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背景下西方经济思潮的新动向（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方经济论文,经济危机论文,思潮论文,金融危机论文,新动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四、对当前经济全球化的反思和对未来全球经济新秩序的构想
全球化是全球范围内争议很大的问题。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在我们这个地球上，一方面是全球化呼声越来越高，另一方面是反全球化运动风起云涌。全球化可以分为理想的全球化和现实的全球化。“世界大同”等美好理想属于理想的全球化。与此不同，人们现在面对的全球化是现实的全球化。美国把全球化分为三种全球化：经济全球化、技术全球化、民主和人权全球化，并企图垄断对全球化的解释权。美国自封为“第三种全球化”即“世界各地民主和人权全球化”的“全球领导者”。
我们这里讨论的是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是指各种生产要素或资源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以实现生产要素或资源在世界范围内的最优配置”——这是根据西方经济学对经济全球化下的定义，这一定义已经成为经济全球化各种定义中最流行的一种定义。西方发达国家、主要是美国以及美国通过国际经济组织和七国集团等推行经济全球化，建立有利于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有利于美国的全球经济秩序。美国政府在推动经济全球化时，把“华盛顿共识”的“政府作用最小化”、“私有化”和“自由化”向全球推广。有的美国学者到处宣传“华盛顿共识”。例如，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农·史密斯来中国大肆宣传说：“资本自由化和财产私有化是自由的基础和经济繁荣的保障”（《中国经济时报》2006年11月2日）。这类毫不掩饰的赤裸裸的新自由主义宣传，影响极坏，引起中国人民群众的极大反感。
当前的经济全球化被一些西方学者叫做“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美国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威胁到许多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利益和经济安全，因而激起许多国家和人民的反对，不断爆发世界范围内大规模的反全球化运动。
1.对当前经济全球化的反思。在当前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中，西方学者和许多人士在反思美国和其他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
当前的现实的全球化应当如何命名？西方学者在这一问题上的用语互有差异。加拿大约克大学教授利奥·巴尼奇称之为“资本主义全球化”（美国《外交政策》双月刊2009年5～6月号），日本学者中谷岩称之为“全球化资本主义”，美国学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称之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国外理论动态》2008年第5期）。
西方学者关于当前现实全球化的名称尽管有差异，但内涵大体相同。美国学者沃勒斯坦题为《2008年：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死亡》一文认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涵义主要包括：各国政府都要允许商品和资本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各国政府都不能成为企业所有者，而要把政府所有的一切都私有化；各国政府都要将本国所有各种社会福利转移支付最小化（《国外理论动态》2008年第5期）。这是一种有代表性的说法。远在这场危机之前，斯蒂格利茨就把“华盛顿共识”所要求的全球化概括为“政府角色最小化”、“快速私有化”和“快速自由化”。
一些西方学者看到，美国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强制新兴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接受美国推行的私有化，接受美国制定的或美国操纵国际贸易组织制定的有利于美国和其他西方发达国家而不利于新兴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贸易标准，严重危害到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利益和经济安全。美国《耶鲁全球化》在线杂志2008年10月7日发表巴希尔·戈特题为《今天的资本主义已走到末路》一文，揭露美国向发展中国家和第三世界推行经济自由化、私有化等的严重危害。该文指出，在经济全球化中，“每个国家都被迫服从命令，接受美国自由贸易的全球标准，包括公共机构的私有化。……公共部门、政府所有制和集中管理被打上了‘过时’的烙印。在私有化的狂热浪潮中，世界很多国家都有成千上万的人失去生计。”全球化过程中的私有化狂热浪潮必然带来贫富对立的恶果。该文警示：“现在，所有人都必须清楚，如果某一制度只照顾极少数富人而不尊重每个人的经济福利，它便注定会落到可悲的下场。”
更多的西方学者在当前这场危机中沉思，为什么美国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会如此迅速地发展为全球性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为什么这场危机具有如此明显的全球同时性？为什么在这场危机中全球受害国家如此之多而幸免于难的国家却如此之少？许多尊重客观事实的学者认识到，世界金融危机史和经济危机史上罕见的这些现象，正是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推行的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必然恶果。美国经济学家科林·里德形象地说：在美国主导的“全球化浪潮席卷一切”的情况下，“美国打喷嚏，全世界都感冒”（《金融危机经济学：如何避免下一次经济危机》第141～142页，东方出版社2009年）。美国《纽约时报》2008年10月19日发表托马斯·弗里德曼的文章说：“全球化现在……使美国把自己的有害抵押贷款传染给全世界”（美国《纽约时报》2008年10月19日）。英国《金融时报》2008年10月29日发表该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的文章说：“全球化让这场灾难遍及世界各地。”日本学者中谷岩认为，这次危机有许多教训应该记取，其中之一就是“必须关注经济全球化引发的泡沫破裂和世界萧条”（《环球时报》2010年1月20日）。
西方一些研究者意识到，这场严重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使美国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很难继续存在下去，使现存的国际经济秩序很难继续存在下去。一些西方学者明确指出，美国正在走向衰弱，单极世界正在瓦解，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正在动摇。美国芝加哥大学罗伯特·佩普教授在美国《国家利益》双月刊2009年1～2月号发表题为《帝国的衰弱》一文说：“美国现在是一个正在衰落的大国，……美国已经远远不能作为一个世界霸主，单极世界本身正在瓦解”。又说：“美国不只在衰落。单极秩序正在变得过时，其他国家正在崛起为可以与美国抗衡的力量。”德国柏林社会研究所教授海克霍夫也表示，欧洲出现对资本主义的不满情绪说明资本主义确实出现了很多问题，多年的经验证实，美国独霸世界的格局将逐渐结束，新兴工业国家将逐渐崛起（《环球时报》2009年11月11日）。
长期以来，美国不仅在本国推行新自由主义，而且通过经济全球化把新自由主义强加于人，强制地要求其他国家实行“华盛顿共识”所要求的“政府角色最小化”、“快速私有化”和“快速自由化”。布什政府直到2008年10月21日，即美国不仅已经深陷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而且该政府即将下台的时候，还派财政部长保尔森来华对中方施压，要中方推进包括汇率自由化在内的金融自由化改革。美国政府的这种霸道行径，使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学者查尔斯·弗里曼都感到有必要提醒中方：“如果中国还保持对美国经济行为准则的认可，这无疑是危险的。”
当前的严重危机沉重地打击了美国政府强制要求别国实行新自由主义改革的霸权行为。英国《金融时报》说：“华尔街很难再绷着脸说，亚洲政府应当停止干预经济，把工作交给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去完成”（英国《金融时报》2008年9月30日）。美国《商业周刊》网站2009年8月19日题为《美国依然重要吗？》的文章也说：“美国可能再也无法以过去的方式主宰世界了。”
联合国系统行政首长协调理事会2008年10月24日会议后的声明承认，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衰退的威胁“正在动摇全球化的根基”（新华社联合国2008年10月26日电）。英国《泰晤士报》在2008年9月20日宣告：“最重要的是，无政府状态的全球化时代结束了。”美国学者沃勒斯坦宣告：“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正走向终结（《国外理论动态》2008年第5期）。日本经济学家中谷岩在危机中深入反思了经济全球化的严重后果。他对记者说：过去我一直相信全球化资本主义是好事，现在认识到，“全球化资本主义将成为给人类社会带来各种负面效应的主要罪犯”（《环球时报》2010年1月20日）。
