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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货膨胀是2008年宏观经济的最重要特征，反通货膨胀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关键的宏观经济政策，我们叫宏观调控政策。
所有的中国人都希望宏观调控政策能够成功，能够取得预期的效果。但是，在大多数人顺着宏观调控政策观察和分析经济现象，主流观点都在维护和支持现行宏观调控政策的同时，我们有必要提前思考中国经济运行矛盾的演变，思考矛盾主要方面的转化，换一个角度来看看宏观经济和宏观调控政策，多设想几种可能性，多一些可以参考的想法和方案。
这不是为了批评，更不是为了标新立异，而只是提供一种在很多人看来合理性低一些，适用概率小一些的分析，供大家参考，目的是为了有助于认真领会、分析和落实宏观调控政策。
关于农产品价格
农产品、食品价格上涨是我国通货膨胀的最主要成份。
国际农产品市场的供求关系主要的决定因素绝不是我们的国内需求，仅凭我们一个国家控制粮食需求是无法改变世界粮食市场供求关系的；从人为的角度来说，农产品价格上涨的主要推动力不是来自我国，而是来自那些从粮价上涨中获得经济和政治利益的国家，仅凭我们一个国家控制粮食价格也是不可能遏制世界粮食价格上涨的。
另一方面，我们还应当有长远的思想准备，国际粮价的上涨恐怕不是短期的过渡性现象，因此也不是我们咬咬牙挺一挺就能够过去的。即使粮食价格的回落，也很可能只是短期的现象。不要寄希望于强制性的粮食限价政策躲过粮食价格上涨的高峰期，等过了一段时间以后，粮食价格上涨的压力会自然消失，那时候就可以回归正常的粮食价格政策。
我们应该顺势而为，乘机推进农产品价格改革，缩小城乡和工农业的收入剪刀差，在农产品食品价格上涨的同时，较大幅度地提高对于低收入阶层的补贴。这样更符合我国支持三农及和谐社会建设的政策，更符合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长期历史趋势。
关于原材料和能源价格
原材料能源的价格上涨，主要是因为国际市场的需求拉动，来自中国的直接需求中，有相当大一部分只是国际最终需求的中间需求。如果一味压制中国的国内需求，对于抑制国际性的通货膨胀的效果是有限的，不仅如此，还将给我们的国际竞争对手让出更多的空间，严重损害中国企业和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损害中国的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的升级。
从国际市场进口的原材料和能源的涨价，对于我国的企业来说，无疑是成本推动的产品价格的涨价压力。因此，从最为直接的层面上来说，由此引起的通货膨胀是成本推进的。要是我们更进一步地分析来自中国的需求，我们可以发现除了因为国内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所增加的对于原材料和能源的需求之外，还有相当一部分的需求只是中间需求，最终的需求不是在中国而是在国际市场。比如，据有关估计数据，我国出口的钢材，加上机电、家电等产品的钢铁含量，一共达到八千万至一亿吨。换句话说，虽然我们进口大量的铁矿石，但用来炼成八千万至一亿吨钢铁的铁矿石的真正需求来自国际市场。可以这样说，正是中国加工后出口的相对价格较低的产品缓解了全世界的通胀压力。但与此同时，国内的企业和人民却承担了成本上升的巨大压力。
钢铁如此，能源也如此。中国进口的石油中，也有相当大一部分用于出口产品的消耗。这部分的需求最终并不是中国人民和中国经济的消耗。
至于中国国内的最终需求，一方面要从生产的角度来看，适当的对策应该是帮助和推动企业提高效率，减少能源和原材料消耗。这是需要投入和投资的，需要降低企业的负担，需要营造有助于企业获得更好的经济效益的机制、政策和环境；另一方面从生活消耗来看，不能责怪中国老百姓生活消耗太高，我们的生活能耗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是低得可怜的，只是人家的几分之一，甚至几十分之一。
如果以牺牲经济增长、企业竞争力以及老百姓生活质量为代价降低我国的能源和原材料需求，是损害国家利益的。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应对通货膨胀的正确措施应当是从税收甚至直接的财政支出方面帮助企业更新技术提高效率，降低成本，而不是增加企业负担，迫使企业不得不减少投入和投资。
