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邓小平对党建理论的新贡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党建论文,贡献论文,理论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党的建设理论的发展是和党的建设实践的发展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着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邓小平在继承和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建党思想基本原理的基础上，深刻总结党的建设的经验教训，并根据新时期执政党的历史任务和建设实践，进行了新的理论概括和创新，回答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关于党的建设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形成了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加强执政党建设的完整理论，为丰富党的建设的理论宝库作出了新的重大贡献，为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条件下如何加强党的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南。
一、恢复并发展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确立正确的思想路线对于执政党的建设至关重要。正如邓小平所指出：“思想路线不是小问题，这是确定政治路线的基础。”“不解放思想，不实事求是，不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不相结合，不可能有现在的一套方针、政策，不可能把人民的积极性统统调动起来，也就不可能搞好现代化建设，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1）]毛泽东创立了我们党的思想路线，并把它表述为“实事求是”。但是，“这条思想路线有一段时间被抛弃了，给党的事业带来很大的危害，使国家遭到很大的不幸，使党和国家的形象受到很大的损害”[（2）]。粉碎“四人帮”以后，为了引导全党重新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邓小平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率先批判“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明确指出“‘两个凡是’不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3）]。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全党的社会主义事业，强调用实践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支持、参加并具体领导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适时地阐发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战略性导向方针。从而冲破了长期禁锢人们思想的精神枷锁，纠正了党内长期存在的“左”的错误，为我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奠定了基础。并且，他还进一步将党的思想路线概括为“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4）]。如此清晰、完整、准确地表述党的思想路线的基本内容，是邓小平的一大贡献。
由于党的正确思想路线的确立，我们党得以科学总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对我国国情和社会主义重新认识，不仅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而且获得了我国社会主义还处于初级阶段的重大理论成果，创造性地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认识的深化和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为党的政治路线的制定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而党的政治路线的确立，不仅指明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心任务和实现这一任务的根本保证与必由之路，为全党全国人民指明了奋斗方向，同时也使党的建设有了遵循——紧紧围绕党的政治路线开展自身建设，保证党的政治路线的贯彻执行不走样。
二、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
进入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对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倾注了极大精力，在很多方面丰富和发展了党的思想建设的理论，而创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更是他对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最大贡献。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毛泽东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成功地解决了在中国这样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里如何夺取革命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实现了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在这一思想指引下，中国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必须坚持毛泽东思想，但又不能局限于毛泽东思想已有的结论，因为它难于解决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所遇到的众多的新问题、新情况。新时期的伟大社会实践必须要有新的理论作指导，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必须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基于这样的认识，邓小平同志尊重实践，尊重群众，时刻关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以开辟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的巨大政治勇气和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巨大理论勇气，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这个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为统一全党思想、加强执政党建设提供了新的指导思想，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实现了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从而把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引上了胜利的征途。
三、确立了新时期执政党建设的正确目标