2.对未来全球经济新秩序的构想。在当前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中，西方经济思潮的新动向之一是总结全球经济秩序方面的教训。英国《金融时报》2008年10月10日题为《危机标志着即将出现新的地缘政治》一文说：“更重要的教训是，西方不能再认为全球秩序将根据自己的想象重新确立。两个多世纪以来，美国和欧洲轻而易举地行使经济、政治、文化霸权。那个时代正在结束。”
西方学者和许多人士在反思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的同时，在思考建立未来全球经济新秩序问题。
在当前危机中，反对国际经济旧秩序的许多国家和民众提出了建立全球经济新秩序的问题，甚至英国《观察家报》2009年10月4日《世界银行欢迎从危机灰烬中出现新经济秩序》一文也提出了建立全球经济新秩序的问题。
全球经济新秩序或国际经济新秩序是相对于全球经济旧秩序或国际经济旧秩序而言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初以来，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按照自己的利益和要求建立的经济秩序，是世界许多国家和人民反对的国际经济旧秩序。这种经济旧秩序包括建立在不合理国际分工基础上的世界生产体系，建立在不等价交换基础上的国际贸易体系，建立在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垄断资本金融霸权基础上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在金融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的条件下，特别是在经济金融化和经济虚拟化的条件下，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成为整个国际经济秩序中的核心。
现在，改革现存的国际经济旧秩序，首要和关键的任务就是改革现存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因此，强烈要求改革国际经济旧秩序的国际舆论，自然都集中在改革美元主宰一切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上。在当前这场危机中，强烈要求改变现存国际经济旧秩序，特别是强烈要求改变以美元为惟一储备货币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已经成为许多国家学界、商界、政界的共同呼声。
在思考全球经济新秩序时，有的西方学者明确而尖锐地提出，必须给跨国界自由流动的“全球资本”这个“怪兽”套上“紧箍咒”。日本学者中谷岩在《如何克服世界经济大萧条》一文中说：如何控制全球化资本主义的问题是“回避不开的本质性课题”。既然“主张全球资本跨国界自由流动的‘新自由主义’是此次金融危机主要原因”，那么就必然存在“应当如何控制‘全球化资本主义’的问题”。原来赞赏资本自由流动的中谷岩现在说：“通过此次金融危机，我们知道了对全球资本这个‘怪兽’不加约束是多么危险。……不给全球资本这个‘怪兽’套上紧箍咒，世界经济今后将陷入极度不稳定状态”（日本《产经新闻》2008年12月22日）。中谷岩提出：“全球资本主义……必须受到相应的国际限制。在这一点上，进行国际协调是当务之急”（日本《产经新闻》2008年12月22日）。
要建立全球经济新秩序，特别是要建立全球货币金融新秩序，就必须根本改变以美元为惟一储备货币的制度，建立新的储备货币制度。这一点，几乎已经成为除美国政府及其个别追随者以外的国际共识。
关于建立新储备货币制度的主张，从最初提出，到获得新兴经济体的支持，再到获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负责人的支持，经历了一个过程。俄国《俄罗斯报》2009年3月27日报道：“首次提出实行新储备货币的是美国著名商人乔治·绍罗什。他建议将特别提款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69年设立的用于国际结算的货币单位）发展为新的全球性货币。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坚定和无条件地支持建立新货币储备的想法。”俄罗斯、巴西等国也支持这一改革方案。俄国《消息报》在同一天报道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表示支持这个倡议。总裁施特劳斯·卡恩认为，探讨新型国际储备货币替代美元的建议是‘合理的’。”上述英国《观察家报》题为《世界银行欢迎从危机灰烬中出现新经济秩序》的文章引证说：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称，中国和印度将会成为力量的中心，美元作为惟一储备货币的地位将会衰退，而拉美、东南亚和非洲会成为世界经济的新增长点。佐利克说，美国再也不能靠美元主宰一切。欧元和中国的人民币将会成为候选的储备货币。
但是，“靠美元主宰一切”的美国政府，绝不会轻易放弃“靠美元主宰一切”的金融霸主地位。美国总统奥巴马2009年3月24日晚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上对以新型国际储备货币替代美元的方案本能地表示反对，他说：“没有必要”进行新的货币体制改革，强调美元依然“非常强势”。可见，“奥巴马经济学”中显然混杂着“鲁宾经济学”。鲁宾1995年就任美国财政部长时，就标榜“强势美元就是强势美国”（日本《外交论坛》月刊2009年2月号）。日本首相麻生太郎也本能地支持美元核心货币体制，他说：“我们应该努力维护美元核心货币体制”（《日本经济新闻》2008年11月15日）。
目前国际上支持以新型国际储备货币替代美元的呼声明显占上风，反对者的声音微弱。就连法国总统尼古拉·萨科齐也呼吁改革全球货币体系。他说，美元独霸时代已经过时。萨科齐在意大利拉奎拉八国集团峰会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需要问这样一个问题：难道政治多极化的世界不应该有一个多种货币并存的世界经济与之对应吗？”甚至原本紧紧追随美国的英国首相布朗，在巴西利亚与巴西总统卢拉举行会谈后也表示：“需要新的国际储备货币的主张具有进行充分讨论的价值”（《环球时报》2009年3月30日）。德国财政部长施泰因布吕克较早时就预言：“美国很可能将失去其作为全球金融超级大国的地位”（路透社2008年10月15日电）。
2009年3月26日，也就是奥巴马表态反对以新型国际储备货币代替美元后的第二天，联合国改革国际金融和经济结构委员会发表报告，敦促世界领导人同意构建替代美元的新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据报道，约瑟夫·斯蒂格利茨领导的由经济学家组成的这个委员会敦促建立新的全球货币储备机制，取代以美元为基础的不稳定的机制。该委员会表示：“新的全球储备系统——可以被视为扩大的特别提款权——能促进全球稳定、增强经济实力以及全球公平。”斯蒂格利茨认为，发展中国家持有美元外汇储备，实质是对美国的外援，是对美国的净转移。他说：“发展中国家在自己也非常需要的时候，几乎以零利率借给美国数万亿美元。这反映了问题的实质。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对美国的净转移，是外援的一种形式”（法新社联合国2009年3月26日电）。联合国网站新闻稿说，斯蒂格利茨当天在联大专题研讨会上说：“发展中国家……这样做的原因是，如果不准备这一‘应急基金’，情况可能会更糟。现在日益增强的一种共识是，要对此做些什么。中国最近在这个问题上的表态为这一讨论起了推动作用。”美国道琼斯通讯社援引斯蒂格利茨的话说，“以IMF的特别提款权替代美元是最好的途径”。斯蒂格利茨还说：“我认为，从长期来看，最好应成立新的国际（储备货币）机构”（《环球时报》2009年3月30日）。
联合国改革国际金融和经济结构委员会上述报告发表三个月后，联合国大会2009年6月26日通过一份文件，承诺推动国际金融结构改革，以赋予发展中国家更大的主角地位。据报道，“以诺贝尔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为首的经济学家小组在报告中提出了一系列措施，包括放弃美元作为国际贸易货币，以一个新的全球经济委员会来代替20国集团，该委员会应全面关注全世界所有经济体的利益。”报道说，“发展中国家今天要求联合国大会更多地参与到国际金融结构中，认为目前的国际金融结构被富国所控制，而富国恰恰是当前全球经济危机的罪魁祸首。”报道还说，“来自穷国的代表在联合国举办的关于金融危机问题的高级别会议上指出，要想寻求解决危机的办法，市场和金融机构的改革是必不可少的。”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代表还提出要求：“解决全球经济和金融危机的办法应该由包括所有联合国成员国在内的‘192国集团’来确定，而不是8国集团或20国集团等由少数国家组成的集团。”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代表“严厉批评美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经济政策，认为这些政策是导致全球所有经济体陷入经济和金融危机的根源。发展中国家对金融市场的崩溃不负有任何责任，但却成为危机的主要受害者”（埃菲社联合国2009年6月26日电）。
斯蒂格利茨后来又在美国《国家利益》2009年11/12月号发表文章，进一步分析美元的未来，再次呼吁建立一种“全球储备体系”。文章说，“全球金融体系被称为美元储备体系，……但美元已不再是好的保值品，它没有回报，只提供风险。因此，持有大量美元的国家开始感到焦虑。他们不想看到辛苦挣得的储蓄消失于无形。”文章强调，“最重要的是一种储备体系的改革：有限分散风险。在全球化世界中，对某单一国家的货币如此依赖是非常奇怪的。现行体系……是一个只产生输家的体系。”关于穷国的美元外汇储备，斯蒂格利茨指出：“穷国以零利率贷给美国成千上万亿美元——这是一种颠倒的对外援助形式。”斯蒂格利茨认为，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的“凯恩斯计划”表明凯恩斯在75年前就看到建立全球储备货币的需要，证明离开美元储备体系的趋势是不可避免的。当时，美国“阻止了凯恩斯计划的充分履行。而今，实现这一想法的时机终于来到”（《社会科学报》2009年11月26日）。