综上所述，农产品、原材料和能源的价格上涨，对于我国企业来说，这些价格的上涨就是成本的提高，成本的提高迫使他们的产品价格上涨。因此，应对目前通货膨胀的正确政策应该是一方面帮助企业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尽量消化输入性的成本膨胀，在此基础上，实在需要通过产品价格上涨化解成本提高的压力，产品价格该涨的也得涨；另一方面，要真正关注民生，加大对城镇中低收入居民以及农民工的补贴力度，尽量避免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人民生活水平反而下降的现象发生；落实支持三农的政策，提高农产品的价格，使留在农村的农民也能够分享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成果。
图1 国有和非国有上市公司资本支出增速比较%
社会政策和环境政策
社会政策和环境政策是文明进步的表现，也是人民利益的体现。但是，这方面的进步不是一蹴而就的，政策措施的具体内容和推出时机应当综合考虑和认真权衡。
当前通货膨胀成本推动的特点，从如下两个方面得到了明显的强化。首先是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劳动力成本应当提高，劳动者应当更多地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甚至说劳动者应当得到他该得到的经济增长成果。尤其是在大城市和东部地区，企业对于劳动力成本提高的承受能力大一些，但是，应该允许中西部地区循序渐进，并以此推动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带动整个国家的发展。然而，我们看到的是，我国劳动力成本的提高运用的是“一刀切”，在使东部企业的成本大大提高的同时，没有促使产业向中西部转移。另外一类的成本上升对于企业状况和通货膨胀的负面效应也是不可忽视的。企业的社会负担增加了，企业在节能减排方面的成本大大提高，企业的税负实际上重了很多。随着社会的进步，这些可能都是应该的，但是在目前各个方面的成本都大大提高的时候，在天灾人祸不断的时候，能不能换一个时机给企业缓一缓的机会呢?
社会政策和环境政策的主体，除了企业之外，还有政府。甚至可以说，政府在拥有如此大量的国有资产、财政收入增长如此之快的时候，应该承担更主要的责任。不能把就业和社会保障的责任全部推给企业，最近的一些社会政策和环保政策所要求的财务负担是非常沉重的，我们需要认真权衡在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合理分担。
运用财政政策调整需求结构
从需求的角度来看，与其强制压制需求，还不如在调整需求结构方面下些功夫。如果不能有效地调整收入和支出的分配和结构，那才是我国经济的最大隐患。
从投资角度看，我们没有整个国民经济的数据，但可以用上市公司的数据。（见图1）
数据表明，国有控股企业的资本性支出的增长速度远远高于非国有控股企业的资本性支出。结论是资本性支出的增长速度与国有股份的比例成正相关。如果我们考虑到如下几个因素：
第一，国有持股50%以下的上市公司中，国有股东为相对控股（第一大股东）的上市公司的资本性支出超过非国有上市公司的资本性支出；
第二，政府支出中给予非上市国有企业的大量投资没有统计在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资本性支出中；
第三，非上市国有企业获得银行贷款的相对便利；
第四，非国有的非上市公司的投资资金来源极其困难因而投资金额相对很小。
那么，中国经济中投资需求的主要增长因素就来自于国有企业。要控制投资需求的增长，关键绝对不在控制中小企业的投资需求。如果一项旨在控制投资需求的政策没有控制住国有企业的投资，而只是控制了中小企业的投资，那么这项政策不仅收不到预期的效果，还会害死很多中小企业。
我们再来看看不同类型经济主体的支出增长速度：（见图2）
花钱增长最快的是财政，顺理成章，我们就知道了控制需求首先应该控制谁的需求。至少，我们应该有一种观念，财政除了维持行政机构的运转之外，最应该花钱的地方是民生和国防。我们知道，支出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收入的增长，这种支出增长格局背后是什么样的收入增长状况呢?
