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未完成的计划”：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思考——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与进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进路论文,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未完成论文,计划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面对现时代，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精神出发，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总结、提炼能够指导当代中国实践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目前理论与现实面临的重大问题。基于此，一些中国学者重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口号，希望面向中国文化传统和现实生活实践，以一种新的理论姿态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参见李景源)我们认为，这是一种正确的学术探索方向，也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的神圣使命。当然，这项工作面临着巨大的理论困难，实际探索中也存在若干理论误区。对此，我们将在评析、借鉴学术界近年理论探索的基础上，扼要阐述我们的看法。
一、内涵与旨趣：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改变世界”的批判的和革命的学说，作为被压迫者追求现实解放的思想武器，是在中国救亡图存、渴求解放和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传入中国的。这种西方土壤中产生的异质性思想一经传入，“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就不仅成为一种学术旨趣或文化策略，而且成为与改造中国的现实实践内在相关的理论选择。事实上，早在1938年10月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就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民族性问题，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要求：“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20-21页)虽然后来顾及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为了避免“民族主义”的嫌疑，中国共产党一度曾经避免涉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都一再证明中国化是唯一的可能路径。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以来，遵循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呼声渐成主流。特别是“苏东剧变”后，世界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作为世界仅存的社会主义大国，中国肩负着维护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使命。在探索过程中，中国重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既表明了坚定共产主义事业的决心，也表达了对苏联模式的反思与批判，表达了推进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民族化的愿望。这一过程当然自始至终包含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发生了巨大变化，100多年前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没有为我们面临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提供现成的答案，直接的哪怕是创造性的运用也难以适用于诸如“一国两制”、市场经济等新情况，因而需要我们立足中国实际，创造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理论、新形态，从而给问题以当代中国式的解答。这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内在联系日益凸显出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为一个哲学问题又重新受到人们的重视。那么，究竟应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内涵究竟指什么呢？
有些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相结合，批判地继承历史文化遗产；另一些学者则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相结合。多数学者则更为“全面”，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既要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相结合，又要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相结合，在内容上加以充实和丰富，在表现形式上具有中国特色、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还有学者进一步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除了上述“一般涵义”之外，还包含有具体化、民族化、通俗化的“特殊涵义”。所谓具体化，就是对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进行哲学概括，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具体化为具有中国特色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化为实事求是、独立自主、群众路线等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思想路线、工作路线、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所谓民族化，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方法批判继承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和哲学遗产，总结现代中国人民奋斗的经验，赋予马克思主义哲学以中国作风、中国气派。所谓通俗化，就是用人民群众通俗易懂的语言文字、喜闻乐见的形式表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范畴、原理，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成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实现哲学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功能。(参见雍涛)
