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太地区的高等教育与社会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亚太地区论文,高等教育论文,社会发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高等教育是人力资本中的一种重要投资形式。事实上，由于对经济增长的显著贡献，它应该被看作是人力资本的高级水平或者专门化形式。高等教育曾经被恰当地称为“新世界经济的发展动力”(Castells,1994)（注：Castells,Manuel 1994.The University System:Engine of Development in the New World Economy,in Salmi and Verspoor (eds.).pp.14-40.），它对社会发展的贡献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它通过提供具有专门化的、技术性的和经营性的人才，加速经济的工业化。第二，在当前向知识社会的转型时期，高等教育提供的不仅是受过训练的技术型工人，而且是有利于经济增长的知识型工人。第三，在个体的社会化和现代化以及社会的全面转变过程中，高等教育引起人们进行必要的态度转变。第四，尤其重要的是，在学科创建过程中，高等教育通过教学科研活动促进了知识的吸收和传播。因此，它不仅有利于单一民族国家的形成，同时也促进了全球化进程。最后，不论在文化利益还是政治利益下，高等教育提供了更宽阔的社会空间，使人们享受更高水平的“精神生活”（注：TFHES [Task Force on Higher Education and Society] 2000.Higher Educ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Perit and Promise.Washington DC:World Bank.）。
正如世界上其他大部分地区一样，亚太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认识到了高等教育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由西奥多·舒尔茨发起的经济思潮中的人类投资革命（注：Schultz,Theodore W.1961.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1 (1):1-15.）认为，应该进一步推进亚太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战后经济的发展。帕特尔）（注：Patel,S.J.1985.Educational'Miracle'in the Third World,1950 to 1981,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20 (31) (August 3):1312-17.）也认为，在第三世界国家出现了教育上的奇迹。在这些奇迹中，亚洲做出了最重要的贡献。而在教育奇迹中，高等教育则独占鳌头。根据最新的统计数字，亚洲在1950年的高校入学人数是110万，而1997年则增加到350万。很明显，每年的增长率达7.6%。其中女子几乎占全部入学人数的40%，这表明了高等教育的性别平等问题已达到比较公正的地位。现在高校入学人数占相关(17-23)年龄组的比例已经超过了11%，而上世纪中叶只有2%。高校教师的数量也从1950年的10万人发展到1997年的230万人。对于这些地区的国家来说，除了日本和几个西亚石油出口国，所有这些数字可能并不意味着他们的进步，反而是经济上的后退。
这些数字也并不意味着亚太地区的所有国家都毫无例外地发展了它们的高等教育体系。在国与国之间的高等教育发展水平上确实存在着很大的不同，主要表现在：不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上，一些国家都很好地发展了高等教育；其他一些国家还仅限于一小部分人有受教育的机会。亚洲的五大地区——西亚、中亚、南亚、东亚（包括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大洋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更小区域内的国与国之间，甚至在每一个国家内部都存在着广泛的地域性不一致。东亚的一些国家（日本除外）和澳大利亚以及太平洋地区的新西兰，这些国家高等教育的发展都很快；而南亚的一些国家、印度支那和西亚就远远地落后了。高等教育发展水平的不平衡也导致了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衡。
二、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
高等教育对国家经济发展到底会产生什么作用？一方面，人们普遍认为，高等教育对经济的增长和发展并不是必需的，尤其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另一方面，人们又认为，真正发挥重要作用的是扫盲教育和初等教育。对回报率的估计也加强了这一点。一般而言，教育对经济发展的贡献是根据教育与收入的关系以及回报率的形式来进行分析的。回报率是对终生收入和教育成本关系的大概统计。根据表1中的数据，可以看出，初等教育投资的社会回报率最高，其次是中等教育，而高等教育的回报率最低。表1也大体反映了个人的回报率情况。就亚洲的情况来看，高等教育的个人回报率高于中等教育的个人回报率。
表1 亚洲的教育回报率(%)*
初级 中级
高级
个人 20.0
15.8
18.2
社会 16.2
11.1
11.0
*包括非经合组织成员国。
资料来源：Psacharopoulos和Patrinos(2002).