在斯蒂格利茨提出实现“凯恩斯计划”的“时机终于来到”之前，法国经济学家苏珊·乔治在法国《外交世界》2007年2月1日号发表《金融替代方案》一文，就提出“现在该是重新发现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关于建立国际贸易组织的革命性思想并应用它平衡21世纪的世界经济的时候了。”乔治认为，凯恩斯设计的国际贸易组织和国际清算同盟会产生一种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在这种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下，虽不能废除资本主义，但不会出现存在巨大贸易赤字和巨大贸易盈余的国家，不会有饱受压迫的第三世界，也不会出现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现在强制发展中国家推行具有很大破坏力的“结构调整”政策。乔治设想，在凯恩斯设计的国际清算同盟和国际贸易组织所形成的体制下，各成员国的货币都与国际中央银行货币挂钩，按固定利率或可调整利率兑换。进出口都使用国际中央银行的货币，保持二者的平衡，使各国账户与国际贸易组织年终时既无盈余，也不亏损（《国外理论动态》2008年第4期）。
贸易自由化本是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美国总是以其自身利益和世界霸主地位对待一切。贸易自由化对美国有利，美国就要贸易自由化；贸易自由化对美国不利，美国就不要贸易自由化。有西方媒体早就说过：“如果全球化的规则不是由华盛顿确定的话，它将拒绝任何形式的全球化”（《人民日报》2002年7月21日）。现在，贸易保护主义成了“奥巴马经济学”的一项内容这一事实，又为西方媒体的这一说法提供了一个新的佐证。奥巴马政府的贸易保护主义正在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抨击。
五、对西方经济学的质疑和对马克思经济学的再认识
（一）对西方经济学的质疑
当前这场严重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在沉重打击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自由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也沉重打击了西方经济学。有的西方经济学家提出如何从经济危机的现实出发重新评估西方主流经济学及其对经济政策的影响，有的西方经济学家认为当前这场危机是重新思考西方经济学的历史转折点。阿玛蒂亚·森提出问题：“我们今天需要什么样的经济学？特别是在目前的经济危机情况下，我们该如何评估学院经济学家中所推崇的内容对我们经济政策的指导意义”（《社会科学报》2009年4月9日）。斯蒂格利茨说：“这场危机不仅是经济上的转折点，而且是我们思考经济学的转折点”（英国《新政治家》2008年10月16日）。
在危机中，西方学者对西方经济学的一系列问题提出质疑。
1.对“理性”和“有效市场假说”的质疑。这场危机爆发后，英国女王2008年11月到伦敦经济学院视察，向经济学家们提出问题：“为什么当初就没有人预见到它（危机）？”英国学者蒂姆·贝斯利、彼得·亨尼西于2009年7月22日给女王上书，就女王的提问进行了回答。但是，英国雪拉·唐、彼得·厄尔斯蒂、约翰·福斯特、杰弗里·哈科特等10位知名学者不满意这一回答，他们在同年8月10日联名给女王上书，指出贝斯利、亨尼西的回答的缺陷之一是“它没有提到主流经济学家广泛宣传的广遭质疑的‘理性’和‘有效市场假说’。”
确实如这十位知名学者的信所说，西方经济学的“理性”和“有效市场假说”过去被主流经济学家广为宣传，现在在危机中则广遭质疑。
“理性”是西方经济学的一个重要范畴。作为西方经济学基础的“经济人”假设中的人是“理性”的人，消费者的偏好是“理性偏好”，厂商的行为是“理性行为”，经济当事人的决策是“理性决策”，市场是“理性市场”，作为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基本概念的预期是“理性预期”。由这些人组成的社会当然就应该是“理性社会”。
“有效市场假说”是现代西方经济学、特别是现代西方金融学中的一个重要假说。这是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尤金·法玛从“理性投资者”出发提出来的假说。所谓有效市场，是指所有信息都能迅速传递到投资者和所有参与者并反映在现行资产价格上的市场。美国经济学家科林·里德说：“对（西方）金融理论家而言，有效市场假说就是他们的灯光”（《金融危机经济学：如何避免下一次经济危机》第35页，东方出版社，2009年）。
可是，危机爆发前，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景象不是什么“理性社会”，而是似乎人们都失去理性的“疯狂世界”。前述英国《金融时报》研讨“资本主义的未来”系列文章的开篇之作《自我毁灭的种子》一文，生动地描述了这个非理性的“疯狂世界”：“在经济泡沫的蛊惑下，似乎所有人都失去了理智，金融家们的贪婪，普通投资者的盲目，监管者的松懈，政府的失察，都表现得淋漓尽致。”加拿大约克大学教授利奥·巴尼奇撰文说：“马克思曾鞭辟入里地分析过植根于资本主义市场基本逻辑中的非理性因素，而现在这些因素再次昭然显现”（《十足现代的马克思》，美国《外交政策》双月刊2009年5～6月号）。
以前就批评“理性预期假设”的斯蒂格利茨，在这次危机中着重指出理性预期假设不仅与经济现实不符，而且经济现实证明大量的预期是非理性的。人们看到，在美国，当多数人的实际收入下降时，市场不是预期房地产价格会下降，不是预期会发生次级信用住房抵押贷款危机，而是预期房地产价格不会下降，预期不会发生次贷危机。然而，危机爆发的事实证明，申请次贷的购房者，发放次贷的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发行次贷证券的金融公司，支持次贷和次贷证券的评级公司和保险公司，购买次贷证券的国内外投资者，直至金融业的监管者，所有这些人的预期就整体来说都是非理性的预期。即使某些个人的行为是理性的，但是整个系统是非理性的。在这场危机中，理性预期假设受到不少西方经济学家的质疑。但是，仍有少数西方经济学家现在还在坚持这一假设。对此，斯蒂格利茨说：“一些经济学家表示这场危机没有动摇他们对理性预期的信念，我对此感到震惊”（斯蒂格利茨：《当前经济危机和对经济理论的教训》，《东方经济学刊》2009年6月号）。
美国《时代》周刊经济专栏作家贾斯廷·福克斯的《理性市场的神话》一书受到人们的广泛注意，并获得好评。该书讲述了“理性市场”这座大厦是如何建立的，为什么极少人承认这是建立在沙堆上的房屋。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评介说：福克斯讲述了教授们的故事：他们所谓有效市场假说的金融理论大旗促成了那些弊端，华尔街接受有效市场理论家的观点，而且很多情况下都是一字不差的接受。这些教授设计复杂的金融战略，得到极其丰厚的报酬，而这些战略对如今席卷世界经济的灾难起了关键作用。福克斯本人在一次演讲中揭露一些金融学者成为华尔街的“辩护士”，指出他们直接为建立在“有效市场假说”基础上的金融衍生产品、私募基金等华尔街“金融创新”辩护。
美国耶鲁大学的罗伯特·希勒教授批评“有效市场假说”，指出这一假说“代表了经济思想史上最惊人的错误”。
日本中谷岩教授在《资本主义为什么会自我毁灭？——结构改革急先锋的忏悔书》中总结了从当前危机中应当吸取的几个教训，其中教训之一就是“有效市场假说”。他说，经济学假设市场参与者都拥有完全信息，但在现实世界，信息是不对称的。信息被操纵，市场也就没有效率（《人民日报》2009年3月23日）。
乔治·绍罗什也是“有效市场假设”的批评者，他说：“有效市场假说认为，市场总是趋向于平衡，偏离是随机出现的；并认为市场价格的运行不会出现‘不连续点’。……然而，有效市场假说是不切实际的。市场可能出现失衡”。个体参与者可能无视这种失衡，“但监管者不能无视这种失衡。在危机发生之前，除了多数市场参与者所觉察到的风险之外，市场还存在系统性风险。”（英国《金融时报》网站2009年6月18日）
2.对经济数学模型的质疑。上世纪后半期，西方经济学领域出现“数学爆炸”。无论是经济学论文，还是经济学专著，都连篇累牍地充满数学。此后，数学逐渐成为衡量经济学学术论著的重要标准。没有足够数学的经济学专业论文，就很难在一些经济学期刊上发表。
当前这场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使那些用数学模型进行经济形势预测的西方经济学家大为蒙羞。英国有三千多名经济学家，他们没有一个通过数学模型预测到这场危机。美国有一万多名经济学家，他们也没有一个通过数学模型预测到这场危机。惟一比较准确地预测到这场危机的纽约大学教授鲁比尼，恰恰没有运用数学模型，而是通过研究历史上一些危机并将之与美国当前经济现实进行比较，发现美国已经具备爆发危机的各种条件，因而比较准确地发出了危机警报。
在当前这场危机中，华尔街资深经济学家罗伯特·巴伯拉在《资本主义的代价》一书中严肃批评了用复杂的数学模型为那些成为危机祸源的金融衍生产品提供理论依据的经济学界。巴伯拉指出，学术界创立了复杂的数学模型，而这些模型成了那些金融衍生产品的理论依据。“支撑那些模型的是一种假设，即人们掌握充分信息，而且行为理性。”“他们未能认识到，金融市场会定期出现混乱状态”（美国《纽约时报》网站2009年4月19日）。
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曾经深信美联储的数学精英和金融精英设计的数学模型，按照这类模型预测的结果是：不会发生金融危机。格林斯潘正是根据这些数学模型的预测断言，最多会出现一些地方性“小泡泡”，不会出现全国性金融泡沫和经济泡沫。然而事实正好与格林斯潘的断言相反，美国出现了极为严重的全国性金融泡沫和经济泡沫，美国金融泡沫和经济泡沫的猛烈破灭不仅导致美国而且导致全球性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在此情况下，格林斯潘2008年10月在美国国会作证时无可奈何地承认，美联储电脑的数学模型和经济学家都没有预测到这场危机。
