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主体与他者身份——主奴辩证法的嬗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辩证法论文,与他论文,主体论文,身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81(2011)03-0104-05
后殖民理论主要是就殖民状况及其后果进行非/去殖化的再解读,殖民统治与话语的核心所在是殖民者与受殖者之间的关系。本文将就此主要讨论从黑格尔、萨特到法农的对于殖民者与受殖者身份认同之间、殖民主体与殖民他者之间的相互关系的论述,从多种话语的角度分析主奴关系的辩证法及其认同机制。
一、主奴身份意识的嬗变——黑格尔主奴辩证法
后殖民理论家一致承认殖民主体与被殖民主体之间的“主从特性”:“一种‘殖民/帝国主体性’(colonial/imperial subjectivity)始终具有认识论和本体论上的优先性,而本土或附属的主体,则仅仅被视为二次性的‘主体效果’(subjective effect)。”[1]7殖民主体与他者之间复杂的认同关系首先在黑格尔的主奴关系的辩证法中得到了较为充分的阐释。
黑格尔首次将主奴关系的欲望辩证法引入主体的认同机制中,将主体的认同与他者密切关联,而主奴关系的辩证法则是主体认同的普遍性机制。黑格尔之前的哲学都将自我的探索局限在单一的思维主体之内,比如笛卡尔哲学就将自我界定为纯粹的“我思”。黑格尔认为,关于“思维”、“理性”、“知性”等的对于认识主体的思考都不能真正切近自我及自我意识的实在性。因为这些认识论的沉思只是揭示了客体,“认识的主体”被吸引并消失在被认识的客体之中,而并没有揭示主体,人只有通过“欲望”才可以返回自身、认识自身。
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里的自我意识的阶段提出主奴关系辩证法,也就是说,主奴关系是自我意识的一个阶段,克服主奴关系成为黑格尔绝对精神的主要目标。黑格尔后来在《精神哲学》中又进一步发展了主奴关系的辩证法,观点更加成熟,但基本的思路格局并没有改变。黑格尔的自我意识对于现象世界最基本的关系表现为欲望,是一种占有并否定对象客体的纯粹意志。欲望也是主奴意识的起点。真正人的欲望必须是针对另外一个欲望的社会性的欲望。“欲望针对另一个作为欲望的欲望,通过使之满足的否定和消化活动,将创造出本质上不同于动物的‘自我’的自我”[2]5。自我意识的起源就存在于寻求承认的生死斗争之中。因为在黑格尔看来,“一个不曾把生命拿去拼了一场的个人,诚然也可以被承认为一个人,但是他没有达到他之所以被承认的真理性作为一个独立的自我意识。同样每一方必定致对方于死命,正因它自己为此而冒生命的危险,因为它不复把对方看成是它自己(的一部分);对方的本质在它看来乃是一个他物,外在于它自身,它必定要扬弃它的外在存在。对方是一个极其麻烦的、存在着的意识,它必须把它的外在存在看成纯粹的自为存在或绝对的否定。”[3]126
独立的自我意识须要获得另外一个同样独立的自我意识的承认。而在主人与奴隶的关系辩证法中,主人拥有独立的自我意识,它的本质是自为存在;而奴隶则恰恰相反,他只有依赖意识,它的本质是为对方而生活或为对方而存在。两个自我意识为了获得超越的价值所体现的人的尊严,它们之间进行的生死搏斗的结果是产生了主人与奴隶。如果战斗的双方有一方被杀死,那么对于留下的另外一方的自我意识的承认就没有什么意义了。而只有一方慑于死亡的恐惧,他屈服于做胜利者的奴隶,以保全自然生命,成为一个非人的物。而生命搏斗的胜利者则成为统治自然的主人,满足了欲望,实现了人的潜在本质,从而成为独立自主的主体。主人统治的自然包括两个环节:纯粹的自然物与作为物的奴隶。主人不仅占用自然物,还利用奴隶按照自己的需要去改造自然物,通过奴隶间接与物发生关系,并不劳而获直接占有并享用奴隶劳动的成果。主人通过独立存在间接地使自身与奴隶相关联,奴隶是另外一种意识,这个意识的本质却是物或物性,他在生死斗争中未能超越动物的欲望,因而证明了他自己不是独立的,只有在物的形式下他才有独立性。由此,主人与奴隶的不平等关系建立起来,这里“发生了一种片面的和不平衡的承认”[3]129。
