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建国前中国人对犹太人的认识和态度（论文文献综述）
王丽娜[1]（2021）在《二十世纪哈尔滨东正教与基督新教传播方式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东正教和基督新教在中国传播历史较为漫长,近代以来,随着它们在中国的传播,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也在不断的加深。本文以哈尔滨东正教和基督新教大的社会历史环境为背景,以哈尔滨城市发展的时空为经线,以整体的国内外政治环境变迁为纬线,考察哈尔滨东正教和基督新教传播方式的流变过程,思考二者传播方式差异的原因,着力揭示20世纪哈尔滨东正教和基督新教发展不同趋向的内在因素。本文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章介绍哈尔滨东正教和基督新教所处的社会历史背景,同时对早期东正教和基督新教在中国的传入进行简要的概括和对比。从俄罗斯东正教和基督新教传入我国的背景来看,东正教传入中国无疑与沙俄帝国对周围国家和地区的扩张相关;而基督新教最初的传入实质上也是西方列强向东方扩张的一部分。第二章从哈尔滨东正教和基督新教的传入和发展期对哈尔滨东正教和基督新教的传入背景差异、传播对象、主体、媒介的运用情况进行对比,并对此时期的教堂兴建情况进行整理。哈尔滨的东正教和基督新教在强烈的政治动荡之中传入、因移民的到来而不断的传播、发展。东正教这个侨民宗教一直以维持本民族的宗教信仰作为自己的主要使命,而基督新教在不断的传播自己的福音,他们在传播媒介的选择运用、对象的选择上、主体的呈现差异上都呈现出明显的不同。第三章论述了20世纪下半叶哈尔滨东正教和基督新教在衰落后的恢复,及基督新教的逐渐发展。这一时期,哈尔滨所处的复杂的政治环境对二者的传播影响重大,传播主体上,东正教因其政治依附性强,随着政治格局变动,教区归属不断更迭,传播主体原有的优势消失,基督新教主体开始脱离西方差会控制,走向自主、合一,同时外侨的大量外迁,东正教的传播对象流失,基督新教对象却日益增多,致使东正教和基督新教在传播媒介的利用方式和程度上出现了反差。文革后,政策开放,二者逐渐恢复,相比于人数较少的东正教团体,基督新教在哈尔滨呈现不断发展的趋势。第四章从东正教和基督新教的神学教义、经典、崇拜对象等内化因素和教阶、教仪、节日等外化因素来分析哈尔滨东正教和基督新教传播趋向不同、发展现状不同的内在因素。东正教对教义、仪式、教阶制度所采取的保守性政策,严重影响了东正教的传播。而基督新教以世俗性、普世性着称,教义、仪式、教阶等简洁,神秘性较弱,易于接受理解,与中国的传统文化融合度更强,有利于其发展。虽然东正教对哈尔滨并未产生较大影响,但这些宗教留下独具特色的宗教建筑,历史积淀下的多元性文化,仍对哈尔滨发展起到了特殊的影响。
宋铁勇[2]（2020）在《被抛弃、被掠夺与回归祖国：民族交错地带边陲矿区兴衰 ——基于扎赉诺尔煤矿的研究（1902-1952）》文中指出“扎赉诺尔”地方之名来源于蒙古语对“达赉湖”（呼伦湖）的称呼,经俄语音译再转译为汉语后,演变为“扎赉诺尔”,地域表达范围也从整个达赉湖地区,定位于今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扎赉诺尔区。历史上,位于多民族交错地带、濒临沙俄（苏联）的扎赉诺尔地区本是蒙古族游牧之地,因《中俄密约》的签订,清廷实质上主动抛弃包括扎赉诺尔煤矿经营权在内的中东铁路及其沿线附属地域、企业的主权与相应利权而被迫卷入“世界体系”。兹后,该地因煤而兴,进而形成文化与政治多元的边陲社会。从1902年扎赉诺尔煤矿开办至1952年扎赉诺尔煤矿随中长铁路一齐回归祖国这一期间,扎赉诺尔地区经历了“边疆民族游牧地——煤矿——矿区——城镇”四个阶段的发展历程。这一过程中,既可以管窥到殖民者或强权者对中国施行的资源掠夺、资本输出、产品倾销等政策,以及殖民地单一产业结构的畸形发展特征,也能体察到该矿区社会由无到有,由小而大,多元复杂的样态。煤矿与矿区的发展变迁映射出了具有时代特色的国际关系、中外博弈、列强之间相互牵制、我国东北地区部分外来输入型能源工业与重工业特征,以及边疆地区各民族应对不同政权所产生的共处共生机理、不同时期的中国边疆治理范式等问题。同时,为探索地方社区形态变迁、殖民主义或强权主义统治下的矿区经济社会结构的调适、边疆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趋势以及国际政治影响等问题提供了典型案例。论文分为“序章”“正文”“终章”三大部分。“序章”旨在提出问题、阐明研究意义并通过对先行研究成果的翔实评述,提出本文拟借助的理论范式、研究方法与拟达到的目标。正文分为七章,旨在对“序章”提出的问题予以实证、阐释与研讨。第一章以“近代边疆危机:民族交错地带资源所有权的丧失”为题,阐述本论文研究主要对象所处的时空背景;第二章以“被抛弃的边陲矿业:沙俄对扎赉诺尔煤矿的掠夺”为题,细述东清铁路办矿、俄商包办时期,沙俄对扎赉诺尔煤矿及其矿区的掠夺;第三章以“中苏合办:苏联的隐蔽掠夺策略与其工业化模式在中国的早期试验”为题,通过对扎赉诺尔煤矿产量的统计,分析苏联对扎赉诺尔煤矿资源的掠夺及相关政策和经营手段;第四章以“统制与统治:伪满时期日本对扎赉诺尔煤矿及矿区的管控”为题,分析日本产业统制政策在扎赉诺尔煤矿及矿区施行的阶段性内容与影响。第五章以“中苏共管:工会制度与“一长制”在扎赉诺尔煤矿及矿区的作用”为题,详述边陲经济社会国民经济的恢复与社会秩序的确立过程中,工会制度与“一长制”的作用;第六章以“回归祖国:扎赉诺尔煤矿国有化进程”为题,论述1952年扎赉诺尔煤矿回归祖国后,扎赉诺尔煤矿运营管理的调适。第七章以“遥远的边陲社会: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扎赉诺尔”为题,分析扎赉诺尔煤矿矿工社区的变迁和边陲社会的发展形态。“终章”重在回答“序章”提出的问题,总结全文并得出结论。本文认为扎赉诺尔的“地方性”显现出了汉族移民文化、俄（苏）日殖民者或强权者文化和本地蒙古族文化之间交汇融合的社会性表征。借助于煤矿的“单位”社会化和“地方社会”的单位化之间不间断的互动与互构,扎赉诺尔地方社会得以不断发展,最后进化为城镇。俄-苏占领或租借时期,虽然该地主权在国际法上仍属于中国,当地的中国地方政府仍然存在,俄-苏只是该地的租借者,但因当时中国国家力量羸弱,难以伸张应有的权利,故该地显现出了完全从属于俄-苏政府的“地方性”,该煤矿及地方秩序与中国国家秩序之间难以同调,中国人长期处于社会最底层、中国地方政府始终居于被动地位。日伪统治时期,因中国在该地的主权被完全侵夺,中国的国家秩序自然是荡然无存。中国共产党自1945年日本投降后在该矿所做的一系列秘密和公开工作,卓有成效,事实上将“地方”和“单位”的语义逐渐导向了“国家单元”表意上,为地方秩序与国家秩序之间的渐趋一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直至1953年苏联将该矿归还中国之际,“国家中心性”对“地方性”的整合过程随即完成。
胡超[3]（2020）在《国民身份的建构 ——新加坡博物馆的发展历史1965-2015》文中提出本文以新加坡国家博物馆发展的历史作为研究对象,梳理新加坡从殖民地独立建国之后,博物馆体系从规划、建设到展览等各个层面,如何体现了不同历史时期新加坡对国民身份的表述。新加坡博物馆体系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兴建的新博物馆都反映出当时对国民身份的侧重点。第一个阶段是从1965年到1993年,源自于殖民地官办莱佛士博物馆的国家博物馆,不断探索如何成为真正的“国家”博物馆,并以1985年国家博物馆“新加坡历史”展览为标志,参与建构“新加坡人身份”;第二个阶段是从1993年到2015年,这期间亚洲文明博物馆建成开幕,体现了“亚洲价值观”主导下的文化政策,反映出新加坡的“亚洲身份”;第三个阶段从2015年国家美术馆落成至今,作为建设“世界都市”的文化机构,国家美术馆反映了新加坡的“世界身份”。本文由此提出,新加坡这些身份的“想象”,与它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殖民历史相关。在这种框架下,虽然有“新加坡人”身份、“亚洲身份”、“世界身份”这三种不同身份,但它们互相关联,本质上都反映着殖民帝国体系发展而来、并由西方主导的世界政治经济与文化体系。对博物馆和国民身份之间的关系,现有研究通常聚焦在单个博物馆或收藏。本文则首次将一个国家跨越50年的博物馆发展历史作为研究对象,从中梳理出不同阶段的博物馆建设,对应着不同时代建构国民身份的侧重。另外,目前对亚洲价值观和世界都市等新加坡国策的讨论,往往强调政治、经济和国际关系等原因,本文通过对国民身份在博物馆里的体现,首次论述这些国家政策的提出,也是新加坡国民身份建设的需要,反映着国民身份认同建设对国家政策的驱动。本文这两个创新点,以及整体上对博物馆和国民身份建设关系的讨论,或许可以丰富博物馆学的研究。在全球化人口流动越来越频繁的今天,对如何发挥博物馆（美术馆）的作用,促使人们理解不同的身份,增进文化互信,也可能具有现实意义。
