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革命论”与“两步走”辨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步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8（2010）01－0011－13
在新民主主义理论研究中有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即对中共二大纲领中的同一段话，对陈独秀同一个主张，会产生截然不同的两种看法。有的认为是“二次革命论”，有的认为是“两步走”思想。之所以会发生这样大的分歧，是因为研究者对什么是“二次革命论”，什么是革命分“两步走”没有弄清楚。在中国革命实践中，怎样把两个革命既完全区分清楚，做到不混淆，又紧密联系起来，牢牢掌握领导权，使民主革命的胜利变成人民的胜利，是非常不容易的。党史上出现的三次“左”倾错误，把资产阶级不加分析地当作最危险的敌人，推行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其根子就在于在理论上混淆了两个革命的界限，在条件不具备时要超越历史阶段，毕其功于一役，从而直接危害了当前的革命。右的错误则是割裂两个革命的联系，按照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般规律指导中国民主革命，不抓或忽略与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不去争取非资本主义前途，同样也给革命造成了严重危害。因此弄清楚这两个理论的内涵非常重要。只有弄清楚了什么是“二次革命论”，什么是“两步走”，弄清楚各自的理论渊源，才能正确判断党史上的理论是非，准确理解新民主主义理论，也才能说清楚新民主主义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一）“二次革命论”和“两步走”的内涵
“二次革命论”和“两步走”，是中国共产党处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关系的两种战略构想。这个构想，不仅关系到民主革命后中国向何处去，而且直接影响到民主革命领导权、革命动力、对象等几乎所有重大问题的决策，是关系党的兴衰，革命的成败的重大问题。因此，准确地认识两种构想的内涵，才能说清楚二者的异同，中肯地评价各自的影响。
从中国共产党认识两个革命关系的历史看，确实先后出现过四种认识，即“一次革命论”、“二次革命论”、“无间断革命论”，以及“两步走”的革命转变论。其中“一次革命论”即是中共一大党纲中主张的直接在中国进行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革命。“无间断革命论”则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在较长时间内的主张，即认为目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发展下去，不经任何停留，紧接着就是社会主义革命；一省数省首先胜利，或者重要省份的胜利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这两种主张内涵明确，无需辨证。而对“二次革命论”和“两步走”则有不同看法，需要进一步认识。
首先，应看到二者有相同之处。主要表现在：一是都认为中国共产党要进行的革命有两个，即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二是都主张革命分两步进行，第一步先进行民主革命，第二步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三是都明确民主革命的内容是反帝反封建，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四是都把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作为最终奋斗目标；五是都认为民主革命成功后不能立即实行社会主义革命。正因为有诸多相同之处，所以两个理论容易混淆。
其次，也应当认清二者的不同之处。主要表现在：一是对民主革命的主力军认识不同，前者认为应以资产阶级为主力军，后者认为主力军是农民；二是对民主革命的领导力量认识不同，前者认为应当是资产阶级，后者认为应当是无产阶级；三是对民主革命的结果看法不同，前者认为应当建立资产阶级执政的民主主义国家，后者认为应当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四是过渡到第二步的方式不同，前者认为当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矛盾成为主要矛盾时，由无产阶级进行推翻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后者认为应当在无产阶级领导和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主导下，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生产力，在具备了一切必备的条件时，实行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综上所述，不能把“两步走”简单地理解为就是强调中国革命不能一步走到社会主义，必须要先经过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民主革命阶段，然后再来搞社会革命。因为把中国革命分成两部分，先进行民主革命，民主革命完成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并不是“两步走”战略中独有的，更不是它的核心内容。革命分两步进行，恰是“二次革命论”和“两步走”战略的共同点。二者的根本区别在于能否既把两个革命明确分开，又有机地联系起来。“二次革命论”的要害是割裂两个革命的联系，主张在民主革命阶段，以资产阶级为领导为主体，无产阶级帮助资产阶级完成民主革命，建立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统治的资本主义性质的国家。待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成为主要矛盾，再由无产阶级领导进行推翻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两步走”战略则是既把两个革命明显区别开，又把它们紧密联系起来，主张第一步先进行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为主体的各革命阶级联合进行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取得民主革命胜利，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和社会；第二步，在经过较长时期的经济建设，具备了一切必备的条件后，共产党领导进行不流血的社会主义革命——通过对私有制进行改造，用和平的方式，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只有准确地把握“二次革命论”和“两步走”理论的内涵和特点，才能对它们在中国共产党理论建设中的地位和在实践指导中的作用作出中肯的评价。
（二）“二次革命论”和“两步走”都是源于马列主义的革命理论
从“二次革命论”和“两步走”理论的内容看，应当说它们都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范畴内的东西。那种认为“二次革命论”是从资产阶级立场出发制造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理论的说法是不符合实际的。试想哪里有资产阶级在自己的政权建立后，还要进行革自己命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呢？那么，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人在寻找中国革命道路中会产生这样两种不同的理论？他们的理论是从哪里来的呢？
