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家语”文献源流及其文体嬗变——兼论上古文人集团现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源流论文,先秦论文,上古论文,文人论文,文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家族化与学派化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较好地阐释先秦“家语”文献的文体形态。然而，先秦“家语”文献的家族化与学派化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此，当我们站在文学史的立场重新审视这些方式时，不难发现家族化与学派化背后萌发的是文人集团与文学活动这一后世常见的文学现象。文人集团是古典文学史上常见的文学现象，郭英德曾经撰有专书讨论这一问题，指出文人集团具有三个方面的文化意义：“第一，从文人集团自身的结构看，它是以家族为基本模式的，具有鲜明的宗法性；第二，从文人集团的社会功能看，它兼具政治的和文化的双重职能，是一种政治—文化职能集团；第三，从文人集团与文学风貌的关系看，它既构成了特殊的集团文学，更引发了错综复杂的文学纷争。”[35]这里不拟对这些内容展开详细的评述，只就文人集团的源起及其宗法特质提出一些思考。郭英德认为文人集团发端于先秦时期的诸子学派，“当学术从官府下降到私家的时候，当士阶层崛起而立，形成一个新的文化实体的时候，诸子学派就脱颖而出，成为中国古代文人集团的原始形态了。这种学术性的学派，从先秦一直到清代，都是文人集团的一种重要类型……学派往往在特定的环境下，派生出其他类型、尤其是政治性的文人集团”[36]。另一方面，他在分析文人集团的宗法特质时指出，“中国传统社会是以家族为本位的。中国古代文化传统的重要社会根基，就是盘根错节的氏族宗法血缘的社会结构、遗风余俗和观念习惯”，因此，“在古代社会中，除了家族之外，中国文化几乎没有创造出任何别的形式的集团。换句话说，所有社会团体的内在结构几乎都是以家族为基本模式的，都是对人们习以为常的家族结构的自然模拟”，于是乎“中国古代的文人集团也具有鲜明的家族宗法特性”[37]。这些说法有合理的因素，然而，依据我们对先秦“家语”文献的家族化与学派化现象的清理，上述看法无疑有待进一步完善。首先，先秦“家语”文献的家族化这一现象似乎表明古代文人集团最初是以家族形态存在的，邵炳军《楚公室族属、世系暨作家群体事略考》等系列文章指出“春秋时期，随着文化教育的渐次下移，下层贵族、都邑平民的文化水平逐步提高，作家群体逐渐由上层贵族扩大到士阶层，甚至家臣、舆人、野人、筑者等社会下层人物也参与文学创作活动。但是，出身于世族的作家依然为文学创作的主体”[38]。据此，古代文人集团源发于先秦贵族阶层，这样就不难理解文人集团的家族性、宗法性特征之存在。因此，郭先生从文人集团的名称如“家”“党”“社”来解释文人集团宗法性的做法未免是倒果为因；其次，郭先生将文人集团的发端追溯至先秦诸子学派，并将学术性的学派视为文人集团的最初形态，这也是一个误解。正如前文所说，文人集团的真正始源应该是先秦时期的大夫家族，而且他们制作家族文献的目的在于彰显家族荣光、延续家族的“不朽”，并非出于学术的考虑。因此，学术性的学派其实属于文人集团的次生形态，后世文人集团的宗法特质也只能从大夫家族及“家语”文献的家族化这一现象中得到确解。
进一步来看，古代文人集团有侍从文人集团、学术派别、政治朋党、文人结社与文学流派这些类型。这些集团出现的时间并不一致，据《中国古代文人集团与文学风貌》的考证，首先是诸子学派，其次是侍从文人集团，因为在秦汉大一统格局之下，“知识阶层更多地只能凭借他们的文学才能，来博取帝王诸侯的青睐和宠用。于是，侍从文人集团就应运而生”。“比较纯粹的政治性文人集团，无疑要数文人组成的朋党了。这种文人朋党是在东汉末年出现的。”“比较纯粹的文学性文人集团的出现，还要比文人朋党更晚……直到魏晋南北朝这一‘文学的自觉时代’，文学集团方始滥觞，如建安七子、竹林七贤、竟陵八友等等。到了中唐至北宋，才有文人结社和文学流派的先后涌现。”[39]这些表述比较清晰地交代了文人集团类型出现的次序，然而，对于中国古代文人集团类型的生发问题，同样不能忽略先秦时期的大夫家族与士阶层。首先，大夫家族是古代文人集团的雏形，作为一种经济—政治实体，大夫家族原本就是贵族，他们拥有相对独立的政治地位，这与后世侍从文人集团有着很大的区别。倘若从文人集团的类型方面加以考察，大夫家族属于政治性浓厚的家族化文人集团，这虽与政治朋党主要以异姓结派有着很大差异，但二者在政治化方面有一致之处。另一方面，大夫家族的成员一旦失去经济、政治方面的地位，有的就会迈入侍从文人集团之行列。比如宋玉，按照彭德的说法，原本是宋王偃之子，后出走楚国[40]。假如此论能够成立，就出现一个有意味的现象，亦即宋玉虽为楚襄王所重视，但这种重视似只表现在文学艺术方面，《襄阳耆旧记》有云：“玉识音而善文，襄王好乐而爱赋，既美其才，而憎之似屈原也。”[41]据此，宋玉的侍从文人身份是很明显的。在这一方面，战国时代兴起的士阶层更加值得注意。范文澜将战国时期的“士”划分为四大群体：一类是学士，如儒、墨、道、名、法、农等，他们著书立说，提出各种政治主张，在文化上有巨大贡献；一类是策士，这一类人长于政论，富有才能，凭口舌辩说，得大官取富贵；一类是方士或术士，他们是天文、历算、地理、医药、农业、技艺等方面的专门家，有的则是阴阳、卜筮、占梦、神仙、房中术等骗取衣食的游客；一类是食客[42]。结合这些群体不同的旨趣与行为来看，似乎能够觉察到他们不同程度上分有侍从文人、学术派别与政治朋党这些身份。所以，从文学史角度看，“家语”文献的家族化与学派化现象表明先秦时期虽未出现纯粹的文人结社与文学流派，但并不排除其他文人集团类型的出现或萌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