胡亚冰[4]（2020）在《《万国公报》的美国报道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林乐知主办的《万国公报》中有大量世界各国时事报道,在这些时事报道中,“大美栏目”下有关美国的报道,内容丰富、数量庞大且连续性较好,这些报道是传播美国信息,塑造美国形象的一个重要载体。时事报道一般语言简练、体裁短小,彼此间的连贯性较差,依靠单个报道本身难以形成有效研究。通过量化的手段,将“美国报道”根据类别进行归纳,将归类后的报道进行统计分析,可以实现对美国政局变化、经济发展、科技应用等情况的系统认识。“国内政治”类报道为读者提供了总统选举制的详细情况,这类报道还反映出了美国对印第安人采取的剿抚政策。有关经济的报道展现出了美国财政由衰转盛的变化,以及美国出口贸易日益茂盛的景象。“科技”类报道为我们揭示了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后,美国在工业化方面取得的丰硕成果。“美国报道”内还有许多各国交往的新闻,占比重较多的是对华、对英以及对俄的报道。与中相关的新闻报道,对中美之间的华工问题、留学问题都有反映。结合国际背景,还能够发现中美关系对美国报道内容变化有一定的影响。美国报道中有关对英外交和对俄外交的新闻,反映出美国对两者截然不同的态度,简言之,美国将英视为超越的榜样,将俄看作需要防范的对象,这种报道倾向,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外交态度。美国报道还致力于推翻中国原有自视甚高的认知,再潜移默化地将美国民主文明的大国形象传输给受众。美国在报道中用中国社会的落后来衬托美国社会的进步,促使中国读者对自身国家状况进行审视。近代的中国社会正值巨大变革时期,美国民主的政治、发达的经济、先进的科技无一不引起中国的兴趣。这些西方价值观念的输入,促使近代中国变法维新思想逐渐萌芽,中国社会风俗日益变迁,工商业日渐发展。总之,本文以《万国公报》中“大美国事”栏目下的报道作为研究对象,可以展现出美国社会的变迁,构建出一个传教士们想让当时中国人了解的一个美国形象。这一形象或许不够客观,却是读者了解美国、学习美国的一个重要渠道。
朱晓晓[5]（2020）在《“人”“物”并行：吴泽霖的学术与人生》文中提出吴泽霖先生（1898—1990）是江苏常熟人。他是我国着名的民族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民俗学家。他早年毕业于清华学堂,1922年赴美留学,1927年获博士学位,旋即经欧洲回国,先后任大夏大学、西南联大、清华大学等校教授,解放后分别就职于中央民族学院、西南民族学院和中南民族学院,并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被南开大学、贵州民族学院等学校聘为兼职教授,还是中国社会学会、中国民族学会、中国人类学会、中国民俗学会等全国性学术团体的顾问。学术界对吴泽霖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期。研究涉及了多个学科,如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等,对这位前辈所留下的学术富矿的整理和挖掘工作至今仍未结束。在近些年陆续发表的研究成果中,广泛涉及到了学术思想与理论、学术思想历程等等方面,为我们更加深入的认识和理解吴泽霖及其思想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虽然每年都有对吴泽霖先生的纪念性文章出现,但是从数量上来看并不乐观,并且这些文章的作者主要是吴先生的学生和同事,且研究成果单一,缺乏综合性。总体来看,目前对吴泽霖先生在社会学、民族学界做出的突出贡献挖掘不够,并且也没有真正找到吴泽霖先生在民族学发展中应有的位置与高度。除此之外,笔者认为过去这些对吴泽霖的相关研究存在着两方面的不足,一是以往的研究内容上向纵深发展的还不够。二是关于吴先生民族学方面研究的分类问题。时至今日,对吴泽霖先生的研究无论是规模还是深度上都不理想,虽然研究角度渐趋多样化,但是研究内容上向纵深发展的还不够。前辈学者对吴先生的解读还是停留在历史学的脉络上进行史料去伪存真的工作,并没有对吴泽霖先生的思想进行挖掘和总结。结合以往对吴泽霖的研究成果,以及对吴泽霖学术着作的仔细阅读和分析,笔者认为,在吴泽霖先生一生的学术研究中贯穿着一条线索,即追求民族平等与团结。二是以往学者往往将吴泽霖的西南少数民族研究与民族学博物馆思想研究割裂开分别进行论述,甚至仔细体味会发现学者们默认吴先生的“民族学博物馆思想”是从他的“西南少数民族研究”中脱胎出来的。这一方面,笔者不能苟同,笔者认为,吴泽霖的民族学研究不但不应简单且轻易的进行划分,而且应该着重强调吴先生的民族学博物馆思想建设。因此笔者在论述这一部分时,将打破已有的论述视角,以“物”的研究来为吴先生找到他在学术史中应有的位置。
李鑫[6]（2020）在《美国与以色列政教关系比较研究》文中指出政教关系是关乎一个国家政治体制与民众精神世界的重大现实与理论问题。本论文将美国和以色列的政教关系作为研究对象,试图在政教关系类型和政治-宗教学理论框架下,以历史与现实为主线,从三个视角:政治权利视角,政治意识形态视角,政治文化视角,探讨两国政教关系形成中的不同原因及影响。依据研究思路,文章的主要内容如下:本文第一章论述了美以两国政教关系形成的基础,尽可能清晰地展示出美以两国开国元勋想要建立的国家类型,以及当时建国时两国面临的处境,以便为下文的对比研究做出背景阐述。在阐述了背景条件之后,本文首先从政治权利视角分析两国政教关系的不同,包括宪法、选举制度和政体三个方面,重点分析两国宗教对政治体制产生的重大影响;然后采用政治意识形态视角进一步分析两国政教关系,包括宗教经典、基本文献两个方面,重点阐述了宗教在社会中起到的意识形态作用;最后从政治文化视角对比美以政教关系,主要介绍了公民对宗教参政的看法、宗教信仰对公民产生的影响和两国宗教政党对政治发展的影响。本文主体内容由这三个视角的对比研究构成。从三个不同的视角对比分析美以政教关系,有助于全面理解政教关系在两国中的不同作用,更加清晰地展示本文主题。本文最后从政治理论视角评析两国政教关系,利用比较史学和比较政治学相关理论对两国政教关系类型进行判断并分析在本国的适用性。综上所述,本文旨在通过对美以政教关系进行对比研究,探索两国政教关系形成原因的复杂性以及影响的多样性。
