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江南地区蒙古、色目侨寓人户婚姻状态的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江南地区论文,蒙古论文,元代论文,状态论文,婚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婚姻是两个异性组成家庭的结合，是人类社会组成的基本单元，也是研究社会变迁的重要切入点，尤其是不同民族间的通婚不仅是两个异性之间的关系，更是蕴含着各自所代表的族群文化和社会背景。元代是多民族迁徙现象频发的历史时期。当时祖国辽阔的疆域内生活着众多的民族，各自代表不同的文化体系。元代的统一结束了五代以来中国历史的分裂格局，引起了跨地区、跨民族的人口迁徙，其中北方游牧民族和中亚、西亚等各族人移居中原和江南地区的现象显得尤为突出。江南地区在中国历史上经济重心南移后已成为全国经济最为发达，文化教育最为昌盛的地区，也自然吸引着南迁的各族人口。在各民族的混居及交往中，通婚当然是其中交融的最高形式。透过对侨寓江南的蒙古、色目人户中出现的这种社会现象的分析，可以使我们进一步了解江南地域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全面认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化的历史框架。
一、元代江南多民族通婚问题概述
有元一代，由于迁居江南的蒙古、色目人口只占当地人口的极少数，男女的比例也各不相同，不可能进行完全的族内婚；加之，元政府又对民族通婚比较优容，规定：“诸色人同类自相婚姻者，各从本族法，递相婚姻者，以男为主。蒙古人不在此例”（注：《元典章》卷18，婚姻条。）。因此，终至元末，江南民族间的通婚呈现有增无减的趋势，现将有关通婚情况作分类介绍：
1.蒙古、色目侨寓人口和汉族人氏结为婚姻：
最早发生在江南的民族通婚现象是蒙古、色目人氏娶汉女，也是最常见的一种。早在至元13年（1276年），中书省就颁发文件说：“中书省奏准事内一件：江南来的官员，客旅，军人并诸色人每，就江南百姓人家女孩儿，并无男儿底妇人，根脚底做媳妇来将来，却行朦昧卖与诸人为躯，不便当的一般……，今后于迤南求娶妻室，依例凭媒，写立婚书，无得朦胧娶嫁。如有将求到娶妇为躯货卖，随即改正，价钱没官，买主卖主断罪。”（注：《元典章》卷18，躯口不娶良人条。）至元13年正是元朝平定南宋之际，而北方各族人因故来到江南后，就和江南女子结为婚姻。不难发现，才在民族通婚道路上开始的这类婚姻中有着相当的民族不平等因素，因为随元军南下的蒙古、色目人在政治、经济上都占有较强的优势地位，当地的汉族人为谋求政治和经济利益与此类人缔结婚姻，当是在情理之中。例如金陵王起岩就把女儿嫁给本地录事司某达鲁花赤（注：孔齐：《至正直记》卷3，《不嫁异俗》。）。王起岩是江东名士、尝与人说：“新学者，以礼义廉耻四者存心。”并且还参与创立了江东书院。（注：《东园友闻》，元阙人编《学海类编》本。）当时，很多汉族知识分子心负亡国之痛，有的加入了隐逸者的行列，甚至有些知识分子采取极端方法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但王起岩作为知识分子中具有代表意义的名士，去参与了民族通婚，此种行为理所当然地遭到人们的鄙夷。