但主人与奴隶的关系并不是固定静止的,而是处于辩证的否定之中。主人与奴隶的身份、地位、作用与意义都是在发展变化的。最初的为承认所作的斗争造就了主人与奴隶,但与此同时,主人虽然通过生死斗争获得了奴隶的承认,奴隶却不被承认为人,主人等于是被另外一个不具有独立自我意识的意识——奴隶意识所承认,实际上只是得到了一个作为“非人”的没有价值的物的“承认”,这样的承认不可能真正满足被承认者的欲望:“只有通过他认为有资格承认的那个人的承认,才可得到满足。”主人实际上面临着无法克服的两个内在矛盾,这个矛盾推动着他走向了毁灭。矛盾之一,是主人在进行生死斗争时并不是为了自然欲望的满足,而是为了实现人的尊严与价值,达到被承认的超越目的。而在主奴关系建立后,主人就退化成一个物性的存在了,因为他驱使奴隶的劳动仅仅只是满足自己的自然本能,而且由于坐享其成,主人在满足欲望的过程中也不能超越自己。这样一来,主人就被自我否定了他曾经冒着生命危险追求到来的作为人的本质。矛盾之二则更为根本,本来主人是为了获得另外一个具有独立自我意识的承认,即另外一个与他一样但又不属于他的他者的承认,但斗争的结果却是被一个奴隶所承认。承认的本质却在于平等的独立意识的相互承认,因此,奴隶对于主人的承认并不是真正的承认。主人不可能承认奴隶的独立地位,他只把奴隶当作物来看待并使后者屈从于自己的欲望与意志之下。由此主人作为人的存在就面临着危机,主人在这里就走到了他存在的死胡同。不过主人的地位与意义也是不容抹煞的,主人作为胜利者,曾经在生死搏斗中代表着具有超越意义的人类价值与理想。而且主人的存在成为历史的催化剂,使得真正历史得以在奴隶现实的客观化的劳动中展开。
奴隶虽然成了一个依赖意识,屈服于他的自然性,丧失了人的尊严,被迫成为附属于主人的物。但他在本质上与自然物还是不一样,他也是一个生命,一个自我意识(虽然不具有独立性),他注定要扬弃自己的依附性成为独立的自我意识。黑格尔认为,对死亡的恐惧与培养或陶冶事物的劳动是奴隶获得解放的两个本质环节。主人没有感受到死亡的恐惧,因此他也就反而退回到一种仅仅满足于自然欲望的存在状态之中。而对死亡威胁的巨大恐惧使得奴隶为了保存生命不得不去努力劳动,如果没有死亡的恐惧,奴隶的劳动就不免沦为纯粹的自然活动。奴隶的劳动不是为了满足奴隶的自然本能,而是为了满足主人的欲望,更是为了克服死亡的恐惧与获得人的权力这一超越性价值与理想而劳动的。劳动改造了物,同时也扬弃了人类自身的自然性,它体现了人类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本质,劳动就此具有了一种肯定的意义,从而将业已丧失的独立性、自主性重新实现出来,使奴隶重新获得了他固有的作为人的本质。
因此,在最初的生死斗争结束、主奴关系建立之后,主人的逻辑在概念上就已经走到了其历史的终结点。而奴隶则是新的历史的承担者,他要开始为着自己被拥有独立意识的主人的承认而斗争,他要进行自我否定以从有价值的存在的主人那里争取到承认,而一旦奴隶否定了自身的奴隶状态,其自我否定获得实现,那么,所有人都就此被承认为人,于是“人”的概念最终也得以实现,历史就最终走向了终结。
总之,主奴意识是一个辩证发展的过程,其中包括四个本质的环节:生命或欲望的搏斗、相互承认的理想、死亡的恐惧与奴隶的劳动。主奴意识从欲望发端而结束于劳动,自我意识则从主奴意识起头终结于绝对知识。主奴之间的为着承认与认同的斗争就在这一过程中得到精神现象学的丰富展示。在黑格尔这里,奴隶的身上潜藏着无限的生命力,它是一个不断致力于创造和解放的劳动者与奋斗者形象。当然,在尼采的主奴哲学里则揭示出奴隶的奴性懦弱苟且偷生的另外一种身份意识。无可否认,在黑格尔这里,主奴意识是普遍性的自我意识和人类意识的第一个形态,他并不是专门讲殖民主体与受殖者他者之间认同运作机制,只是从哲学的角度来说明主奴的精神意识,而基本上没有涉及具体社会层面的认同分析①,但是其丰富而精微的主奴精神辩证法确实可以为我们直接用来理解殖民主体与受殖他者之间精神认同关系提供指导与借鉴。
二、他者凝视的暴力理论——萨特的改造