裴世东[7]（2019）在《《夏鼐日记》所见夏鼐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形成》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以《夏鼐日记》为中心,通过对1966年以前夏鼐成长轨迹和学术历程的梳理,论述夏鼐建立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考古学思想之过程。在此基础上,提炼夏鼐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各个组成单元及其相应的形成轨迹和理论溯源。总结出夏鼐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将西方考古学理论与中国的考古工作实际相结合;积极引入最新的科学技术手段,与相关多学科实现交叉互动;执行严谨、科学的田野考古发掘范式,并利用对考古材料多角度的审慎研究,努力复原古代社会情况与社会发展过程,进而达到阐明历史和人类的发展规律的目的,最终建立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考古学体系的考古学思想。绪论首先陈述选题缘由。夏鼐在中国,乃至世界考古学界都享有崇高的地位,近年来学界关于夏鼐学术思想的研究方兴未艾,但从深度和广度看,尚显不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以过程考古学理论为代表的“新考古学”和后过程考古学理论在欧美考古学研究中普及并得到广泛应用,而夏鼐从西方引入的文化-历史考古学研究方法仍在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占据主流地位。此外,中国的田野考古发掘方法和技术同样沿袭夏鼐主持制定的田野发掘流程和规范;夏鼐关于中外考古交流和丝绸之路沿线考古研究的路径,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尤其是构建“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其次阐述本文以1966年为时间节点的原因。夏鼐马克思主义考古学思想初步形成于1966年,同时由于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特殊阶段,而考古学属于历史学科的组成部分,因此这十七年间史学的发展状况对考古学发展影响较大。最后对学术史进行了回顾,一是对夏鼐学术人生的研究,二是与夏鼐学术思想相关的埃及学、科技史和中西交通史等领域为切入点的研究。第一章,论述夏鼐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建立过程,及其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进行的考古学实践的具体路径。夏鼐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建立经历了三个阶段,分别是萌芽期（1920-1931）、过渡期（1931-1949）和形成期（1949-1966）,最终成长为能够自觉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进行考古学研究的学者。在萌芽阶段,夏鼐主要受“新文化运动”和“左倾”文学思潮影响,初步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唯物论和实践论思想;在过渡阶段,夏鼐对国民党政权的腐朽统治日益失望,对共产党逐渐产生好感L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随着政治运动和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陆续展开,夏鼐经历了三次思想飞跃,成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从事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的学者。在此期间夏鼐积极参与政治学习,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开展学术研究,进行田野考古发掘,参与考古学培训教育班,主持学术会议并拓展考古学的公共宣传等。夏鼐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形成为其考古学思想的建立提供了理论指导。第二章,详细论述了夏鼐留学英国,并将西方考古学理论和方法引入国内,指导中国考古学实践的过程。第一节梳理西方考古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脉络;第二节通过夏鼐学习西方考古学理论和方法的具体过程,指出夏鼐在留学归国之前已经基本掌握文化-历史考古学理论和当时最先进的田野考古发掘方法。第三节叙述了 1949年前夏鼐的两次主要考古实践活动。其一是《考古学方法论》的学术讲座,这是夏鼐关于考古学相关概念和内涵的第一次厘定,其二是在西北地区开展的田野考古发掘,纠正了安特生关于甘青地区史前文化年代序列的某些错误结论,是夏鼐第一次全面将西方考古学理论、田野发掘技术与中国田野考古发掘结合的范例。最后,通过1949年后夏鼐主持的历次考古发掘,证明了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实现了以文化-历史考古学为代表的西方考古学理论和田野发掘方法在中国的成功实践,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夏鼐的中国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内涵。第三章,论述夏鼐提倡新科技手段、多学科交叉在考古学研究中的应用。夏鼐在出国留学前,对以生物、机械为代表的自然科学、技术兴趣浓厚,成为其对科技和多学科综合应用关注的渊源。赴英留学期间,夏鼐见证科技手段在考古学领域应用。回国后,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没有充足的资金和技术开展大规模相关技术应用,但是夏鼐凭借其对科技考古发展前景的判断,优先支持建立了碳十四实验室,为中国史前文化年代框架的制定奠定了技术基础。夏鼐推动其他学科与考古学的综合研究源于他长期以来对多学科关注,也归因于夏鼐在埃及考古学研究中的现实需要。1949年后,在有限条件下,夏鼐积极主持考古学与狭义历史学、纺织学、数学、地质学、化学、物理学甚至解剖学等多学科合作,在出土器物研究、成分鉴定等多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成为夏鼐考古学思想中的最具特点的组成部分之一。第四章,论述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反映夏鼐考古学思想初步确立的三个方面内容。共三个方面内容。首先是对考古学文化概念的厘定,夏鼐先后两次阐释了考古学文化命名问题,初步统一了中国考古学界对文化命名问题的认识,有力地推动考古学研究,尤其是史前考古学的健康发展;其次是总结了中国考古学研究的六个方向,从人类起源和在我国境内居住时间,生产工具、生产技术发展和人类经济生活,古代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国家的起源和城市发展,精神文化（艺术、宗教、文字）起源和发展,汉民族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六个方面拟定中国考古学的研究方向;最后,夏鼐努力推动中外考古交流,实现考古学与世界学术潮流的同步发展。结论中,将1966年前夏鼐关于马克思主义考古学思想形成的过程和理论内涵以更清晰、简明的表达进行总结;通过对夏鼐“文革”复出以后继续推动构建马克思主义中国考古学体系努力的阐述,包括对考古学系统概念的定义,提出中国文明起源研究新课题及对中国考古学的展望等,体现了夏鼐考古学思想存在前后相继的历史联系。夏鼐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秉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尊重客观事实原则的唯物论,尊重历史和人类发展规律的唯物史观,制定考古研究的方针、政策和具体的规划,根据考古学研究成果进一步充实夏鼐考古学思想的内涵。
