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旭[1]2004年在《学习型政府：意义研究和策略分析》文中指出知识经济在给社会带来巨大冲击的同时,也对传统政府管理模式提出了新要求,对此作为政府只有通过不断学习,自我调节、改造和创新,才能适应时代变化的要求。 学习型组织理论作为21世纪管理新模式,它所具有的比其他组织形式学习地更快、更好地竞争优势在给它带来巨大成效的同时也引起了我国政府对它的关注,中共十六大报告更是将创建学习型社会作为党的发展战略目标之一,对此全国上下掀起了构建学习型社会、学习型政府的浪潮。但是由于政府组织毕竟不同于企业,有它自身的独特性,正因为如此,学术界和理论界对学习型组织理论在政府部门运作的研究屈指可数。 本文正是基于这一现实的考虑,希望通过对这一理论进行系统探讨,从而提出真正意义上的学习型政府构建的理论框架。对此,本文在对学习型组织理论进行简要阐述后,提出了学习型政府的内涵和学习型政府的衡量指标,并针对知识经济对政府管理的要求以及科层官僚制的缺陷,结合我国政府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构建学习型政府的必要性。与此同时,笔者还从理论层面和新加坡政府与中国大陆改革开放25年的成功经验中引证出作为政府组织是能够而且很好地学习的,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构建学习型政府的策略。
刘宇昕[2]2010年在《基于新公共管理视角的政府知识管理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知识管理作为一种先进的管理理念和方法,越发的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为组织管理带来重大的影响。政府作为社会的综合管理组织,面临新时代提出的挑战,将知识管理应用于指导政务工作实践,成为了一种应然的趋势。本文试图在新公共管理的视角下对政府知识管理进行分析研究。在系统的梳理新公共管理与政府知识管理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新公共管理对政府知识管理造成的影响,并从信息社会官僚制政府内在矛盾的角度,指出了目前我国政府知识管理中存在的一些不足之处,继而提出了以新公共管理理论为指导思想的政府知识管理实施策略,其中包括引入企业经验、围绕知识共享的分权管理、树立政府知识管理的行政文化观、重视组织内隐性知识的共享以及建立学习型政府等。最后,重点论述了以学习为导向的政府知识管理系统的构建理念、设计原则和功能的整合。
戴昌桥[3]2005年在《我国学习型政府构建的主要障碍及其对策分析》文中研究说明随着知识经济和经济全球化的到来,知识更新速度加快,社会变化日趋复杂,国际竞争更加激烈,传统的政府组织形式已无法应对这种速变社会所带来的巨大困难和挑战。为应对这种困难和挑战,保证我国政府在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中继续生存和发展,这客观上要求我国政府应进行自身调整和变革,推动政府管理创新,实现政府职能转变,提升政府的管理能力和管理水平。于是,学习型政府及其构建理论由此应运而生。 学习型政府是以人为本、以学习为基础、以提高政府管理能力和服务水平为目标的新型政府,其组织结构是一种灵活多样、富有弹性的网络扁平状组织结构。它采取“快变取胜”的管理策略,实施柔性化、信息化的管理手段,是实现政府创新、应对各项挑战的根本保证。因此,我们应该从战略高度来认识和了解我国学习型政府及其构建的意义和作用。 但是,学习型政府的构建是一项复杂而又艰巨的系统工程,它仍面临着许多障碍。这些障碍主要表现在政府的一些理念思维、组织结构、学习制度和政府文化等方面。笔者正是基于以上事实,才以政府的学习理念、组织结构、学习制度和政府文化为研究的切入点和突破口,希望通过对它们的研究和探讨,以企求找到我国学习型政府构建的有效对策,从而使我国政府早日成为学习型政府。
刘爱玲[4]2014年在《学习型社会建设中的终身德育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终身德育实践的存在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实践积累,中国的终身德育实践可以追溯到孔子的《论语·为政》篇,而西方的终身德育实践则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的“智力即知识、知识即美德”的训导。但是,关于终身德育理论的研究是1965年终身教育理念提出后才兴起的。1965年保罗·朗格朗(PaulLengrand)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叁届促进成人教育国际委员会”上做了题为“终身教育”的学术报告,报告首次讨论了“终身教育”问题,它同时也标志着国际终身教育思想的确立。