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小说创作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孙犁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47.5 文献标识码：A
就中国现当代文学而言，能以自己独特的风格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开创一个新的文学流派的作家并不多。孙犁携着冀中地区荷花的幽香进入了这为数不多的作家的行列。从40年代至今，孙犁一直没有被读者遗忘。他的小说更是以其对美的追求而令人常读常新。综观1980年至1999年这二十年间对孙犁小说的研究，无论是创作风格、审美追求、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人物形象尤其是女性的形象的把握，还是小说其他方面的研究，都有了许多新的进展和突破。现就近二十年来孙犁小说研究的状况作一评述。
一
80年代以前，研究者把眼光定位在孙犁单篇作品的内容、风格以及人物形象，特别是孙犁笔下热情、大方、单纯、质朴的女性形象更是研究者关注的重点，整体性的综合性的把握相对来说比较薄弱。80年代以后，研究者在努力提高自身素质的基础上，改变了原有的思维方式，研究的视野从狭窄的小圈子里跳了出来，走出了单篇的局限，开始从整体上进行把握。
没有独特风格的艺术很快就会消亡，孙犁的小说正是以其风格的独特性在文坛上成为独特的“这一个”。60年代茅盾曾把孙犁小说的艺术风格概括为，他是“用谈笑的态度来描摹风云变幻的，好处在于虽多风趣而不落轻佻”[1](P.1)。这是极为中肯的见解，“谈笑从容”与“风云变幻”的对立统一，就构成了孙犁小说艺术风格的丰富内涵。80年代以前的研究者把这两方面的对立统一具体在孙犁的特定小说中进行分析，不乏深刻、透辟的见解；但缺乏一种总体的、宏观的高度，以及高屋建瓴地对作品进行分析的力度。80年代以后，周申明、邢怀鹏的《孙犁的艺术风格》把“谈笑从容”阐述为浓郁隽永的诗情画意、纯熟新颖的“白描”手法、浑朴自然的艺术结构、精湛动人的语言艺术；把“风云变幻”阐述为别具特色的时代风云录、纷纭多姿的妇女形象[2]，对孙犁小说的艺术风格有了一种俯瞰式的把握但有些分析略显肤浅。郭志刚的《论孙犁作品的艺术风格》相对来说则全面而深入，他从七个方面分析了孙犁小说的艺术风格，对孙犁创作的风格有了一个更加完整的认识[3](P.45)。这个时期除了立足于孙犁小说艺术风格的本体研究，还有对其艺术魅力的探索。马杰在《孙犁小说的艺术魅力探源》中认为孙犁小说的艺术魅力在于他的独特的视角，他把眼光定位最能反映作家民族情感的妇女命运的审视上；在于孙犁以情动人的艺术规律；在于孙犁小说与诗意的书写交融在一起的纯熟的白描手法[4]。以上对孙犁小说创作风格的整体性研究是站在一个制高点上，提纲挈领式地把握大局，使研究者能够更客观地看待孙犁的小说，具有以往研究所没有的深度、力度，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为这个时期具体创作风格的研究开拓了道路，也为其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因此这个时期具体创作风格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对孙犁小说具体风格的研究，近二十年来有了进一步的深入。首先是孙犁小说的抒情性。孙犁的小说以浓烈而优美的抒情赢得了读者的普遍赞誉；但对其抒情特征、抒情方式以及抒情经验、抒情的独特性却没有深入的认识。这个时期，最初在这个方面做努力的是袁振声，他在《论孙犁小说的抒情艺术》中把孙犁小说的抒情特征归结为三点：情真意切、情思细腻、情趣浓厚；抒情方式和抒情手法的特色归纳为：在情与景的结合上，追求一种绘画的美，在情与理的结合上，追求一种理趣的美[5]，而且，结合具体的作品分析了孙犁小说在围绕人物性格的刻画上所表现出来的抒情经验，有理有据，形象而周到。