李献明[8]（2019）在《犹太人复国历程中的选址问题研究》文中指出犹太民族是世界历史上古老的民族之一。犹太人自公元135年开始世界性的大流散,在流散世界各地的过程中,他们能够流而不散、散而不亡,最终于1948年建立起自己的民族国家——以色列。犹太人在建立民族国家的道路上历尽艰辛与曲折,考虑过众多的复国选址方案,如回归圣地巴勒斯坦;南美的阿根廷;位于地中海的塞浦路斯岛;西奈半岛的阿里什地区;东非的乌干达地区;位于非洲安哥拉的本格拉高原;苏联的远东地区——比罗比詹自治州以及克里木半岛等地。本文是对1948年以色列国建立之前犹太人复国选址问题所进行的一项专题研究,主要内容分为三章。第一章介绍了犹太人复国选址问题产生的背景以及犹太复国主义思想的由来与发展。犹太人复国选址问题的产生与犹太人的民族历史、犹太人大流散以及历史上频频出现的反犹运动等有着莫大的关系,也正是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犹太人返乡复国的思想开始逐渐出现、发展并形成体系——犹太复国主义,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与影响下犹太人开始为复国而不断寻找地址。第二章是本论文的重点论述部分,主要论述的是犹太人为复国选址进行的种种尝试。在犹太人的努力下,尤其是在赫茨尔的领导下实施的塞浦路斯计划与阿里什计划;由英国殖民大臣张伯伦提出并受英国政府支持,犹太人努力调查与实施的乌干达计划;在犹太领土组织的领导下,尝试实现在安哥拉的本格拉高原建立自治共和国的计划;在苏联政府的支持下,试图在苏联境内建立自治州的比罗比詹计划以及建立自治共和国的克里木方案等等。面对如此众多的复国选址方案,犹太人是如何抉择、又是如何实施,最终为什么都失败了。犹太人在这一探索的过程中,其内部经历了怎样的斗争与妥协等,这是本章所要解决的问题。第三章论述的是巴勒斯坦方案。巴勒斯坦方案是犹太人在复国选址的过程中始终贯彻实施的一个移民、复国方案,也是犹太人在如此众多的选址方案中最终抉择的一个方案。这章主要论述巴勒斯坦在犹太民族历史上以及精神信仰上的重要地位,巴勒斯坦方案的提出与实施过程以及最终在巴勒斯坦建国所产生的影响。透过巴勒斯坦方案的实施与成功来看待犹太人的复国选址问题。从犹太王国的灭亡到犹太人的大流散,从犹太复国主义思想的产生到以色列国的建立,从阿根廷计划的失败到巴勒斯坦方案的成功,犹太人复国始终以“历史权利”来为自己披上合法的宗教性、政治性外衣,在其复国之后更是引发了严重的中东战争与冲突。本文试图通过研究犹太人在复国道路上的心路历程,从而对这些问题进行思考,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有一个更加深刻的认识,同时也对阿以冲突的由来与发展有更深的理解。
原婕菲[9]（2019）在《新时期中国国家形象研究 ——以中国和德国两国互相认知为例》文中提出本论文主要研究的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至今的中国国家形象问题,任何国家的国家形象构建和呈现都受到国际局势大背景的影响和制约,本论文对20世纪中德关系进行了历史学的回顾,主要针对中德关系中的主要问题和两国形象问题进行了叙述和分析,找到了新时期中德两国互视的历史根源。在此基础之上,作者利用中文报刊和德文报刊资料、中德关系历史资料,以及调查问卷和访谈等形式,详细分析了中德两国国家形象,特别是对中国眼中的德国形象和德国眼中的中国形象进行了对比分析,打开了“两国互视”研究的全新视角。首先,本文提出了“互视”这一新概念。互视,即不同主体通过不同媒介、方式进行相互了解与认识,从而得到基于各自所获信息的稳定的认知。除了一国国家形象自身的发展演变,国家间互视不平衡是制约一国国家形象的重要因素。中国与德国的两国互视情况从很大程度上来说反应了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是中西方国家形象互视的典型案例。但因为语言、文化等原因的制约,有关德国视角下的中国形象研究数量较少,较缺乏深度,本论文以“两国互视”的新视角研究德国视角下的中国形象和中德关系,并对中国形象的构建和提升提出了可行性建议。其次,本文回溯了中德两国互视的历史和二十世纪国际关系史。通过历史的研究可以看出,中德两国互视的不平衡主要体现在贯穿整个历史过程的基调是西方反华、反共势力强大,西方媒体对中国在国际上的发声进行包围和封堵,国际话语权始终掌握在西方国家手中,国际舆论形势始终处于西强中弱的态势,新中国的发展长期被外界扭曲和误解。20世纪80年代末,东欧许多国家发生政变,顷刻间,世界格局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等事件的爆发使得80年代“理想化”的互视认知遭受冲击而不复存在。90年代,以美国媒体为主的西方对华报道均以负面为主,西方主流媒体构建了一个威胁西方安全的负面中国形象。中国成为了西方媒体视角下践踏人权的“警察国家”,未来挑起核战争的极端民族主义国家。并且,西方媒体制造了一系列有关计划生育、不同政见、民族自决等问题的负面舆论,强化与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分歧,宣扬“中国威胁论”。总的来说,中西方互视不平衡的特点是在各大西方主流媒体中,中国形象都多多少少的遭遇了妖魔化,西方站在极其防备和不公的视角来看待中国。再次,在概念界定和历史回顾的基础上,本文的第二章和第三章分别详细的研究了中国视角下的德国形象和德国视角下的中国形象,特别着重研究了主流媒体视域下的互视认知问题。主流媒体包含报纸、期刊、电视、广播等,是一个国家对外宣传的重要途径。本文主要利用了《环球时报》、《参考消息》作为研究中国的德国形象的材料,《南德意志报》、《焦点》作为研究德国的中国形象的材料,并结合作者在德国的亲身经历和体验,对两国互视进行了基础性的研究,分专题描绘出了两国互视认知的景象,为接下来进行两国互视比较研究作好了铺垫,打好了基础。最后,本文的第四章对中德两国互视进行了比较,对互视不平衡进行了剖析和批判,并提出了改变不平衡现状的对策和建议。长期以来,西方主流媒体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用他们的意识形态框架来衡量中国的问题,并得出他们心目中合理的结论。中国国家形象虽然起着变化,逐渐向好发展,但近30年来未有明显转变,总体呈负面的不平衡的状态,即中国对德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认识较为正面,德国对中国的认识较为负面,这两种认识之间的差距很大。这种不平衡状态导致中国产生崇洋媚外、丧失国际话语权、国际地位与影响力提升缓慢。中国国家形象是建立在中国国情基础上的,而西方主流媒体普遍对中国国情缺乏真正的了解。21世纪以来,国际环境和中国自身都处于重要的变化时期,并且这个时期将持续较长的一段时间。这是中国国家形象不断变化的根本原因,也是塑造和改善中国国家形象的绝佳时机。2008年,奥运会成功在北京举行;2010年,世博会成功在上海举行,诸如此类突出的外交事件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形象在国际上的更新。中国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国家,中共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基本性质和原则立场并未改变,同时,中国的形象在2008年之后通过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越来越充分地展示在了国际社会面前。中国应把握好这一重要战略机遇期,争取夺回塑造中国形象的国际话语权。近年来,中国对国家形象的塑造越来越重视,以一种开放的、自信的、现代化的姿态构建出了许多正面的中国国家形象,并对陈旧的、单一的、神秘的敌对形象进行改造和反击,一个具有时代感和新气象的中国形象正如一轮初升的太阳,冉冉升起。