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发现了凝视(法文le regard,英文gaze)在人的存在经验中的重要位置,他秉承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的基本观念,坚持主体意识与他者之间关系的二元性:二者之间要么是主体、要么是他者客体。萨特进一步提出了主客之间的变换更替决定于凝视的位置,凝视的发出者占据了主体位置,而被凝视者则成为被物化的客体,并且主体在被凝视时也会发生客体化转向。如果按照黑格尔的术语来说,主客之间、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关系并不完全确定,而是随着凝视位置的不同而发生转移甚至倒置——变成一种互为主奴的关系。
萨特也认为他人意识的出现,是自我意识显现的前提。在萨特看来自我与他者之间是一种暴力性的凝视关系。因此,萨特将“凝视”揭示为一种人类本体论上的敌对关系,主体是在他人凝视的眼光中来完成自我塑造的。
在《存在与虚无》一书的“注视”(即“凝视”)一节②里,萨特曾举著名的“锁孔窥视”的例子,以现象学方法来说明自我意识的发生过程。萨特是从被凝视开始谈到他人的,萨特认为我和他人的关系是本体论的,而不是认识论的关系。凝视与被凝视是海德格尔“共在”式的本体论关系,但在萨特看来海德格尔的“共在”还是过于模糊,没有分清此在共他人存在抑或他人共此在存在的差别。萨特眼中的自我与他者的关系是一种不可还原的本体论并列关系。他人不能被还原为自我,首先是因为他人也是一个主体,他人的主体性可以从我的凝视上显现出来。“他人,首先是事物向着一个端点的逃逸,我同时把这个端点把握为与我有一定距离的对象,又把它把握为由于在它周围展开了它自己的距离而脱离了我的对象。”[4]322因此,当我凝视他人的时候,我会发现凝视对象并没有朝着我的方向集合,而是朝着逃离我的另一个方向。“因此,他人在世界中的显现相当于整个宇宙的被凝固的潜移,相当于世界在我造成的集中下面同时暗中进行的中心偏移。”[4]322他者在自我与主体之外,但他人又是为我的对象,还属于我的距离之内。
萨特所说的凝视不一定仅仅指一种显在的观看行为,也包含着隐含的或隐喻的高低位置关系。凝视并不是一般的知觉、感知,知觉是对世界和作为对象的他人的看,而凝视则与被凝视也就是说与他人的意识相关,凝视的本质“并不是在一个世界上领会一个注视(即“凝视”——引着注)对象(除非这个注视没有被射向我们),而是意识到被注视”[4]325-326。因此,更重要的是,在他人成为我的凝视对象的时候,我也会成为他人的注视对象。在“锁孔窥视”这个自我意识发生的原初场景里,我通过锁孔窥视屋里的人,此时屋里的人就成为我凝视的他者,是我的意向对象;但与此同时如果我突然听到走廊里传来脚步声,就会意识到有另外一个他者也在凝视我,自我处于被凝视的状态下。这意味着我在我的存在中突然被触及了,一些本质的变化开始在我的存在结构中浮现出来。这个变化包括我通过反思我未反思的意识确认了自己的存在。由此我感到了羞耻,那是因为我在他人的凝视中成了一个不得不是的对象。他人把我完全置于一种对象化的境地,这种对象化将不确定性强加于我。“我所是的这种存在保留着某种无规定性,某种不可预料性。并且这些新特性不仅因为我不能认识他人,而且尤其是因为他人也是自由的;或者更准确地说,反过来用这些术语,他人的自由就通过我为他所是的存在的令人不安的无规定性向我揭示出来。”[4]329这样,我的主体性就在这种凝视中被他人的意识超越了,我不能改变我在他人凝视中的那种对象性,相反,他人在他自己的凝视中则显现了他的主体性。但我还是有自由的一面的,因为我的为他的存在并不属于自为的本体论结构,而正是在我的为他存在使得他人成为主体,我影响并超越了他的主体性,而把他当成了我的对象。这样一来,在萨特的理论中,他者也是主体性的存在,自我与他者是互为主体的,承认他者的主体性并不影响我的主体性,但自我与他者之间仍然存在着冲突与斗争的关系。他者既是自我存在的前提条件,同时他者对于自我的凝视又具有摧毁性的暴力,“他人的注视作为我的对象性的必要条件,摧毁了一切为我的对象性。他人的注视通过世界达于我,不仅改造了我本身而且完全改变了世界。我在一个被注视的世界中被注视。尤其是,他人的注视……否定了我与对象的距离并展开了它固有的距离。这种他人的注视直接表现为在一个无距离的在场之内使距离进入世界的东西。我后退了,我被夺去了我无距离地面对我的世界的在场,并且我被给予了一种与他人的距离。”[4]338-339