但是，据史载“类此者颇多，不能尽载。”（注：孔齐：《至正直记》卷1，《不嫁异俗》。）由此可见，这类婚姻相当多见。笔者在有限的史料中爬梳，就发现有诸多的史例可以说明所发生的这种历史现象。居住广德的阿剌罕札剌儿氏娶汉女王氏为第四夫人（注：孔齐：《至正直记》卷1，《脱欢恶妻》。）；定居镇江的酎温台氏万嘉闾祖父有汉人妻子叶氏，他自己的继妻也是汉女赵氏（注：许有壬：《至正集》卷57，《万公神道碑铭》。）；于阗人勘马剌丁有蒋氏、周氏、龙氏三位汉女为妻。他本人“讳剌马丹，字勘马剌丁…，娶牙里干氏，先卒。继蒋氏，贤而读书…二子，沙哈不丁，出周氏…，哈八石，出龙氏，四岁失母，蒋氏子之。”其中龙氏子哈八石，汉名为丁文苑，登延祐乙卯年进士，拜监察御史。丁文苑本人也娶汉女为妻，生子慕
（注：许有壬：《至正集》卷51，《于阗公碑铭》。），登元统元年进士第，家居杭州（注：萧启庆：《元统元年进士录校注》，台湾，《食货》复刊第十三卷第一、二期。）。河西人王也先不花娶了汉人孙氏女、夏氏女，居于合肥（注：吴海：《闻过斋集》卷3，《故王将军夫人孙氏基志铭》。）。家居建昌的宣武公抄儿之子绰儿哈娶汉女王氏（注：刘壎：《水云村泯稿》卷15，《王氏夫人墓去铭》。）。同居地的也速答儿赤妻广东增城左氏女（注：揭傒斯：《揭文安公集》卷4，《送也速答儿赤序》。）。成吉思汗时期“四杰”之一赤老温的四世孙脱帖穆耳及后裔也定居江南，这是因脱帖穆耳任官于明洲，越洲，前后长达几十年，因此家居于此。脱帖穆耳有妻三位，正妻是哈剌鲁氏，其他两位则是汉女，为高氏，朱氏。正妻封陈留郡夫人，两位汉女封为范阳郡夫人。（注：黄溍《金华黄先生集》卷35，《逊都台公神道碑》。）明代大学士宋濂撰写的《西域浦氏定姓碑文》更具体地描述了这户色目人定居江南与汉人通婚的情况。溥博一家系阿鲁温人，曾祖哲立理迁于大都宛平，祖父道吾一辈，因宦在杭而居钱塘，父亲剌哲有三子，溥博系二子，改姓汉姓浦氏。浦君还有一叔父家居永嘉。浦氏母亲为聂夫人，浦君自己娶妻“萧山沙氏。”后因在嘉兴任职而占籍嘉兴。（注：宋濂：《宋文宪公全集》《峦坡后集》卷7，《西域浦氏定姓碑文》。）
通过以上事例可以相当程度地了解汉族女子和蒙古、色目人氏缔约婚姻的民族交往之路。不难发现，涉及通婚的双方家庭地位高低不等，有蒙古贵族赤老温后裔、大官如万嘉闾等人，也有不完全了解情况的蒙古、色目人氏，没有留下完整的情况，说明通婚面覆盖了社会各阶层。
虽然侨寓在江南的蒙古、色目人占人口总数的比例很小，但是其女子嫁与汉人为妻的现象也屡见不鲜。例如前文所述寓居镇江的万嘉闾之女嫁给了汉人王敏行（注：许有壬：《至正集》卷57，《万公神道碑铭》。）；赤老温后裔脱帖穆耳之女嫁给汉人齐伯颜察儿；钦察人完者都拨都二女、三女、四女都嫁给汉人，分别是司徒洪塔剌海，张胜因，扬州路泰兴县丞游德宣。（注：程矩夫：《雪楼集》卷6，《林国武宣公神道碑》。）元末著名文人戴良也娶了河西（唐兀）人为小妾，妾不幸死后，戴良撰文《伤李氏妾》及《亡妾李氏墓志铭》，为之悼念。（注：戴良：《九灵山房集》卷9，《伤李氏妾》；卷14《亡妾李氏墓志铭》。）家居镇江斜桥的都水府君罗壁娶妻伯额忽都林家奴（注：程矩夫：《雪楼集》卷20，《元都水监罗府君神道碑铭》。）。钱塘人叶肃可“学国语（蒙古语），为蒙古长史，娶蒙古氏。”（注：孔齐：《至正直记》卷1，《石枕兰亭》。）家居龙兴（南昌）的大兴燕京太原人匠达鲁花赤王公娶妻呼鲁氏（注：胡祗遹：《紫山大全集》卷16，《大兴燕京太原人匠达鲁花赤王公神道碑》。）