上面提到，这场危机爆发后，英国女王2008年11月到伦敦经济学院视察，向经济学家们提出问题：“为什么当初就没有人预见到它（经济危机）?”英国雪拉·唐、彼得·厄尔斯蒂、约翰·福斯特、杰弗里·哈科特等10位知名学者于2009年8月10日给女王上书说，经济学家失败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大学经济学教育的错误方向以及进一步加剧这一错误倾向的经济学期刊的错误导向。他们在信中说：“对经济学家狭隘的培养——即只关注数学技术工具和构建无约束的形式实证模型——成了我们这个职业失败的主要原因。……这种缺陷在许多前沿经济学学术期刊和部门的为寻找数学工具而寻找数学工具中进一步加剧。”其结果是许多前沿经济学家使经济学变成了与现实世界严重脱节的一个学科，使经济学变成为应用数学的一个分支。
3.对均衡论的质疑。在西方经济学和金融学中，均衡是一个重要概念。乔治·绍罗什在当前危机中对西方经济学和金融学的均衡论提出质疑。在《重新认识金融危机》一文中，绍罗什说：“引起金融危机的是来自金融体系本身的一些弊病或者漏洞导致了经济衰退。我们的金融体系和经济体系永远处于一个扭曲的状态，这是一个事实。”他指出，经济学家和金融学家们把物理学的均衡概念硬搬来解释金融市场，解释经济和社会现象，“非常愚蠢地忽视了”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区别。他还指出，价格围绕一个均衡点波动，这种均衡理论是来自于物理学。经济学家和金融学家们“忽视了一点，那就是他们不知道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之间的差异”。绍罗什指出：“人们以为这是自然科学，把社会的参与因素抛开，因此得出一些错误的理论。……所以说，目前的国际金融体系建立的基础是一个曲解的、一个错误的基础。金融市场经常是被曲解的”（《社会科学报》2009年6月25日）。
4.对斯密经济学研究方向的反思。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斯密经济学不断受到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追捧”。正如阿玛蒂亚·森指出的那样：这些经济学家为了“支持自由市场理论”，“不断地搬出斯密”。森说：实际上，他们是“‘误读’斯密”。森批评这些经济学家“过高估计市场过程的智慧，盲目相信市场经济的自我修复能力。”其实，斯密本人并非是这些经济学家所“误读”的斯密。森从几个方面反驳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对斯密的“误读”。首先，斯密知道市场经济和利润动机的局限性。森说：“一切依赖市场经济和利润动机的巨大局限，除马克思等一批社会主义批评家外，斯密本人也同样知晓。”其次，斯密重视国家提供公共服务的作用，关注弱势人群的命运，关注不平等和贫穷问题。森说：“斯密在不同著作中对穷人即弱势人群命运的关注非常突出。他不仅是国家扮演着提供公共服务，如教育及贫穷救济等角色作用的捍卫者，还非常关心市场经济中也许一直存在的不平等与贫穷问题。”第三，斯密懂得市场机制的作用不能离开政府的作用。森说：与“误读”者的评价不同，斯密认为“市场和资本需要来自其他公共制度层面，包括公共服务，比如教育等领域，以及除开纯粹追逐利润动机之外观念方面的支持；还需要来自其他制度的限约与纠偏——例如良好的金融监管制度，国家对穷人的援助制度——以防止不公平以及非正义现象”（《社会科学报》2009年4月9日）。
5.对凯恩斯经济学局限性的反思。在当前危机中，凯恩斯经济学在西方复兴的势头引起许多人的注意。阿玛蒂亚·森提出，不能简单地返回凯恩斯，而应当超越凯恩斯。他说：“凯恩斯只在很有限的程度上能当我们的救世主，我们务必要越过凯恩斯来理解目前的危机。”关于凯恩斯的局限，森说：“凯恩斯更加关注如何增加总收入，而相对不太关注分析财富及社会福利不平等分配问题。……人们需要更多地认识到凯恩斯经济学解决此类问题的局限性。”森还指出：“凯恩斯的复兴对经济分析和经济政策会有较大助益，但许多关于非市场制度及非利润价值观的深刻洞见来自斯密和庇古，而不是凯恩斯”（《社会科学报》2009年4月9日）。
6.对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反思。保罗·克鲁格曼在当前危机中批评包括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在内的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指出一些代表人物对经济形势和经济政策的基本判断是错误的。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罗伯特·卢卡斯在2003年美国经济学会年会上宣称“防止经济萧条的核心问题已经解决了”，美国前任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现任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认为美国经济多年“稳定发展”是“经济政策改善”的结果，美国麻省理工大学教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布兰查德在2008年《宏观经济状况》研究报告中说“宏观经济状况良好”，展现在面前的是“广阔而明了的前景”。克鲁格曼针对这些错误判断指出：现在在危机中，“这一切都破碎了”。可怕的不只是几乎没有一个经济学家看到经济危机的到来，“更可怕的是经济学家们没有看到市场经济发生故障的可能性”。他指出，直到现在，芝加哥大学的一些经济学家还在反对政府干预。关于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克鲁格曼说：“标准的新凯恩斯主义模型并未给我们正经受的此类危机留有余地，因为那些模型通常也都接受了有效市场的观点。”克鲁格曼一方面认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是历史上解释经济衰退和萧条的最好理论框架”，一方面也认为凯恩斯经济学存在局限：“机能失调经济学的影响即便是在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中也不占优势。显然，这需要一些改变”（新华网2009年10月20日）。
7.对GDP作为衡量社会经济活动主要指标的反思。西方国民收入账户中的关键概念，原来是GNP，即国民生产总值。后来改为GDP，即国内生产总值。GNP指一国一年内所生产的最终产品和服务的市场价值，加上本国国民从国外获得的工资、利润、利息等收入，减去本国对外国的同类支付。GDP指一国一年内所生产的最终产品和服务的市场价值。1991年以前，美国政府用GNP作为衡量本国产出和宏观经济运行的主要统计指标；1991年以后，改用GDP作为衡量指标。
在当前这场危机发生以前，有的西方学者就认识到以GDP作为衡量全国经济活动指标存在局限性，指出这一指标以牺牲生活质量和环境质量为代价，不能真实地反映人们的实际生活水平。危机发生后，在萨科齐的推动下，2008年2月在法国成立由22位专家组成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国际委员会”，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任委员会主席，阿玛蒂亚·森任主要顾问。该机构的任务是研究GDP作为衡量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主要指标的局限，提出衡量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指标。2009年9月14日，该委员会向萨科齐提交关于以“国民幸福总值(GNH)”衡量经济发展状况的报告。斯蒂格利茨在一些场合反思了GDP作为衡量社会经济活动主要指标的弊端。他用“充满穷人的富裕”来形容GDP与人们实际生活水平的差异。在这场危机爆发前，多数美国人的境况就已经不如2000年，但是，美国2008年的GDP却明显高于2000年。斯蒂格利茨说，危机显示，美国的GDP数据完全没有反映真实情况。他认为，GDP不考虑财富分配，实际上连市场经济活动也测量不好。统计通常用市值来衡量产出和劳务的价值。但危机发生后，即使是市场经济最积极的倡导者也对所谓市值表示怀疑，反对以市场为基准的估值体系。斯蒂格利茨指出，美国看似强劲的经济表现不可持续，是建立在夸大了的“泡沫”价格基础上的。GDP统计数据带来了误导。
（二）对马克思经济学的再认识
当前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爆发后，人们多次看到西方国家媒体关于马克思再次受到西方青睐的报道。
路透社2008年10月16日发自柏林的报道说：在金融危机中，马克思的《资本论》骤然热销。柏林卡尔·迪茨出版社总经理说，该社出版的《资本论》2008年年初以来的销售量是2007年全年销售量的3倍，更是1900年的100倍。柏林墙倒塌20年之后，共产主义奠基人卡尔·马克思又开始成为时尚，这得多谢全球金融危机。马克思精神遗产的复活，反映出在前社会主义国家东德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资本主义感到反感。
英国《每日邮报》2008年10月16日报道说，马克思的著作重新成为畅销书，这要归功于当前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资本论》的主要读者是青年学者，“现在就连银行家和公司经理们也开始读《资本论》，他们试图从中弄懂自己多年来所作所为的真实意义。”
《光明日报》记者2008年11月10日自柏林报道：德国《明镜》周刊在线最近一篇文章开头模仿《共产党宣言》一段话写道：“一个幽灵正在德国大学里徘徊。”这是指德国许多大学开展的“重新发现马克思活动”。从这学期开始，在德国至少31个大学以学习小组、讨论会等形式开展学习马克思《资本论》活动，参加活动的有2000多大学生。迪茨出版社总经理说：马克思的《资本论》重新热起来，反映了我们社会当前所面临的状况，“社会遇到的问题越多，就会有更多的人试图从马克思的著作中寻找答案”。
德国媒体称，马克思有关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著作在德国再次盛行，既反映出前东德民众对现实社会的不满，也折射出其对社会主义的怀念。半数以上的原东德人对“自由市场经济”持怀疑态度，认为“马克思说的没错”（《光明日报》2008年12月15日）。