在萨特看来,他人的存在造成了以我为中心的世界分裂,我在他者的“凝视”下,遭受到自身的异化,自我就变成了为他的存在,但自我却永远不能化归于他人,反之亦然。这样,虽然主体间是自由原子式的相互独立的,但他们却互相影响,主体间的相互平等的凝视并不可能,二者之间时刻处于矛盾之中,因此,人与人之间的冲突是永存的,“冲突是为他存在的原始意义”。如果拘囿于他者的凝视,那就会成为他者凝视下的受害者,他人就成了地狱。受殖者遭受到的殖民者的视觉暴力也是遵循这一凝视结构的,因此按照萨特所建议的,打碎他者的权力凝视是争取自身解放的重要一步的说法,也同样适用于受殖者对于殖民者的反凝视抵抗策略。有学者评价道,萨特的他者凝视的暴力理论是“完整地理解后殖民主奴范式及其心理批评基础的入口”[5]155。
总之,萨特的自我与他者的互为主体关系奠立于变换的凝视关系之上,这明显可以看出黑格尔主奴辩证法的影响,而萨特也同样强调认同斗争的暴力因素——虽然不像黑格尔那样要以“死亡”为代价。而且,萨特是将具有浓厚历史哲学色彩的黑格尔主奴辩证法改造为更具现象学意蕴的主体间的人类普遍存在论。
对于他者凝视的暴力机制,福柯与拉康也都作出了理论探讨。福柯在著名的《规训与惩罚》一书中揭示了边沁式的“原型监狱”充分发挥了监视的功能,成为现代性规训体制的一个缩影。拉康也认为自我是在大他者的凝视之中得以建构的。
殖民者将被殖民者作为表征主体,在背后真正起着作用的就是拉康意义上的隐形的“大他者”③,殖民者就是这样的“大他者”。比如殖民者通过大他者的刻板印象以隐秘的非历史化的方式将自身的偏见、歧视和贬抑等自然化,大他者的意识形态限制了殖民者自身的想象,并以貌似写实的方式巧妙地将被殖民主体客体化、对象化,从而获得一种真实感。
三、白人凝视下的黑人身份异化——法农的“恐黑现象学”
萨特所说的凝视暴力的权力关系在很大程度上符合殖民主义下的主客二元语境,所不同的是殖民的主客关系不像萨特凝视模式那样可以不断变化,自我与他者也不是萨特式的互为主体关系,而是相对固定,殖民者基本上处于凝视主体位置,而被殖民者则赤裸裸地暴露在前者的凝视之下,自身的主体意识遭到殖民他者的支配、压抑乃至取消,而被迫处于客体的物化境地。这尤其体现在白人殖民者对于黑人的种族凝视上。法农就是将黑格尔主奴辩证法和萨特的凝视暴力理论直接用于后殖民的批评实践。罗伯特·扬充分肯定这些理论对于后殖民理论与批评实践的重要启迪作用,“黑格尔的哲学训练使法农认识到,权力是一种辩证现象,拷问者与被拷问者、种族主义者与受害者、殖民者与受殖者、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互相结成了一种共生关系。前者无力逃避其与后者关系的后果。殖民者与受殖者的分裂,被切身体验殖民暴力的法农理论化为二元对立的精神分裂文化。其直接理论根源即是萨特的模式……”[6]
法农在他的“恐黑现象学”中对于殖民者的暴力凝视及受殖者黑人的身份认同的创伤性建构有很好的分析。特别是在《黑人的实际经验》一文中法农深刻而细致地描绘了黑人遭逢白人殖民者歧视的刹那间产生的各种屈辱心理以及导致的身份认同危机及其身份重建的焦虑、渴望与探求。
法农第一次看到了自己在一个白人孩子眼中的形象:“妈妈,看那个黑人,我害怕!”法农因为孩子如此反应而感受到一种“绞骨的阴冷而发抖”,俊美的白人小男孩因此发抖,因为他认为那黑人是由于愤怒而发抖,白人小男孩投入母亲的怀里说:“妈妈,那个黑人要吃我”。按说,儿童的心灵是纯净的,但是在这里,儿童的眼睛也由于无处不在的殖民文化受到了污染,而这种目光深深刺痛像法农那样的殖民地人民,他们对于自己长久以来处于无疑是之中的身份认同产生了深刻的怀疑,“那一天,我失去方向,无法在外头和他者——那毫不留情地将我囚禁的白人共处。我走向我的存在的远程,相当远的远程,将自己建构成客体。这个我为(pour moi)是什么?难道不是一种剥离、一种拔除、一种将黑色血液凝结在我整个身体上的出血?