上述观点大致正确，但是从现时代的视野来看，则尚不到位。诚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必须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国文化传统相结合，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然而，且不说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的机械的“结合”、简单的相加并不等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王锐生，2005年)，即使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的“深度、有机结合”，也只是用马克思主义“化”中国，只是漫长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历史进程，而不等同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新形态的创立。发展到现阶段，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关键在于立足现时代，通过“化”的创造性过程，包括“深度、有机结合”的过程，在中国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内容和形式上创造出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新形态。
具体说来，在这里，“化”的方向不是“走向马克思……”，而是“从马克思走向……”；不是中国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化，不是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评判中国传统哲学，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内涵与精神实质的中国化，是赋予其中国本土文化的内涵与特征。“化”的内容和使命在于，立足中国哲学传统、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通过深入到中华民族救亡图存、争取解放以及建设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之中，分析和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形成的哲学思想观念、价值取向、思维方式以及精神风韵，使之从实践形态上升到理论形态，创造出新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
二、合法性探讨：“何以必要”与“如何可能”？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思路自提出以来，一直面临着多方面的质疑和争议。争论的焦点集中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关系之上。
有些学者依据西方哲学范式认为，中国根本就没有哲学，中国哲学传统更是无从谈起。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传统相结合的理性对接点根本不存在，更不要指望“化”出什么结果来。还有的学者虽然承认中国有自己独特的哲学传统，但认为这一哲学传统早已在“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的呐喊声中被打断了脊梁，出现了断裂。马克思主义哲学来到中国后，已成为无根的浮萍，不可能实现中国化。另有学者认为，中国哲学是一个有机整体，它的哲学观点包容在其各种思想中，且只有在一个思想体系中进行整体性理解时，才能开显出它的原有价值。因此，中国哲学不可能脱离产生它的原初语境与具体实践，而抽象出一个所谓的哲学传统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融合。中国只有具体的哲学观点，没有学科建制的哲学，因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只能是一句空话。还有学者认为，哲学与民族文化传统不可分离，特别是与语言习惯和思维方式不可分离。具有不同质的文化传统的民族，语言和思维方式的差异往往极大，在哲学的一些关键概念上几乎没有可通约性，甚至找不到对等的语词来翻译这些概念。勉强进行翻译，本民族的读者也必定会按本民族对这个语词的习惯用法来理解，结果往往歪曲这些外来概念的原意。因此，看起来好像是某某哲学某国化了，其实往往是某某哲学被某国误解了。
应该说，上述质疑和争议确属空穴来风。其一，任何真正的哲学总是与相应文化传统的民族、宗教和人民相联系，具有民族性、宗教性、阶级性等主体性，具有文化传统的“活”的语言特点、思维方式和文化价值观；其二，按照西方哲学范式，中国哲学是否属于哲学确实值得讨论，“中国哲学的合法性”是近年来争论得颇为热烈的一个问题；其三，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从西方引进的思想，与中国文化传统确实具有一定的异质性，自传入以来确实没有与中国哲学传统真正对接上。此外，在更宏观的层面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之间还存在着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发展阶段上的明显差异与矛盾，中国革命时期的“农村包围城市”等反向应用就是证明。
因此，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持肯定态度者，虽然可以以马克思主义已经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一“事实”来回应，但在理论上仍然必须直面这些“合法性质疑”，回答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何以必要”以及“如何可能”的问题。对此，我们认为值得强调如下几点：
首先，虽然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自然科学，不具有超主体的普遍性，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作为世界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学说，仍然具有普遍性或普适性。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本前提。马克思主义哲学虽然产生于西方，但它是整个人类哲学智慧的结晶，因而能够超越欧洲，在不同的民族那里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成为其民族文化的一部分。
