展的新阶段。
科学发展观的深刻内涵体现着当代社会发展理论的诸多理论视角，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
第一，科学发展观与人本理论
人本理论或称人本主义理论，在现代社会发展理论中居有显赫的突出地位，在学术文献和政府文献中大行其道，是使用频率最高最时兴的概念和词语之一。
以人为本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高原则，一切为了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的幸福，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1894年1月9日恩格斯在致意大利人朱·卡内帕的信中，应《新世纪》周刊“用简短的字句来表达未来的社会主义纪元的基本思想”的请求，就以此段话来作答复。在无产阶级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突出强调人的社会关系和阶级斗争，其长远目标就是为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的普遍幸福。
人本理论是资产阶级启蒙学者首先提出的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锐利武器，具有重要的历史进步意义。但其根本缺陷是把人视为“抽象”的人、“自然”的人，掩盖了人的社会关系和阶级本质。马克思恩格斯在肯定其进步意义的同时，深刻地揭露其虚伪性、欺骗性和历史唯心主义的实质。可见，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与资产阶级的人本主义，既有历史联系，又有本质差别。
以人为中心的综合发展观是当代西方新的发展理论。当代发展理论在20世纪后期，经历了深刻的转变。体现在由单纯追求物质财富的经济增长观到以人为中心的综合发展观的转变。这一理论日益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西方许多学者开始摒弃传统的发展观，即单纯用国民生产总值来衡量一国发展的方法，要求把发展看作是历史文化传统、政治经济价值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过程，体现了以人为中心的综合发展观。这一理论观念被国际社会普遍认同。我们在肯定其历史进步作用的同时，还应看到，在阶级压迫与阶级斗争中存在的社会里，西方学者人学理论的抽象性、普遍性是不可能真正实现的。只是掩盖其虚伪性、欺骗性的一种表象而已。
我们党高扬人本主义大旗，并赋予人本主义以广泛性真实性的内涵。我们党的性质和国家性质决定了我们的一切工作都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就是为了切实有效解决人民群众生活中存在的实际问题，最大限度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的普遍幸福。
第二，科学发展观与社会公正理论
社会公正理论是当代社会发展理论中引人注目的理论内容。什么是社会公正？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与社会公正直接相悖。平均主义当然也不是社会公正。社会公正既是一个重要的利益分配原则，也是一个重要的社会价值原则。
西方学者认为，公正与正义同义（英文均为iustice）。有的提出：公正表现为“给每个人他所应得的”那种表现形式。国内有的学者认为社会公正的基本宗旨是“人人共享，普遍受益。”我们认为，社会公正与一定的社会基本制度相联系，规定着社会资源的利益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合理分配。邓小平提出的“共同富裕”就是社会主义公正原则的最高体现。
社会公正应具体体现于如下重要原则：
1、公民权利的保证原则。社会公正应体现于公民的生存权、就业权、受教育权、社会保障权、人身自由和安全权等权利的行使。
2、公民参与的机会均等原则。社会公正体现于公民对经济、政治、文化一切活动的平等参与和机会均等。
3、按贡献进行分配的原则。按贡献大小进行分配是社会公正的主要体现。
4、对弱势社会成员的救助原则。对在分配过程 中处于不利地位的弱势群体给予必要的调剂和救助，也是体现社会公正的一个重要方面。
科学发展观充分体现着社会公正理论，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就是为了有效解决社会的不公正现象。我们党提出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在坚持这一原则下，应更多些地体现“公平”的比重和内容。例如缩小基尼系数和缩小城乡差别和地区差别，必将有利于实现社会资源的人人共享、普遍受益和共同富裕的社会发展宗旨，必将有利于激发社会的活力，激励每个社会成员的积极性和潜在功能，推动社会发展。
第三，科学发展观与社会稳定理论
社会稳定是相对社会动乱而言，是一种相对安宁与和平的社会状态。社会稳定并不意味着没有任何矛盾和冲突，而是将矛盾和冲突控制在较小的范围内和较低的程度上。全世界发展中国家大体分为三大类型。第一类是变革而不稳定的国家。第二类是不变革而稳定的国家，或称静态稳定的国家。第三类是变革中稳定的国家，或称动态稳定的国家。第一、二类都不可取。第三类是最佳选择。