此外，人们还看到西方媒体的一些颇为有趣的报道。法新社记者2008年9月25日自伦敦报道：英国圣公会领袖、坎特伯雷大主教罗恩·威廉斯“在右倾的时事周刊《旁观者》中撰文指出，马克思在19世纪发表的有关资本主义的评论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汉堡晚报》说，马克思的魅力无穷，就连德国财政部长施泰因布吕克也开始阅读《资本论》。这位财长说：“我们必须承认马克思主义一些观点是正确的。”法国媒体报道，法国总统萨科齐手捧《资本论》，刻苦钻研（《光明日报》2008年12月15日）。
除了媒体关于马克思在西方再次受到青睐的许多报道之外，西方一些刊物和出版社在当前危机中还发表和出版了一些有意义的研究马克思或论及马克思的文章和著作。
英国《国际社会史评论》2007年12月号发表意大利学者马塞洛·马斯托文章，题目是：《重新发现马克思》。文章说：“与那些预言马克思终将被遗忘的预测相反，近些年马克思重新获得了国际学者们的重视，其思想价值被许多人再次肯定，他的著作也从欧洲、美国、日本图书馆的书架上拭去灰尘。”“重新发现马克思是以他对现实具有持续的解释力为基础：他对理解现实和改变现实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文章援引雅克·德里达的话：“不去阅读且反复阅读和讨论马克思，将永远都是一个错误”（《国外理论动态》2009.4）。
英国《金融时报》2008年10月18日题为《排除在外》一文说：“卡尔·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今天的金融危机做出了很好的解释。他认为，对所有货币持有者而言，生产过程只不过是为了赚钱而不可缺少的一个中间连接过程。因此，所有具有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国家都会周期地陷入试图绕过生产过程而赚钱的狂热阶段。”
美国《大西洋月报》2009年4月号发表题为《卡尔·马克思的复仇》一文。该文指出，《资本论》作者马克思曾经说过，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将陷入停顿并开始腐朽，由于疯狂投机，底特律汽车城有可能停止生产汽车……如今这一切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有学者认为，只要资本主义存在，马克思的著作就值得阅读（星岛环球网2009年3月31日）。
英国《经济学家》杂志社的约翰·米克尔斯威特、阿德里安·伍尔德里奇两人在英国被称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最积极的倡导者”，他们在关于全球化的著作《完美的未来：全球化的机遇与挑战》中坦承，马克思是全球化的先知，他关于全球化的观点现在仍然惊人地适用。他对全球化的形容在今天仍像150年前一样犀利（星岛环球网2009年3月31日）。
美国《外交政策》双月刊2009年5～6月号发表加拿大约克大学教授利奥·巴尼奇题为《十分现代的马克思》一文。作者认为马克思没有过时，“他的话在今天仍颇有意义。”文章在描述人们当前对马克思的兴趣倍增并分析这一现象的意义时说：“经济危机再度掀起了人们对卡尔·马克思的兴趣。《资本论》在全球的销量一路飙升（仅德国一个出版商在2008年就售出了上万册，而前一年仅售出百余本），这标志着此次危机范围之广、破坏力之大，已使全球资本主义及其卫道士陷入意识形态的恐慌。”作者提出一个问题：“即使对新自由主义的正统理念破灭，为什么复兴的会是马克思主义呢？”他的回答是：“马克思远远领先于其所处的时代，预测了近几十年来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他精准地预见到引发今天全球经济危机的一些致命因素，……并预见资本主义的发展会不可避免地‘为深广的危机铺平道路’。”该文还说：“马克思会认为这次危机是一个完美的事例，说明资本主义像是‘一个魔法师，但无力再控制自己召唤出来的魔鬼’。”该文介绍了英国经济学家、前英格兰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威廉·比特提出的“流传最广、最为激进”的“金融社会化”改革方案，该方案提议“将整个金融部门作为公共事业”，“银行没有任何理由继续作为私有的盈利机构而存在”。文章评论说，比特“绝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然而他的“这一建议呼应了马克思在自己的《共产党宣言》中所提出的‘把信贷集中在国家银行’中的要求。”
路透社专栏作者贝恩德·德布斯曼2008年10月15日在题为《卡尔·马克思和世界金融危机》的专栏文章中说：马克思对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的批判正在得到确认，“我们熟悉的资本主义正在死亡”，“现在有一种共识正在形成，即资本主义需要在21世纪得到全面修正以拯救自己。”
英国著名左翼学者克里斯·哈曼2009年出版《僵尸资本主义：全球危机和马克思的相关理论》一书，该书通过对马克思相关理论的认真研究和对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具体分析，得出危机的根源在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科学结论。他指出，对金融部门加强监管，或调整金融部门与实体经济的关系，都防止不了今后危机的发生。哈曼就此书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由于资本主义问题的存在，人们重新萌发了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兴趣。在学术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在复兴。”他还说：“主流经济学的期刊，如《金融时报》和《经济学家》，也不得不把谈论的主题从自由市场的提倡者转向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国家干预的拥护者。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不可避免地要谈到马克思。而且，任何人如果想要理解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他们必须依赖马克思的理论。”
六、对西方经济思潮新动向的分析和评论
在当前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中，西方经济思潮出现了上述若干新动向。这些新动向对西方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的演进有可能产生重要影响，值得密切注意和认真研究。
1.关于对资本主义的反思和对“新资本主义”的构想。西方经济思潮的这一新动向表明，生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多数人对现存资本主义普遍不满。学界和媒体对现存资本主义的批评重点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贪婪、贫富悬殊以及金融资本主义，政界对现存资本主义的批评重点则是金融资本主义。西方学界和政界对资本主义的反思有共同之处，这就是都没有触及资本主义私有制以及由此决定的资本主义分配制度。这种对资本主义的反思都不是对资本主义的否定。同样，西方学界和政界构想的用来取代现存资本主义的“新资本主义”，并不是真的与现存资本主义对立的新的社会制度，而只是“紧缩银根”、“加强监管”、“减少投机”、“政府更多干预”的资本主义，只是口头许诺“让那些无法充分享受市场经济益处的人群生活得到改善”的资本主义，是添加了“道德”、“温情”、“有善心”、“有人性”之类伦理色彩或感情色彩的资本主义，充其量是经过改良的资本主义。与学界和政界对资本主义的反思和对“新资本主义”的构想不同，民众对资本主义的反思是对资本主义的否定。民众设想的新经济制度是没有剥削的经济制度。大多数民众认为，在新经济制度取代现存资本主义之前，大企业私人所有制不应再继续下去，而应归国家所有，或由国家控制多数股份；社会财富分配不公也不应再继续下去，而应由政府均分财富。
西方学界和政界对资本主义的反思在一定意义上是对金融资本主义的反思。他们所说的金融资本主义指的是使经济金融化的资本主义。美国学者洛仁·戈尔德纳说，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资本主义的重要特征是：美国虚拟资本爆炸性增长，迫使日本、德国也采取金融化模式，“这给世界实体经济造成损害，也给世界劳动人民带来灾难”（《国外理论动态》2008年第6期）。一些学者把这种金融资本主义叫做“寄生的金融资本主义”或“失去控制的赌博资本主义”。法国著名理论家阿兰·巴迪乌抨击金融资本主义的文章说：与实体经济（物质资料的生产）对应的是非实体经济（金融投机活动），“由于金融活动的参与者变得毫无责任感、丧失理性、嗜血成性，这种经济模式已成为‘万恶之源’。金融资本仅仅为利益负责，它们的‘理性’是以收益来衡量的。它们是掠食者，而且必须是掠食者”（法国《世界报》2008年10月17日）。
西方学界和政界对资本主义的反思和对“新资本主义”的构想，实质是对资本主义模式之争。有两类资本主义模式：一类是“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另一类为数甚多，可以统称为“非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盎格鲁—撒克逊模式是英美模式，主要是美国模式。非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包括“莱茵模式”、“法国模式”、“欧洲大陆模式”、“北欧模式”、“瑞典模式”、“亚洲模式”、“日本模式”等各类模式。盎格鲁—撒克逊模式是新自由主义主导的资本主义模式，非盎格鲁一撒克逊模式中的部分模式，例如莱茵模式和瑞典模式，是社会民主主义主导的资本主义模式。在当前这场争论中，反对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特别是反对美国模式的思潮成为主流；崇拜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特别是崇拜美国模式的思潮退居下风。尽管如此，英美政要仍在为英美模式苟延残喘而进行挣扎。美国《纽约时报》2009年3月29日发表题为《盎格鲁—撒克逊式资本主义受到考验》一文透露：“布朗制订了一项计划。他在G20峰会上的目标是启动改革措施，最终以比较规范的形式把盎格鲁—撒克逊式自由市场经济体系的模式保留下来。这根纽带曾把罗斯福和丘吉尔联系在一起，如今又把奥巴马和布朗联系在一起。”