确立和坚持正确的建党目标是党的建设的首要问题。但是，党的建设目标又因党的历史任务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将马列主义建党学说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提出了“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的目标，[（5）]从而把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领导全国人民夺取了民主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成为全国的执政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面临着大规模经济建设的任务，给党的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但在很长时期由于“左”的影响，未能确立一个正确的建党目标，严重影响了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鉴于此，早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就提出党要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要求，要研究和解决“执政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执政党的党员怎样才合格，党怎样才叫善予领导”的问题，[（6）]而且强调“党应该是一个战斗的队伍，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应该是统一的、有高度觉悟的、有纪律的队伍”[（7）]。1983年他又进一步明确指出，我们党在新时期的建设目标是“把我们党建设成为有战斗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成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坚强核心”[（8）]。这一目标不仅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原则，强调要保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先进性、纯洁性和战斗性，“把我们党建设成为有战斗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而且从社会主义的本质及其根本任务出发，摒弃了在建党目标上长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强调党应当“成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坚强核心”；同时，还坚持了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强调党要成为领导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坚强核心”。从而正确回答和解决了党在新时期建设目标上的重大问题，在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史上第一次完整、准确、鲜明地确立了执政党的建设目标和任务，为在新的历史层面上开创党的建设的新局面指明了方向，使党的建设走上了正确的发展轨道。正因为如此，才使我们党在世界上发生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等一系列事变，社会主义运动暂处低谷，我国处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变革的复杂条件下，经受住了执政、改革开放和反和平演变、发展市场经济的严峻考验，进而领导全党全国人民排除各种干扰，使我国始终沿着党的基本路线指引的正确方向前进，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就。
四、确立了新时期党的建设的正确指导思想
紧密围绕党的政治路线和政治任务进行党的建设，是毛泽东的伟大创造。但在党执政后，由于“左”的干扰，使党的建设走了弯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领导全党全国人民实现了党的工作重心向经济建设的转移，并把一心一意搞好经济建设确定为党的基本路线，为确立新时期党建工作的指导思想提供了前提条件。他反复强调：“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9）]“搞社会主义，中心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10）]“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11）]这些论述深刻地揭示了党的建设与党的政治路线的内在联系，明确提出了党的建设必须紧密围绕党的基本路线，把发展生产力作为党的工作和党的建设的根本任务，保证党的基本路线的贯彻执行的指导思想。按照这一指导思想，党的建设要服从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而“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要把保证党的基本路线的贯彻执行作为党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形成“围绕经济抓党建，抓好党建促经济”的新格局。党的建设要适应党的基本路线和经济建设的要求，走出一条依靠改革和制度建设的党建新路子。在思想上和组织上，要实现从为阶级斗争服务到为发展社会生产力服务的转变，使党成为一个能够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党；在党的建设的基本途径上，摒弃“运动建党”，加强制度建设，使党的建设走上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党建工作的成效如何，要以促进党的基本路线的贯彻执行尤其是经济建设的实绩作为检验标准。这样就使党的建设围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进行，并以自身建设的改革作为动力，使党的建设和发展获得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和物质基础，充满生机和活力。
五、首次提出既要坚持党的领导，又要努力改善党的领导
进入新时期以来，邓小平不仅反复强调“中国由共产党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由共产党领导，这个原则是不能动摇的”[（12）]。而且领导全党同否定党的领导的资产阶级自由化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批判了把坚持党的领导与改革开放对立起来，主张削弱党的作用，淡化党的领导的错误，坚持和巩固了党的领导。与此同时，邓小平鉴于十年动乱给党留下的严重创伤，并根据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和国际形势的变化，提出能否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关键在于“党要善于领导”。他指出：“为了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努力改善党的领导。”[（13）]“要不断地改善领导，才能加强领导”[（14）]。他还就如何改善党的领导问题作了具体的论述。他说：“我们要改善党的领导，除了改善党的组织状况以外，还要改善党的领导工作状况，改善党的领导制度。”[（15）]通过改革，消除在领导制度和干部制度上严重存在的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领导职务终身制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等弊端；按照党政分开的原则，正确划分党和国家机关的职能，理顺党政关系，形成党政各司其职的有效机制，改变党政不分、以党代政、以政代党和党的领导行政权力化倾向，以便改进和完善党对国家的领导方式，使党“集中精力管党，管理路线、方针、政策”[（16）]；实行政企分开、简政放权的机构改革，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的领导体制和政治体制。同时，还必须把发展生产力作为党的工作的根本任务，把经济建设作为党的一切工作的中心，并处理好各项工作同经济建设的关系；党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坚决惩治腐败，严肃党的纪律，端正党的作风；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等。所有这些，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改进和加强党的领导，提高党的领导水平指明了方向。
六、高度重视制度建设，丰富和发展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理论
