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183;唐風#183;揚之水》新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水论文,詩經论文,唐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詩經·唐風》中有《揚之水》一篇，《詩序》云：“揚之水，刺晋昭公也。昭公分國以封沃，沃盛强，昭公微弱，國人將叛而歸沃焉。”①後世解詩者大多均在這一歷史背景下討論此詩。然而核以史實和詩作本文，《詩序》之說頗成問題。
《唐風·揚之水》中的詩句云：“素衣朱襮，從子于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又云：“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這些詩句明顯都是親歷其事者的口吻，按照《詩序》的說法，則此詩當作于晋昭公時代。然而，根據《左傳》和《史記·晋世家》的記載，從晋昭公元年封其叔父成師于曲沃、號曲沃桓叔開始到曲沃武公取代昭公一支成爲晋侯爲止，前後歷時長達六十七年之久。詩人如何能够在六十七年之前預測分封曲沃的後果？
當然，《左傳·桓公二年》記載：“惠之二十四年，晋始亂，故封桓叔于曲沃……”後引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今晋，甸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②則似乎當時確有識之士具備見微知著之眼光。然而在同年《左傳》封曲沃條之前，“晋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大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一段之下，又有師服的一段議論。據《史記·晋世家》的記載，晋穆侯十年生成師，二十七年卒，弟殤叔自立，殤叔四年穆侯太子仇襲殤叔自立，是爲晋文侯，三十五年卒，其子晋昭侯立。③可見從成師降生到被封曲沃，前後歷時五十六年。④師服若對此二事均有評論，則壽命可謂長矣。大概司馬遷也意識到師服的年齡問題，在《史記》的記載中，論二子姓名者爲“師服”，而論分封曲沃者則改作了“君子”。可見“師服曰”的真實性是值得懷疑的，很有可能是後世史家的增飾，未必屬實。古人之預言，除了卜筮之偶中外，大多是後人托言造作，師服也好，《揚之水》的作者也罷，絶不可能預見六十七年後所發生之事，這應該是一個常識。
時間上的疑問尚不足以徹底推翻《詩序》的說法，畢竟《詩序》並未直接提到曲沃代晋之結果⑤，只是闡明了晋昭公當時的形勢，然而即便如此，《詩序》的說法還是難以成立。《詩序》說“國人將叛而歸沃焉”，而實際上真正“叛而歸沃”的似乎只有大臣潘父一人而已，《左傳·桓公二年》記載：“惠之三十年，晋潘父弒昭侯而納桓叔，不克。晋人立孝侯。”⑥《史記·晋世家》則記載：“（昭侯）七年，晋大臣潘父弑其君昭侯而迎曲沃桓叔。桓叔欲入晋，晋人發兵攻桓叔。桓叔敗，還歸曲沃。晋人共立昭侯子平爲君，是爲孝侯。誅潘父。”⑦可見爲了迎立桓叔而殺掉晋昭公的是潘父，而且此舉甚不得人心，晋人忠于昭侯而拒納桓叔，並殺掉了潘父。曲沃代晋之所以會經歷六十七年之久，正是因爲晋侯雖弱，但仍是正統所在，爲國人所擁戴。所謂“國人將叛而歸沃”的局面，在晋昭公時代是不曾出現的。况且，即使如《詩序》所說，則《揚之水》之作所爲何來？宋人嚴粲說：“若助桓叔而匿其情，則此詩不作可也。亦既聲之于詩，使采詩者颺之以諷其君矣，安在其爲匿之也？故言‘不敢告人’者，乃所以告昭公；言‘我聞有命’者，又以見其事已成，禍至甚迫，所以激發昭公者至切切也。”⑧嚴粲所說不錯，“叛而歸沃”者絶不會作這樣的詩泄漏如此重大之密謀，所以只能是擁護昭公的人所作，用以警告昭公，然而既然擁護昭公，爲何又說“素衣朱襮，從子于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這樣傾慕曲沃的話呢？爲了解决這一矛盾，嚴粲說這是詩人“設言其人其意，謂國中有相與爲叛以應曲沃者矣”。這種没有主語提示、通篇使用第一人稱的“設言”，如何能將意思表達清楚？如果没有嚴粲的注解，真有人能這樣理解么？嚴粲的解釋割裂了詩歌的前後文，也違背了傳統的語言習慣，而這正是誤信《詩序》的結果。其實宋人王質已經指出了此詩《詩序》之可疑，王質說：“詩明言沃，故引曲沃之事實之，他于詩未顯者，依其辭、繹之意，不敢指其事……世代遥逺，文字訛落，惟意事稍叶，若茫然莽以意推，又茫然欲與事合，恐未可爲定論也。”⑨確實，《詩序》只是因詩中有“從子于沃”之語即比附該詩是爲昭公封曲沃事而作，又據以妄言“國人將叛而歸沃”，然而《詩序》所言既與當時事勢不合，又與詩歌本文矛盾，實在難以信據。