有少数西方学者在反思资本主义时主张资本主义应吸取社会主义的优点。例如，英国财政研究所研究员克劳斯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表示，西方决策者们或许应当考虑从一贯遭排斥的社会主义理论中吸取一些优点，来跳出资本主义发展的怪圈。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经济学教授尼尔森说：过去瑞典、丹麦、挪威、芬兰等国在设计本国经济模式时，借鉴了社会主义的因素。现在人们在讨论欧洲温情资本主义模式时，也应该将目光投向独具特色的中国模式去寻找答案。德国柏林社会研究所教授海克霍夫接受《时代》周刊采访时表示，她最看好中国模式，甚至认为中国模式会被欧洲所借鉴。
2.关于对新自由主义的反思和对新国家干预主义的构想。西方经济学的历史，从一个侧面看，是一部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论争的历史。除了历史上古典政治经济学和重商主义的论争之外，从上世纪30年代以来，现代西方经济学界出现了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的三次重大论争：第一次是30年代凯恩斯经济学与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之争，第二次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之争，第三次是当前新国家干预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之争。这三次论争都是在特定形式的资本主义危机背景下进行的。第一次论争的背景是30年代大萧条，第二次论争的背景是70年代的滞胀，第三次论争的背景是新世纪第一次严重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凯恩斯经济学是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产物，“撒切尔主义”、“里根经济学”和“华盛顿共识”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70年代滞胀的产物，西方学者的新国家干预主义和“奥巴马经济学”等则是新世纪第一次严重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产物。
西方在当前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中批判新自由主义具有积极意义。一方面，这一批判有助于西方学界、政界以至商界认识新自由主义与当前危机的关系，破除对新自由主义的迷信，重新思考和处理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的关系。西方学者罗伯特·布伦纳说：“（西方国家）政府现在为了拯救经济除了回到凯恩斯主义或国家主义已别无他法。毕竟，自由市场已经表明它完全无法阻止或解决经济崩溃，更别提维持稳定和增长了。这就是为什么那些世界政治精英们昨天还在为放松金融市场管制而额手相庆，现在却摇身一变都成为凯恩斯主义者了”（《国外理论动态》2009年第5期）。另一方面，这一批判有助于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反思和警惕模仿新自由主义的美国模式的危险。一位美国学者忠告那些模仿美国市场自由化的政府和机构，说：“在世界上很多国家，其政府和机构都在仿效美国的市场自由化，而他们并不清楚美国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真实面目是市场的致命病毒”（《亚洲时报》2008年9月23日）。
摒弃新自由主义，实行新的国家干预主义，这是西方当前的最强音。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吉迪恩·拉赫曼说：“如今思想周期已如此坚决地摆向与里根—撒切尔时代的右翼思想相反的方向”（英国《金融时报》网站2008年10月8日）。很多学者和政要认识到，国家干预不是没有风险，不是没有代价，但是不干预的风险更大，代价更重。美国经济学家和政府经济官员布兰查德说：“做或者不做都有风险，不采取措施风险更大。”原来有新自由主义倾向的西方政要例如英国首相布朗现在也说：“不行动的代价要远远超出采取行动的代价。”在目前，“奥巴马经济学”明显倾向于新国家干预主义。但是，奥巴马本人在一次谈话中说，他要接受“罗斯福经济学”和“里根经济学”中一切有用的东西。这表明，奥巴马并没有真正划清国家干预主义的“罗斯福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的“里根经济学”的界限。这就让有的西方学者担心，一旦危机过去，新自由主义还有可能重新回来。马丁·沃尔夫表示，“过不了多久，人们就将听到美国官员一本正经地宣讲自由的市场的美德了”（《国外理论动态》2009年第6期）。克里斯·哈曼也说，对新自由主义的反思是短暂的。几个月过后，当银行不再崩溃，利润不再下降时，辩护士们将再次讨论资本主义的奇迹和危机的不可能性一直到危机再次来临。还有的学者认为，“思想周期”就是从干预到自由、再从自由到干预的“循环往复”。
从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论争史看，西方学者说的这种“思想周期”现象是存在的。但是，应当看到，论争的历史不像有的学者所说是“干预—自由—干预”或“自由—干预—自由”的简单“循环往复”，而是每次论争都有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由此决定的特定内容——特定理论内容和特定政策内容。还应当看到，虽然不排除少数西方学者和政府官员对新自由主义的反思是短暂的，但是，在可以预见的今后一个历史阶段内，新国家干预主义会占据上风，并成为主流。
3.关于对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和政策体系的反思和对“市场和政府平衡”的经济体系和政策体系的构想。二战后的20多年中，资本主义世界建立了政府调节市场经济的政策体系：对重要企业或行业通过赎买或股份制形式实行国有化，在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两个层面实行一系列政府调节政策，建立或加强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发挥工会组织在调节劳资关系中的积极作用，等等。但是，从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撒切尔主义”和“里根经济学”以及后来的“华盛顿共识”摧毁了二战后建立的政府调节市场经济的系列政策，代之以新自由主义的系列政策：实行私有化；解除在微观经济层面的政府调节政策，减弱在宏观经济层面的政府调节政策；削减社会福利支出，削弱社会保障制度；打击工会组织；等。其中，私有化不仅是对国有企业实行私有化，而且如德国学者于尔根·哈贝马斯所说：在美国，“养老和医疗、公共交通、能源供应、判决的执行、军事安全以及学校和高等教育都被私有化了”。
新自由主义攻击的“大政府”，不能误读成“规模庞大的政府”，而是指履行对市场进行必要干预职能的政府。新自由主义主张的“小政府”，不能误读成精简机构和精简成员的政府，而是指解除对市场进行必要干预职能的政府。西方学者现在提出的“大政府的回归”，也就是指履行对市场进行必要干预职能的政府的回归。因此，问题不是政府和市场孰大孰小的问题，而是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相协调和相平衡的问题。
我国有的学者误读西方经济学，以为只要是市场配置资源，就必定有效率。他们似乎不大了解西方经济学中的“格林沃尔德—斯蒂格利茨非分散化定理”，这一定理讨论的是市场、政府、效率三者的关系。与断言市场自然有效率的观点不同，这一定理的核心内容是，政府几乎都有可能改进市场的资源配置。反之，如果没有政府干预，市场就不可能实现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有的学者不仅是不大了解“格林沃尔德—斯蒂格利茨非分散化定理”，似乎连萨缪尔森《经济学》有关市场和效率的论述也没有完全读懂。西方主流经济学是在一系列严格假设下推导出市场配置资源有效率的结论的，国内有的主流经济学家却把它变成为无条件的结论——只要市场配置资源，就必定有效率。这是一个严重误导。萨缪尔森在论证了市场和效率关系之后，说了一句重要的话：这样的效率只有完全竞争经济中才能实现，然而完全竞争经济从来就不存在。这无异于说，这种理论上的效率在现实的市场经济中从来就不存在。萨缪尔森本人似乎知道中国有人误读和误解他的《经济学》，因而感到有必要给提个醒。他在其《经济学》第16版中译本出版之际，颇不平常地写了一封致中国读者的信，批评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哈耶克和弗里德曼，指出他们不注意市场失灵。萨缪尔森信中提到“各种‘市场失灵’：垄断，寡头，经济周期波动，股市崩溃、投机泡沫、金融危机，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公，等等。”其中，“垄断，寡头”说的是微观经济无效率；“经济周期波动、股市崩溃、投机泡沫、金融危机”说的是宏观经济不稳定，特别是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公”说的是社会不公平。由此推知，要想解决微观经济无效率、宏观经济不稳定、社会不公平这三大问题，就必须进行政府干预，实行增进效率、保持稳定、促进公平的三大系列政策。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场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中，当西方广泛批判“撒切尔主义”、“里根经济学”等形式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时，我国竟然有人逆流而上，发表为“撒切尔主义”和“里根经济学”辩护的文章，声称“撒切尔主义”和“里根经济学”有积极意义和现实意义，不能否定，否则就是否定我国的改革开放。在今天，在我们这里，居然会有人如此公然扛起这面在西方都已“千疮百孔”、“它的旗杆也近乎被折断”的新自由主义破旗，实在令人惊讶。
