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的几点思考_市场经济论文

关于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的几点思考_市场经济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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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泽民同志在《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的讲话中强调:“要把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作为统一的奋斗目标,始终不渝地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去换取经济的一时发展。”“精神文明建设要同经济发展战略相适应,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两个文明协调发展将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跨世纪的重要课题。

一、确立以人为中心的社会整体文明发展观

发展问题作为当代社会的两大主题之一,“越来越被看作是社会灵魂的一种觉醒”〔1〕,即已成为现代人类的自觉意识。 现代社会发展理论告诉我们,当代社会的发展是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在内的整体文明的推进,而社会发展的中心问题则是人的发展。因此,我们在建构具有中国特色而又深蕴时代内涵的社会主义发展理论时,应该确立以人为中心的社会整体文明发展观。只有将两个文明建设与社会整体文明发展观联系起来考察,才能从根本上弄清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的理论根据,从而在实践上增强“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自觉性。

那么,为什么要确立以人为中心的社会整体文明发展观?首先,当代社会发展理论提供了崭新的视角。“发展”是个历史的概念,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而不断地演变。人类祖先在漫长的岁月里主要以采集和渔猎为生,只能依靠自然界的力量维持自发的生态平衡。随着农耕社会的出现,人类由攫取性经济过渡到生产性经济,并且创造了灿烂的古代农业文明,而在近代以来,高度发展的工业文明,给人类带来物质财富的巨大增长。不过,人类为此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西方工业社会一味追求经济高速发展的结果,不仅造成了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和生态系统的严重破坏,面且出现了社会失序、道德沦丧、犯罪增长,另一方面却是文明的急剧衰落。这种现象向西方传统的发展理论及其实践模式提出了挑战。于是,从60年代起,一些学者开始探讨西方工业化模式的利弊。1962年,美国作家卡逊在《寂静的春天》一书中,通过对生态平衡遭受严重破坏的描述,第一次给人类敲响了警钟。1972年,罗马俱乐部公开发表《增长的极限》的研究报告,批评了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发展理论,得出零增长的悲观结论。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美国学者更发起了一场“社会指标运动”,提出建立包括经济、社会、环境、生活、文化在内的综合指标,代替以国民生产总值为评价标准的单一指标。这是一种新的社会发展价值体系,它标志着人们发展价值观的转变。而在60至80年代,又发生了一系列令人震惊的全球性环境事件,如非洲严重干旱、印度博帕尔农药厂化学品泄漏、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反应堆爆炸,等等,促使人们对传统经济发展模式进一步展开积极的反思。198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托法国学者撰写了《新发展观》一书,提出所谓“综合发展理论”,强调发展是在民族、历史、环境、资源等内在条件的基础上,推动经济、政治、科技、文化诸因素的全面进步。此后,“综合发展理论”逐渐流行。进入90年代,现代发展理论为我们提供了崭新的视角,更加突出人类自我发展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位置,认为社会发展的本质在于人的全面发展,因此,应该舍弃以往那种以物为中心的发展观,确立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这种新发展观要求以人为本,推进社会整体文明。它是对传统发展理论的一次大变革。

其次,推进社会整体文明的主体因素是人。人类是一切文明的缔造者。谈论现代社会整体文明自然离不开人类,离开人类也就无所谓文明。人类是推进社会整体的主体。这包含两层涵义:一方面,人是社会整体文明发展的动力。这是因为,社会的发展是通过人的有目的的活动实现的,而人的活动的目的则是根据自身的需要设定的。人正是按照自身的需要而致力于改造自然,协调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规划各种社会变革,从而创造和推动社会文明的发展。同时,人的需要又是无止境的,旧的需要的满足又会引起新的需要的产生,“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2〕。现代人在物质生活、精神生活、 政治生活诸方面都提出了一系列高层次的需要,普遍重视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提高。这种不断产生而且愈来愈高的需要乃是推动社会整体文明发展的原动力。另一方面,人是现代社会文明发展的根本目的。尽管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有各种不同的目标,而且各种目标的具体内容不断发生变化,但最终都以满足人的需要为根本目的。现代发展理论主张,一切发展都必须以满足人的需要为最高价值,人的需要的不断满足、人的生活状况的不断改善是一切发展的实质。