在中国共产党人探讨两个革命关系的过程中，能够接触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主要有马恩的唯物史观的阶级斗争学说、经济理论中的剩余价值学说和五种社会形态演进学说、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的不断革命理论和关于落后国家革命和社会发展的部分观点；列宁的民主革命理论和社会主义理论、新经济政策思想、民族殖民地学说；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和策略。
中国共产党内的“二次革命论”从学理上说，受马恩的不断革命论、五种社会形态演进学说的影响十分明显。
不断革命论是马恩在《共产党宣言》中完整表述的，其要点有：第一，在面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的国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工人革命的前提。无产阶级应当积极参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帮助资产阶级推翻封建统治。第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直接目的，是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第三，资产阶级革命成功后，无产阶级绝不应停顿下来，而是要不断革命，立即开始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这种不断革命的思想，实即二次革命的思想，对建党前后中国共产党人探讨两个革命的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文章和党的文件出现的“吾党遇着资产阶级内民主派与君主派战争的时候，应该帮助前者攻击后者；后者胜利时，马上就是我们的敌人，我对于他们的要求，除出版、结社两大自由及工厂劳动保护的立法外，别无希望”①；“民主主义革命成功了，无产阶级不过得着一些自由与权利，还是不能完全解放。而且民主主义成功，幼稚的资产阶级便会迅速发展，与无产阶级处于对抗地位，因此无产阶级便须对付资产阶级，实行‘与贫苦农民联合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二步奋斗。”② 这些表述所体现的对两个革命关系的认识，与马恩的不断革命思想是几乎完全相同的。
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要循序渐进，不能超越阶段。在这个循序渐进的历史进化过程中，生产力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他说：“总之，各个人借以进行生产的社会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改变的。生产关系总和起来就构成为所谓社会关系，构成为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为一个处于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古代社会、封建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都是这样的生产关系的总和，而其中每一个生产关系的总和同时又标志着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特殊阶段。”③ 又说：“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④ 马克思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近代中国社会本来也应循着这个规律由封建社会进到资本主义社会，但是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严重地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打断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正常秩序，形成了一个游离于人类社会普遍发展规律之外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资产阶级极其软弱，不仅不能成为革命的主力军，担负不起来民主革命的领导责任，而且也无力领导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担负不起发展资本主义的重任。幼年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了解中国的特殊国情，曾过高地估计了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及其力量，机械地搬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演进理论，认为中国也同世界其他国家一样，“社会组织进化的历程，是从渔猎时代酋长时代，进而为农业时代封建时代，由农业手工业时代进而为机器工业时代，即资本主义时代，再由资本主义的工业时代进而为社会主义工业时代。”⑤ “社会的进化，非速亦非迟，乃是根据人类生活的要求，依照历史的阶段，自然地演进，必无循环、退后或超越之理。”⑥ 按照这种理解，必将得出在民主革命成功后，出现一个资本主义社会，经过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结论。
此外，斯大林在对中国大革命指导中的轻视无产阶级的力量，过高估计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和力量，要求无产阶级帮助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策略思想，也曾被中国共产党人接受，成为“二次革命论”的直接的理论来源。
“两步走”的理论来源主要是列宁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理论、民族殖民地学说和新经济政策思想。
列宁在领导俄国革命中阐发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理论，发展了马恩的不断革命思想。他不仅主张无产阶级要积极参加民主革命，而且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要掌握革命的领导权，特别强调掌握领导权的重要性，认为“革命的结局将取决于工人阶级是成为在攻击专制制度方面强大有力但在政治上软弱无力的资产阶级助手，还是人民革命的领导者。”⑦ 列宁的民主革命理论对马克思恩格斯不断革命论的另一个重大发展是明确了民主革命的非资本主义前途。他指出“社会主义革命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间并没有隔着一道万里长城”。无产阶级“应当把反对资本主义的纯粹的无产阶级的斗争和反对农奴制的一般民主主义的（和一般农民的）斗争联结起来”，民主革命一胜利就“立刻由民主革命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并且恰恰是按照我们的力量，按照有觉悟有组织的无产阶级的力量，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⑧ 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和非资本主义前途的思想被“两步走”理论吸收，成为其核心内容。