金梅的《孙犁小说状景抒情的独特性》则从写景与抒情的角度挖掘出了孙犁小说状景抒情的独特性：孙犁的小说无论采用哪种方法状景与抒情，都能紧紧连接着人物的行动、心理和情绪，都是为了要刻画出他们的思想和风格[6]。随着对孙犁小说抒情风格认识的深化，这方面的研究也跨上了一个新台阶。马伟业在《新牧歌文学的创造者》中把孙犁的这种抒情风格演绎成“新牧歌”，他认为孙犁是一位具有浓厚的“牧歌情调”的作家，但是孙犁的小说与传统的牧歌文学在创作动机、反映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以及思想感情的品位上都有差别，这就决定了孙犁小说抒情风格的“新”，也决定了孙犁小说抒情风格的独特性[7]。
抒情的风格使作品贮藏着浓郁的诗意。孙犁的小说一向被称为“诗意小说”，有的研究者认为这种诗意体现在写景和抒情上，而有的人认为体现在语言和风格上。故明珠在《孙犁小说的“诗美”》中对孙犁小说“诗意”的特点进行了专门论述，孙犁的小说往往凭借“心源”和“物象”的接触，去把握生活的闪光，写出温馨飘逸的意境。同时孙犁小说总是倾着一种近于狂放的热情，因而他的小说往往有浪漫主义气息，诗一样的调子和对于美的追求[8]。这样的评价是立足于孙犁小说本体上的论述，遗憾的是胡明珠虽然指出了孙犁小说诗意的凭借，却没有在此基础上深入开掘，探索孙犁小说诗意的根源。郭志刚的《论孙犁的“诗意小说”》不仅具体分析了其诗意所在，又指出这种诗意来源于生活，包括童年的生活[9]。
牧歌式的抒情，诗意的小说，使孙犁的小说带有了散文化的倾向。有的研究者认为孙犁小说的独特性就在于他的散文手法的运用，使小说呈现出散文的韵味和气质。李力在《试论孙犁短篇小说的散文风格》中认为孙犁小说无论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情感的叙写还是环境气氛的渲染运用的都是散文笔调，孙犁用感情驾驭小说文体就像是在驾驭散文文体，因此他的小说就像散文一样强调感情的自然流露，追求一种自由旷达的散文境界，来表现真善美的生活本质。他用就熟驾轻的散文笔法进行小说创作，加以他长期的艺术追求，就形成他小说独特的艺术个性，那就是散文风格[10]。对此曹书文在《试论孙犁小说的“散文化”倾向》中亦有同样的评价[11]。
独特的艺术风格体现出作家独特的审美追求。进入80年代后，研究者发现，在创作过程中，孙犁并不是对假恶丑视而不见，但他固执地背过了身去，表现出了对美的事物近于“狂热”的追求。正是因为他对美的事物的这份狂热使孙犁的小说有了与众不同的审美基点、审美趋向、审美境界和审美理想。周星的《真情铸造的璀璨世界——孙犁创作的审美趋向》认为孙犁审美基点是：朴质纯情的乡土气息；审美趋向是：崇善弃恶的浪漫诗情；审美境界是：自然自适的感情升华[12]。金梅则在《试论孙犁的美学理想和短篇小说》中论述了孙犁在文学创作上的美学理想：“去发现、去描写真的、善的和美的事物的极致。”并分析了孙犁小说中体现这种美学理想的原因，不是对假恶丑视而不见，而是要以真善美压倒假恶丑[13]。另外，彭漱芬在《孙犁个性气质与其小说的审美情趣及风格》中专门从孙犁的个性气质方面对孙犁小说具体美学追求进行了论述[14]。
二
孙犁在创作小说时自觉遵循的是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对此研究者们在1980年以前就有所注意，但只是作为一个附属部分存在于其他领域的研究中，到1980年以后，才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方向。在这方面取得一定成就的是郭志刚，他在《论孙犁现实主义创作的特征》中从“题材”与“人”的角度指出孙犁的提炼和典型化，自始至终都严格遵循着“生活的真实”[15]。孙犁的小说在融会作家的真情实感的同时，确实能忠实于他所要表现的生活，反映出历史的、时代的真实面貌。