再次,人的全面发展是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本质特征。马克思主义向来主张,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最高目标,将“每个人自由发展”视为“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3〕、所谓人的全面发展, 至少包括三个层次的内容:一是满足人的基本的合理的需要;二是提高人的素质;三是发挥人的潜能。以人为中心,解放人、发展人、实现人,乃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精神。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人们对此已经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1994年,全国社会发展工作会议提出:“经济和社会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表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将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最高目标,推进社会整体文明的发展。换言之,人的全面发展是我国现代化道路的本质特征。

毫无疑问,两个文明协调发展正是推进以人为中心的社会整体文明的题中应有之义。

二、建构适合市场经济发展的伦理道德体系

任何社会都需要适合其发展的伦理道德环境和氛围。具有数千年文明发展史的中国古代社会,曾经建构了极其发达的伦理道德体系。然而,当中国从古代社会迈向现代社会以后,传统的伦理道德体系日益瓦解。而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则逐渐形成并发展出一套新的伦理道德体系。这套伦理道德体系基本上适应了我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社会发展的需要。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我国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开始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某些原先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伦理道德观念遇到了挑战。人们注意到了这样一种社会现象:在商品经济发展的同时,不健康的拜金主义思想也开始滋长,一些人以“金钱关系”衡量一切,一味追求个人私利,不讲社会公德,什么尊老爱幼、助人为乐、诚实守信、文明礼貌,统统抛到九宵云外,致使社会伦理道德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失范现象。

那么,目前在社会伦理道德方面出现的某种程度的失范现象与市场经济是否存在必然的联系?如何才能走出目前的困境,并最终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健全的社会伦理道德体系?

有一种相当流行的观点认为,只有以牺牲道德为代价才能换取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带来社会道德的沦丧。这种观点是极其错误而有害的。诚然,由于市场经济以价值为核心,以逐利为原则,如果发生误导,不恰当地把本来属于经济生活准则的商品化原则移入精神生活,将一切道德也商品化,以金钱来左右社会善恶的思想和行为,是有可能诱发拜金主义、利已主义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由于过分地强调以经济利益调动人的积极性,虽然换来了经济的发展,但却是以牺牲道德为代价的。在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制度相结合的条件下,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性质要求与之相适应的功利性道德原则,从而给极端利己主义的滋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而极端利己主义的膨胀必然助长人们不顾社会和他人的胡作非为的行为,最终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障碍。这样一来,自然难以消除利益和道德的对立与冲突,因而也无法使经济发展和道德进步协调进行。然而,市场经济并非只能与资本主义制度相结合,实践证明,它同样能够与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而在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相结合的条件下,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性质决定了利益与道德的结合与统一。道德原本就是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它不可能完全与利益相分离,而是与利益相结合,并以利益为基础。利益包含个人利益、集体和社会公共利益。正如非公有制经济总是以个人利益为基础一样,公有制经济是以集体和社会公共利益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视个体在市场中的主体地位和个人价值,不排除个人利益,但决不是以个人利益为中心,而是要求把集体和社会公共利益摆在首位,把个人利益摆在第二位。换言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大力提倡和发扬集体主义的道德原则。提倡和发扬集体主义的道德原则,把社会集体利益同个人利益结合起来,不仅可以使经济生活中出现的问题获得道德的调控,促进市场经济体制的健康发展,而且有助于克服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某些道德失范现象,提高社会主义社会的道德水准,使经济发展与道德进步和谐一致。