其次，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绝对的西方个性化学说，它与中国文化传统、中国哲学传统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相似性、相通性、互补性。有学者从可通约性和不可通约性出发，认为任何哲学系统都具有“可解析性”和“可重构性”，观念要素之间具有“可离散性”和“可相容性”。中国哲学所包含的观念要素，有些不能脱离原初语境而存在，有些则可以经过改造而融合到其他哲学系统上，经过互渗、互动、整合与升华而产生新的哲学体系。一般地说，哲学传统间的融合，越是在深层次越具有内在一致性，其公度性越大，其对流、互补和融聚的可能性越强。从整体角度看，中国哲学传统中的“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体系与科学形态的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体系，具有学理上的相融性、相通性，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最方便、最快捷的思想桥梁。(朱荣英)有学者指出，马克思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与中国社会与文化结构及传统相契合的，如从文化信仰层面看，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信仰体验方式与具有无神论或多神论精神文化传统的中国儒家思想之间发生了一种“视界融合”；从社会结构层面看，马克思主义较易于解释中国社会内部的阶级和阶层分化，并与中国传统的道德资源沟通。(邹诗鹏)还有学者指出，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文化、哲学都关注人的现实的生活世界，都关注对近代以来资本主义世界的反思与批判；马克思主义作为现代哲学和文化形态，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作为前近代哲学和文化形态，两者都是近代哲学和文化形态的对立物，因而它们之间存在某种相似相通之处，尽管这些相似相通之处所属的哲学和文化形态并不相同。(何萍、李维武，第37-38页)
再次，我们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如前所述，是指在中国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创造出新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严格地说，中国有没有可与之对接的哲学和哲学传统，与这种新形态的创造确实具有一定关联，例如，是否可以提供相应的哲学资源，是否具有相应的哲学范畴，是否具有相谐的“哲学形式”，这些都将影响到新形态的建构和追求。但是，即使中国没有类似西方的哲学和哲学传统，也不能据此否认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新形态之创造的可能性。毕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不是简单地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哲学，也不是用中国哲学改造马克思主义哲学，而是要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全新的理论创造，建构一个新的形态。
第四，更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实践品格，它源自实践，且须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为立足中国哲学传统，把握和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进程和基本规律，分析和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形成的哲学观念、哲学思想、哲学思维方式的一种客观要求和理性自觉，也具有与时俱进的实践品格。自从马克思主义切合中国救亡图存的需要传入中国以来，由于它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现实地存在，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已经历史地现实地展开，特别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并非完全是“摸着石头过河”、“跟着感觉走”，而是一场有领导有理论有导向的现实运动，并且创造了许多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新模式、新方法，实际上已经存在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践版本，所以，以此为基础去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新形态是完全可能的，并且具有理论的合法性。
三、方法与理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构建路径
应该承认，以变革、发展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为基础，创造新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存在着不少困难。首先，这项研究既不是单纯的文本梳理、理论建构，也不是简单的经验总结、历史归纳，而是要进入中国革命和现代化建设的历程，分析和提炼实践中提出的重大问题以及在解决这些问题中形成的哲学观念和思想。众所周知，从具体实践到抽象理论的跨越、提升往往艰难而又曲折。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仍然处于创造、甚至摸索的过程之中，是一种正在生成中的动态实践活动。实践中的不确定、不成熟、不定型，以及实践中可能出现的曲折、反复，必然会干扰、影响理论层面的总结、概括与提升。再次，“结合”或创新的主体素质与能力如何，是否具有将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民族化的信仰与意愿，是否能够为之而斗争，这些情况也很重要。(参见王锐生，2006年)毕竟，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文化、中国哲学具有不同的话语系统、不同的思维方式、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具有某种异质性，不可能简单地进行对接、通约，相互之间的对话、沟通存在许多学理上的困难。第四，需要克服“如何把哲学的实质和哲学的形式有机地结合起来”的困难。“哲学的实质”是指理论的特殊性，是能够真实反映“中国特色”的概念和原理；“哲学的形式”则是指理论的普遍性，即表达“中国特色”的概念和语词应达到哲学学科的层次或符合学科的规范。达到这种“带有中国特色的普遍”、“具体的共相”并不容易，需要艰苦的理论创造。也正因为此，目前“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研究的文章和论著虽然不少，但有哲学的形式而无哲学的实质的现象大量存在，真正有哲学实质的精品之作尚属凤毛麟角”。(李景源)
当然，也应该看到，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到“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以及“和谐社会”三大理论成果，特别是学术界在20世纪20—40年代和改革开放以来的相关探索，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践版本还是理论版本，都取得了积极的进展。但是，距离目标仍然任重道远。或许，进一步的构建方法与途径可以从如下方面进行探索：