然而,我并不想要这种注意、这种主题化。我要的就只是做一个在众人当中的人。我本来也希望自己能光滑而年轻地来到一个属于我们的、和大家共同缔造的世界。”“看那,那个黑鬼!”白人对于黑人经常性的凝视弥漫性地反馈到后者视觉意象的空间里,造成后者心灵深处难以愈合的创伤,并且深深刻印在黑人的自我认同结构之中。黑人在他者敌视的目光中开始探索自我的身份认同:“我们有幸遭遇白人的目光。不寻常的沉重压迫着我们。真正的世界向我们抢夺属于我们的那一份。在白人世界里,有色人种在制作身体图式(schéma corporel)上遭遇到困难,对身体的认识只会是否定性的活动。那是一种第三人称式的认识。身体周围笼罩着一种确切的不确定气氛。我知道如果我要抽烟,就必须伸出右臂,拿起桌子另一头的那包香烟。火柴在左边的抽屉,我的身体必须稍微退后。我在做这些动作时,并非习惯,而是透过一种隐而不显的认识。我的自我在时空中缓慢建构为身体,这似乎就是图式。它并不强加于我,而是自我和世界一种具决定性的结构化——它是决定性的,因为它在我的身体和世界之间建立起实在的辩证。”④有色人种在白人他者歧视的目光下,对自己身体获得的只会是“否定性”的认识。本来,作为自然的人类,黑人对于自己的身体就像白人一样应该是一种和谐自然健全的感觉,应该是从本己自然的“剩余的感觉和知觉,特别是触觉的、前庭的(vestibulaire)、动觉的(cinesthésique)、视觉的感觉和知觉”来建构“一个生理学上的我,据以平衡空间、确定感觉”,但结果却是“我”所据以进行自我身体确认、描绘身体图式的要素“来自他人,来自白人对我编织的千条琐事、轶闻、叙述”,“身体图式受到多处攻击,崩塌了,取而代之的是种族皮肤图式”,白人在此占据了一个大写他者的权威地位,而这个他者更多时候是无形的隐匿的,是在场的不在场性、不在场的在场性:“我走向他者……而那时隐时现、抱着敌意却非不透明、透明、不在场的他者,消失不见”,黑人以他者的目光审视自己,“我在自己身上逡巡着客观的目光,发现我的黑、我的族群特性,穿破鼓膜而来的是——吃人肉、心智发育不良、偶像崇拜、种族缺陷、黑奴贩子”。黑人的身体处于白人的监视贬抑中,使得有些黑人想改换自己的肤色(以至于美国当代著名黑人摇滚歌星迈克尔·杰克逊还要通过整容将自己肤色变白),“有些实验室计划研发一种将黑皮肤漂白的血清;世上最正经的实验室,冲洗他们的试管,校正他们的磅秤,着手进行研究,好让不幸的黑人得以自我漂白,如此一来,黑人就不用再承受身体诅咒的重量”⑤。黑人对于自然身体的图式建构被“历史—种族的图式”所代替,从而身体自我的自然认同也被殖民历史的种族歧视所否定,黑人也不由自主地将白人对于自己身体的否定内化为对自己身体的诅咒。这就是黑人被殖民者在白人殖民者凝视、逼视下的创伤性的瞬间心理体验及其衍生而来的长久的身体认同状况。
黑人感受到的是一个二元对立的世界,感受到的是一个对他们充满仇恨与排斥的世界。殖民者在世界与黑人、白人与黑人之间划出了一道不可逾越的界限。既然得不到白人的承认,那就只有自己努力去争取获得新的承认,这种办法就是用被压迫者的暴力反对白人压迫者的暴力。
法农还借用弗洛伊德“窥视癖”理论分析种族主义凝视。在弗洛伊德看来,窥视是为了满足变态性欲性幻想、可以塑造一个虚拟的“性主体”而进行的病态行为。窥视者处于居高临下的位置,法农认为这正好类似于种族歧视者所占据的“首要位置”(primary place),也就是拉康所说的“大他者”(the Other)的位置,白人殖民者的种族歧视正是在这种视觉化的凝视的辩证法之中展开其权力的操作的。这种凝视仍然是建基于二元对立之上的绝对差异性想象,黑人作为凝视的对象则被封锁在碎片式的对象性中。在这种物化的、僵化的凝视中,黑人的形象被捕捉、固化、掏空和爆裂,黑人变得既非自我也非“他性自我”(Self-as-Othered),而是成为与自我意识相异化者⑥。
凝视暴力的实质是将对象客体化(objectification),有论者指出,法农这里的客体化有些近似塞泽尔所说的“物化”(thingfication)概念⑦,客体化指的是将某人看作定型化的对象,这个对象失去了自己个体性的差别,只有一般性的模糊不变的本质,客体化的凝视表达的不再是关爱与亲切,而是要把对象变成物——非人的动物或者无生命的物体。法属马提尼克岛的黑人被殖民者就被视为与野兽无异,他们的语言、动作、住所、排泄物等等都被殖民者看作是动物的而加以谈论[7]8-9。