这些数据导致了公共投资过分集中于初等教育，而忽视了高等教育。尽管高等教育的回报率低于初等教育，然而我们也应看到，高等教育对社会的回报率(11.0%)（注：在世界范围内，与非洲亚撒哈拉地区的11.2%，欧洲、中东和北非地区的10.6%相比，亚洲的高等教育社会回报率处于第二级别，而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是最高的。(Psacharopoulos,1994)然而，最近的资料(Psacharopoulos and Patrinos,2002)表明，亚洲排在OECD国家之后，属于次低水平。）和对个人的回报率(18.2%)也是引人注目的。
表1的估计是区域的平均水平，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教育回报率也存在很大差异。表2的有效数据展示了一些亚洲国家和地区的高等教育回报率。尽管在回报率（尤其是社会回报率）的估计过程中存在着一些严格的限制，但这些估计仍是反映高等教育的经济贡献的重要指标，虽然其中有些指标是相当陈旧的。其实这也表明：(1)对高等教育的投资不仅对个体产生积极的回报，而且也使社会普遍受益；(2)一些国家的社会回报率非常高，超出10%，这可以看作是一种选择性的回报率；(3)近几年来，回报率呈现出逐渐增长的趋势。一般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回报率会逐渐下降，但在许多亚洲国家却不是这样，这可能是对高级人力资源的需求迅速增长的原因所致。
表2 亚洲国家或地区的高等教育回报率(%)
资料来源：Tilak (1994);Psacharopoulos(1994)and Psacharopoulos and Patrinos(2002).
高等教育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也可以通过生成函数或一种简单的回归方程来衡量。毛入学率和流动变量都是教育发展中最普遍运用的指标，它反映了国家为高等教育发展所做努力的当前水平，同时也显示了一个地区的几个国家之间高等教育发展的不平衡状态，其比率在1%到70%之间波动。在东亚和中西亚的几个国家和地区，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水平已经可以与几个发达国家的水平相媲美。在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泰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毛入学率已经超过了20%。而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等国家虽正在迅速扩展它们的高等教育体系，但是毛入学率仍然在10%左右。
表3 20世纪90年代亚太地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
资料来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9年统计年鉴》。
通过对比发现，南亚的所有国家和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如柬埔寨、越南等，入学率都很低。越南和缅甸的全民初等教育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即使在20世纪80年代，初等教育的毛入学率早已超过了100%，成人中的非文盲率也很高（超过80%），但是他们的经济几乎没有什么进展。同样，尽管斯里兰卡在学校教育上能获得高水平的成就，但经济发展仍旧非常缓慢。原因可能就是这些国家对高等教育缺乏足够的重视。在斯里兰卡，高等教育受到极端的限制，中学毕业生需要等待二至三年才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高等专业教育和技术教育尤其受到限制（提拉克，1996）。（注：Tilak,J.B.G.1996.Costs and Financing of Education in Srt Lanka.Manila:Asian Development Bank/Brisbane:UniQuest.）所有这些表明，仅仅依靠初等教育是不能促进经济发展的，因为它不能提供经济发展所必需的资金，另一方面，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
表4 亚洲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回归分析（因变量：人均GDP）
括号内的数字是T检验值，所有系数在99%的置信水平上是显著。
GDP：国民生产总值(PPP 1999);GER:1990年前后的毛入学率(%)；
HEA：高等教育成就（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最新：1990s）。