最初,终身德育是作为终身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出现的,因此终身教育的产生同时也标志着终身德育理论的萌芽。与终身教育和终身德育思想同时代产生的还有学习型社会理论,1968年哈钦斯的学习型社会理论伴随着其着作《学习社会》(Learning Society)一书的出版而风行。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各国学习化浪潮的推动下,学习型社会逐渐发展成为了一种新型的社会形态并成为了全球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终身德育和终身教育是学习型社会建设中的重要环节和核心特征,因此论文选取学习型社会建设中的终身德育作为研究对象,既是对道德教育思想的发展和丰富,同时也是对学习型社会建设实践的进一步探索和创新。论文从学习型社会和终身德育的关系入手,就学习型社会和终身德育的概念和发展脉络进行了梳理,归纳、概括出了道德教育视角的终身德育概念。以往的终身德育概念往往是从教育学视角进行的分析,缺少对人的关怀和人性的关注。既然将“人”这一道德主体作为终身德育的核心问题进行研究,因此人同周边的关系的协调和人在环境中的和谐发展就成为了终身德育研究的主要内容。论文从教育学视角的终身德育概念中剥离出来,从人的生存、生活和发展叁个维度对终身德育的基本价值、现实价值和理想价值进行了分析。作为一个融合哲学、教育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多学科知识为一体的复杂理论体系,终身德育的发展受到了西方哲学和西方心理学主导思想的映射,保罗·朗格朗(Paul Lengrand)提出了塑造现实人、追求幸福生活、实现人的适应性的社会学习终身德育模式；彼得·贾维斯(Peter Jarvis)发展了以人文主义和全人性为特征的实用主义终身德育模式；莫尔·莱斯特完善了以自我认知和自我发展为核心的人本主义终身德育理论模式。在终身德育发展近50年的历史中,法国、日本和美国都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终身德育实践模式。法国作为现代文明的发祥地,其终身德育实践强调社会的参与和社会力量作用的发挥,形成了终身德育的社会化模式；美国终身德育强调道德的“习得”,注重人在道德获得中的自主性和自由性,形成了终身德育的学习化模式；日本的终身德育实践,从目标的确定、到内容的设置、再到社会道德的践行都体现了其法制化的特征。世界各国的终身德育理论和实践有着其共性的部分,但是道德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又具有不可抹杀的国家属性和民族特征。我国正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道德作为上层建筑要服务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经济基础,因此论文确定了以“和谐”为内核,以人的全面发展、幸福生活和社会和谐为目标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终身德育理论,在此基础上划分了终身德育的教育阶段,确定了终身德育的教育内容。中国的终身德育实践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德育实践有所不同。西方社会的终身德育实践是在民间组织和社会团体的推动下产生和发展的。中国终身德育理论和实践产生的主要动力源来自于政府和政党的推动,并形成了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中国终身德育实践模式—学习型政党和学习型政府。终身德育通过分阶段的道德教育来实现人的发展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发展的相适应,体现了道德教育的先进性、创新性和时代性。
白小利[5]2007年在《学习型政府理论及其在我国的实践》文中提出上世纪90年代以后，全球化进程明显加快，已成为当代世界经济最突出的特征。如何协调好全球化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借助全球化浪潮这把“双刃剑”加速实现中国的现代化，使中国的现代化成为经济全球化的必要组成部分，同时，对全球化进程施加中国应有的影响，发挥其独特作用，而非相反。这已经成为21世纪摆在中国政府案头的一项新的挑战。学习型组织理论是一种宏观的管理理论，它不仅有助于企业的改革和发展，而且能够推动其他各种组织的创新和发展，因而成为国际公认的现代管理理论。政府是社会组织中最有权威、最有影响力的构成部分。因此，而对于政府组织来说，学习型组织理论的应用，其价值和意义比企业还要重大。