张蕊雅[10]（2019）在《中以关系发展过程中的以色列共产党因素（1949-1992）》文中指出以色列共产党在以色列建国前称为巴勒斯坦共产党,其成立于1919年,后来几度分裂重组,历经百年风雨洗礼。它既见证了以色列国成立的光辉时刻,也遭受过苏联解体、苏东剧变的残酷打击。如今发展成为中东地区重要的社会主义政党之一,在海湾地区左翼势力中有着一定的号召力。无论在何种特殊的情况下,该党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理论不动摇,与以中国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及社会主义政党积极开展友好往来。以色列共产党由于在意识形态、美国和阿以冲突问题等方面的观点及态度与中国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具有相似性,因此在1949-1992年的中以关系发展过程中,以色列共产党能够与中国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展开积极地党际交往。以色列共产党充分运用党际交往的优势,在1949-1992年的中以关系发展过程中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中国和以色列,是成长于同一时代的两个不同性质的国家。1948年建国的以色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二年,即1950年,便率先于中东其他国家,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上的合法地位。然而直至40多年后的1992年1月24日,中国和以色列才正式确立了外交关系。中以关系发展前期,以色列共产党不懈的提醒和督促,推动了以色列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合法地位的进程。之后的以色列共产党便一直为了实现中以正式建交进行着艰苦的努力。但伴随朝鲜战争和冷战的影响,中以两国在身份、立场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差异性愈发明显,这使得双方关系的发展被极大程度地限制,陷入僵化期。虽然中以政府间的关系僵化,但此时的以色列共产党仍为中以文化的交流作出了突出贡献。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开始和冷战形势的转变,中国对以色列的态度再次发生转变。20世纪80年代末,中以两国在以色列共产党（拉赫党）这一纽带下,利用中以共产党之间的党际交往,为中以双方后续频繁的正式化政治往来触启了良好开端。国家关系的发展通常会被多方因素影响。有时受时代背景和国际形势等因素的制约,国家政府间不宜开展交流往来,国与国关系的发展也由此产生困扰。在国家对外关系的组成部分中,除了政府外交,党际交往也占据着重要位置。并且在其不受政府外交局限性的影响下,甚至成为特殊时期内国与国关系发展的有利途径。重视并运用好国际间的党际交往,在发展国与国的关系中十分必要。
二、建国前中国人对犹太人的认识和态度（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建国前中国人对犹太人的认识和态度（论文提纲范文）
（1）二十世纪哈尔滨东正教与基督新教传播方式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序言 |
| 一、哈尔滨“东正教”与“基督新教”概述 |
| 二、选题目的与意义 |
| 三、研究现状与文献综述 |
| 四、哈尔滨东正教与基督新教研究问题与展望 |
| 第一章 20世纪哈尔滨东正教与基督新教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 |
| 第一节 俄罗斯东正教在中国早期的传教活动 |
| 一、俄罗斯东正教在中国的萌芽及俄罗斯北京传教士团的发展 |
| 二、俄罗斯东正教的传播向北京以外的地区延展 |
| 第二节 基督新教在中国早期的传教活动 |
| 一、鸦片战争前基督新教的微弱渗透 |
| 二、鸦片战争后基督新教的大规模传入 |
| 三、基督新教传入东北 |
| 第三节 不平等条约与中东铁路的修筑活动 |
| 一、传教者的护身符—不平等条约的签订 |
| 二、信徒的顺风车——中东铁路的修建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哈尔滨东正教与基督新教的传入与发展 |
| 第一节 哈尔滨东正教与基督新教的传入与初步发展(1898——1917) |
| 一、东正教与基督新教在哈尔滨传入背景之异同 |
| 二、哈尔滨东正教与基督新教初传时期传播方式之比较(1989-1917) |
| 第二节 哈尔滨东正教与基督新教的发展(1918——1930) |
| 一、发展时期哈尔滨东正教与基督新教传播对象的对比 |
| 二、发展时期哈尔滨东正教与基督新教传播主体的对比 |
| 三、发展时期哈尔滨东正教与基督新教传播媒介的对比 |
| 四、信仰发展导致的教堂林立 |
| 第三节: 日伪统治时期哈尔滨东正教与基督新教的短暂发展(1931—1945) |
| 一、日伪统治时期哈尔滨东正教与基督新教传播主体的对比 |
| 二、日伪统治时期哈尔滨东正教与基督新教传教对象的对比 |
| 三、日伪统治时期哈尔滨东正教与基督新教传播媒介的对比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20世纪哈尔滨东正教与基督新教衰落与恢复 |
| 第一节 侨民外迁时期的东正教与基督新教的衰落(1946—1954) |
| 一、哈尔滨东正教与基督新教传播对象的变化 |
| 二、哈尔滨东正教与基督新教传播主体的对比 |
| 第二节: 教会自主合一化之后的曲折行进(1955——2000) |
| 一、东正教哈尔滨教区的自主与基督新教教会的合一(1955-1965) |
| 二、文化大革命时期宗教的停滞(1966-1976) |
| 三、东正教与基督新教信仰的恢复(1977-2000)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哈尔滨东正教与基督新教传播方式差异的内在原因 |
| 第一节 东正教与基督新教的经典教义的内在差异与外在表象 |
| 一、东正教与基督新教经典的差异 |
| 二、基督新教和东正教教义的差异及在哈尔滨传播中的呈现 |
| 三、东正教和基督新教崇拜对象差异及在哈尔滨实际传播中的体现 |
| 第二节 东正教与基督新教的教阶制度的差异与外部呈现 |
| 一、基督教教阶制度的产生及东正教和基督新教教阶制度的差异 |
| 二、东正教和基督新教教阶制度差异在哈尔滨传播中的体现 |
| 第三节 东正教与基督新教的圣礼的差异与传播呈现 |
| 一、东正教和基督新教圣礼的差异 |
| 二、东正教与基督新教圣礼的差异在哈尔滨传播中的体现 |
| 第四节 东正教与基督新教的节日差异与实际呈现 |
| 一、东正教与基督新教节日的差异 |
| 二、哈尔滨东正教和基督新教圣诞节的简要对比与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 |
（2）被抛弃、被掠夺与回归祖国：民族交错地带边陲矿区兴衰 ——基于扎赉诺尔煤矿的研究（1902-1952）（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序章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先行研究述评 |
| 一、1934 年以前沙俄与苏联对扎赉诺尔煤矿的调查研究 |
| 二、日本占领及伪满洲国统治时期对扎赉诺尔煤矿的研究 |
| 三、中苏共管时期与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关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问题与方法 |
| 一、研究的对象与问题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近代边疆危机:民族交错地带资源所有权的丧失 |
| 引言 |
| 第一节 近代边疆危机态势 |
| 一、列强对中国边疆大面积领土强占与资源掠夺 |
| 二、俄国攫取中国东北大片领土及其将东北残存领土“俄罗斯化”企图 |
| 三、英国强行牛庄开港及其在东北的利益 |
| 四、日本对东北边疆地区的觊觎与渗透 |