列宁的落后国家社会发展道路的构想，为“两步走”提供了直接的理论指导。列宁在共产国际二大上作的《民族和殖民地委员会的报告》中认为，在十月革命后的世界革命条件下，“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下，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⑨。列宁从世界各国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现状出发，阐述了不同类型的国家在革命道路上将呈现的多样性特点。他在《论我国革命》一文中指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有规律可循的，即不同社会形态的依次更替。但对每个国家来说，又不是一成不变的。一个国家发展的具体道路，是由它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决定的。“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这些特殊性当然符合世界发展的总的路线，但却使俄国革命有别于以前西欧各国的革命，而且这些特殊性到了东方国家又会产生某些局部的新东西”。他甚至断言：“在东方那些人口无比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的国家里，今后的革命无疑会比俄国革命带有更多的特殊性。”⑩ 正是在列宁上述论述的指导下，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努力探求中国的特殊发展道路，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以新民主主义社会作为连接两个革命的中间站，创造性地解决了两个革命之间的联系问题。
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中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生产力的思想，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形成有极大的指导意义。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的最主要任务是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生产力，为向社会主义转变创造物质条件。但在利用资本主义问题上党内存在思想障碍。毫无疑问，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在强大的物质技术基础上，没有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没有社会化的大生产，就没有真正的社会主义。列宁认为要发展生产力，除了利用资本主义留下的遗产，没有别的办法。于是他果断放弃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改行新经济政策。即用粮食税代替余粮征集制，工业企业停止国有化，把一些国有企业退回原主经营，大力发展商业，充分利用市场和商品货币等。新经济政策就是从俄国小农经济占优势，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实际出发，从纯粹的公有制经济退回到利用商品经济，实行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制度，利用资本主义提高生产力，向社会主义迂回过渡的政策。新经济政策的要害是如何对待资本主义的问题。当时俄共党内一些人惧怕资本主义的发展，简单地认为“资本主义是祸害，社会主义是幸福”。针对这种认识，列宁阐述了他对资本主义的新见解。他指出：“同社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是祸害。但同中世纪制度、同小生产、同小生产涣散性引起的官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则是幸福。既然我们还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所以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要把它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11)
中国共产党的创造就是在继承了马恩的不断革命思想（在面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国家，无产阶级应当参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动资产阶级彻底推翻封建制度，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然后，无产阶级应当不停顿地领导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列宁的革命转变思想（共产党在民主革命中要掌握领导权，争取非资本主义前途，使革命的结局有利于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后立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基础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两步走”理论。从而从中国实际出发创造性地、科学地解决了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共产党如何领导人民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如何在民主革命胜利后，不走传统的资本主义道路，而是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生产力，创造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条件，经过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问题，从而有利于两个革命任务的顺利完成和中国社会的长远发展。
（三）对两个革命关系探索中若干问题的再认识
中国共产党认清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革命的关系是非常不容易的。经历了两次胜利两次失败，才抛弃了“一次革命论”、“二次革命论”、“无间断革命论”，最终确立了“两步走”的战略思想。当年的探索往往正确错误交织，认识变动频繁，呈现出非常复杂的特点。以至几十年后，研究者看那段历史也是见仁见智，常常出现不同的评价和激烈的争论。其中出现歧义的原因，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因为对“二次革命论”和“两步走”的内涵区分不清。弄清了二者的不同点，有益于对一些分歧问题作出恰当的评价。
1、中共二大关于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关系的主张到底是什么？是否有了“两步走”思想？
对这个问题学术界存在不同看法。有的学者认为“党的二大的贡献之一就是提出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理论，而不是二次革命论，绝不能把二者不加区别、混为一谈。”“党的二大提出的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政治纲领，也就是一般称为的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巨大理论成果，并运用这一理论确立了中国先进行民主革命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走向，预见了中国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前途”(12)。