重视制度建设，是邓小平建党思想中最具特色的重要内容之一。他认真总结党的建设的经验教训，针对过去动辄搞政治运动，往往带来严重后果的作法，明确指出：“我们不能再走老路，不能再搞什么政治运动。”[（17）]同时指出：“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18）]“制度问题不解决，思想作风问题也解决不了”[（19）]。因此，加强党的建设，关键在于制度建设。在党的制度建设的基本内容和途径上，邓小平尤其重视民主集中制问题，强调要努力把党建设成为具有健全的民主集中制的党。他借鉴历史经验，结合新的实际，在很多方面丰富和发展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理论。一是科学总结执政党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的经验教训，把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同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同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紧密联系起来，强调民主集中制是党和国家的最根本的制度，“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不可分的组成部分”[（20）]，必须坚持和健全。二是深刻揭示了民主集中制的科学内涵，指出民主集中制“就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21）]，指明了在民主集中制中民主与集中各自的地位以及相互关系，强调二者的辩证统一。三是适应执政、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强调在贯彻民主集中制的整体思路上必须把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的重心放在扩大民主上，把发展民主作为我们党坚定不移的方式，以保障广大党员和各级党组织的民主权力，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四是根据新的实际，提出中央要有权威的思想，强调“四个服从”中，“最重要的就是全党服从中央”[（22）]。改革和建设必须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有计划、有组织、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五是各级都要建设过硬的领导集体，形成集体领导，并且这个集体要有一个核心。他说：“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共产党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好的政治局常委会。”[（23）]同时，“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24）]，因此，这个集体要有个核心，对重大问题和日常工作负起第一位的责任。六是坚持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促进科学决策、民主决策，避免决策失误，克服决策报告过程中无人负责的现象。七是提出最重要的是制度问题，要把民主集中制建设纳入到制度化、法律化的轨道，“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25）]。此外，他还对党章建设、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建设等方面作了一系列富有创新意义的论述。
七、提出了新时期干部队伍和领导班子建设的正确思路
邓小平不仅继承了毛泽东高度重视干部作用的思想，而且结合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系统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在理论上，他把这一问题提到执政党建设的关键的高度，认为新时期要把党建设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核心，关键在于干部队伍特别是领导班子建设。他说：“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我们说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要长治久安，就要靠这一条。真正关系到大局的是这个事。”[（26）]在从战略的高度阐述选拔接班人的重要性的同时，他还从我们党的干部队伍的现状和新时期对领导班子的要求，提出干部队伍和领导班子建设必须遵循“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针。这一方针，既体现了我们党一贯坚持的德才兼备、又红又专原则，又为新时期干部队伍特别是领导班子建设提出了具体标准，增添了时代内容。在实践上，他进一步把干部“四化”方针具体化，提出了领导班子建设的指导原则，强调“要选人民公认是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有政绩的人”进入各级领导班子。这一指导原则创造性地把人民公认、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有政绩这三者有机统一起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用人标准，体现了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群众路线的统一，为新时期干部队伍的建设制定了一条新的正确的路线。为了推进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建立起有利于提拔年轻干部的制度，保持党和国家领导机构的生机和活力，邓小平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魄力和光明磊落的胸怀，在我党历史上第一次提出“废除实际上存在的干部领导职务的终身制”，建立领导干部离退休制度，并率先垂范，主动要求离开领导岗位。据此，我们党不仅建立了干部任期制和离退休制度，成功地解决了新老干部的合作和交替问题，并且积极稳妥地推行公务员制度，从而为大批优秀中青年干部脱颖而出走上领导岗位创造了条件。
八、提出了以反腐倡廉为主题的党风建设新思路
邓小平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意愿作为党和政府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他反复强调：“要坚决批评和纠正各种脱离群众、对群众疾苦不闻不问的错误”，“一定要帮助群众解决一切能够解决的困难。”[（27）]然而，改革开放以来，以权钱交易、行贿受贿、贪污腐化、奢侈浪费等为主要特征的腐败现象却逐渐滋长蔓延开来，不仅严重影响了党的肌体和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而且严重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对此，邓小平十分关注，他严肃地指出：“如果我们党不严重注意，不坚决刹住这股风，那末，我们的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这不是危言耸听。”[（28）]因而，他把反腐倡廉作为新时期党风建设的主题，并提出了一系列方针、原则、方法和途径。他认为，反腐倡廉，一是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一手抓经济建设，抓改革开放，一手抓党风和廉政建设，惩治腐败，打击各种犯罪活动，扫除各种丑恶现象，以保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二是既要靠教育，更要靠法制。要建立健全党和国家各个方面的法律和规章制度，形成有效防范各种以权谋私和行业不正之风的制约和监督机制，使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走上法制轨道。三是要从党内、从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抓起。四是要从具体事件尤其是典型事件抓起。从严处理，决不手软。他主张，对于群众反映强烈、危害大的问题，必须及时查处；对于党内出现的腐败分子，必须坚决清除甚至判处死刑。五是要坚持“一要坚决，二要持久”的方针，把反腐败斗争贯穿于改革开放的全过程，既要抓紧解决当前的突出问题，又要把夺取阶段性成果与长期作战相结合，标本兼治，综合治理，而决不能时抓时停、时紧时松。六是既要充分发挥纪检监察机关的作用，又要充分依靠群众的力量，把两者有机结合起来，形成惩腐肃贪的天罗地网，使腐败分子无处藏身，等等。所有这些，形成了一个有着内在逻辑联系的科学思想体系，有力地指导着我们党的反腐败斗争。