早期的研究（注：Tilak,Jandhyala B.G.1989.Education and its Relation to Ecomomic Growth,Poverty and Income Distribution:Past Evidence and Further Analysis.Discussion Paper No.46.Washington DC:World Bank.）表明，教育的毛入学率积极影响着经济发展的水平。在产生有意义结果的生成函数中，时间滞后是被允许的。在此，我们利用亚太地区49个国家（注：亚太地区所有国家的数据是实际的。教育、经济增长和其他发展指标的数据大部分来源于Unesco(1999),UNDP (2001)，和World Bank(2000)。）的数据，把1999年的GDP占总数比和1990年左右的入学率做回归分析。然后我们发现，回归系数是正值并且在1%水平上具有显著性（表4，等式1），这表明高等教育对国家经济增长产生显著影响。
接受过高水平教育的成人人口的数量是高等教育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它表明了一个国家多年来在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所取得的成就。在尼泊尔的成人（25岁年龄组）中，仅有0.6%的人口接受了高等教育；而日本、韩国和菲律宾的数量是它的20倍，新西兰的则是它的50倍之多（表5）。对此项指标进行列表分析，那么在亚太地区所有国家中，尼泊尔位于列表的最末端。
表5 亚太地区的高等教育成就
成人（25岁年龄组）人口中拥有中学后教育的百分数（%）
（2001年的最新数据）
资料来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2年统计年鉴》。
在这些国家或地区中，尼泊尔和柬埔寨的数字最低。其中几个发展中国家的相应指数低于5%，仅有少数几个国家超过了10%。而美国几乎有一半的成人接受过高等教育，这对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越多，经济发展水平就会越高。（注：在人口比例中，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的比例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更密切。这样的数据只适用于亚太地区的一小部分国家。）
表4中的两个等式都明确了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所产生的重大积极的贡献。因此，关于高等教育的作用不显著的说法可能是不确切的。
有人可能认为，经济发展与教育的简单回归方程仅仅意味着二者之间的相关关系，并不表明原因与结果之间的相互关系。其实，要证明这个论点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其次，我们发现，几乎没有这样一个国家，它的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很先进，其经济发展水平却很落后。
在当今科技高速交换的世界，科学技术对经济的发展也发挥着重大的作用。基于科学技术在当今经济发展中的创造性地位，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1)（注：UNDP 2001.Human Development Report.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以特定经济中技术创新程度为基础，提出了科技成就指数(TAI)，用来标志新旧创新与人类技能的扩展程度。而科技成就的水平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特定经济中的高等教育发展水平。总之，高等教育及其研究促进了科技的发展，同时也有利于科技的创新和传播；高等教育对科技发展的重要作用存在于任何社会。事实上，科技成就水平也是经济本身发展的精确指数。如表6所示，高等教育入学率较高的大部分国家，都成为科技方面的“领导者”。而入学率较低（低于10%）的大部分国家，则都处于世界发展的边缘地带。那些入学率处于中等发展水平（20%左右）的国家或地区，比如新加坡和中国香港，他们则是科技革命中的“可能领导者”。还有一些国家如菲律宾和泰国，这两个分别具有中等和较高入学率的国家被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1)（注：UNDP 2001.Human Development Report.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划分成“充满活力的领头羊”。其他高等教育发展并不完善的国家就是真正的边缘类国家。没有任何一个低入学率（低于10%）的国家，其科技成就指数处于高级或中级水平。
高等教育与科技之间的关系也可以通过统计呈现出来。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与科技成就指数之间的简单相关系数高达0.8，而科技与高等教育成就之间是0.65。尽管观测到的相关系数很小，但是进行回归分析之后，在表7中我们可以看出高等教育显著地影响着科技成就水平。
表6 亚洲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与科技成就指数
资料来源：《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1年统计数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9年统计年鉴》.