。松江人俞俊娶蒙古人丑驴女（注：陶宗仪：《辍耕录》卷28，“醋钵儿”条。）。西夏人（唐兀）益怜质班妻为汉女何氏（注：杨维桢：《东维子集》卷8，《送何生序》。）。刘道人之妻为畏兀儿人廉氏，廉氏是元时号称“廉孟子”的宰相廉希宪的后人，元未兵乱时，廉夫人“自仪真涉大江避地吴下”，其子刘宏刚刚六岁，“后吴藩不守，宏买田海乡，舁夫人就养。”因廉夫人的懿行素节，汉族文人王逢为她作《素节堂诗》中说：“借问母姓氏，夫是刘西台，祖称廉孟子。”（注：王逢：《梧溪集》卷5，《素节堂诗》。）就是孔子的后人，孔齐的表兄也娶妻高昌人，高昌在远离江南的西部边疆，是畏兀人的聚集地，孔齐本人坚决反对族际间的通婚，认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注：孔齐：《至正直记》卷3，《不嫁异俗》。）民族间的通婚造成“生子不肖，皆由是也，甚于淫奔辱身者亦有之可为痛恨。”（注：孔齐：《至正直记》卷1，《婚姻正论》。）但是，民族间通婚的浪潮已经波及他家人，也就是波及到了儒家文化的中心代表，表明民族通婚的广泛性及其大趋势。
2.蒙古、色目人之间的通婚概况：
蒙古、色目人同在江南的土地上生活，他们不但和汉族人氏广结姻缘，而且他们之间也发生了多重的婚姻联系。
关于这类通婚的史例是不胜枚举的，如蒙古逊都台氏赤老温后裔脱帖穆耳娶哈剌鲁人哈鲁氏（注：黄溍：《金华黄先生集》卷35，《逊都台公神道碑》。），酎温台氏万嘉闾的大父忽珊和父亲蓦克笃都娶钦察人（注：许有壬：《至正集》卷57，《万公神道碑铭》。）。色目人哈八石的父亲勘马剌丁娶妻牙里干氏，（注：许有壬：《至正集》卷51，《于阗公碑铭》。）牙里干氏目前我们尚不清楚其氏族来源，但肯定不是汉人。官至内御史的捏古氏人笃列图，因先祖官于信州永丰而居于该地，著名色目文人马祖常将妹妹嫁与他（注：王逢：《梧溪集》卷3，《故内御史揘古氏笃公挽词》。），徽州路管军万户脱列是蒙古珊竹氏，珊竹氏先祖出自和成吉思汗同源的黄金家族，为有名的蒙古贵族，脱列的父亲“日奴婢……其妻曰忽都的金、畏兀儿氏。”而脱烈本人则娶妻董可伦，钦察氏。（注：《弘治徽州府志》卷10，《列女传》。）至今尚存的泉州州伊斯兰教墓碑中有一块刻有定居于泉州，死后又葬于泉州的一对夫妇的名字，他们就是乌姆·白耶尔和伊本（下缺），葬于1315年，（注：孙达生：《泉州伊斯兰教石刻》页19。）显然是一对穆斯林的婚姻。因此，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蒙古人之间，色目各族之间，还有蒙古和色目人之间的婚姻一样普遍存在于江南的侨寓人户中。
当然，以上所举事例相比于全部的侨寓人户通婚者数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有的家庭婚姻状况本身就比较复杂，难以清楚描述，如捏古氏的笃列图，本人娶马祖常妹，但他的父亲卜里也秃思则以汉人潘氏为夫人，故笃列图的母亲是汉人。类似这种多重复杂的情况还见于万嘉闾的父亲等人。说明族际间的通婚关系不仅是单向的，也是多向的。
另外，在动荡不安的元末社会中，由于一些偶然因素也造就了一批民族间的通婚。如后至元三年（1337年）夏六月，民间谣传朝廷“将童男女，以授鞑靼为奴婢，且俾父母抵直北交割。故自中原至于江南，府县村落，凡品官庶人家，但有男女年十三以上便为婚嫁。六礼既无，片言既合，至于巨官有不待车舆亲迎，辄徒步以往者。盖懦懦焉，惟恐使命戾至不可逃也，虽守土官吏，与夫鞑靼，色目之人，亦如之。”（注：陶宗仪：《辍耕录》卷9，谣言。）