那种以牺牲道德为代价换取经济发展的观点,错误地认为个人主义是市场经济的反映,要发展市场经济就必须承认个人主义价值观的主导地位,并且对极端个人主义采取姑息和纵容的态度。持这种观点的人,实际上是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混同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懂得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而极端个人主义与人的全面发展是不相容的。应当承认,市场经济本来就包含着利己性、谋利性和利他性、服务性的二重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市场经济的利己性、谋利性与利他性、服务性处于矛盾对立状态,占主导地位的个人主义价值观支持和彰显了利己性、谋利性的一面,而排斥和掩盖了利他性、服务性的一面,因而不能达到经济与道德的统一。受纯粹个人主义价值观支配而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往往只顾谋求个人的福利,不顾道德的廉耻。这种人实际上只能算作畸形人,与人的全面发展相距甚远。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市场经济的利己性、谋利性与利他性、服务性之间,虽然也存在某种紧张,但并不对立,占主导地位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在肯定利己性、谋利性的同时,大力支持和彰显着利他性、服务性,从而达到经济与道德的统一。受集体主义价值观支配而从事经济活动的人,总是自觉地把有益于社会和他人作为自己经济活动的主要动机,并在此前提下谋取个人利益。换言之,具有集体主义思想的人能够把个人谋利与精神的高层次追求结合起来,达到经济成功与道德高尚的统一。这种人才是全面发展的新人。

如此说来,市场经济并非必然导致社会伦理道德的失范与沦丧。只要作出合乎经济与社会发展要求的道德选择,是完全可以克服社会道德领域内某些失范现象,走出困境,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健全的伦理道德体系的。

当然,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健全的伦理道德体系,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尤其是在经济体制转型期,价值选择呈现多元化的情况下,这更是一个难题。在解决这个难题的过程中,有几点是值得特别注意的:

首先,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价值观不动摇。价值观对于道德建设具有特殊的意义。我国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建设过程中逐渐形成并且占据主导地位的价值观是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价值观。这种集体主义价值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否必须根本抛弃?当然不是。这是因为,我国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只是经济体制的改革,并没有根本改变经济制度。我们要建立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决不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此相应,价值观自然也在体制层次上发生变革,而不会达到改变其社会主义性质,以个人主义价值观取代集体主义价值观的程度。所谓价值观在体制层次上的变革,就是在坚持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占主导地位的前提下,根据市场经济的需要,充分发挥人的主体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的主体性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参与市场竞争的人,如果主体性,包括自主性、主观能动性、积极性、创造性等等,得不到充分发挥,必然归于失败。但是,这种自主性是由集体主义作主导的,而不是由个人主义作主导。这种发挥人的主体性的集体主义价值观,不仅能最大限度地调动和发挥每个社会成员的积极性、创造性,恰当地处理个人、集体、国家三者之间的关系,而且有助于净化人们的灵魂,培养人们高尚的道德情操,因而最能体现社会主义道德的崇高性。所以,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价值观。

其次,必须重视和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伦理的建构与教育。市场经济的发展扩大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乃至人与自然之间的交往,拓展了伦理道德的领域,愈加凸显了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伦理的重要性。要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伦理道德体系,就必须将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伦理的建构与教育摆到应有的位置。在社会伦理道德体系中,社会公德属最低层次,是社会全体成员在公共生活中必须遵守的基本行为规范。它反映了社会整体利益,始终与社会文明的发展同步,是社会文明程度的指针。传统社会由于公共生活范围狭小,个体在公共生活中的道德性尚不十分重要,因而多重私德:而现代社会公共生活范围不断扩大,个体在公共生活中的道德性愈来愈重要,公德成为必须高扬的伦理道德。公德是现代文明的伦理基础,也是我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中道德选择的基础,切不可等闲视之。职业道德则是从事某一行业社会成员必须遵守的公共道德。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职业道德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目前我国社会出现的某些道德失范现象,便与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意识的薄弱有很大关系。加强职业道德建设乃是当务之急。至于家庭伦理,随着现代家庭结构及其在社会生活中地位和作用的变化,已日益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不少人大声疾呼,要求全社会共同行动起来,搞好家庭伦理教育,提倡尊老爱幼,建立亲睦和谐的现代式家庭。总之,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伦理的建构与教育,乃是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一项系统工程。中华民族为这项工程所做的贡献,必将为现代文明增添新的色彩。