表7 亚洲高等教育与科技成就的回归分析，因变量：科技成就指数
括号内的数字是T检验值
三、高等教育与社会发展
关于教育与发展指数之间关系的大部分研究，比如，人类发展、健康、平均寿命、死亡率以及贫穷等等，都集中于研究初级学校教育。而高等教育的作用则几乎没有被涉及到，这可能是因为高等教育对这些指标的作用不很显著，像这样的假设普遍存在着。
为了简洁表明高等教育与多个发展指标之间的关系，我们进行相关分析，并得出了简单的相关系数（表8）。不论涉及到毛入学率还是高等教育成就，这些相关系数都呈现出很明显的迹象，而且，大部分系数也进行了T检验，呈现高相关。除了高等教育与贫穷之间的相关是个例外，其他所有相关系数的可信度达99%。但是性别和贫穷指数在95%置信水平上是显著的（注：由于缺乏关于这两个指标的有效数据，测到的数字都很小。），这就说明了高等教育的影响不仅涉及经济发展领域，也涉及到人类发展的指数。
表8 高等教育与社会发展指标的相关系数
[]的数字指具有有效数据的国家的数量；N：样本数；r：相关系数。
贫困（国际性）：低于收入贫困线（1美元／天）之下的百分数。
*在5%水平上显著，＋在10%水平上不显著，其他在1%水平上显著。
事实证明，高等教育与人类发展指数密切相关。一个社会的高等教育发展水平越高，它通过影响人类发展指数的两个主要组成部分——平均寿命和人均GDP，而使人类发展的水平也会越高。高等教育不仅影响着人类平均寿命，而且影响着另一个重要的健康衡量标准——婴儿死亡率。一般来说，高等教育有利于降低婴儿死亡率，这主要是因为受过高等教育者会采用预防性的卫生保健措施，并运用一般的卫生保健设备，这样足不出户就可以做到很好的卫生保健工作。另外，通过培养技术熟练的医务人员而提高社会医务人员的数量和质量，也是高等教育影响人类健康的另一种不同途径。
同样，高等教育对人口出生率的影响也包括两方面：一方面，它使人们认识到降低人口出生率对经济发展的必要性；另一方面，高等教育延长了人们的受教育时间，即在校时间的增加推迟了人们的结婚时间，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人口出生率的降低。例如，拥有较高水平高等教育的日本和韩国，其总人口出生率却很低，分别是1.4和1.5。相反，尼泊尔和柬埔寨受高等教育的人数不到1%，其总人口出生率却分别达到了4.8和5.3。
在高等教育与贫穷的相关关系问题上，关于贫穷水平的数据很有限。在亚太地区的49个国家中，我们只有15个国家的数据。这些相关估计系数确实反映了贫穷与高等教育水平之间的相关关系，而且贫穷与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之间也呈现显著的负相关。但是贫穷与高等教育成就之间的负相关程度却没有想象中那么显著。总之，基础教育在中等教育的支持下可以让人们摆脱贫穷，而高等教育能提供更好的经济发展机会从而促进人们的上进心。
因此，高等教育在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不论是在经济发展、人类发展、性别发展的过程中，还是在提高健康水平与平均寿命，减少人口出生率、婴儿死亡率和贫穷数的过程中，都产生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尽管高等教育与社会发展是双向促进的关系，但在此我们只是强调其中的一个单向关系，即高等教育对社会发展的作用。比如说，我们并不是在讨论婴儿死亡率的降低或者人类平均寿命的提高导致了高等教育的显著发展。总之，尽管运用的统计分析方法是有限的，国家的类型是多种多样的，而且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也不仅仅是高等教育，但是，我们可以看出一种积极的、明显的关系，那就是高等教育深刻影响着社会的发展。（注：这也是经过国家内部的研究得到证实的。(Tilak,2001b).）
四、国家地区政策与高等教育的发展
尽管亚太地区的许多发展中国家逐步认识到了高等教育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性（注：最近一些研究，包括Postiglione and Mak(1997),Unesco-PROAP(1998)，和Tilak(2001a,c).Tilak(1994),Lewin(1999)和Bray(2000)，得出了亚洲高等教育发展的方针政策的详细报告——不仅从地区水平上，而且从国家水平上，包含了各级各类教育。），但由于一些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和文化的原因，他们并没有充分地扩展他们的高等教育体系，而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国家政策。一些发展中国家对高等教育仍然没有形成足够的重视。这里值得探讨的就是国家地区政策中的两个主要部分——高等教育资金和私立高等教育。
（一）高等教育资金