4.关于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全球化的反思和对全球经济新秩序的构想。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还没有全球化这一用语，然而他们当时就敏锐地观察到并在《共产党宣言》中准确而深刻地论述了当时的全球化：“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马克思、恩格斯用“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这三个“从属于”揭示了当时的全球化的实质。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论述，对我们正确认识今天的全球化极具现实意义。加拿大巴尼奇教授说：“马克思远远领先于其所处的时代，预测了近几十年来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他精准地预见到引发今天全球经济危机的一些致命因素”，“并预见到资本主义的发展会不可避免地‘为深广的危机铺平道路’”（美国《外交政策》双月刊2009年5～6月号）。前述“资本主义制度的最积极的倡导者”约翰·米克尔斯威特、阿德里安·伍尔德里奇也承认，马克思是全球化的先知，他关于全球化的观点现在仍然惊人地适用。他的话在今天仍像150年前一样犀利。
在当前这场危机中，西方一些学者对经济全球化的认识有了明显的深化。首先，一些学者不再像过去那样宣称“经济全球化是指各种生产要素或资源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以实现生产要素或资源在世界范围内的最优配置”，而是认识到当前的经济全球化是美国主导的全球化，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是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是按照“华盛顿共识”的“政府角色最小化”、“私有化”、“自由化”的要求所推行的全球化。其次，他们认识到，这种经济全球化给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带来了危害，在当前，这种经济全球化将西方国家的经济灾难迅速全球化，将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迅速全球化。而且，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在危机中还企图将自己的损失全球化，也就是灾难制造者企图让灾难受害者买单，承受损失。德国媒体的一篇文章说：“美国负债过多，以至于单靠自身无法挽救市场。处方：让损失全球化。”（德国《星期五》周刊网络版2008年10月3日）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2008年10月14日《亚洲重新觉醒的怨恨》一文也说：美欧救助，亚洲买单，处于债权国地位的亚洲国家面临的选择是：“要么购买更多债券，要么坐视美元进一步贬值，使目前持有的债券价值缩水并进一步危害出口”。最后，这些学者还不同程度地认识到，美国的世界霸权地位已经动摇，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正在走向终结，西方国家已经再也不能像过去两个多世纪那样为所欲为地称霸世界。一位日本学者尖锐地指出：“全球化资本主义将成为给人类社会带来各种负面效应的主要罪犯”（《环球时报》2010年1月20日）。一位美国学者更尖锐地指出：当前的经济全球化实质是“经济新帝国主义”：一方面，在推进全球化的进程中，美国一直要求其他国家对美国开放资产，而它自己却疯狂地反对向外资开放美国资产；另一方面，全球化本身就存在着矛盾：资本能够跨越国界，而劳动力却不能自由流动。这位学者说把这种全球化叫做“一边倒的全球化”，本质“只不过是经济新帝国主义”（《亚洲时报》2008年9月23日）。
在建立全球经济新秩序问题上，特别是在建立全球货币金融新秩序问题上，以斯蒂格利茨为代表的一些西方经济学家能丢掉美国式偏见，注意到发展中国家利益，批评以美元为基础的储备体系不稳定、不平等，指出发展中国家持有美元外汇储备是对美国的颠倒的外援和净转移，力主建立新的货币储备体系取代美元储备体系，并为实现这一目标而进行不懈的努力。应当说，这样的西方经济学家虽为数不多，但值得称许。
但是，斯蒂格利茨以及在他之前就发表见解的法国经济学家乔治，都主张在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时实施1944年的“凯恩斯计划”。他们觉察到“凯恩斯计划”有抑制美元霸权的作用，而没有注意有企图挽救英镑霸权地位的作用。乔治认为现在的关贸总协定不如“凯恩斯计划”中的国际清算同盟，现在的世贸组织不如“凯恩斯计划”中的国际贸易组织。这表明，她认识到美国霸权现在在国际经济组织中已无所不在。然而，乔治设想把国际经济新秩序置于“凯恩斯计划”基础之上，显然有所偏颇。今天要建立全球经济新秩序，可以借鉴国际金融史和世界经济史上包括“凯恩斯计划”在内的一切有用的思想、主张、方案和计划，但不能把“凯恩斯计划”当作全球经济新秩序的基础。
目前，要求改革国际经济旧秩序的呼声集中在改革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上。一方面，新兴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迫切要求进行这一改革，一些西方发达国家也不同程度地赞成这一改革；但是，另一方面，美国至今仍以国际金融霸主自居，坚决反对这一改革，千方百计地维护它已经严重动摇的金融霸权。今后，能否较快地以全球经济新秩序取代国际经济旧秩序，在很大程度上首先取决于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改革的进展。而这一改革的进展，又首先取决于新兴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相互团结，以及与那些不同程度地赞成这一改革的发达国家相互合作和共同努力。
今后，随着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改革的进展，国际生产体系的改革和国际贸易体系的改革都会逐步提上国际议事日程。人们期待着改革后的经济全球化是没有帝国霸权的、平等互利的、尊重并符合各国利益的经济全球化。
曾经沦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重灾区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当前危机中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全球化保持高度警惕，要求代之以全球多极化。拉美社从墨西哥城发出的一条报道反映了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呼声，该报道说：“无论从何种角度解释，市场经济理论在当前都已经处于下风。……南方国家之间要加强和深化相互间的合作，……还应提出并实行符合南方国家利益的摆脱危机的政策，这一政策必须脱离新自由主义模式以及为这一模式服务的国际机构。”该报道还说：“南方国家应当懂得维护自己的利益，学会从自身角度来分析危机，并实行摆脱新自由主义模式的政策，创建一个多极化模式”（拉美社墨西哥城2008年10月29日电）。
5.关于对西方经济学的质疑和对马克思经济学的再认识。西方报刊关于马克思重新受到西方青睐的系列报道和文章表明，一方面，在当前的危机中，西方国家很多人对资本主义制度和西方主流经济学深感失望和怀疑；另一方面，在当前的危机中，西方国家很多人对马克思及其著作重新发生兴趣，他们在从马克思那里寻找关于危机的正确答案和科学说明。
全球性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突然爆发，“就好像突然之间整个世界天翻地覆一般”（英国《金融时报》2008年12月3日）。这时，建立在西方经济学假设和理论基础上的一些“知识大厦”和“理智大厦”，也相继轰然倒塌。例如，美联储汇聚数学家和金融专家“最敏锐的洞察力”、依托计算机和通信技术的进步、历经几十年构建的巨大风险管理和定价体系，在格林斯潘心目中曾是一座宏伟的坚实的“知识大厦”。但是，格林斯潘在2009年10月回顾并哀叹说：“整座知识大厦去年夏天倒塌了。”又例如，芝加哥大学长期以来是美国新自由主义的大本营，芝加哥学派的经济理论体系被认为是一座“理智大厦”。但是，在危机中，美国经济学家布雷福德·德朗宣告：芝加哥学派的“理智大厦倒塌”了。德朗关于芝加哥学派“理智大厦倒塌”的说法，得到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的赞赏。
这场危机本身是对西方经济学最尖锐、最有力、最深刻的批判。与逻辑的检验和批判有别，实践的检验和批判是最强有力的检验和批判。人们看到，在这场严重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面前，西方经济学的一些重要假设或假说、一些重要经济理论、一些重要经济数学模型和一些重要经济政策主张遭到惨败。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质疑西方经济学，反思西方经济学，就成为十分自然的事。一些西方学者在危机中对西方经济学许多问题等进行反思和质疑，都能够站得住脚。其中有的批判甚至有很大的杀伤力。这场危机可能如斯蒂格利茨所说成为西方思考经济学的一个“转折点”。但是，西方经济学家特有的立场、观点、方法决定了他们一般只能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修修补补，而不可能进行根本性的变革。人们更不会指望有多少西方经济学家在危机中转变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在危机过后，如果西方能出现一两个凯恩斯式的系统批判新自由主义、全面论证新国家干预主义的经济学家，如果能出现一两个像琼·罗宾逊、约瑟夫·熊彼特那样比较客观、比较公正地对待马克思和马克思经济学的经济学家，那就算是相当不易之事。