| 五、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 |
| 第二节 列强对中国民族交错地带的矿产资源调查 |
| 一、俄国在中东铁路沿线的资源调查 |
| 二、日本对中国东北地区资源的调查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被抛弃的边陲矿业:沙俄对扎赉诺尔煤矿的掠夺 |
| 引言 |
| 第一节 东清铁路计划出笼及沙俄对矿权的掠夺 |
| 一、东清铁路计划出笼与实施 |
| 二、沙俄对东清铁路沿线矿权的侵夺 |
| 第二节 扎赉诺尔煤矿开设与运营 |
| 一、扎赉诺尔煤矿开设与东清铁路的初期经营 |
| 二、俄商包办下的扎赉诺尔煤矿 |
| 第三节 中东铁路燃料供应与煤矿的掠夺式开采 |
| 一、中东铁路的燃料需求 |
| 二、东清铁路公司与俄商对煤炭资源的掠夺 |
| 三、煤炭资源开采于呼伦贝尔地方的经济意义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苏合办:苏联的隐蔽掠夺策略与其工业化模式在中国的早期试验 |
| 引言 |
| 第一节 苏联对扎赉诺尔煤炭的掠夺 |
| 一、苏联对扎赉诺尔煤田的地质探查 |
| 二、中东路事件前苏联对扎赉诺尔煤的掠夺 |
| 三、中东路事件后苏联对扎赉诺尔煤矿的抛弃 |
| 第二节 中苏合办对扎赉诺尔煤矿的影响 |
| 一、苏联工矿企业运营经验的引入 |
| 二、中东路事件对扎赉诺尔煤矿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统制与统治:伪满洲国时期日本对扎赉诺尔煤矿及矿区的管控 |
| 引言 |
| 第一节 日本产业统制政策下的扎赉诺尔煤矿 |
| 一、日苏交接扎赉诺尔煤矿过程 |
| 二、满炭系统对扎赉诺尔煤矿的统制 |
| 三、日本殖民后期统制政策的调整 |
| 第二节 伪满洲国统治下的煤炭资源掠夺 |
| 一、日本人对扎赉诺尔煤田的地质勘测 |
| 二、日本对扎赉诺尔煤炭的掠夺 |
| 三、日本煤炭资源掠夺对“兴安北省”经济发展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中苏共管:工会制度与“一长制”在扎赉诺尔煤矿及矿区的作用 |
| 引言 |
| 第一节 扎赉诺尔光复与中国共产党对煤矿的军事接管 |
| 一、扎赉诺尔光复 |
| 二、中国共产党对扎赉诺尔煤矿的军事接管 |
| 三、秘密建党建政背景下的煤矿恢复 |
| 第二节 煤矿工会在中苏共管期间的作用 |
| 一、煤矿工会的筹建与基层动员 |
| 二、苏联一长制与工会在煤矿运营中的协调 |
| 三、煤矿公开建党与工会面向的转变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回归祖国:扎赉诺尔煤矿国有化的进程 |
| 引言 |
| 第一节 中苏关于交还中长铁路的谈判 |
|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中国共产党与苏联的交涉 |
|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中苏谈判 |
| 第二节 扎赉诺尔煤矿回归祖国 |
| 一、扎赉诺尔煤矿回归祖国的具体过程 |
| 二、扎赉诺尔煤矿在回归缓冲期的基本情况 |
| 第三节 回归祖国初期扎赉诺尔煤矿的调整与发展 |
| 一、扎赉诺尔煤矿回归祖国后的调整 |
| 二、扎赉诺尔煤矿回归祖国后的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遥远的边陲社会:20世纪上半叶的扎赉诺尔 |
| 引言 |
| 第一节 扎赉诺尔地方早期历史与矿区的形成 |
| 一、扎赉诺尔地方早期历史 |
| 二、扎赉诺尔行政建置变迁 |
| 三、扎赉诺尔矿区的形成与发展 |
| 第二节 煤矿招工与扎赉诺尔移民社会的形成根源 |
| 一、扎赉诺尔煤矿招工与地方人口结构演变 |
| 二、扎赉诺尔地方经济结构 |
| 三、扎赉诺尔社会生活 |
| 第三节 以煤矿为核心的单位体制形成 |
| 一、煤矿的“单位”化进程 |
| 二、单位制社区 |
| 本章小结 |
| 终章 |
| 第一节 扎赉诺尔煤矿与扎赉诺尔地方社会发展过程中显现的社会表征 |
| 第二节 “国家中心性”对于“地方性”的整合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 致谢 |
（3）国民身份的建构 ——新加坡博物馆的发展历史1965-2015（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缘起、内容和意义 |
| 1.2. 现有研究梳理 |
| 1.3. 研究方法、概念和范围的界定 |
| 第二章 新加坡博物馆的“前史”:1887-1965 |
| 2.1. 国家博物馆前身-–莱佛士博物馆(1887-1965) |
| 2.2. 莱佛士博物馆的身份信息:“殖民地臣民(colonial subject)” |
| 2.3. 殖民地身份的影响和讨论 |
| 第三章“新加坡人”身份:1965-1993 |
| 3.1. 建国初期国家博物馆的定位探索 |
| 3.2. “新加坡历史”展览:新身份的视觉呈现 |
| 3.3. 开幕系列展中的“新加坡人”身份 |
| 3.4. “海峡华人”展厅:新加坡人身份vs.华人身份 |
| 3.5.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亚洲身份(1993–2015) |
| 4.1. “亚洲价值观”背后的“亚洲身份” |
| 4.2. 博物馆体系的开创与亚洲身份 |
| 4.3. 亚洲文明博物馆:相隔15年的两个开幕展 |
| 4.4. 土生文化馆馆址的符号意义:道南学校 |
| 4.5. 土生文化馆的身份象征:种族和文化的“混杂”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世界都市(Global City)”身份(2015--) |
| 5.1. “世界都市(Global City)”叙事和身份建构 |
| 5.1.1. “世界都市”的国家定位和文化政策 |
| 5.1.2. “世界都市”的身份意识 |
| 5.2. 国家美术馆的外在身份:建筑、历史和规划 |
| 5.3. 国家美术馆开幕系列大展:三重身份的世界属性 |
| 5.3.1. 本土身份:新加坡艺术史展“你叫什么名字?” |
| 5.3.2. 独立的本地华人身份:蔡逸溪vs.吴冠中 |
| 5.3.3. 东南亚身份:“东南亚艺术”展的寓意与困境 |
| 5.3.4. “世界都市”的艺术中心:“艺术家与帝国”展览 |
| 5.4. 美术馆的“世界都市”身份:寓意与融合 |
| 5.5.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4）《万国公报》的美国报道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章 《万国公报》的“大美国事”栏目 |
| 第一节 《万国公报》的栏目 |
| 一、《万国公报》概览 |
| 二、《万国公报》的栏目构成 |
| 第二节 “大美国事”栏目变迁及类别 |
| 一、“大美国事”栏目变迁 |
| 二、“大美国事”栏目的报道类别 |
| 第三节 “美国报道”在各国报道中的位置 |
| 小结 |
| 第二章 “大美国事”的基本量化分析 |
| 第一节 “美国报道”内容的类别分析 |
| 一、外交类报道 |
| 二、经济类报道 |
| 三、国内政治类报道 |
| 四、灾害类报道 |
| 第二节 “美国报道”信息数量的变化与信息重点的变动 |
| 一、“美国报道”信息数量的变化 |
| 二、“美国报道”信息重点的变动 |
| 小结 |
| 第三章 “美国报道”中的政治经济报道 |
| 第一节 选举与总统制内容的报道 |
| 一、《万国公报》与总统选举 |
| 二、中国人对美国政体认识的演变 |
| 第二节 美国政治局势变化 |
| 一、抚与剿:对印第安人的政策变迁 |
| 二、开放或保守:美国移民政策的变化 |
| 第三节 美国经济问题的报道 |