基于以上认识，本文共分六个部分进行了探讨和研究，包括引言、学习型政府的理论范畴和重要意义、我国构建学习型政府的实践进程和初步成效、我国构建学习型政府面临的主要问题、进一步构建学习型政府的基本思路以及结语。在引言部分，介绍了全球化时代对传统政府官僚体制的冲击，以及由此使得构建学习型政府日益必要。在第二部分，阐述了学习型政府的基本含义，学习型政府的基本特征，学习型政府的产生背景，我国构建学习型政府的重要意义。在第叁部分，笔者认为，我国构建学习型政府还处在初级阶段。从全国范围来讲，只有少数的政府组织基本建成了学习型政府，也就是说，我国还未建成学习型政府的整体格局。在第四部分，列举了我国当前构建学习型政府面临的一些主要问题，如政府组织缺乏明确的目标，政府成员学习时间缺乏，政府组织创新不足，政府组织中形式主义较为严重，政府组织中文化守旧比较明显，政府成效不易评估等。在第五部分，提出进一步搞好学习型政府建设的一些基本思路，包括：树立构建学习型政府的坚定信念、科学定位领导角色、大力推行政府工作人员学习的新路径——电子学习、为构建学习型政府提供健全的组织和法制保证、构建学习型政府要借鉴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构建学习型政府的基本步骤、建立学习型政府的绩效评估体系等。在结语部分，笔者指出，学习型政府作为现代政府管理的新模式，到目前为止，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真正从整体上建成学习型政府。因此，构建学习型政府既没有现成模式也没有成功的经验，只有在我国的构建活动中积极实践，勇于探索，才能最终走向成功。
刘晓峰[6]2007年在《我国构建学习型政府的障碍因素及消除策略分析》文中研究表明政府作为全面建设和谐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机构,更要顺应世界形势发展要求,我国必须大力倡导和深化创建学习型政府的活动。基于以上思考,本文研究我国构建“学习型政府”的障碍因素,并针对障碍因素提出相应的消除策略,在此基础上分析我国构建“学习型政府”的现状与未来发展趋势,对研究我国构建“学习型政府”政府的理论发展而言,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李习彬[7]2006年在《学习型政府建设与政府管理创新》文中认为本文首先分析了我国学习型政府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指出心智、体制和方法叁种障碍使得一些地方学习型政府建设有其名而无其实；然后依据政府管理创新体系,构建了一个我国学习型政府建设的基本框架；最后针对我国的具体国情,提出了五条改进和深化学习型政府建设的建议．
宋子傲[8]2015年在《学习型组识理论视野下的公务员培训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一个国家的强大与可持续发展取决于政府的执政能力,而公务员又是政府权力的行使者。加强公务员队伍建设以提升政府执政能力,进行公务员培训是基础,这已经成为了各国共识。中国政府也正在顺应这一新的形势,持续出台大规模公务员培训、大幅度提高公务员素质的政策举措。但是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公务员培训缺乏培训体系和制度保障,培训方法落后、培训内容单一、培训无创新等问题不同程度地存在,从而导致公务员的成长跟不上时代发展的潮流。在这种背景下,优化中国公务员培训迫在眉睫。与此同时,随着知识经济的全面来临,学习型组织理念在全球范围得到关注并得以运用。很多企业都把学习型组织引入到其实践活动中去,一些国家也在积极建立学习型政府,这对公务员的成长和发展起到重要作用。研究中国公务员培训问题,特别是学习型组织这一理论出发,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以期完善中国公务员培训,无疑有着重要意义。本文基于学习型组织理论的视角,兼以美国作为比较对象,从比较中发现中国公务员培训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改进策略。全文除了绪论与结语之外,还有以下四部分组成：第一,公务员培训与学习型组织的理论阐释。首先,说明公务员培训的内涵、主要特征以及理论依据。其次,阐释学习型组织的缘起、理论意蕴以及构成要素,解释“五项修炼”模型。最后,阐明学习型组织理论对公务员培训研究领域的适用性与创新性。第二,中美国家公务员培训的比较分析。将美国公务员培训作为比较对象,探究其培训的理念、制度和做法,提炼出值得借鉴的理念和做法。首先对中美国家公务员培训制度进行概述,随之进行具体的比较,比较的维度有培训理念、培训机构、培训内容、培训方式、培训评估等。第叁,中国公务员培训存在的问题分析。通过中美比较可以发现中国公务员培训存在诸多问题,主要体现在观念认知、组织机构、运行机制等方面。首先,公务员培训认知层面存在误区,导致培训过场论的盛行。其次,培训机构设置多样化欠缺,资源分配不均衡等现象。