这场危机本身是对马克思经济学的科学性又一次严格的检验和强有力的证明。只有马克思经济学最有生命力，是现今惟一能正确解释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科学理论。
在危机中，西方国家的人们重新发现马克思，重新认识马克思。他们重新审视西方经济学，认识到这种经济学无能也无法解释这场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他们在马克思那里，在马克思经济学中，找到了对危机的科学解释和正确答案。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有的坚定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西方学者现在也给马克思以很高评价。西方媒体的一些报道，例如，英国大主教肯定马克思一些观点，德国财长捧读马克思《资本论》并发表评论，法国总统让人拍摄他“认真钻研”马克思《资本论》的照片，虽然让人们感到颇有兴味，但是，人们真正关心的是学者、青年学生和工会领袖聚集在一起纪念马克思的热烈场面，关心的是西方青年学生组织起来定期学习和讨论马克思著作的热烈场面。现在仅是德国定期参加学习马克思著作的大学生就有两千人。可以设想，哪怕其中百分之一的人把这一学习活动坚持下，那他们就将成为德国经济理论领域中一支十分可观的力量。
6.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可能避免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可能避免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市场经济具有自发性和盲目性，因而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经济大幅度波动。如果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相结合，即如果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就必然会周期地发生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如果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相结合，即如果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有可能避免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
西方国家从上世纪70年代初80年代末以来，曾寄希望于新自由主义，以为只要让市场调节不受拘束地充分发挥作用，就不会再发生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除了个别经济学家例外，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和政客都没想到这次会爆发源于美国而祸及全球的严重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
西方国家现在不同程度地抛弃了新自由主义理论和政策，转而寄希望于新国家干预主义。西方国家现在普遍在实行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不仅对宏观经济进行政府调节，而且对微观经济进行政府调节（英语regulation一词除译为调节，还译为调控、管制、监管、监控、管控、规制等，很不统一）。西方国家不同程度地在加强对金融领域和其他领域的政府调节，对一些大银行和大公司实行国有化、再国有化、部分国有化和暂时国有化，实施公共工程，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加强社会保障措施等。
它们现在又以为，只要让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共同起作用，今后就可以预防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发生。
与经济自由主义相比较，国家干预主义认识到市场调节的局限，认识到承认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存在失业、通货膨胀、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等等的可能性，并认识到政府调节的必要性。这些是国家干预主义超越于经济自由主义的所在。
但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任何形式的政府干预充其量只能减轻危机的破坏程度，缩短危机的持续时间，或者暂时推迟下一次危机的发生，而决不能根治和预防危机的发生。这已经为危机的历史和现实所充分证明。
西方经济学主流派都不承认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这是不同历史阶段上不同主流经济学派的共同局限性。区别仅在于，凯恩斯经济学把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只看作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危机，解决危机的途径在于政府干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把70年代的滞胀只看作是国家干预政策的危机，解决危机的途径在于自由市场经济。为了克服危机，为了防止危机的再次发生，西方经济学界、政党、政要等都只在国家干预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之间进行选择。他们不知道，而且根本不愿意知道，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可离异的终身伴侣。只有用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才会根除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
现在出现一个新的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否避免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发生？要回答这一问题，必须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三个基本特征：第一，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第二，在分配制度上，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同时并存；第三，在资源配置方式上，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适当结合。政府调节包括对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调节。同时具备这三个基本特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有可能避免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发生。相反，如果让某些“主流”经济学家的“民营化”、“国退民进”的政策主张威胁到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如果让他们的“按生产要素分配”的政策主张威胁到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如果让他们的“小政府，大市场”的政策主张威胁到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的适当结合，而是只要市场调节不要政府调节，或者最多只要对宏观经济的政府调节而不要对微观经济的政府调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性质就将从根本上受到威胁。果真如此，可能就难以避免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发生。
我们并不想采用西方的“中国模式”说法。如果一定要回答什么是中国模式，那就应当说，同时具备上述三个基本特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现阶段的中国模式。现在国外关于“中国模式”的议论很多。有的强调“中国模式”与西方模式的对立。例如，前引《我们需要建立新资本主义模式来与中国抗衡》一文就强调两类模式“相互冲突”，“不可调和”。有的则强调二者统一和一致。例如，除了人们已经熟悉的“中美国”的奇谈，现在美国又出现了“两国一制”的怪论。这种怪论说：“美国和中国正在走向‘两国一制’(two countries,one system)。为什么这样说？很简单，在美国推出大规模的银行拯救计划后，我们发现：‘中国有庞大的国有银行部门，此外还有一个私营部门。美国现在有一个庞大的国有银行部门，此外还有一个私营部门。中国有着庞大的国有工业，此外还有私营工业。一旦华盛顿拯救了底特律，美国也将拥有庞大的国有工业，此外还有私营工业’”（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2008年12月17日）。对于西方的这类奇谈和怪论，我们应当认真研究，冷静对待，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更自觉地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性质和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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