既然《詩序》不足信，那麽該如何理解《唐風·揚之水》呢？我以爲此詩應該創作于晋獻公“驪姬之亂”時，是爲公子申生而作。這可以從以下兩方面去論證。
第一，從《孔子詩論》看，《唐風·揚之水》與婦人有關，很可能即指“驪姬之亂”。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第一册有《孔子詩論》一篇，其第十七簡中云：“湯之水，其愛婦
。”⑩
“湯之水”即“揚之水”，學者没有异議。“”字見于《說文解字》，許慎云：“，恨也。從心黎聲。一曰怠也。”（11）這也没有問題。至于“其愛婦”的意思，則學者間争論紛紛，莫衷一是。整理者馬承源先生將此句斷爲“其愛，婦”，他認爲此句“是說詩篇所言的愛，也是婦人之恨”。（12）我以爲馬先生的意見可備一說。或者此句亦可斷爲“其愛婦，”，意爲“其愛戀婦人，令人生恨。”或者亦可直接理解爲“愛婦人所恨”。無論怎樣，《孔子詩論》的作者都認爲《揚之水》一篇與婦人有關，且愛恨相對。
《詩經》中《王風》、《鄭風》、《唐風》各有一篇《揚之水》，《孔子詩論》到底指的是哪一篇呢？學者的意見多傾向于《王風·揚之水》，其詩云：“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朱熹在《詩集傳》中以爲“彼其之子”是“戍人指其室家而言也”（13），則此詩爲遠戍士兵對妻子的思念，多數學者據此認定《孔子詩論》正是就此篇立說。然而明代蔣悌生已經對朱熹之說作了駁斥，他說：“以《國風》事類考之，言‘彼其之子’凡五：其曰‘邦之司直’、‘三百赤芾’、‘碩大無朋’、‘公行’、‘公路’，皆指一時卿大夫之有權力者。若君子稱其室家，如《北門》之‘室人’，《東門》之‘縞衣綦巾’，《東山》之‘婦嘆于室’，若是而已，未見其以此等語目其室家也。又况征戍之人，初無携其室家同行之理，無故而言不與戍申，甚無謂也。”（14）蔣悌生所言甚是，朱熹之說實難成立。
其實無論是《王風·揚之水》還是《鄭風·揚之水》都與婦人無關。二詩均以“揚之水，不流束薪”起興。而“薪”這一意象的真正含義見于《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第四册的《多薪》一詩，該詩云：“多薪多薪，莫如萑葦。多人多人，莫如兄弟。”（15）“多薪”相當于“多人”，“萑葦”相當于“兄弟”。“萑葦”爲天然生長之植物，正與“兄弟”的天然血緣關係相類似，而“薪”則爲人工采伐、捆扎之柴火，正與“多人”是因爲人爲的社會關係而聯繫在一起的性質相合。可見，“薪”這一意象象徵著與血緣關係相對的（也即非天生的）社會關係，並從反面襯托了“兄弟”這種血緣關係的親密。兩篇《揚之水》以“束薪”起興，並感嘆“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終鮮兄弟，維予二人”，正是采用了“薪”的這種含義，二詩所言皆爲兄弟之情，而無關于男女之愛。（16）
如此看來，《孔子詩論》所云《揚之水》應當指的是《唐風·揚之水》。就我們目前所了解的晋國歷史來看，能够與“愛婦”這一評價相合的只有晋獻公時期的“驪姬之亂”。晋獻公不顧占卜結果强立驪姬爲夫人，生奚齊，又因驪姬而欲廢太子申生，這正是“愛婦”之體現；驪姬爲立自己的兒子奚齊而視太子申生、公子重耳和夷吾爲眼中釘，必欲除之而後快，所以她聯絡優施、梁五、東關嬖五等人向晋獻公進讒言，先是將申生派駐曲沃，後又派申生攻伐東山皋落之狄，最後誣陷申生，逼其自剄，種種作爲正是“婦”之體現。不僅大的歷史背景與《孔子詩論》的評價相合，具體的史實亦可與詩歌本文相互印證（詳見下文），《唐風·揚之水》恐怕不是“刺昭公”之作，而是“傷申生”之詩。
第二，從《唐風·揚之水》本文來看，該詩與“驪姬之亂”時太子申生的經歷相合。