因此，在元代这个特定的历史时代，江南地区普遍存在着由于各种原因而形成的民族间的通婚。通婚加强了民族间的联系交往，进一步加深了民族间的融合。其中民族通婚的直接后果就是形成了江南回族的祖先。回族的形成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件大事，江南的回族最终形成于明朝，但是其主体是元代迁徙的各民族人口，经过一定规模的个人、微观、直接的交融，达成了特有的民族组合。
二、通婚和文化的天然联系
元代江南各民族间发生的通婚现象是民族交流的直接方式。因为从本质而言，没有侨寓人口的杂居，就不可能发生民族间频繁的通婚，反之。通婚又促进了文化方面的交流。
如果说初平江南时汉族女性选择蒙古、色目人为夫往往是由于迫不得已，或是缘由政治、经济的较高地位，如此结下的婚姻多含有明显的民族不平等因素。随着时间的推移，族际间通婚的文化因素逐渐增多，通婚渐成为民族联系的正常途径。例如戍守建昌的抄儿赤家族，本是戎马倥偬的军人，然至孙辈也速答儿赤则跟从进士李宗哲学习，“而有声誉，得娶增城左氏女”（注：揭傒斯：《揭文安公全集》卷4，《送也速答儿赤序》。）。显然，这是一个例证，蒙古、色目人通过学习儒学，具备了汉化的基本特征，和汉人左家缔结了姻缘。还有于都达鲁花赤阿勒呼木之女额森德济“禀性仁厚”，其父为他选择了儒雅的南士孙庭兰为夫（注：王礼：《麟原文集》卷2，《孙母高昌氏墓志铭》。）。侨寓常州的张信也因为本人“好读书”，汉化较明显，遂为女择婿兆成、杨衍（注：郑元祐：《侨吴集》卷12，《元从仕郎广济库提领张君墓志铭》。）。显而易见，这类婚姻的出现和婚姻双方的文化特征有着直接的关系，很难想象，如果没有一定的文化底蕴为基础，会有这类婚姻的产生。
关于汉化的问题，陈垣先生在他的名篇《元代西域人华化考》中列举了大量色目人华化的例证。陈先生是史学大家，对于汉化出现的原因，他将此归结为汉族文明的吸引，而对于汉化和通婚之间的关系，却少有论及。实际上，汉化和族际间通婚之间存在着天然的联系，两者的出现是历史的必然。
如前文一再提及的赤老温家族，赤老温是成吉思汗的功臣，为“四杰”之一。他的儿子纳图儿元初任随州达鲁花赤，纳图尔之子脱帖穆耳又任职于江浙行省的明州、越州一带，前后长达30余年，便定居当地。脱帖穆耳本人“为人廉介质直，不喜纷华；讲阅之暇日与贤士大夫游。”他正妻为哈鲁氏，另还娶有高氏、朱氏两位汉女夫人。他还聘请汉族知识分子给子女授课。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三子月鲁不花在元统元年，四子笃到图在至正25年相继中进士，一时为人们所传颂，他的女儿中，长女就归适了汉军千户齐伯颜察儿。（注：黄溍：《金华黄先生集》卷35。）元代是讲究“根脚”的社会，所谓“根脚”是蒙古语对元代可以享有特权的世家贵族的称呼。赤老温作为成吉思汗时期的功臣，虽然后来事迹湮没了，但定居江南的这一支却毫无疑问是当时的簪缨世家，享有元朝政府所赋予的特权。但是，脱帖穆尔本人喜爱汉学，娶汉女，儿子们走科举的道路，赤老温的这一系后裔集汉学、和汉族女子通婚为一统，可以断定脱帖穆尔家族系已汉化的移民家庭。蒙古捏古