首先，拓展视域，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世界视野和中国视野结合起来。近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在于缺乏一种更为广阔的视域，往往局限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视域进行考察，仅仅基于认识论的范畴和方法研究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问题。而实际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关涉到更为宏观的视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始终与世界的现代化运动相联系，是世界现代化的一部分，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除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之外，还包括西方现代化运动与中国现代化选择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思想世界诸思潮的关系等多层面的问题。”(何萍、李维武，前言第3页)因此，要有全球性视野和时代的前沿意识，进行综合的、多学科的、多方面的思考与探究。既要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放到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图景中加以探讨，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中国人民理解和接受、实现本土化的过程，揭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独特形态及其特征，又要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放到思潮起伏、百家争鸣的20世纪中国思想的背景中，通过考察它与中国其他哲学和社会思潮之间的激荡、论争、互动、交流与融合，多层面地展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内容。(何萍)
其次，正确处理“实践版本”和“理论版本”、现实性和学术性的关系。一方面，“实践版本”是“理论版本”赖以形成的基础。要坚持“从实践出发解释观念、而不是从观念出发解释实践的历史唯物主义原则”(李景源)，即立足中国文化传统，依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形成的“中国经验”和“北京共识”，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转变为研究范式，提炼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思想和命题，丰富“观念、知识、方法的增量”，逻辑地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新形态的理论版本。在这一过程中，要坚持以中国社会改造和现代化建设的问题域为主导内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新形态不可能局限于既有的经典而产生，更不可能靠改良传统教科书体系而产生，而是只有立足于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问题域才能孕育形成。过去毛泽东、邓小平都是在解决中国实际问题时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今天我们也只有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以实践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为核心，才可能从中发掘出重大的哲学问题及其解决的核心哲学理念。另一方面，“实践版本”和“理论版本”又是共生的、相互推进的：“实践版本”所体现的实践纲领、策略等虽然具有政治的权威性，但仍然需要在理论上对其科学性、合理性、合法性等进行反思和批判，使其具有学术的权威性。在这里，必须坚持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允许不同学术观点之间的争论，防止对学术争论的政治上的不当干预。这样，在科学、合理的“理论版本”的观照和指导之下，“实践版本”才能真正“形成”和不断完善。(陈晏清、杨谦)
再次，积极开展跨学科研究，通过中、西、马之间的对话，寻求一切可能的学术资源和思想智慧。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问题，也是中国哲学的现代化问题；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学者的任务，也是其它哲学及其分支学科的共同使命。要创造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现代形态，必须始终保持开放的胸襟，广泛吸收和借鉴人类思想文化发展中的一切优秀成果。一方面，要古今贯通、史论并进，“破除传统与现代简单对峙的观念，自觉开发和借鉴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资源，深入把握其具有原创性的哲学智慧，以之作为哲学创新的思想资料”。在这里，对相对落后的中国传统文化、哲学进行创造性阐释、改造和重建是基础，特别要警惕中国传统文化消极因素的渗入和污染，防止把那些落后、腐朽的东西误认为中国化的成果。另一方面，要会通中西、综合创新：“只有在与西方哲学、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层对话和理解中，才能深刻理解马克思实现的哲学变革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从中获得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理论的重要思想资源。”(李景源)
第四，在研究方法上，一切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坚持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实事求是既是科学研究从感性具体到思维抽象的方法，也是保证思维一般上升到思维具体的科学方法，还是全面的历史的方法(即立足具体的时间、条件和历史过程研究问题，从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的方法)，因而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具体化的根本保证。坚持实事求是的研究方法，一方面要处理好实事求是方法与解释学方法的关系：坚持实事求是、以研究中国实际问题为中心，不是不要本本，也不是否定解释学的方法，关键在于仅有本本是不够的，还要将本本与实际创造性地结合起来，加以合乎时代特征的解释；另一方面要克服教条主义、公式主义的倾向，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抽象不变的公式生搬硬套。
第五，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形态的叙述方式和论证方式的研究，特别是在哲学范畴、语言的选择与创造上下功夫，使之具有严谨、规范、富于论证性的学术品格。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产生于无产阶级通过阶级斗争争取解放的伟大事业中，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革命气息，而中国目前处于社会主义和平建设时期，因而要将过去以革命为主旨的话语系统转变为以建设为主旨的话语系统；另一方面，要旗帜鲜明地让马克思主义哲学“说汉语”，选择和创造出既具有中国特色、又具有哲学学科水准的哲学概念和范畴系统，以符合中国文化传统或中国大众喜闻乐见的语言方式加以表达，加以富于逻辑性的论证。
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是一个漫长曲折的过程，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文化的关系需要调适，由于相关理论创新面临种种现实困难，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必然是一个逐渐生成的历史过程，一个实践版本与理论版本相互校正和完善的过程。任何急功近利、试图毕其功于一役的想法和做法，都是既不可取，也不可能的。当然，任何不思进取、无所作为的态度和做法，则更不负责任，更不可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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