最后,培训导向缺乏“共同愿景”,培训方式忽视“团队学习”,培训内容难以改变“心智模式”,培训效果难以实现“自我超越”等。第四,基于学习型组织理论的中国公务员培训改进策略。首先,要树立学习理念,更新公务员培训认知。这需要明确公务员培训战略地位,完善公务员培训制度设计,创建崇尚学习的培训氛围。其次,进一步深化市场化改革,建立公务员培训网络机构。构建多元化的培训主体,探索培训项目市场化运作,优化公务员培训资源配置。最后,进行“五项修炼”,优化公务员培训运行机制。建立“共同愿景”,聚焦中国梦；开展“团队学习”,实现从个人到组织的转变；改善“心智模式”,实现能力与体悟的进步；促进“自我超越”,实现业务的创新与品格的完善：进行“系统思考”,构建学习型公共组织。本文采用文献研究、比较分析等研究方法,旨在把学习型组织理论运用到公务员培训中,并契合“学习型政府”与“中国梦”等关注焦点,在研究视角选择上体现了一定的创新尝试。进而基于中美对比分析的视野,从“五项修炼”出发提出完善中国公务员培训的方法、模式和对策,在研究结论上也具有一定的创新尝试。但是,由于本人研究能力与条件有限,公务员培训效果评估研究方面存在一定的欠缺。同时随着公务员培训的不断改革与深入发展,公务员培训组织、实施、保障评估体系等仍需要不断完善,这是在今后的研究中应予以加强的。
毛正刚, 凌恩蓉[9]2004年在《创建学习型政府研究》文中指出建立学习型政府 ,就要在政府机关树立全新的学习理念 ,创造一种适合学习型政府的文化 ,转变政府价值观 ,创设新型的政府精神。提出创建学习型政府要完善公务员培养体系、构建政府学习型组织、创建多元化的学习载体 ,以及建立学习型政府的保障机制、考评制度和公务员的选拔机制等。
胡笳[10]2008年在《海关系统学习型组织建设初探》文中指出学习型组织管理理论是当代世界前沿管理理论之一,是适用于各种组织的一种新型管理理论。近年来,学习型组织创建受到了普遍的关注。构建学习型政府,进行有效的政府学习实践,是处在知识经济时代,面临着十分复杂而且快速变化的国际国内环境的政府进行组织变革和管理创新的必然要求。但国内理论研究的相对滞后,使国内学习型政府的建设缺乏系统性和针对性。本研究概括地梳理了国内外有关学习型组织理论成果,结合我国政府组织自身及其活动特点,尝试性地从建设基础、共同愿景、学习机制、组织构架、领导者特质等方面对学习型政府的内涵进行了分析总结。在此基础上,通过发放调查问卷的形式,以笔者所在单位海关系统为个例,针对学习型政府的实践框架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经过对调研数据的分析整理,从学习型海关建设的组织认同度、组织的共同愿景、组织学习氛围、组织成员的参与习惯和创新预期等方面介绍了海关系统建设学习型政府具备的主要优势,又从认识程度、体制现状、前进动力、实践经验等方面分析了目前海关系统在建设学习型政府的过程中存在的瓶颈问题。根据调研结果,运用国内外学习型组织理论研究成果及个人的一些理论和实践思考,初步建立了学习型海关建设的实践框架。内容包括:在培育海关系统的组织核心价值方面,探讨了海关系统组织核心价值培育的主要内容、基本原则和培育路径选择;在锻造海关系统组织学习能力方面,从组织学习理念、组织学习格局、组织教育培训建设等方面阐述了对海关系统组织学习能力提升的设想;在完善海关系统的组织创新体系方面,提出了营造个体创新和自我超越的氛围、完善海关扁平化组织机构、实行决策下移的授权管理等改进建议,推动学习型海关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 学习型政府：意义研究和策略分析[D]. 王旭. 浙江大学. 2004
[2]. 基于新公共管理视角的政府知识管理研究[D]. 刘宇昕. 黑龙江大学. 2010
[3]. 我国学习型政府构建的主要障碍及其对策分析[D]. 戴昌桥. 中南大学. 2005
[4]. 学习型社会建设中的终身德育研究[D]. 刘爱玲. 南开大学. 2014
[5]. 学习型政府理论及其在我国的实践[D]. 白小利. 山西大学. 2007
[6]. 我国构建学习型政府的障碍因素及消除策略分析[C]. 刘晓峰. “构建和谐社会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研讨会暨中国行政管理学会2007年年会论文集. 2007
[7]. 学习型政府建设与政府管理创新[J]. 李习彬. 甘肃行政学院学报. 2006
[8]. 学习型组识理论视野下的公务员培训研究[D]. 宋子傲. 华中师范大学. 2015
[9]. 创建学习型政府研究[J]. 毛正刚, 凌恩蓉. 成都行政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2004
[10]. 海关系统学习型组织建设初探[D]. 胡笳. 上海交通大学.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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