在大多数国家，高等教育经费都低于GNP的1%。只有东亚的几个经济大国、西亚的石油出口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高等教育经费超过了1%。孟加拉、缅甸、老挝和塔吉克斯坦等几个发展中国家都不到0.2%（表9）。这就说明了高等教育所具有的相对优先权在不同的国家是不一样的。
一般说来，大多数国家（包括亚洲国家）的教育，包括高等教育，都是由国家负担经费的，然而，近几年来国家对高等教育的支出呈现稳步下降的趋势，而且全世界的教育基金模式也出现了变化。比如，财政援助、学生贷款以及与成本回收措施相似的奖学金、奖券和其他保护性的措施等都是新出现的形式。（注：Ziderman,Adrian and D.Albrecht 1995.Financing Universitie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Washington DC:Falmer Press.）
表9 高等教育在GNP中的支出比例(%)
资料来源：根据Unesco统计数据(1999)。
从解决对高等教育供应的资金问题到解决高等教育的需求问题，这是一种全面的转变。出于对政府财政的考虑（尤其考虑到政府越来越无力解决对高等教育迅猛增加的社会需求问题），人们把目光转向了动员非政府资源的方法上。社会也要求大学（包括公立大学）自己解决资源问题。因此，许多大学正进行革新来动员非政府资源。例如，中国香港要通过高等教育学费来实现把成本回收率提高到18%的目标。中国已实行了很长时间的义务教育，并为学生提供食宿或其他方面所需要的补贴。但随着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或类似市场化进程的发展，教育收费或学生贷款等项目也逐步开展起来，而且，中国也把重点从传统的高等教育转向了短期培训项目。越来越多的学生进入这种项目，并愿意学习这类课程。还有一些非正式的或在职培训等类似的机构迅速地解决了社会对技术工人的需求。中国大学自身进行财政周转的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1)开办工厂、商店等；(2)向工业机构出售研究成果；(3)为研究或培训机构订立合同或进行代理；(4)为不同的活动（包括讲解和翻译等）提供顾问性的服务；(5)出售计算机服务等。高等教育的财政体系正在从国家单独控制转向多方位的财政资源支持。国家投资的主导地位也逐步下降，并将被多种渠道所取代。除了学生的学费，将会由个体公民、公司或社会实体来解决高校的财政问题。总之，在几个东亚国家中，大约10%的高等教育成本是从学生身上回收的。
许多国家正尝试建立不同的财政资助形式和成本回收机制。在教育成本回收问题上，我们没有进行详细的预算。有效数据表明，高等教育的成本回收率在0（斯里兰卡）到50%（韩国）之间变化。在亚洲国家（韩国除外），大部分公立高等教育系统的回收率都低于20%。（注：东亚国家或地区——新加坡、中国的台湾和香港地区，甚至还有其他地区的国家对私人资金的依赖程度并不像韩国那样。）非常有趣的是，发达国家的成本回收率也不高，大部分也低于20%。除了西班牙之外，事实上都低于15%（表10）。既然这样，亚洲国家的成本回收率与发达国家是可比的。因此，关于亚洲的高等教育完全被政府所控制的说法可能是不确切的。而在亚洲，私立高等教育机构中的成本回收率却非常高。比如，中国台湾是50%，日本是66%，韩国是82%，菲律宾则高达85%。这么高的成本回收率就会导致私立高等教育将出身社会低层的学生拒之门外。若一个国家的私立高等教育占支配地位，往往会引发严重的社会公平问题。
美国的私立高等教育成本回收率则低于40%。他们的私立机构从非政府性的、非学生性的来源中获取财政资源。但在亚洲国家，教育基金不是来自政府就是来自学生，非政府性的或者非学生性的来源看上去并不存在。亚洲发展中国家的高等教育成本回收率高于许多发达国家。但在这些国家，关于高成本回收率问题的讨论也越来越多。同时，高成本回收的副作用问题也被纳入视野。即使提高教育成本回收率是可行的，也要从高等教育的公平角度和经济发展的人力需求角度考虑一下是否合适。毕竟各国和地区对高等教育民主化和大众化的需求正在逐步加深。
表10 一些国家和地区高等教育成本费份额(%)
*除了有特别标明的，其余数据都是1980年前后的。
资料来源：Tilak(1997b;2001a);Bray(2000);Catalano et al (1992);Woodhall(1991);Asonuma (2002)and Department of Education,Australia(2001)。
在亚洲，私立高等教育的财政问题大部分通过学生学费的形式解决，而公立大学（韩国除外）的财政问题则由政府来解决。但高等教育的整个体系正在经历着迅速的变革，它们对学费和其他私人资金的依赖程度日益增加。
（二）私立高等教育
20世纪末，与教育发展紧密相联的另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是私立高等教育。尽管现代私立教育刚刚起步，但在亚洲地区，私立教育不是一种新现象。此地区的许多私立机构虽然由私人管理，但实际上都由政府投资。目前，“完全的”或“纯粹的”私立机构可能非常少，但这种机构确实在迅猛扩展。遗憾的是，我们得不到有效的数据来进行区分并明确“真正的”私立机构在教育中所占的份额。在亚洲国家，政府支持私立机构已经是非常普遍的现象。