氏忽都达尔之家也是一个汉化与通婚关系明显的家族。忽都达尔父亲阿散，母为蜀人冯氏，初占籍金陵后又转迁到湖北，但是父亲在江陵逝世后，忽都达尔将灵柩运回钱塘而卜地安葬，显然忽都达尔是以浙江作为定居地。史载“公幼警敏，笃孝于亲。比长，雅好儒术，游学湖湘间，从名师，受经史而究其大义，肆笔成文，咸造于理，侪辈敬叹，自以为莫及。延祐四年，郡县以公充赋有司，为湖广乡试第一。五年，会式京都，及上亲策，遂为廷试第一，被旨进士及第。”他的母亲就是汉人，自己也娶妻河东聂氏，到了他儿子辈时，也中了进士，两代人和汉人通婚，两代人都走上了科举的道路，不可说汉化不深。还有一点可以说明忽都达尔一家的汉化倾向，就是在父亲阿散死后，忽都达尔“居丧悉用古礼，庐于墓次三年，筑亭号‘永思’”。（注：黄溍：《金华黄先生集》卷27。）丧葬习俗也彻底汉化。再说蒙古酎温台氏的万嘉闾，《至顺镇江志》记载他定居于镇江：“万家闾，字国卿，蒙古人，居镇江。父蓦克笃为福州新军千户，雅好儒术，延名师训之，果以才受知秃赤大夫。”（注：《至顺镇江志》卷19，《侨寓·仕进·人才》。）许有壬则称他“既华学，友字以国卿。”而且，他给儿子们取名为万寿安、万永安、万定安、万宁安，可见万嘉闾本人不仅通儒学，还改了汉姓。无疑这个家族已经相当汉化。在这个家族中，也呈现出和汉族通婚的脉络，该家族中的第一代忽珊就已娶汉女叶氏为第二夫人，生子蓦克笃；而蓦克笃又有二位夫人，其一就是汉女宋氏，另一不知氏族；蓦克笃之子万嘉闾，有汉女赵氏为第二夫人。同时，他的三女儿嫁与汉人王敏行。（注：许有壬：《至正集》卷57，《万公神道碑铭》。）到这，万氏家族已是和汉人四代通婚了，汉化是显而易见的事实。
色目人学习汉文化和通婚之间的关系自然也能说明这一历史问题。元代北庭人拜降的事例就比较典型。拜降的父亲忽都是个英勇过人的武将，跟从世祖南征时，已经年近71，但他仍然“每率先士卒，冒矢石，身被数十疮，战功居多。徙居大名路清丰县。”当忽都去世时，拜降才出生数月，母亲是汉人徐氏，对他严厉管教，送他接受汉式教育。直到后来，拜降居官颇有声誉，徐氏高兴地说：“有子如是，吾死可暝目矣”。当母亲归天时，拜降奔丧于杭。（由此可以推测拜降已定家居于杭州），在整个行丧期间，他居丧尽礼。（注：《元史》卷131，《拜降传》。）如果说，拜降的父亲忽都还是一介武夫，到他时却从师汉儒，居丧有仪制，表现出汉化的特征，其间不过两代人，母亲徐氏的影响当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至晚年拜降“所至率招师训诸子，晚自号‘德斋’”。在这种家庭的作用下，拜降的儿子貌罕真也“习儒业”，（注：袁桷：《清容居士集》卷26，《谥贞惠玉吕伯里公神道碑铭》。）整个的家庭都已经汉化。还有西夏人何伯翰的身世也与此有一致性。他的祖先是西夏人，父亲“益怜质班早丧，翰生五岁依舅氏，因以母姓之。”何伯翰的母亲“素贤，通文史。既寡，以节自誓，教翰有法：“日出就外传，夜归课其业。”在母亲的督责教导下，何伯翰接受儒学培养，16岁上跟随铁崖先生杨维桢学习，成为一个“通春秋五传，毛氏诗，尤长于易”的汉式儒生。并于至正19年（1359年）中江浙行省乡试。（注：杨维桢：《东维子集》卷8，《送何生序》。）还有一个显著的例子就是著名元代的色目诗人丁鹤年，身世相当奇特。虽然幼年他寓居武汉，但30多岁以后，基本上隐居海上，和名士戴良等人来往频繁，互为知己。他本是回回人，却以儒存，以后又由儒而佛的面貌出现。他的曾祖阿老丁和叔曾祖乌马儿是元初的巨商，因资助成吉思汗西征得官，他本人以文知名，入《明史·文苑传》。