詩云：“素衣朱襮”。《毛傳》云：“襮，領也。諸侯綉黼丹朱中衣。”《鄭箋》云：“中衣以綃（吳案：鄭玄讀‘綉’爲‘綃’，本文則仍從“綉”解）黼爲領，丹朱爲純也。”（17）《爾雅·釋器》云：“黼領謂之襮。”（18）黼爲黑白相間若斧形之紋飾，純爲衣服邊緣。所謂“朱襮”，即衣服邊緣和衣領用朱色綉黼紋。《毛傳》、《鄭箋》皆謂此句所云指的是“中衣”。“中衣”是“深衣”的一種，《禮記·深衣》孔穎達《疏》引鄭玄《深衣目録》云：“……深衣，連衣裳而純之以采者；素純曰長衣；有表則謂之中衣。”（19）清人孫希旦則說：“自深衣之外，與深衣同制而其用不同者有三：一曰中衣，衣于禮服之內者，《玉藻》所言‘錦衣’、‘玄綃衣’、‘絞衣’、‘緇衣’之屬是也。中衣之所用，與禮服同……而別以華美之物爲之領緣。”（20）“中衣”雖然可用華美之物裝飾衣服邊緣和衣領，然而諸侯與大夫還是有等級之別。《禮記·郊特牲》云：“臺門而旅樹，反坫，綉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21）可見，“綉黼丹朱中衣”也就是“朱襮”，爲諸侯之制，大夫服之乃爲僭越。而金文中的例證向我們顯示，天子賞賜給諸侯的有“朱襮”裝飾之服爲“玄衣”而非“素衣”。陝西扶風縣莊白村出土的西周中期的《
方鼎》銘文中記載：“王
姜使內史友員賜玄衣朱襮衿。”（22）“”爲彔國族首領，事周王室，屢立戰功（23），因此王后“姜”賜他“玄衣朱襮衿”。“衿”亦爲衣領，“朱襮衿”配合的正是“玄衣”。此外，在金文中賞賜諸侯、大臣之衣物又常見“玄衣黹純”。“黹”，《說文解字》云：“箴縷所紩衣也。”段玉裁謂其上部象綉形（24），則“黹”不僅有縫補、亦有刺綉之義。“黹純”大概是爲衣服的邊緣刺綉花紋以爲裝飾，估計與“朱襮”亦相類似，而與“黹純”相連出現的毫無例外亦皆爲“玄衣”。據此似乎可以推測西周春秋時期，諸侯之“中衣”或“深衣”當以“玄衣朱襮”爲定制。至于“素衣”，則似乎是卿大夫所著。《禮記·玉藻》中說：“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清人孫希旦注云：“愚謂錦衣狐裘，謂狐白裘以錦衣裼之也。士不衣狐白，大夫雖得衣狐白，但用素衣裼之，不得用錦衣也。”（2）這樣看來，“素衣朱襮”即是以大夫之服飾以諸侯之飾。孔穎達株守《詩序》，以爲這表現了晋人欲擁戴曲沃桓叔爲晋君。然而如上文所云，晋昭公封曲沃桓叔時晋國仍以昭公爲正統，桓叔亦無必有晋國之把握，既然如此，擁戴者又怎會如此明目張膽地將僭越不臣之心形之歌咏並傳于國中？這與第三章所云“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豈不前後矛盾？而且既然是要擁戴其爲諸侯，爲什麽不乾脆準備“玄衣朱襮”這樣更具實際象徵意義的服飾，偏要準備“素衣朱襮”這樣不倫不類之服呢？按照《詩序》舊說，這句詩實在不合情理。
然而公子申生的一段遭遇卻與此句適相匹配。晋獻公聽信驪姬的讒言，派公子申生伐東山皋落氏之狄。《左傳·閔公二年》記載：“大子帥師，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杜預注：“偏衣，左右异色，其半似公服。”（26）《國語·晋語一》則作：“衣之偏裻之衣，佩之金玦。”韋昭注：“裻在中，左右异色，故曰偏。”（27）韋昭、杜預以爲所謂“偏衣”是以衣服背縫爲分界綫左右异色之服，一邊是申生所當服的服色，一邊是作爲諸侯的晋獻公所當服的服色。由于典籍記録不詳，我們很難確切了解這到底是怎樣性質的一種衣服。然而根據《禮記·深衣》中說“深衣”“可以爲文，可以爲武，可以擯相，可以治軍旅”的性質，則若以“深衣”當之，似乎不算牽强。而且《深衣》中還記載“深衣”之制云：“負繩及踝以應直。”鄭玄注云：“繩謂裻，與後幅相當之縫也。”（28）“深衣”有“裻”，則此處所云“偏裻”亦可落實。不過晋獻公雖然已存廢立之想，此時尚在游移之間，申生依然是太子身份，晋獻公命其將下軍、攻皋落，申生以太子而任統帥，代表晋國出征，無論怎樣都是相當隆重的一次行動，在這樣的背景下，晋獻公以“左右异色”這樣古今罕見乃至被後人稱作“服妖”的衣服賞賜主帥，這種舉動委實令人匪夷所思。因此，雖不敢說韋昭、杜預對“偏衣”的解釋必然有誤，但是保有適當的懷疑還是應該的。不論“偏衣”的具體形制如何，其雜有兩個階級的不同服色則没有問題，而這與《唐風·揚之水》中所云“素衣朱襮”的性質正相仿佛。