面对这些图，已经什么也不用说了。（见图3、图4）
发展是硬道理
中国绝大部分新的就业机会来自于中小企业，中小企业对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最为接近，它们也是创新和经济活力的主力军。但是，从紧的货币政策大大提高了企业的成本，而中小企业首当其冲，受害最甚。中小企业绝大部分是民营企业，是中国企业中的边缘企业。
任何一个紧缩的政策，首先就紧缩到他们头上。缩减银行信贷规模，如果缩减5000亿元，我相信至少4000亿元缩减在中小企业头上，而这4000亿元的就业密集程度是最高的。现在，很多中小企业连生产经营所必需的流动资金贷款都得不到，他们挣扎于破产的边缘。运气好一些的，借到月息高达、甚至超过5%的民间融资，这显然也是饮鸩止渴！
看看长三角的民营经济，看看珠三角的合资企业，看看全中国的中小企业。相反地，大部分的优惠政策，首先不会优惠到他们头上，只有优惠的范围和程度足够大，他们才能够享受到那么一点点，因为他们是边缘的企业。要创造足够的就业，要改善民生，就必须要有足够力度的经济扩张政策。除非，我们能够做到在金融信贷和其他政策的实施过程中真正把中小企业的发展摆在战略优先的地位。
我们相信，发展是硬道理，发展的政策一定是支持供给的政策，一定是有利于企业发展、鼓励就业的政策，一定是有利于老百姓生活水平提高的政策。
货币政策的作用是有限的
作为经济学的普遍说法，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因此，从货币政策入手反通货膨胀好像是名正言顺的事情。其实，我们要充分认识到在经济全球化、国际金融和资本市场相互联系和影响不断加强的今天，如果说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那也是国际上主导货币的现象，就是美元的现象，而不是人民币的现象。中国的通货膨胀，主要责任不在于我们的货币政策不够紧，主要责任也决不在于中国的中央银行。如果说货币管理上有问题，也不在传统的货币政策和货币政策手段上，而在相当于十多万亿元人民币的外汇储备上，其中有不可忽视的一部分属于投机资本，掌握在资本玩家的手里。如果我们不区分由此引起的所谓的流动性过剩与企业经营必需的资本供给，没有运用可以区别对待的政策手段，那么消除流动性过剩的政策必然导致正常资本供给的严重不足，导致生产系统的瘫痪。我认为，在我国企业目前面对的主要问题，不是流动性过剩，而是资本供给的严重不足。外汇储备问题还不仅限于此，在实物市场上，前面分析过的国际市场上的旺盛需求，有一部分是靠我们的外汇储备支撑的；在投资市场上，一部分的外来投资事实上是靠我们的外汇储备实现的。
如果这次世界性的通货膨胀继续恶化，那么会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出现危机。危机首先出现在经济力量最薄弱的国家或地区，然后会是一些一定程度发达的地区，最后甚至会拖累一些发达的地区——美国的传统盟友。到时候会有一股强大的国际性的求变力量出现，这是一个看谁能够熬到最后的较量。我们有这么多的外汇储备，虽然经济发达程度不高，但是有能力坚持到最后的。既然如此，我们就没有必要在现在这个时候挺身而出，去承担我们承担不了的责任。我们用不着担心越南的危机会在中国重复，但我们要认真审视金融的对外开放。
如果这一轮通货膨胀的成因是世界性的，我们就不能把消除通货膨胀的压力，减少需求的努力都由我们一个国家来扛，硬扛是扛不起的，硬扛只会把自己压垮；如果这一轮通货膨胀的压力是较长时期积累起来的，并且会持续一段时间，我们就不能希望咬咬牙挺过这一阵就好了，侥幸心理只是把问题往后推，并且很可能会使问题更加恶化；如果较高的通货膨胀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就应当有勇气面对和接受通货膨胀的事实，不要强为不可为之事，不要一味地限制国内需求，压制经济活动，甚至在改革上倒退；如果通货膨胀对老百姓、对企业、对经济造成伤害，我们就应当努力将这些伤害降到尽可能低的程度，主要精力放在帮助老百姓维持和提高生活水平，帮助企业降低成本，帮助经济度过通货膨胀的困难时期上。