在许多国家和地区，教育中的私立高等教育机构已经迅速发展起来。不仅中亚的一些处于转型时期的国家，而且南亚、东亚，包括中国和太平洋地区，私立高等教育也已经发展起来。在日本和韩国以及中国台湾，私立高等教育适应了人们的绝大部分需求，其入学人数已经超过高等教育全部入学人数的70%。在日本，所有大学的73%与所有大专院校的84%的份额都属于私立，这类院校的入学人数占全部学生的比例在1992年就已高达70%。韩国私立高等教育发展的形势更加猛烈。1993年私立高校数占84%，相应的学生入学数则几乎达到80%。在中国台湾，私立高等教育机构则超过了公立机构，二者的比例是2:1，而私立机构的入学数则占了70%。日本、韩国与中国台湾的私立高等教育入学比例都处于世界最高水平，除了美国，几乎没有一个国家的私立高等教育入学人数占全部入学人数的比例超过10%，即使是美国也仅仅是10%。在某种意义上，韩国和日本的这些状况与一些传统福利国家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更不要说在一些欧洲国家，如英国、瑞典、瑞士和意大利等国。即使在美国和加拿大，政府对教育财政供应的重要作用仍然支配着教育发展的模式。其他许多国家和地区如新加坡以及中国的香港、台湾，依靠私人资金支持高等教育的程度并不像韩国和日本那样。
尽管存在外界的压力，中国香港仍允许私立大学的存在。中国的私立高等教育正在缓慢发展，而且随着非政府组织或私人机构在中国扎根落户，由非政府组织运行的高等教育机构也逐渐形成。新加坡政府掌握着高等教育的绝对控制权，对私立部分严格控制，但是私立高等教育的质量并不令人满意。尽管有广袤的发展空间和政府的支持，此地区的私立学校却没有像美国私立高校那样成为高质量的培养人才的场所。这说明，当质量监控无力或者只考虑经济利益时，结果往往就不理想。韩国的大学被发现培养出了“不合格的毕业生”，这就迫使政府和产业部门加大了对研究和发展私立学校的投资。
由于私立大学迎合了越来越多人们的需求，忽视公立高等教育的问题也逐渐产生。更重要的是，自从高等教育以市场信号为导向之后，大部分高等教育机构更倾向于专业领域人才的培养。正如克拉克指出的（注：Clark,Burton R.1995.Places of Inquiry:Research and Advanced Education in Modern Universitie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人类与社会科学已经被置之一边；博士们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变得“出奇的薄弱”，大部分高水平的教育根本没有得到开发，而教学关系的研究也被高度质疑。这些现象的产生都被认为是工业化或私立高等教育占主导地位所导致的结果。（注：Kim Linsu,in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May 14 1998,p.48).）
一般认为，公立教育投资的迅猛增长会导致各地公立学校入学人数的迅速增长。而在东亚，我们没有发现私立教育投资与私立机构入学人数（或所有机构的全部入学人数）的正相关关系。总之，私立部门的迅速扩展与否，与公共政策的存在与否是相互作用的。
五、结论与问题
不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包括亚太地区），高等教育系统都呈现出了危机，更确切地说，是持续性危机。比如校舍过度拥挤、教职员工不足、质量标准落后、实验资源设备贫乏以及公共预算下跌等。更重要的是，在公共政策中，高等教育容易被忽视甚至被轻视。在亚洲，高等教育系统正进行迅速的变革。一些国家在很大程度上沿袭了英国中央集权经济体制下的模式；其他国家考虑更多的则是个体的经济利益（从而对国家经济增长的利益），而不考虑由市场引发的高等教育伴随而来的经济性动机（注：如果同时考虑个体选择的原则可能是不恰当的，然而这一原则在欧洲和北美经济体中占据了很大的分量，而且也成为日本和韩国高等教育投资政策的指导性原则（不论是否由政府资助）。）；还有少数国家向无政策主义发展。因此，为高等教育发展和国家发展制定一些长期性的、连贯性的政策是必要和必需的，而国家政策必须承认高等教育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如果一个国家不合理地发展其高等教育体系，就不会获得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国际化的现象表明，所有发达国家也都是毛入学率超过20%的国家。而且没有几个发达国家高等教育的发展仍处于落后水平。