九、提出了正确处理党内矛盾、增强党的团结的方针
正确开展党内斗争，解决党内矛盾，是加强党的团结，提高党的战斗力的重要措施。但过去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用阶级斗争的观点看待党内的认识分歧，“一说到不同意见，就提到路线高度，批判路线错误”[（29）]。“文化大革命”中更是乱搞上挂下连，无限上“纲”，乱批乱斗，伤害了许多同志。邓小平深刻总结历史上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的经验教训，并结合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提出要科学分析党内矛盾的性质，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用不同的方法解决不同性质的矛盾；解决党内矛盾，开展党内思想斗争，必须从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不再用路线斗争的提法；必须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采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不再搞政治运动，不再搞“四大”；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等一系列正确处理党内矛盾的思想，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正确处理党内矛盾、开展党内斗争的理论，把我们党对于党内斗争规律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水平，为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正确处理党内矛盾，发展正常的健康的党内政治生活指明了正确的方针和原则。
早在1978年，邓小平就指出：“我们要创造民主的条件，要重申‘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在党内和人民内部的政治生活中，只能采取民主手段，不能采取压制、打击的手段。”[（30）]以后他又多次强调：“我们在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的时候，仍然要注意防止‘左’的错误。过去那种简单片面、粗暴过火的所谓批判，以及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处理方法，决不能重复。”[（31）]要“坚持对思想上的不正确倾向以说服教育为主的方针，不搞任何运动和‘大批判’。对坚持错误拒绝改正的党员要执行党纪，但是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不允许重犯任何简单化、扩大化的‘左’的错误”[（32）]。即使是对于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他同样认为，“斗争是长期的，所以我们不搞运动，主要是进行教育”[（33）]，必要时可以采取一些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
邓小平强调，开展党内斗争，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一切从实际出发，“党内斗争是什么性质就说是什么性质，犯了什么错误就说是什么错误，讲它的内容，原则上不再用路线斗争的提法”[（34）]。必须做到有“左”反“左”，有右反右。我们“搞现代化建设，搞改革、开放，存在‘左’和右的干扰问题”[（35）]。“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36）]由于“左”的东西根深蒂固，要改变生产力发展的原有模式和作法，开辟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道路，必然会遇到“左”的方面的压力，这就特别需要我们要注意防止“左”的干扰。正因为如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不仅要求全党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而且特别重视纠正“左”的错误，保证了全党认识和行动的一致，政治局面的安定团结，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十、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党际关系的正确方针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来，为了确保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有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迫切需要打开党际关系的新局面。邓小平深刻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我们党过去同其他国家政党关系的经验教训，在1980年指出：“各国党的国内方针、路线是对还是错，应该由本国党和本国人民去判断。最了解那个国家情况的，毕竟还是本国的同志。”[（37）]“各国的事情，一定要尊重各国的党，各国的人民，由他们自己去寻找道路，去探索，去解决问题，不能由别的党充当老子党，去发号施令。我们反对人家对我们发号施令，我们也决不能对人家发号施令。这应该成为一条重要的原则。”[（38）]1987年他再次指出：“任何大党、中党、小党，都要相互尊重对方的选择和经验，对别的党、别的国家的事情不应该随便指手划脚。对执政党是这样，对没有执政的党也应该是这样。”[（39）]他的这些思想，为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对外工作确立了明确的方针。据此，党的十二大党章提出：“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按照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发展我党同各国共产党和其他工人阶级政党的关系”，明确规定了我们党处理党际关系的四项原则。党的十三大又把四项原则适用的对象和范围发展成为同外国共产党和其他政党的关系，赋予四项原则以普遍意义，使之不仅适用于意识形态相同的政党之间，而且也适用于共产党与其他意识形态不同的政党之间，从而确立了我们党关于处理同其他国家政党关系的原则。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再次重申了这些原则。遵循这些原则，我们党同世界上100多个国家的280多个政党建立了不同形式的联系，对促进党际之间的友好往来与合作，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格局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而且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
注释：
（1）（2）（3）（4）（6）（7）（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5）（27）（28）（29）（30）（34）（37）（38）《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91、278、190、278、276、268、209、268、342、269、321、391、333、328、175、175、271、146、368、403、308、144、308、318、319页。
（5）《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02页。
（8）（9）（10）（23）（24）（26）（31）（32）（33）（35）（36）（39）《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9、28、130、365、310、380、47、145、204、248、375、2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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