| 一、美国农业对经济发展的促进 |
| 二、通商贸易的报道 |
| 第四节 美国矿冶的发展 |
| 一、对美国矿冶发展基本状况的报道 |
| 二、对美国西部矿业开发影响的描述 |
| 小结 |
| 第四章 美国报道中的科技生活报道 |
| 第一节 工业化的发展 |
| 一、交通设施的建设 |
| 二、生活设施的进步 |
| 第二节 科学技术的状况 |
| 一、科学技术对科学考察的促进 |
| 二、美国科技发展的原因 |
| 小结 |
| 第五章 “美国报道”中的国际交往报道 |
| 第一节 对华外交的报道 |
| 一、有关在美华工问题的报道 |
| 二、有关留美学生的报道 |
| 第二节 对英外交的报道内容 |
| 一、美国以独立国家的姿态与英国进行的外交 |
| 二、学习与超越:英美外交间的博弈 |
| 第三节 对俄外交的报道内容 |
| 一、火油贸易 |
| 二、俄土战争 |
| 三、日俄战争 |
| 小结 |
| 第六章 “美国报道”与美国形象的塑造 |
| 第一节 对天朝上国的否定 |
| 第二节 新观念的输入:美国形象构造 |
| 一、文明形象的构建 |
| 二、大国形象的构建 |
| 三、对美国的再认识 |
| 小结 |
| 第七章 “美国报道”与中美关系演变 |
| 第一节 中美关系对“美国报道”的影响 |
| 一、近代中美两国关系脉络 |
| 二、中美关系与“美国报道” |
| 第二节 中美关系变化前后“美国报道”的趋势对比 |
| 小结 |
| 第八章 “美国报道”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
| 第一节 西方价值观念的传输员 |
| 一、时空观与义利观的转变 |
| 二、教育观念的改变 |
| 三、西方医学来袭 |
| 第二节 中国社会风俗变化的促进者 |
| 第三节 近代中国变法维新思想的启蒙人 |
| 一、变法思想的重要来源 |
| 二、对中国政治体制变革的影响 |
| 第四节 中国近代工业发展的助推剂 |
| 一、中国与博览会 |
| 二、工商业的发展 |
| 小结 |
| 结语:《万国公报》之“美国报道”的认识与评价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读期间发表学术论文 |
| 致谢 |
（5）“人”“物”并行：吴泽霖的学术与人生（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源起与意义 |
| 第二节 相关研究综述 |
| 一、吴泽霖研究 |
| 二、已有研究评述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 |
| 一、文献研究法 |
| 二、比较研究法 |
| 三、个案访谈 |
| 第二章 吴泽霖人生史 |
| 第一节 民族平等面临挑战的旧社会 |
| 第二节 吴泽霖的成长历程 |
| 第三节 清华生活与留美岁月 |
| 第四节 博厄斯的启发 |
| 第五节 大夏岁月 |
| 第六节 民族学博物馆事业 |
| 第七节 在中南民族学院的最后时光 |
| 第三章 “人”的研究 |
| 第一节 种族歧视与民族不平等肆虐的二十世纪 |
| 一、种族歧视与民族不平等肆虐的二十世纪 |
| 二、种族问题研究的学术背景 |
| 第二节 吴泽霖种族问题研究作品及其社会和学术影响 |
| 一、《美国人对黑人、犹太人和东方人的态度》 |
| 二、《现代种族》与《种族与种族歧视》 |
| 第三节 走向大包容:民族平等与团结 |
| 一、海外民族学研究的中国先驱 |
| 二、走向大包容:民族平等与团结 |
| 第四章 “物”的研究 |
| 第一节 民族学博物馆思想的形成条件 |
| 一、海外留学的影响 |
| 二、对我国少数民族的研究 |
| 三、新中国时的民族学思想研究 |
| 第二节 民族文物收集的民族学解释 |
| 一、少数民族文物收集思想在中国的转变 |
| 二、民族博物馆和民族学博物馆 |
| 第三节 吴泽霖民族学博物馆思想的实践 |
| 第四节 对于民族学博物馆所做的贡献 |
| 一、建立了民族学博物馆思想 |
| 二、实现了民族学博物馆的类别的多元化 |
| 第五节 民族平等与团结思想的延续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6）美国与以色列政教关系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原因与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四)本文的创新点 |
| 一、美国与以色列政教关系形成的基础比较研究 |
| (一)美以两国开国元勋的政治思想比较 |
| (二)美以两国开国元勋的宗教观点比较 |
| (三)杰斐逊与赫茨尔对未来国家新设想 |
| 二、从政治权利视角比较美国和以色列的政教关系 |
| (一)美国宪法与以色列基本法中的政教关系比较 |
| (二)美国两党议会民主制与以色列比例代表制 |
| (三)宗教在美国与以色列政体中作用比较研究 |
| 三、从政治意识形态视角比较美国与以色列的政教关系 |
| (一)基督教圣经与犹太教经典中的政教关系 |
| (二)《犹太国》与《独立宣言》之中的政教关系 |
| (三)两国教会与宗教组织对参政态度的比较 |
| 四、从政治文化视角比较美国与以色列的政教关系 |
| (一)美国与以色列公民对宗教参政态度比较 |
| (二)宗教对美以两国民众的影响与发展趋势 |
| (三)美以两国宗教政党对政治影响比较研究 |
| 五、从理论视角评析美国与以色列的政教关系 |
| (一)美以政教关系的政治-宗教学分析 |
| (二)美以政教关系的类型与适用性分析 |
| (三)美以政教关系的学科价值与理论意义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7）《夏鼐日记》所见夏鼐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形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 |
| 一、选题原因 |
| 二、1966年时间节点的设定 |
| 第二节 学术史回顾 |
| 一、对夏鼐学术人生的研究 |
| 二、对夏鼐学术思想的研究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注释规范 |
| 一、研究方法 |
| 二、注释规范 |
| 第一章 夏鼐考古学思想的形成过程分期与实践途径研究 |
| 第一节 萌发时期(1920-1931) |
| 第二节 过渡时期(1931-1949) |
| 第三节 形成时期(1949-1966) |
| 第四节 夏鼐考古学思想的实践途径 |
| 小结 |
| 第二章 夏鼐与西方考古学 |
| 第一节 西方考古学理论的发展过程 |
| 第二节 夏鼐与西方考古学 |
| 第三节 夏鼐与西方考古学在中国的实践(1941-1949) |
| 第四节 夏鼐与西方考古学在新中国的实践(1949-1966) |
| 小结 |
| 第三章 夏鼐与新技术、多学科在中国考古学研究中的应用 |
| 第一节 新技术在考古学应用 |
| 第二节 夏鼐与多学科考古学研究 |
| 小结 |
| 第四章 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夏鼐考古学思想的初步建立 |
| 第一节 中国考古学体系的提出 |
| 第二节 规划中国考古学发展方向 |
| 第三节 考古学文化概念的厘定 |
| 第四节 推动中外考古交流 |
| 小结 |
| 结论 |
| 附录一: 夏鼐阅读书籍目录 |
| 附录二: 夏鼐阅读期刊目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8）犹太人复国历程中的选址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和拟解决的问题 |
| 第一章 犹太人复国选址问题的缘起 |
| 第一节 犹太王国的灭亡与犹太民族的大流散 |
| 一、犹太王国的灭亡 |
| 二、犹太民族的大流散 |
| 第二节 反犹主义的产生与发展 |