同时，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相当民主化，几乎面向全民；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趋势也是非常明显的，它们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20%到高达90%之间波动。相反的，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只是限于青年中的一小部分。我们没有发现哪些高收入的国家毛入学率低于20%。这种现象不仅在国际范围内，即使在亚洲的国家和地区也是很明显的。比如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和以色列等，他们的入学率都处在20%到70%之间。而许多低收入国家，菲律宾除外，入学率都低于20%。
亚洲国家在全球化政策和结构调整方面的经验也非常丰富的。（注：Tilak,J.B.G.1997a.Effects of Adjustment on Education:A Review of Asian Experience,Prospects 27(1)(March):85-107.）比较几个国家的实践经验，获得成功的国家，都是在教育尤其在高等教育上进行大量投资的国家。将南亚、东南亚的国家，像越南、老挝、柬埔寨等，与韩国、泰国、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这些国家进行比较，我们就会发现，如果对高等教育的投资很少或者不充分，这些政策就不会产生积极的作用，同时也会导致劳动力较低的受教育水平。毕竟，要在全球化过程（包括国际竞争）中获得成功，就需要高等教育系统培养出高水平的技术熟练工人。依据东亚国家的经验，全球化有利于减少贫困和地区不平等，但是“在南亚国家这些作用还没出现”（注：Khan,A.R.1998.The Impact of Globalization on south Asia[and]Growth and Poverty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in Globalization,Growth and Marginalization(ed.A.S.Bhalla).London:Macmillan,pp.103-24[and]125-48.）。这可能是在教育上，尤其是高等教育上投资不同的结果。
尽管高等教育的地位已众所周知，但是亚洲地区的许多国家仍然不能一致通过对它的优先发展权。其中南亚国家远远落后于其他亚洲国家。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预言（注：Chapman,Davld W.,and Donald Adams,eds.1998.Trends and Issues in Education Across Asia,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29(7):581-685.），亚洲许多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南亚国家，在高等教育发展中除非采用重大的高等教育扩张政策，否则将继续落后于发达国家，入学率也会停步不前。
很多国家和地区都强调了公立高等教育的重要性，比如东亚地区的新加坡、中国香港、马来西亚和南亚地区的印度。其中一些国家高等教育的迅速发展主要归功于政府提供的资金。在筹措和资助教育方面，各国政府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政府如果过分依赖私立部门来发展高等教育，除了引发质量问题以外，还可能会扩大社会阶层之间的不平等或产生新的不平等现象。简言之，从表面上看，政府最初对高等教育大规模地投资是很重要的，但是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并且教育和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之后，私立部门就会补充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投资。这就说明了在经济发展中也要发挥私立部门的作用。东亚国家筹款的先后顺序就是首先是国家资金，然后是一部分私人资金，二者缺一不可。（注：Thant,Myo 1999.Lessons from East Asia:Financing Human Development,In:Human Capital Formation as an Engine of Growth:the East Asian Experience(ed.Joseph L.H.Tan).Singapore: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pp.202-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