殖民后殖民主奴辩证法在后殖民理论第一人法农之前大致经历了如上的思想历程。相对而言,黑格尔、萨特的理论更适用于人类的一般存在状况,而法农则致力于探讨殖民后殖民文化政治中的认同与拒斥的凝视机制及其反抗策略。对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所揭示的主人与奴隶之间身份认同的复杂因子,在后来不同的后殖民理论话语那里分别得到了展开,彰显出殖民主体与他者多元歧异的认同面貌。在法农与赛义德那里,主要揭示出殖民主体与被殖民主体的二元对立关系,而在霍米·巴巴、斯皮瓦克、罗伯特·杨等人那里则强调二者之间互相承认的复杂辩证关系和交互混杂的身份。由此,黑格尔经过科耶夫、萨特、拉康等启发了法农的开创性的后殖民思想,从而打开了浩浩荡荡的后殖民主奴认同斗争的话语潮,而这又是另文需要处理的主题了。
注释:
①主奴关系之中的主奴双方都没有找到自在自为的精神,黑格尔思考主奴关系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摆脱这种不自由的状态,要使得社会历史向着他所受影响的卢梭的理想方向前进:“人生而自由,却始终套着枷锁”,“一个人如果认为自己是其他人的主人,那么他实际上要比其他人更像一个奴隶”(《社会契约论》),“由于人对人的依赖是没有秩序和稳定性的,所以它会滋生每一种罪恶;正是通过依赖,主人和奴隶才会彼此堕落。”(《爱弥尔》)。黑格尔后来在《精神哲学》中分析主奴的统治关系不再像《精神现象学》那样注重在纯逻辑历史的思辨体系内立论,而更加强调主奴关系的社会转化,更趋近于卢梭式的分析方法,而且不再强调主奴关系的具体的历史阶段性,而倾向于将主奴关系看作一种普遍的现象(参见黑格尔:《精神哲学》,杨祖陶译,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32-233页)。
②参见萨特《存在与虚无》,陈宣良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第319-377页。
③斯拉沃热·齐泽克在《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中对其有详细的分析和阐释(参见齐泽克著,季广茂译:《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
④弗朗兹·法侬:《黑人的实际经验》,陈瑞桦译,载“学术中国”网http://www.xschina.org/show.php?id=3757。
该文原载法侬:《黑皮肤,白面具》,陈瑞桦译,台北:心灵工坊,2005。译文另请参见法农《黑皮肤,白面具》“第五章:黑人的实际经验”,万冰译,译林出版社,2005。
⑤同上。
⑥可参见霍尔的相关评论:Stuart Hall,"The After-life of Frantz Fanon:Why Fanon? Why Now? Why Black Skin,White Masks?" in Alan Read(ed.)The Fact of Blackness:Frantz Fanon and Visiual Representation,London and Seatle:Bay Press,1996,pp.16-17.
⑦8 Cf.Richard Shmitt,Racism and Objectification:Reflectiongs on Themes from Fanon,in Lewis R.Gordon.etc,(eds.)Fanon:A Critical Reader,Cambridge,Mass:Blackwell,1996,p.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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