有的学者则认为中共二大关于革命前途的论述中总共四句话，包含着很多不确定因素。前三句话中既有“两步走”的成分，也有“二次革命论”的成分。因为有“两步走”的成分，才有了二大的反帝反封建主张，才有了三大关于“同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的主张，推动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因为有“二次革命”的成分，又导致了大革命后期陈独秀的妥协、退让，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在第四句话中，既有指明中国革命发展方向的因素，又隐含着“左”的因素。因此，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曾期盼社会革命“跟着民主革命胜利以后即刻成功”，屡犯“左”倾错误，付出沉重的代价(13)。
也有的研究者持另外一种看法。杨熙曼认为，中共二大的“民主主义革命成功了，无产阶级不过得着一些自由与权利，还是不能完全解放”，民主主义成功，资本主义迅速发展与无产阶级处于对抗地位之后，无产阶级才须实行“与贫苦农民联合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二步奋斗”的设想，虽尚未形成完整形态的“二次革命论”，却具有这个特点，可以看作是“二次革命论”的萌芽，起码可以说已经有了“二次革命论”的某些因素。同样是中共二大提出的民主革命成功后“如果无产阶级的组织力和战斗力强固”，第二步可以“跟着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即刻成功”的设想，属于“不断革命论”范畴。她认为这种设想虽然还没有完整地运用列宁的不断革命理论，但以阶级力量对比为条件立即实行由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不能不说已带有列宁发展了的不断革命理论和俄国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的模式的痕迹。
仔细阅读二大文件，笔者认为当时党对两个革命关系的认识上的两种设想，一种是马恩的不断革命思想，一种是俄国革命的模式体现出的不断革命思想，从基本内容看，总体上都属于二次革命的思想。二者在无产阶级先参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封建统治，然后再由无产阶级领导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战略布局上是相同的。当然，列宁的不断革命思想与马恩的不断革命思想是有差别的。其不同之处主要在领导权不同，革命的结局不同。列宁在运用不断革命理论指导俄国革命中，明确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并力主俄国第一次革命的成果要尽量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此外，从第一次革命结束到第二次革命，其间隔极短。当1917年2月革命后出现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即在有一个全国性的资产阶级政权的同时，无产阶级也有局部的苏维埃政权时，列宁制定了《四月提纲》，决定立即进行推翻资产阶级政权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二大认可苏俄革命的模式，认为“如果无产阶级的组织力和战斗力强固”，中国革命第一步成功后，第二步可以“跟着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即刻成功”。但是二大作出的占主导地位的选择，是认为“民主主义革命成功了，无产阶级不过得着一些自由与权利，还是不能完全解放”，民主主义成功，资本主义迅速发展与无产阶级处于对抗地位之后，无产阶级才须实行“与贫苦农民联合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二步奋斗”。从大会文件对参加革命的各阶级在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分析看，由于当时党认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内容决定了自然应该以资产阶级为主体，也由于党认为无产阶级力量弱小，基本上是把无产阶级摆在帮助民主派和援助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的地位，认为这种状况决定了民主革命结局在一般情况下自然是民主派掌握政权。无产阶级要彻底解放，就须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第二次革命。也由于党当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五种社会形态更替的理论，认为“人类经济的及政治的进化，自然造成阶级的战争，封建时代与民主时代间，因为经济的和政治的大变动，资产阶级对于封建的战争，是不能免的；民主时代与共产时代间，因为经济的和政治的大变动，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的战争也是不能免的。”当时的“中国名为共和，实际上仍在封建式的军阀势力的统治之下，对外则为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势力所支配的半独立国家”，面临的任务是打倒本国的封建军阀和国际帝国主义，民主革命固然是资产阶级的利益，无产阶级更有加入民主革命运动的必要。在完成共同使命的过程中，中国无产阶级“倘还不能够单独革命，扶助民主派对于封建革命是必要的”(14)。基于上述对中国革命各要素的认识，中共二大在对两个革命关系的认识上，二次革命的思想成了占主导地位的思想。
总的看来，中共二大把两个革命明确分开，确定第一步先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第二步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是符合中国实际的正确决策，对当前的革命具有重大指导意义。但是二大并没有解决两个革命的联系问题，既没有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思想，也没有民主革命成功后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政权的强烈要求，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力量不掌握政权，就没有可能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只能再进行一次夺取政权的革命，才能到达社会主义。因此不能说二大决定革命分两步进行就是有了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思想。
2、大革命时期的陈独秀究竟是怎样认识两个革命的关系的？
学术界对这个问题存在不同看法。有代表性的大致有以下几种。
一是认为陈独秀有完整的“二次革命论”。这个理论是导致大革命失败的右倾机会主义的理论基础(15)。
二是认为真正制造“二次革命论”的是共产国际，而不是陈独秀(16)。
三是认为陈独秀没有“二次革命论”的观点。陈独秀的《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一文是写给国民党人看的。考虑到陈独秀写此文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孙中山说服那些反对国共合作的国民党人，因此不得不表示共产党纯以国民革命为重，并无社会革命之计划。文章中主张的要让资产阶级取得政权，有了充分发展后再谈社会革命，在逻辑上未必有什么错误，因为俄国的二月革命就是所谓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克伦斯基取得了政权，然后再由布尔什维克发动夺取政权的十月革命的。何况，即使在上面的表述中，陈独秀也并没有断定将来中国的二月革命不会迅速演变为十月革命。从文章特意地强调了彼时“也许有新的变化”，足以看出陈独秀这时其实并未放弃取得国民革命领导地位和希望迅速实现十月革命的愿望。因此很难简单地把它同所谓“二次革命论”划上等号(17)。