社会稳定既是社会发展的目的，又是社会发展的条件。就目的意义而言，社会稳定是人们追求的社会发展目标，人们都希望过和谐安定的幸福生活。就条件意义而言，社会稳定又是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没有安宁和稳定的社会环境，社会发展是根本不可能的。利莫大于治，害莫大于乱。邓小平提出“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2]正说明维护社会稳定的极端重要性。
根据世界各国的发展规律，引发社会不稳定的动因主要是两大问题。一是民生问题，民众的基本生活需求长期得不到解决，人民生存条件难以为继，群众怨恨加剧。二是政治腐败问题，政府脱离群众，官员腐败，激起人们的愤慨。
实施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五个统筹”，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有利于解决教育、劳动就业、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突出的民生问题，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因而能够最大限度满足人们的生活需求。实施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五个统筹”，有利于密切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克服官僚主义和政治腐败。从而从根本上消除产生社会不稳定的动因，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第四，科学发展观与可持续发展理论
可持续发展理论提出的时代背景是人类社会工业化以来出现的人类生存危机。森林的破坏、水土的流失、土地的荒漠化、大气污染和水体的污染，已经达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我们国家的生态环境也面临着严峻形势。恩格斯早就提出过警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3]
1975年6月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和1992年6月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开启了世界各国人民积极实施可持续发展理论，改善人类生态环境的历史新篇章。
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需要人们牢固树立可持续发展的新理念。
1、可持续发展不再是单纯的经济增长，而是人口、经济、社会、资源、环境五要素的和谐协调发展。
2、可持续发展关键是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标志是资源的永续利用和良好的生态环境。要克服“人定胜天”和人与自然的主仆关系的片面观点，建立人与自然的平等合作伙伴关系。
3、可持续发展要求人们树立整体观念和全球观念，反对为了一个地区和一个国家的发展，损害其他地区和其他国家和发展。
4、可持续发展要求树立正确的代际观念，生态环境和资源宝藏是世代人类共同的财富。发展不仅为了造福于当代人，而且为了造福子孙后代。不能以牺牲后代人的幸福为代价，来换取当代人的幸福。
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是五个统筹链条中的重要环节。实施科学发展观必将加大治理环境的力度，遏制破坏生态环境的势头，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第五，科学发展观与社会善治理论
善治(good governance)是近年来西方兴起的重要管理理论。它的基本含义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新颖互动关系，是二者合作的最佳状态。它的实质是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4]
善治的基本特征和评价要素为：
1、合法性。是指社会权威和社会秩序被自觉认可和服从的性质和程度。从法律角度看作合法的东西，并不必然具有合法性，只有被人们从内心所认可的权威和秩序，才具有政治学中的合法性。
2、透明度。是指政治信息的公开性。每个公民都有权获得与自己利益相关的政府政策的信息，包括立法活动、政策制定、法律条款、政府预算及其他有关信息。通过媒体为公民所知，以便公民有效参与公共决策过程，并且实行有效监督。
3、回应性。它要求公职人员和管理机构对公民的要求作出及时的和负责的反应，不得无故拖延和“无作为”。在必要时应当定期地、主动地向公民征求意见，解释政策和回答问题。
4、与社会组织的良好合作。善治实际上是国家权力向社会的回归。公民社会包括团体组织、地区组织、行业组织等。善治意味着社会组织的壮大和与政府的良好合作。
善治理论的积极意义就在于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高度统一，把有效地管理看作是管理组织与公众的合作过程，它强调管理就是合作，它认为政府不是合法权力的惟一源泉，公民社会同样也是合法权力的来源，它把治理看作是当代民主的一种崭新形式。
科学发展观深刻体现着社会善治理论的内在要求。我们党和国家的性质决定了政府与社会公众的高度一致和良性互动关系。“五个统筹”的本质要求是建立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和谐发展与亲密合作的关系。科学发展观也呼唤着各种公民社会组织的孕育发展和成熟，并与之形成最佳的合作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