而且《左傳·閔公二年》記載狐突對此事的評論云：“時，事之徵也。衣，身之章也。佩，衷之旗也。故敬其事則命以始；服其身則衣之純；用其衷則佩之度……”杜預解“純”爲“必以純色爲服”。（29）然而古人衣服藉助服色和裝飾的花紋以彰顯等級，當衣服被外衣罩住的時候，唯有衣領和衣服的邊緣顯露在外，所以古人對于衣服的這一部份亦極爲重視，狐突既然說“衣，身之章也”，那麽此處之“純”似乎亦可理解爲“衣服邊緣”。在《國語·晋語一》中狐突所說的話直接就是“以尨衣純”（30），這與《禮記·深衣》中的說法非常類似：“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繢；具父母，衣純以青；如孤子，衣純以素。”（31）可見，“以尨衣純”或許應該理解作“用非所當用之標準製作衣服的邊緣”。如果這一論斷不誤，則所謂“偏衣”很有可能原本作“偏裻之衣”，本來指的就是在衣服的邊緣和衣領處使用不當使用的服色，也就是所謂的“素衣朱襮”。
這樣看來，“偏衣”之所以引起時人的驚訝與猜疑，是因爲其僭越常規違背禮制，而不是因爲它怪异荒唐破壞基本的認識。晋獻公賜申生以“偏衣”，是以拔擢之姿態掩飾其廢立之真心，其用意亦可揣摩理解。而正是因爲這是晋獻公公開的賞賜，所以詩人可以毫無顧忌地寫入詩中。如此看來，《唐風·揚之水》之“素衣朱襮”恐怕正是“偏衣”之另一種表達。
《唐風·揚之水》中還寫道：“從子于沃。”《左傳·莊公二十八年》記載驪姬向晋獻公進讒言逐群公子，“晋侯說之，夏，使大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群公子皆鄙”。（32）這正是“從子于沃”之背景所在。
詩中還說：“從子于鵠。”《毛傳》云：“鵠，曲沃邑也。”《孔疏》云：“晋封桓叔于曲沃，非獨一邑而已，其都在曲沃，其傍更有邑，故云：鵠，曲沃邑也。”然而，“鵠”地具體所在，迄今無考。清人馬瑞辰在《毛詩傳箋通釋》中指出，“鵠”通“皋”，“澤也，皋也，沃也，蓋析言則异，散言則通”。因此他認爲“《傳》云‘鵠，曲沃邑’者，正謂鵠即曲沃，非謂曲沃之旁別有邑名鵠也。”（33）馬氏所言可備一說。此外，《左傳·閔公二年》記載：“晋侯使大子申生伐東山皋落氏。”“皋落”既爲狄人氏族之名，亦爲地名，今山西垣曲縣、樂平縣、壺關縣等地皆有名“皋落”之地。（34）此“從子于鵠”，或許與跟隨申生討伐皋落有關。
詩中還說：“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上文已經說明，此句置于晋昭公封曲沃事中則左右難通，而置于晋獻公“驪姬之亂”中則毫不費解。晋獻公廢立之事，從申生居曲沃、將下軍再到伐皋落賜偏衣金玦，已經愈發明顯，晋國大夫在勸諫晋獻公和評論偏衣、金玦時已經表現出對形勢的清晰判斷，而事後之謀主爲驪姬亦屬心照不宣之秘密，《左傳》、《國語》言之甚詳。不過申生自剄前，尚有太子之虛名，晋獻公亦游移未定，而廢立之事畢竟屬于國家機密，所以詩人雖然已經明知其事，仍然不便公開討論，以免背負挑撥離間之罪名，唯有寫詩寄懷，隱約其詞，藉以表達對太子申生的敬慕惋惜之情。
詩中還說：“既見君子，云何不樂？”據《左傳》、《國語》所記，太子申生受到驪姬惡毒的誣陷，然而出于對父親晋獻公之孝心，不興訟、不逃亡，自剄而死，其德行有目共睹。申生死後，後人懷念不已，屈原在《九章·惜誦》中就曾說：“晋申生之孝子兮，父信讒而不好。”在《天問》中還感慨：“伯林雉經，維其何故？何感天抑墬，夫誰畏懼？”（35）如此看來，晋國的詩人以追隨申生爲樂，寫詩嘆惋申生，則是極爲自然之事了。
綜上所述，《詩序》所云既不足信，《孔子詩論》的評價與詩歌本文的內容又與晋獻公時太子申生之事極相契合，然則《唐風·揚之水》乃是爲晋獻公太子申生所作之結論當可成立矣。
①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毛詩正義》（清嘉慶刊本），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第768頁。
②《十三經注疏·春秋左傳正義》（清嘉慶刊本），第3786頁。
③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1637～1638頁。
④筆者案：《史記·晋世家》中說昭侯元年封成師于曲沃時，成師已經五十八歲。
⑤筆者案：其實《詩序》“國人將叛而歸沃焉”之“將”字已具預測之義。
⑥《十三經注疏·春秋左傳正義》（清嘉慶刊本），第3787頁。
⑦《史記》，第1638頁。