四是认为陈独秀关于中国革命的设想是正确的，与马克思恩格斯的不断革命论是一致的。“二次革命论”并不主张放弃革命领导权。民主革命后“在普通形势之下，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这句话没有错，符合中外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18)。
五是认为陈独秀对两个革命关系的认识处在一个变化的状态中，经历了提出两种设想，到形成“二次革命论”，再到一定程度上摆脱“二次革命论”，最后又再度陷入“二次革命论”的过程(19)。
笔者在了解了学术界的各种看法后，仔细考察陈独秀的思想，形成以下认识：
一是在大革命时期陈独秀两个革命的认识中，确有二次革命的思想。从他在《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我们现在怎样争斗》等文章中表述的对国民革命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地位和作用的认识，以及革命胜利后权力的归属和第二次革命的选择上，可以看出“二次革命论”的基本要素。即认为第一个革命是资产阶级为主体为领导的，以建立资产阶级统治为目的的反帝反军阀的革命。革命胜利后在具备条件时，无产阶级再进行推翻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统治的第二次革命。
二是“二次革命论”不是陈独秀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为资产阶级设计的革命正轨。它与马恩的不断革命论是一脉相承的，是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
“二次革命论”是马恩总结近代革命经验提出的科学理论，其第一步设想已被世界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所证实，证明它符合与英、法等国类似的国家历史发展的规律。“二次革命论”对中国革命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它帮助中国共产党认识了民主革命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认识到中国革命应分两步进行，先进行民主革命。但“二次革命论”并不符合中国革命实际。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特殊国情决定中国的资产阶级十分软弱，难以成为革命的主力，担负不起民主革命的领导责任，更建立不起来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第一步的革命完不成，就不可能进行第二步革命。被列宁发展了的马恩的“二次革命论”，即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结束后，立即进行推翻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革命的不断革命思想，虽然在俄国革命实践中，经受了检验，获得了成功，但也不完全适合中国。中国经济政治的极端落后性和发展的极不平衡性，决定了中国革命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在中国不具备在民主革命后，立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简单运用二次革命的理论和俄国革命经验，都解决不了中国革命的问题。中国特殊的革命需要新的理论指导。
从上述对马恩、列宁关于两个革命关系的论述看，“二次革命论”不是资产阶级的理论，而是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是确定不疑的。长期以来在对陈独秀“二次革命论”形成原因上的那种说它是来自资产阶级革命理论，照搬资产阶级革命模式的说法，实际上是一种误解。应当说“二次革命论”关于民主革命的主张和实行的结果，有与旧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类似的地方，但却绝不是来源于资产阶级革命理论。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理论是以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为目的，绝不主张再进行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社会主义革命。
三是陈独秀并没有始终坚持“二次革命论”。他的思想随着共产国际指导的变化和中国革命进程中在不同时段出现的急需解决的问题的变化而改变。陈独秀在实践中提出了一些带有新民主主义因素的若干宝贵思想：
首先是把国民革命与旧民主主义革命作了比较准确的区分。大革命后期，陈独秀对国民革命的性质和前途进行了新的思考。他在1927年4月6日出版的《向导》第193期上的答沈滨祈、朱近赤的信中，认为：“中国国民革命之性质，是世界资本主义将近崩溃时代，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反资本帝国主义之各被压迫阶级的民族、民权、民生革命，而不是世界资本主义初兴时代之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因为革命的世界环境不同，革命的国内社会势力又不同，所以革命时革命后之政治的构造和经济的建设，便自然和前两世纪纯资产阶级的革命不同。在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之政治的经济的统治下之殖民地半殖民地，这些地方的资产阶级百分之九十九不能脱离买办性质，决不能始终忠于国民革命，决没有由他们之手实现自由独立的民族国家之可能，若由他们代替军阀统治国家，仍旧是变相的帝国主义之统治。只有工农及其他被压迫剥削阶级统治的国家，才能够真正脱离帝国主义之统治，才能够力图非资本主义的经济建设，才能够不一定经过再度革命方式而行向社会主义的社会。”(20) 这里虽然对资产阶级的认识不够准确，没有区分资产阶级的两部分，过低估计了他们的革命性，但把国民革命与旧式的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区分开了，指出革命的结局，不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而是工农及被压迫剥削阶级的国家，并且提出不一定要再进行一次夺取政权的革命就能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这些思想已经同“两步走”战略十分接近了。