张学正则认为孙犁现实主义的灵魂在于“真诚”，与郭志刚的看法有异曲同工之妙。他在《真诚：孙犁现实主义文学之魂》中认为孙犁的作品可以说篇篇都是“信笔直书，感情流放”之作。孙犁小说的现实主义具有一般现实主义的基本特征之外，具有自己的特点：文学为人生的目的性；通过表现人的心灵世界，反映时代风云和社会变革；自传体性质与原型现实主义；现实主义作家人品与文品的统一；经历着从写“美的极致”到开始写“邪恶的极致”的变化等等[16]。研究者普遍注意到了孙犁小说现实主义的一般特征，而对孙犁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上所体现出来的个性的研究则留有一定的空白，特别是孙犁小说现实主义创作道路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标志：审美追求的转变，没有受到研究者足够的重视。
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的运用，从孙犁的笔下站起来一系列性格鲜明、耐人寻味的人物形象，长期以来对孙犁小说的研究徘徊在对具体作品具体人物形象的分析上。80年代以后，研究者把孙犁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放在一定的纵向横向的坐标系中加以研究，例如郑淑慧的《孙犁小说人物描写的民族特色》认为传统的具有民族特色的艺术手法的运用使孙犁小说的人物形象具有浮雕感，更加生动逼真，能产生强烈的艺术感染力[17]。有的研究者则把孙犁小说中的人物放入时代的潮流中加以研究，例如郭志刚的《富有时代色彩的儿女们——孙犁作品中的人物谱系之一（之二）》指出了孙犁笔下的人物谱系与众不同之处。孙犁擅长塑造人物，尤其擅长写真实动人、富有美学意义的妇女形象[18]。研究者普遍注意到了这个方面。并把研究的视角从形象分析扩展到对妇女形象的艺术把握及女性意象的原形及其作用等方面，李永生在《女性对象世界的艺术把握——孙犁“酵素小说”初探》中分析了孙犁小说艺术中女性的“酵素作用”，从试纸作用、必须作用、魅力作用这三个视角重新审视孙犁的小说，强调了孙犁所塑女性形象的价值和意义，对孙犁小说中这一独特的世界有了进一步的把握和认同[19]。进入九十年代，洪珉在《三境写入：再论孙犁塑造妇女形象的技巧》中则把孙犁对女性形象塑造的成功归功于三境：物境、情境、人境，这三境共同酿造成完美的艺术境界，英姿多发的妇女形象也就在这诗情画意的境界中得到了最完美的塑造[20]。长期以来，我们对于文学创作的研究，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在作品所表现的对象——社会生活方面，对于作为反映者、作为作品创造者的作家这一方面的研究，则显得不够；特别是对作家创作心理机制、创作的发展及奥秘，更缺乏应有的关注，对孙犁小说的研究也不例外。梁东方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开了先河，他从孙犁的女性人格和童话态度两个方面阐释了对孙犁女性形象创作的影响[21]，又从父亲的视角和宗教化态度对孙犁的女性意象的原型进行了分析[22]，企图从作家自身的角度寻找对孙犁小说女性形象把握的特点，拓展了研究的领域。
三
现代阐释美学指示我们：“文学是个不断生成的历史过程。每一代读者都会在前人的著作里发现出新的意义或补充进新的意义。越是伟大的作品，其向未来敞开的可能性越大，它们的丰富性和完美性就在接受一代又一代不同的阅读中完成的。走过孙犁创作的全过程，我深信他是一个需要不断重新阐释的作家。”[23]面对同样的作家文本，每一代的研究者都不可能达到尽善尽美的研究，而只能在原有的基础上，加以补充，从而丰富其研究，随着孙犁小说在原有领域研究的深入，其新的研究领域也在不断开拓。
以往人们评价孙犁是高扬他作品所表现出来的我国民众在抗日战争中的伟大的爱国热情和牺牲精神。张景超在《再释孙犁》中则在此基础上论述了孙犁作品同时存在家园意识。在孙犁的小说塑造少女和妇女形象上，他从孙犁清新温热的童年意象和情爱意象中揭开了这别一样的情调和韵味之谜。并指出了孙犁的作品不只是颂歌，还有对生活的深刻的透视能力，那种由隐到显的生存焦虑与困惑。