⑧嚴粲：《詩緝》卷十一《唐風·揚之水》末章下，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⑨王質：《詩總聞》卷六《唐風·揚之水》詩末，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⑩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孔子詩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46～147頁。此處僅列整理者馬承源先生破讀后的寬式釋文。
（11）許慎撰、宋徐鉉校定：《說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1963年，第221頁。
（12）同上，第147頁。
（13）朱熹：《詩集傳》卷四，《四部叢刊三編》（影印日本静嘉堂文庫藏宋本）本。
（14）蔣悌生：《五經蠡測》卷三《王風揚之水章彼其之子辨》，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15）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多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73～178頁。
（16）筆者案：關于“薪”之含義和《王風·揚之水》、《鄭風·揚之水》二詩詩意的具體討論，請參見拙文《上博（四）〈多薪〉詩旨及其〈詩經〉學意義》。
（17）《十三經注疏·毛詩正義》（清嘉慶刊本），第768頁。
（18）《十三經注疏·爾雅注疏》（清嘉慶刊本），第5654頁。
（19）《十三經注疏·禮記正義》（清嘉慶刊本），第3611頁。
（20）孫希旦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禮記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第1378頁。
（21）《十三經注疏·禮記正義》（清嘉慶刊本），第3136頁。
（22）《殷周金文集成（修訂增補本）》第2册，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第1456頁。所引釋文從寬式。
（23）參見吳鎮烽編撰：《金文人名彙編（修訂本）》，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第227頁。
（24）許慎撰、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364頁。
（25）《禮記集解》，第806頁。筆者案：當然，這並不是說諸侯就不可服素衣，據記載皮弁之服即素衣；也不是說大夫不可服玄衣，《禮記·玉藻》中即云：“君子狐青裘豹褎，玄綃衣以裼之。”上古服飾制度極爲複雜，又乏實物可以參照，因而上文僅是就個人認識圍繞“朱襮”所展開的一些討論，抛磚引玉，以祈就正于方家。
（26）《十三經注疏·春秋左傳正義》（清嘉慶刊本），第3881頁。
（27）徐元誥：《國語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第266頁。
（28）上所引《禮記·深衣》的內容見《十三經注疏·禮記正義》（清嘉慶刊本），第3611～3612頁。
（29）《十三經注疏·春秋左傳正義》（清嘉慶刊本），第3881～3882頁。
（30）《國語集解》，第269頁。
（31）《十三經注疏·禮記正義》（清嘉慶刊本），第3612頁。
（32）《十三經注疏·春秋左傳正義》（清嘉慶刊本），第3866頁。
（33）馬瑞辰撰、陳金生點校：《毛詩傳箋通釋》，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第341～342頁。
（34）參見陳槃撰：《春秋大事表列國爵姓及存滅表譔异》（三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001～1005頁。
（35）洪興祖撰、白話文等點校：《楚辭補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125、11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