其次是对国民革命成功后建立的新国家作了新的描绘。这一时期陈独秀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探索中最具价值的，是他运用列宁新经济政策思想观察中国的前途和命运，提出的对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思考。1923年五六月间，陈独秀在广东高师作的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讲演中谈到，他曾对各种社会主义学说作了比较，“结果以马克思派的科学社会主义为最好”。其好在“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是注重客观的事实，不是主观的理想的；他不独要有改造的必要，还要有改造的可能。”(21) 也就是说考虑中国行向社会主义的问题，必须从中国极其落后的生产力现状出发，去决定走向社会主义的进程和方式。陈独秀认为落后的中国不具备在国民革命后要立即实行社会主义的条件，必须有一个过渡时期。“国民革命成功后之建设时期，在那时革命的民主的民众政权之下，中国的资本主义当然要发展起来，也只有到那时，真正中国的资本主义才能够自由发展。我们不是乌托邦的社会主义者，决不幻想不经过资本主义，而可以由半封建的社会一跳便到社会主义的社会。”(22) 陈独秀对过渡期实行的经济政治制度也作了探讨，提出：“国民革命成功后，我国的经济制度，自然是家庭的手工业与农业、小生产制、私人资本主义的大生产制、国家资本主义等，四种并行。”对这四种经济成分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陈独秀接受了列宁的以国家资本主义作为主要经济制度，由此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思想，指出：“国民革命成功后的经济建设，在主观上客观上，都不必采用私人资本主义为全社会主要的生产制度，而可以采用国家资本主义以过渡到非资本主义的国家工业，即是行向社会主义的社会。”他还认为国家资本主义的性质，与国家政权的性质密切相关，与国家资本主义为主，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制度相适应的，应该“也必然是革命的民主的民众政权，而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并且不是工农政府”，认为“只有在工农及其他被压迫剥削阶级革命的国家而采用国家资本主义，才能由此过渡到非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23) 这里虽然对国民革命成功后建立的新社会的经济成分的概括没有采用同一的标准，并不全是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角度去划分的，还不够科学，也不够全面，缺少了起主导作用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但也与新民主主义社会十分接近了。
3、“两步走”战略是何时、怎样形成的？
在中国共产党的战略选择上，“一次革命论”在确定之后很快放弃了。“二次革命论”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其不适合中国国情也很快成为全党的共识。“无间断革命论”实行时间较长，是土地革命时期，党连续犯三次全局性“左”倾错误的重要理论原因。否定“无间断革命”论，形成“两步走”战略十分不容易，因为它是和解决党对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认识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正确认识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关键，是必须解决的难题。
关于党对资产阶级认识的转变，研究者有不同的看法。
党史界一般认为，经过两次胜利两次失败，到1935年底的瓦窑堡会议，党重新对资产阶级的两部分作了区分，把民族资产阶级由当作敌人变为可以联合的同盟者，论述了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产生根源和表现特点，标志党关于资产阶级的理论已初步形成。1992年中央档案馆曹雁行先生发表的《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修改述论》(24) 一文，提出了不同看法。文中引用了毛泽东1940年6月致肖向荣信，说1939年12月写《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第二章时，还不能明显地看出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的态度是否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有区别，到今年3月就可以看出来了。文中还首次披露1940年12月4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中，也谈到过去我们党没有把大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区别，直到修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第二章时，及《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政策的决定》发表（1940年7月7日抗战三周年纪念日）时，才正确认识清楚。究竟怎么理解毛泽东的话？毛泽东讲的区分是仅就民族资产阶级对抗日和对共产党的态度，还是指的它在整个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怎么看瓦窑堡会议时党对资产阶级的认识？如果说当时没有区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依据是什么？
从瓦窑堡会议决议和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上作的《论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殖民地和中国共产党的策略任务》的报告原文看，党对资产阶级的认识正处在大变动中。一方面，毛泽东看到了在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情况下，民族资产阶级政治态度的变化，重新把资产阶级两部分作了区分，指出“民族资产阶级同地主阶级、买办阶级不是完全相同的东西，他们之间是有分别的”；在殖民地化威胁的环境之下，民族资产阶级的态度可能发生变化，“变化的特点就是他们的动摇”。毛泽东还深刻指出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是从娘肚子里带来的老毛病，是“半殖民地的政治和经济的主要特点之一”。与十年前他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比较，应当说毛泽东的认识有了重大突破，不仅重新区分了资产阶级的两部分，而且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特点和产生的根源分析得更符合实际，也更准确深刻。但是另一方面，毛泽东对土地革命时期处理与民族资产阶级关系上的“左”的错误还缺乏认识，认为“蒋介石依靠着的阶级基础是地主阶级、买办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乡村富农”，“地主、买办、民族资产阶级和乡村富农，过去是，现在仍然大体是替蒋介石抬轿子的四个脚夫”(25)。这种认识表明，对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中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估计不足，甚至还没有把民族资产阶级纳入革命动力。
对利用资本主义的必要性，在中央根据地后期，消灭资本主义的危害已经显露，党内开始有了觉悟。
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主持经济工作的毛泽东，对根据地的经济构成及各种经济成分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探索，指出根据地经济是由国营经济、合作事业和私人事业等三个方面组成的。国营经济“在目前，只限于可能的和必要的一部分”，“对于私人经济，只要不出于政府法律范围之外，不但不加阻止，而且加以提倡和奖励。因为目前私人经济的发展，是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所需要的。私人经济，不待说，现时是占着绝对的优势，并且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也必然还是优势”。根据地经济建设的方针，是“尽可能地发展国营经济和大规模地发展合作社经济，应该是与奖励私人经济发展同时并进”(26)。