我们相信，以这么多年积累的国家财力和经济实力（还有这么多需要好好利用的外汇储备），财政、企业和老百姓一起努力，运用好财政政策，调整国内需求结构，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百姓的收入，共度通货膨胀的难关是一定能够实现的。
能源价格管制是本轮股市大跌的最直接原因
2007年11月初以来，两个市场的市值一共跌去了12.5万亿元，其中石油石化和电力行业的市值跌掉了5.6万亿元，占到两市全部市值损失的45%。中国石油一家跌了4.3万亿元，占两市全部市值损失的35%。考虑到中石油在中国股市上的标志性意义，它的下跌带动了整个市场的下跌，因此，中石油的股价下跌对于本轮股市下跌的拉动作用比上述数字显示的会更大。
能源类股票价格的大跌是因为它们的经营业绩远远落后于上市公司整体业绩。在能源紧缺、油价屡创新高的时候，能源类上市公司业绩比其他公司都差，显然是违反经济规律的，是不正常的。
能源价格管制是一种反市场化的措施。当然，我们不能仅仅因为这种措施是反市场化的就予以排斥，尤其是在非常的时期，在非常的情况下，就需要采取一些非常的措施。非常措施很可能是反市场化的措施，并可能是最好的措施。但是，这一轮能源价格上涨不是突发性事件，也不是临时的过渡性事件，因此不能作为非常时期的非常事件来处理，而必须采取符合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大方向的、可以长久持续的对策。能源价格管制、政府补贴和征收特别收益金，一整套的措施看起来就像是政府完全控制了影响石油石化企业的收入、成本和利润的最关键要素，再往前推一步，还不如把这些企业全纳入政府预算算了。显然，这种做法违反了能源市场和能源企业运行的基本规律，是行政干预的回归，是改革的倒退。这样的措施导致了能源的浪费、市场的混乱、消费者的排队、权力的腐败、生产者的损失并进而加剧了供给的不足和通货膨胀。从社会影响来看，限制能源价格是对相对富裕阶层的倾斜政策，对弱势群体和社会和谐是不利的。
在国际能源价格大幅度上涨和通货膨胀压力很大的背景下，当然不能放任垄断性的能源行业自由定价，而是应该在价格浮动上有一定空间，使得这些行业能够得到不低于其他行业的利润水平。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石油石化和电力行业都可以选择对通货膨胀直接影响相对小的措施开始。在电力行业，可以先从提高上网电价开始，解决发电企业的困境，以后择机提高面对电力消费者的销售电价。在石油石化行业，可以在成品油价格放松上谨慎一些，在降低甚至取消特别收益金上面步子大一些。2007年，政府给予中石油和中石化的补贴是49亿元，收取的特别收益金是558亿元；如果2008年政策不做调整，预计收取的特别收益金为1400亿元，政府补贴770亿元。降低甚至取消特别收益金，不影响价格和通货膨胀，只是减少一点点财政的爆发收入而已。大家知道，减少点财政收入是为政府做好事，为整个经济做好事。
大家一定不会忽视能源行业的垄断情况，我们也完全理解在行业垄断的情况下提高其产品售价带来的巨大的长期的负面影响。但我们认为，一个全行业亏损的局面只会加强不在乎经营业绩企业的垄断地位，因为追求利润的企业不会进入，只会退出这样的行业。只有当行业经营状况相对改善，经营环境较为宽松的时候，才有利于推出改革的措施，才有可能逐步改变行业垄断的状况。那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绝境中求改革的思路，对目前中国的能源行业肯定是行不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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