80年代中期黄子平把孙犁小说的艺术当作从40年代到60年代革命文学中最富现代特征的代表，那么，他的作品何以能够长存？张景超、温汉生从文化意识和文化人格的角度作了探讨。认为孙犁的小说是孙犁对青灯黄卷的把守与“精金美玉”的绘制之作，是孤高人格的操作与个性化之作，更是诚朴和善的修为与写实主义的投影[24]。李永生则从民族化的角度探讨了孙犁小说能够长期被本民族接受并走向世界的原因。在《孙犁小说民族化探微》中，他说孙犁小说的民族化牢牢把握了民族内涵和民族形式这两个特征，既能用严谨的现实主义笔触写出民族心理、民族精神和民族生活为民族内容的特性；又能用优秀的民族传统手法，以民族的语言、风格、文体和韵律营构出经过创新的、别具一格的民族形式，达到了民族内容和民族形式的和谐统一[25]。另外，还有的研究者从情感的角度对孙犁小说能够长存的原因进行探索。但是孙犁的小说之所以能在文坛中站住脚跟并长期流传下来，绝不仅仅是从文化、民族化、情感这三个方面研究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它是一个综合的内在力和外在力的结果，因此这个领域的研究还有待继续向纵深入推进，在横截面上展开。
比较研究是近几年来研究者比较热衷的一个研究领域，这个领域不仅包括不同国别的作家作品的比较，而且还包括同一国家不同时期或同一时期在创作风格、创作主题以及思想倾向有相似之处的作家的比较。比较研究可以把一个作家放在文学史的坐标系中，准确地确定其位置，更准确地认识其创作的意义、价值，以便更好地评价其创作，同时拓展研究的范围。因此，适当地对作家进行比较是有必要的。王教祝在艺术师承的领域把孙犁与刘绍棠的艺术进行了比较，他在《孙犁刘绍棠的艺术师承》中认为他们的作品都有共同的时代特色，作品中所描写的对象也很相似，他们的作品都焕发着劳动人民的人情美和人性美，激荡着亲如骨肉的阶级感情；都比较擅长写琐事，而且在创作时所运用的艺术手法也相近。但刘绍棠的作品师承于孙犁，必然会“长江后浪推前浪”，在艺术上会更有可取之处。王教祝认为这种继承与发展表现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更加丰富多彩，作品题材更加多样化，结构上也更有小说味，语言也有进一步的发展[26]。孙犁作为“荷花淀派”的创始人，他的生活经历、个性气质对其小说创作特点的形成起了决定作用，但是研究者发现他的小说仍然有所继承。他的白描手法，他的审美倾向在很大程度上是受鲁迅的影响。这种影响作用我们称之为“师承”。吕锡成在《写意传神，各尽其志——鲁迅、孙犁白描艺术异同论》[27]、胡明珠在《孙犁与鲁迅小说创作的审美联系》[28]对这两个方面分别进行了论述。无论在白描艺术还是审美倾向上，孙犁都或多或少受到了鲁迅的影响，是师承于鲁迅的，但孙犁有自己的艺术个性、艺术气质、艺术风格，所以在这两个方面与鲁迅又是同中有异。
阐释美学研究和比较研究等方法的运用，是孙犁小说研究的一个新增长点，总的来说，这方面已取得了相当的成绩，为研究者打开了另一扇窗户，使研究者扩大了研究视野，提高了研究水平。
二十年来孙犁小说的研究取得了不少的成绩，但仍有诸多的遗憾：研究模式的相对单一，以同样的思维、方式去研究同一作家作品时所造成的重复，许多研究文章观念、见解的雷同；研究过程中还有许多漏洞与薄弱的地方，比如孙犁小说中的情感与景物描写之间的关系相对来说没有受到研究者足够的注意；孙犁接受了“为人生”的文学主张，但并不是与政治同步的，而且他的小说亦有“为艺术”的因素存在，“为人生”与“为艺术”有机地融合在孙犁的小说中，这一点也缺乏较深入的研究，等等。
收稿日期：2000-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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