博古在1933年4月15日发表的《论目前阶段上苏维埃政权的经济政策》一文中认为，由于苏区经济落后，“所以过早的社会主义的办法是更加不能容许与更加有害的。一切关于‘国家垄断’、‘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创立’及‘消灭富农’等等的空谈，不仅是今天没有能力完成的乌托邦，而且是极端危险的半托尔茨基主义的立三路线之重复。在今天我们还没有任何可能来动摇资本主义的基础，在今天我们还没有任何可能来阻止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且我们在今天亦用不得害怕资本主义的发展”(27)。
张闻天认识到在苏区落后的生产力状况下，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这种发展不但不可怕，相反是有利的。在苏维埃政权没有力量经营国有大企业的情况下，“利用私人资本发展苏维埃经济，不能不是目前主要出路之一”。因此在对私人资本主义的政策上，他主张在限制资本主义的剥削，与资本家的投机和扰乱苏区经济的行为作斗争的同时，要利用资本主义，要“使用许多办法来吸引与鼓励资本家的投资”，要“帮助国家企业与合作社的发展，使这些企业同私人资本做竞争”(28)。他严厉批评了在对资本主义问题上的过“左”政策，指出“想用强迫、命令、枪决以至‘没收财产’等等毫不妥协的办法，来对付苏区内所有的商人资本家，这不但是愚蠢，而且在政治上是错误的。”(29)
刘少奇也提出“应该尽可能的利用私人资本，发展苏区生产，活泼苏区经济。只要资本家不作反革命的活动，遵守苏维埃的法律，应该允许私人资本的营业自由，某些工厂、矿山，尽可能地出租或出卖给私人来开办。”(30)
陈云1933年1月进入中央苏区后，任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央执行局党团书记，主管工人运动。在调查了解苏区工人斗争情况时，发现在执行《劳动法》中存在片面追求福利，使中小企业不堪重负，相当数量的私人企业倒闭的“左”的错误，果断提出修改《劳动法》。
远在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的王明，也认为苏区经济落后，“资本主义不仅还存在着，而且继续发展着”，“苏维埃政权还没有足够的资料和可能性来用社会主义经济代替资本主义经济”。因此，“我们暂时还不能在中国苏区内消灭资本主义，而只是准备将来消灭资本主义的一切前提和条件”。目前“还不从苏区经济中铲除资本主义，而是利用它在苏维埃政权机关所能做到的范围内以谋振兴苏区的经济生活”。故在政策方面，“应当准许土地买卖”，“应该去鼓励私人手工业及私人手工作坊工业”，“要执行贸易自由的原则”(31)。
总之，当“左”的政策在实际执行中不利于经济的发展、政治的稳定和人民生活的改善时，决策者被迫进行了变通，并在理论上开始重新认识资本主义的作用。只是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90％的根据地丧失，利用资本主义的政策并没有实施。
中央红军长征到陕北后，党中央立即着手改变富农政策和工商业政策。瓦窑堡会议决议规定“富农的财产不没收，富农的土地，除封建剥削之部分外，不问自耕与雇人耕的，均不没收。乡村中实行平分一切土地时，富农有与贫农中农分得同等土地之权。”“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用比较过去宽大的政策对待民族工商业资本家。在双方有利的条件下，欢迎他们到苏维埃人民共和国领土内投资，开设工厂与商店，保护他们生命财产之安全，尽可能地减低租税条件，以发展中国的经济。”苏维埃采取积极保护华侨的政策，“欢迎华侨资本家到苏区发展工商业。”(32)
在重新认识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过程中，党对两个革命关系的认识有了突破性进展。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上作的报告中，第一次系统地谈了革命的前途和转变问题，指出：“至于革命之应该由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转变到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那是将来的事，那是没有疑问的事。在今天，在现阶段，除开反革命托洛斯基主义，是没有怀疑革命的民主主义性质的。在将来，在另一阶段，除开那班新旧资产阶级，也是没有怀疑把革命转到社会主义反于大多数人民不利，而只是应该相信：社会主义是人类走到永久幸福之域，大家永远过快乐日子的必由的步骤。何时转变，那是不能规定日子的，但大致的标准，共产国际曾经替我们指出了。不到革命政权与革命阶级有了政治上经济上一切应有的条件时，不到转变只于全国全民族最大多数人民有利而不是不利时，是不能冒冒失失地去转变的。怀疑这一点，而望在短短的时间内去转变，如像李立三同志说过的一样，民主革命在重要省份开始胜利之日，即革命开始转变之时，这种无间断说，是看不见中国是何等样政治经济的国家，看不见中国政治上经济上完成民主革命，是较之俄国要困难得多，需要更多的时间与努力”(33)。在这里，毛泽东明确否定了“无间断革命论”，首次提出转变不仅要有政治条件，而且要有经济条件。接着，1937年5月，毛泽东在为全国党代表会议作的结论中，把两个革命的关系看作是：“两篇文章，上篇与下篇，只有上篇做好，下篇才能做好。坚决地领导民主革命，是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条件。”明确地说“我们是革命转变论者，主张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方向去。民主革命中将有几个发展阶段，都在民主共和国口号下面。从资产阶级占优势到无产阶级占优势，这是一个斗争的长过程，……不流血的转变是我们所希望的，我们应该力争这一着”(34)。从上述论述中可以看出，毛泽东不主张在民主革命胜利后，再进行一次推翻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而是主张在民主共和国下，和平转变。至此毛泽东初步提出了“两步走”的革命转变论思想。
瓦窑堡会议后，党在促成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参加全民族抗战，建设抗日根据地的实践中，对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认识逐渐深化。在实践基础上，毛泽东以马列主义关于落后国家社会发展道路理论为指导，进一步总结历史经验，实现了在中国革命前途和转变认识上的飞跃。
1936年秋，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从中国极端落后的国情出发，强调了当前的目标不能是社会主义，更不能是共产主义。明确说“即使实现了民主共和国，我们也不能立即实行社会主义。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大概不会象苏联那样快，因为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有着较长的和更困苦的路要走”(35)。
1938年5月，毛泽东在会见国民党人士施方白时，向其介绍了中国革命的两步走战略，指出目前阶段是完成民族民主革命，建立新的民主共和国，“社会主义在将来是要实现的，但不一定要经过如同西方各国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也不一定需要如同十月革命那样的流血革命，中国可以和平地走到社会主义。”(36)
1938年7月，毛泽东在接见世界学联代表团时，对新的民主共和国的蓝图作了细致的描绘，指出“这样的国家，还不是社会主义的国家，这样的政府，也不是苏维埃政府，乃是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与不破坏私有财产原则下的国家和政府”，是“真正三民主义的中华民国”(37)。