再次,必须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道德传统,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相结合。我国的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基本上是关于“人”的学问。例如,孟子揭示了“人之所以异于禽兽”的特性在于有仁义礼智之端,即所谓“四端”;荀子更直接提出“人之所以为人”的决定性因素既非“二足而无毛”的形体特征,亦非饥餐渴饮的感性欲求,而是明于上下亲疏之分、礼义廉耻之别。以社会道德性作为人的特性,是儒家文化的共同理念。除了回答“人是什么”即人的本质问题之外,儒家还特别重视“如何做人”的问题,如提倡仁、礼、诚、信等等,激励人们加强道德修养,完善人的道德主体,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实现人的价值和尊严。传统的儒家文化中的这种人文理性精神,对于建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具有民族特色的伦理道德体系,是一种有益的思想资源。所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仍然需要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一切优秀道德传统。

三、重视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人文价值追求

西方传统发展观片面追求经济增长而造成的“发展危机”,呼唤着人们重视人文精神。当前世界经济发展所呈现的经济文化一体化趋势,也要求人们赋予经济以文化价值。而社会主义以人为中心的整体文明发展观,则决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样蕴含着人文价值发展的要求。这种人文价值追求的具体体现,就是要牢牢把握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文化价值目标,大力增生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文化精神内涵。做到了这一点,不仅可以克服因文化滞后而形成的阻滞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人文障碍;而且可以防止经济与社会发展失衡,为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那么,如何增生经济与社会发展中文化精神内涵,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首先是唤醒人文精神,促进科学与人文的统一。现代文明所赖以发展的科学,自有其不容否定的价值和意义。但是,现代科学也存在严重的缺陷,那就是它对人的存在或人的生活的遗忘。现代科学在彰显工具理性、实验性的同时,却造成人文理性、道德理性的衰微。实证科学只尊重实事,而排斥对人生意义的探讨,从而导致价值与理性的分裂。“现代文明危机”正是价值与理性分裂,理性精神独大,人文精神衰微的结果。要克服这一危机,就必须重新唤醒人文精神,树立新的科学观,即所谓“大科学观”。这种“大科学观”不像传统的科学观那样忽视价值因素,而把价值理性作为科学理性的重要因素,从而大大改变了科学理性的结构。科学理性把价值纳入其中,科学与人文对立的基础将随之消失,而呈现融合的趋势。与西方文化不同,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合一。就这一点说,中国在未来文化发展中是有其优势的。我们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要充分利用这一优势,发扬人文理性精神,使之与科学理性精神高度结合起来,兼顾经济活动的社会效益和人的价值,创造崭新的社会主义文明。

其次是坚决推行科教兴国的方略,提高人的现代文化素质。现代市场经济的竞争,说到底,是科技文化的竞争。科技文化实际上已成为现代市场经济的根本资源和基础动力。而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异常迅速,文化观念的变革也日新月异,谁能跟上现代科技文化发展的潮流,处于领先地位,谁就能在现代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反观我国,科学技术基础尚较薄弱,文化也不发达。在这样的国情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如果不甘落下风,就必须大力发展科技文化。再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如果不具备丰富的科技文化投入,任凭市场经济在低层次徘徊,是与市场经济性质和发展要求相违背的。为了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必须积极推行科教兴国的方略,加大教育投入,推进全民教育事业,发展科学技术,普及文化知识,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教育水平和人的现代文化素质提高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文化精神内涵必然随之增大,社会主义文明亦将步入更高的阶段。

再次是积极创造良好的文化生态环境,确保文化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同步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育需要适宜的文化生态环境。创造适合于市场经济发育的环境,培育市场经济的文化精神,是当前我国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要创造良好的文化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全社会的智慧和力量。一切社会文化部门和广大文化工作者,都应本着高度负责的精神,坚持正确的文化价值导向,向人民提供健康而高雅的精神食粮。企业要努力建构足以代表自身形象的独具特色的企业文化精神;城镇街道要积极创立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社区文化;学校则要精心营造健康向上的校园文化。总之,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都要重视文化建设。只要社会各个具体领域文化建设全面而健康的开展起来,良好的文化生态环境是不难形成的。一旦有了一个良好的文化生态环境,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就可以获得更坚实的基础和持久的后劲。换言之,文化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同步性将是不言而喻的。

注释:

〔1〕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1972—1982中期规划》第64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2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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