陈垣先生在《西域人华化考》中详细考察了他的儒化及其事迹。究其根本原因，他的变化和通婚是有相当关系的。乌斯道的《丁孝子传》记载丁鹤年：“年十七而通诗、书、礼三经。豫章周怀孝，楚大儒，时寓武昌，执经问难者比肩立，然独器重鹤年，且欲同归豫章，而妻以爱女。鹤年以母老，诸兄皆千里外，无他兄弟备养，辞不行。母闻而遣之，鹤年曰：‘人之所以为学者，学为孝耳。今舍晨昏之养，而从师远游，人其谓斯何？’明年，淮兵渡江袭武昌。鹤年奉母夫人以行，所在艰阻，三阅月始达镇江，菽水不给，虽痤贩贱业，骑射卑职，皆趋为之不问。”（注：杨维桢：《东维子集》卷1，《送三士会试京师序》。）“及夫人损馆舍……盐酪不入口者五年。”（注：戴良：《九灵山房集》卷19，《高士传》。）让大诗人如此牵挂的母亲就是汉人冯氏，诗人本身精通儒学，侍母极孝，当然汉化已深。就在这个家庭中，诗人的妹妹丁月娥也“少聪慧静幽。诸伯皆明经，工举子业，随而诵说，通奥义。及长，归通甫。”（注：乌斯道：《春草斋集》卷7，《丁孝子传》。）从这段描述中不难推测，月娥姑娘是一位知书达理的大家闺秀，成年后，嫁与芜湖汉人葛通甫为妻。以后，在农民起义中，与家族中女眷及女儿赴水而死，人筑十女坟以纪念她，丁鹤年也于坟上树碑。因此，在这个家庭中又是两代人通婚于汉族，形成了一个汉化颇深的家庭。元代定居在钱塘一带的西域人浦氏一家的汉化过程也可说明汉化和通婚紧密相连。他们家族系阿鲁温人，祖父道吾“中顺大夫同知温洲路总管。”因宦在杭而居于钱塘，父亲剌哲娶汉人聂氏为妻，溥博“情性颖悟，父与母聂夫人训之尤笃，去从名师传，通诗毛氏笺，而折衷以朱吕之传，发为文辞其光烨然也。”（注：宋濂：《宋文宪公全集》《峦坡后集》卷7，《西域浦氏定姓碑文》。）（注：乌斯道：《春草斋集》卷7，《丁孝子传》附《月娥传》。）终于中至正壬寅江浙乡试。溥博本人中乡试，父母都对他进行了训导，母亲作为汉人肯定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溥博后来定以“浦氏”作为姓氏，娶萧山女子沙氏为妻完全受到汉文化的影响。
通过以上诸个家庭和人物的考察，证实出现汉化特征或已经汉化的家庭及人物，往往和与汉人通婚有着天然的联系。
三、结语
透视元代江南地区存在的多民族间的婚姻关系，可以肯定祖国多民族的中华文明是逐步的、阶段性的过程，具有历史演化的特征。民族间存在着多种联系的纽带，如语言、血缘、宗教，甚至还有地域。迁居江南的蒙古、色目人口，脱离了原来生活的地域，聚集在江南儒学昌盛之地，维系本民族的外围堡垒被完全打破。江南本地的历史上也从未有过如此众多的民族及人口迁入，各民族人口共同生活，发生了个人的全方位联系，其中族际间的通婚是最高形式。江南的多民族通婚演化形成了江南回族的先民。回族是中国特有的少数民族，他们以汉语为本民族的语言，信奉伊斯兰教，其族源具有多元性。回族的形成无疑是中国民族史上的重大事件，元代江南地区的发展过程证实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发展过程。我们考察江南地区的历史切不可缺少元代多民族共同生活的这一环节，否则我们难以理清江南地区文化多元发展的轮廓，理解元代江南文化发展的特殊性，并在此基础上理解中华民族之间血肉相连的关系。理解中华文明各组成部分独特而又互动的历史，才可能获得对文明历史的整体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