1939年4月，毛泽东在《五四运动》一文中，首次提出中国将走由封建社会到民主主义社会再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道路，明确民主主义社会制度是一个“在中国历史上所没有过的社会制度”，是由封建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必由之路”(38)。
在反复实践认识的基础上，毛泽东在1939年12月和1940年1月发表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论》两篇文章中，对中国革命的战略作了系统阐述。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是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过程，只有完成了前一个革命过程才有可能去完成后一个革命过程。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而一切共产主义者的最后目的，则是在于力争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后的完成。只有认清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同时又认清二者的联系，才能正确地领导中国革命。”(39) 那么怎么解决两个革命的联系呢？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给出了一个全新的答案，就是以新民主主义社会作为联接两个革命的中间站。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其中又分为许多小阶段），其社会性质是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还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革命，……这个革命的第一步、第一阶段，决不是也不能建立中国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社会，而是要建立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领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以完结其第一阶段。然后，再使之发展到第二阶段，以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的社会。”两个革命不能混淆，“只能由一个革命到另一个革命，无所谓‘毕其功于一役’。……两个阶段必须衔接，不容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40)。至此，应当说“两步走”战略已经完整形成。至于这之后到1945年中共七大，党对利用、发展资本主义的必要性和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长期性的认识，则是对“两步走”战略的丰富和发展。
注释：
①(21) 《陈独秀文章选编》中，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2、296页。
②(14)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14～115、64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3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3页。
⑤⑥ 《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46、461页。
⑦⑧ 《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29、650页。
⑨⑩(11)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9、776～778、510页。
(12) 马连儒：《究竟应该如何评价党的二大——与丁卫平商榷》，《中共党史研究》2007年第4期。
(13) 丁卫平：《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最低纲领若干问题的探讨——兼与马连儒先生商榷》，《中共党史研究》2005年第3期。
(15) 胡乔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胡乔木文集》，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138页；王学勤著：《陈独秀与中国共产党》，东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38页。
(16) 唐宝林：《联共档案揭开中国大革命真相——为制造“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而掩盖或伪造的种种事件》，《陈独秀与共产国际》，香港新苗出版社2000年版，第52页。
(17)杨奎松：《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兼谈陈独秀的“右倾”问题》，《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2期。
(18) 姚金果、苏杭、杨云若著：《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大革命》，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19) 杨熙曼：《陈独秀探索中国向何处去的思想轨迹与共产国际》，《陈独秀与共产国际》，香港新苗出版社2000年版，第287～297页。
(20)(22)(23) 《陈独秀文章选编》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409、264、410页。
(24) 《党的文献》1992年第1期。
(25) 《斗争》第80、83期，1936年1月3日、27日。
(26)(34)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3～134、276页。
(27) 博古：《论目前阶段上苏维埃政权的经济政策》，1933年4月15日，《斗争》第8期、第16期、第17期连载。
(28) 洛甫：《论苏维埃经济发展的前途》，《斗争》第11期，1933年5月10日。
(29) 洛甫：《苏维埃政权下的阶级斗争》，《斗争》第14、15期，1933年6月11日、15日。
(30) 刘少奇：《农业工会十二县查田大会总结》，《斗争》第34期，1933年11月12日。
(31) 王明：《中国苏维埃政权底经济政策》，《共产国际》第4卷第9期，1933年9月。
(32) 《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瓦窑堡会议）》（1935年12月25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11～612页。
(33) 毛泽东：《论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殖民地和中国共产党的策略任务》（1935年12月27日），西北局《斗争》第83期，1936年1月27日。
(35)(3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59、69页。
(37)(38)(39)(40)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4、559、651～652、671～6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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