| 一、反犹主义的产生 |
| 二、反犹主义的发展 |
| 第三节 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产生与发展 |
| 一、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产生 |
| 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发展 |
| 第二章 曾经的探索:犹太人复国历程中的主要选址方案 |
| 第一节 犹太人提出的复国选址方案 |
| 一、阿根廷计划(1896-1948) |
| 二、塞浦路斯计划和阿里什计划(1902-1903) |
| 三、安哥拉计划(1907-1914) |
| 第二节 英国提出的选址方案 |
| 一、乌干达计划提出的背景 |
| 二、乌干达计划的实施过程 |
| 三、乌干达计划失败的原因 |
| 四、乌干达计划产生的影响 |
| 第三节 苏联提出的选址方案 |
| 一、比罗比詹计划(1928-1948) |
| 二、克里木方案(1941-1945) |
| 第三章 最终的抉择:巴勒斯坦方案(1896-1948) |
| 第一节 巴勒斯坦方案的提出 |
| 一、巴勒斯坦在犹太民族历史上的特殊地位 |
| 二、犹太复国主义先驱及其在巴勒斯坦复国的思想 |
| 三、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与《巴塞尔纲领》 |
| 第二节 巴勒斯坦方案的实施 |
| 一、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 |
| 二、英国委任统治时期 |
| 第三节 巴勒斯坦方案的结果与影响 |
| 一、以色列国的建立 |
| 二、阿以冲突的持续化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9）新时期中国国家形象研究 ——以中国和德国两国互相认知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相关概念与研究综述 |
| 一、有关中德关系的概念界定和研究现状 |
| 二、有关国家形象的概念界定和研究现状 |
| 三、媒体视域下的国家形象研究现状 |
| 四、国家形象比较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路径 |
| 一、研究思路和框架 |
| 二、新概念引入 |
| 三、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之处和难点 |
| 第一章 中德关系与两国互视溯源 |
| 第一节 新中国建立前的中德关系 |
| 一、鸦片战争后的中德关系 |
| 二、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德关系 |
| 三、马克思主义与中德关系 |
| 四、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德经济关系 |
| 五、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德文化交流 |
| 六、中德国家形象的民间互视历史 |
| 第二节 1949年至1990年的中德关系与两国互视 |
| 一、新中国建立之初的国际环境和外交方针 |
| 二、中国与民主德国关系回溯 |
| 三、中国与联邦德国的关系回溯 |
| 第二章 中国主流媒体视域下的德国形象 |
| 第一节 中国主流媒体涉德报道的量化分析 |
| 一、研究对象的选择 |
| 二、涉德报道的数量变化 |
| 三、涉德报道的议题分布 |
| 四、涉德报道的态度倾向性 |
| 第二节 中国主流媒体中涉德报道的内容分析 |
| 一、德国的政治形象 |
| 二、德国的经济形象 |
| 三、德国的社会形象 |
| 四、德国的文化形象 |
| 第三节 中国主流媒体镜像中的德国国家形象 |
| 一、中国的德国形象构建方式 |
| 二、中国主流媒体构建德国形象时存在的问题 |
| 第三章 德国主流媒体视域下的中国国家形象 |
| 第一节 《南德意志报》中的中国国家形象数据分析 |
| 一、材料选择 |
| 二、《南德意志报》中国报道总量分析 |
| 三、《南德意志报》中国报道的倾向性分析 |
| 第二节 德国主流媒体视阈下的中国政治形象 |
| 一、德国的中国共产党形象 |
| 二、德国的中国大国关系形象 |
| 三、德国眼中的台湾问题 |
| 第三节 德国主流媒体视阈下中国经济形象 |
| 一、德国的中国经济发展现状 |
| 二、德国眼中的“一带一路” |
| 三、德国眼中的中国海外投资 |
| 四、德国眼中的中国环境问题 |
| 第四节 德国主流媒体视阈下的中国人权形象 |
| 一、德国眼中的中国新闻及言论自由 |
| 二、德国眼中的西藏问题 |
| 三、令德国不解的其他中国人权问题 |
| 第四章 中德两国国家形象的互视比较 |
| 第一节 德国民众视角下的中国形象 |
| 一、德国民众的中国形象调查 |
| 二、基于调查结果的中国形象分析 |
| 第二节 中德形象的比较 |
| 一、跨文化沉默的螺旋 |
| 二、中德两国互视应有的变化 |
| 第三节 中德国家形象认知的不平衡 |
| 一、德国对中国形象的负面认知 |
| 二、德国对中国产生负面认知的原因 |
| 三、构建平衡国家互视形象的必要性 |
| 四、塑造与构建平衡国家互视形象的法则与方法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10）中以关系发展过程中的以色列共产党因素（1949-1992）（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 |
| (四)研究思路 |
| (五)创新之处 |
| 一、以色列共产党的历史与政治状况 |
| (一)建国前以色列共产党的历史与政治状况 |
| (二)建国后以色列共产党的历史与政治状况 |
| 二、以色列共产党在中以关系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
| (一)中以互抛橄榄枝时期两国关系的推动器 |
| (二)中以关系僵化时期两国接触的重要渠道 |
| (三)中以从非正式接触到正式接触的纽带 |
| 三、以色列共产党影响中以关系的途径 |
| (一)意识形态 |
| (二)对美国的态度 |
| (三)在阿以冲突问题上的立场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四、建国前中国人对犹太人的认识和态度（论文参考文献）
- [1]二十世纪哈尔滨东正教与基督新教传播方式比较研究[D]. 王丽娜. 黑龙江大学, 2021(09)
- [2]被抛弃、被掠夺与回归祖国：民族交错地带边陲矿区兴衰 ——基于扎赉诺尔煤矿的研究（1902-1952）[D]. 宋铁勇. 长春师范大学, 2020(08)
- [3]国民身份的建构 ——新加坡博物馆的发展历史1965-2015[D]. 胡超. 中央美术学院, 2020(07)
- [4]《万国公报》的美国报道研究[D]. 胡亚冰. 山东师范大学, 2020(10)
- [5]“人”“物”并行：吴泽霖的学术与人生[D]. 朱晓晓. 中央民族大学, 2020(01)
- [6]美国与以色列政教关系比较研究[D]. 李鑫. 河北师范大学, 2020(07)
- [7]《夏鼐日记》所见夏鼐考古学思想体系的形成[D]. 裴世东. 安徽大学, 2019(02)
- [8]犹太人复国历程中的选址问题研究[D]. 李献明.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7)
- [9]新时期中国国家形象研究 ——以中国和德国两国互相认知为例[D]. 原婕菲.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2)
- [10]中以关系发展过程中的以色列共产党因素（1949-1992）[D]. 张蕊雅. 河南大学,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