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汉中期的儒学与儒士，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中论文,儒士论文,儒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301(2000)06-0006-(06)
儒学在西汉中期取得独尊地位，其中既有儒学内部发展的因素，也有社会环境的影响。对此许多专家学者进行探讨，本文想从士人与儒学发展的关系入手，封汉中期儒学发展做些粗浅探讨，敬请专家批评。
一、士人儒家化过程
从总体上说，具有知识技能的士人阶层形成与儒家学派形成于同一个时期，春秋时期的孔子正式创立了儒家学派，因此被儒家尊为创始人。由贵族等级中“士”转变为知识技能为基本属性的士阶层也大致完成于春秋战国时期，这种转变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私学的兴起，而大规模办私学，招收学生不拘一格，提倡有教无类的也当首推孔子。士人阶层形成的时代正是周王朝衰落，礼崩乐坏，诸侯各自为政、争战不已的时代。士人的生活环境大为宽松，他们有条件也有机会对社会、自然等外部世界进行认识、探索和研究，再加上这种认识和研究没有任何外在的制约，于是形成许多学派，出现了百家发鸣的局面。秦统一全国，建立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政权，以法家学说作为指导思想，严刑峻法，对思想文化严格控制，以至于焚书坑儒，把士人的主体部分推到了政权对立面，迫使大批士人逃亡各地。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各地农民纷纷相应，许多士人投身于农民起义军，与起义军联合起来推翻了秦王朝。汉政权建立，为了稳定统治，汉高祖刘邦下诏求贤，要求士人与政权合作，其诏书说：“盖闻王者莫高于周文，伯者莫高于齐桓，皆待贤人而成名，今天下贤者智能岂特古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进！今吾以天之灵，贤士大夫定有天下，以为一家，欲其长久，世世奉宗朝亡绝也。贤人已与我共平之矣，而不与吾共安利之，可乎？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注：《汉书·高帝纪》。）政权公开下诏书求贤士入仕，固然是为了稳定统治，巩固政权，但客观上为士人参政创造了机会。士人参政后面临的首要问题便是如何总结秦短命而亡的教训，稳定汉政权的统治，为此在思想文化界形成了声势颇大的反思思潮。反思的主要内容是如何巩固统治，使国家长治久安，正如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中所说：“《易大传》曰：‘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以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颜师古对“直所以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的注释说：“言发迹虽殊，同归于治，但学者不能省察，昧其端绪耳。”（注：《汉书·司马迁传》。）司马谈通过总结得出的结论是各家所研究、争论的内容着重于如何巩固统治。而许多士人经过探索，认为要巩固统治，长治久安，必须接受秦严刑峻法，暴虐民众的教训，要德刑兼施，礼法并用，建立自上而下统治秩序，为各个社会阶层设置规范，辅之以教化。他们认为只有以儒学为主，吸收融合其他各家的有益成分，才能如此。因此，士人大量转向儒学，对儒学进行研究，在博收并蓄的基础上发展儒学，使儒学在这一时期得到了迅速发展。
儒学本身是一个广大的思想体系，而在发展过程中，不间断地吸收其他学派思想学说的有益成份，其思想体系不断扩大，完善，而各家士人在儒家化过程中，也注意将儒家学说与自己的学说思想相互融合，于是许多士人的思想体系兼有多种思想成份，这与战国时期有很大不同，战国时期的士人比较崇尚个性，在思想学说上努力标新立异，而汉前期，士人注重现实，迎合社会和政治，注意吸收和融合，因此，士人在儒家化过程往往带有其他学派或思想学说的色彩。有些学者根据这个时期思想领域的特点，对当时士人进行重新界定，认为：“到了秦汉统一天下之后，儒家成为唯一的显学、其他各派乃不约而同地先后设法渗入儒家，藉儒服为掩护，以传播他们自己的学说。”（注：参阐沈刚伯：《秦汉的儒》，《沈刚伯先生文集》（上），（台）中央日报出版部民国七十一年版，第147-163页。）他们把当时士人分成几个类型，刑名化的儒家，纵横式的儒家，阴阳化的儒家、黄老化的儒家，杂家式的儒家。（注：参阐沈刚伯：《秦汉的儒》，《沈刚伯先生文集》（上），（台）中央日报出版部民国七十一年版，第147-163页。）总的说来，进入汉中期以后，儒学已取代各种学说占据了思想文化领域的主导地位，在汉初，士人阶层一直活跃于各个领域，他们在探索政权长治久安，社会稳定进步，民众安居乐业的过程中，越来越倾向儒学，致使士人的主体部分开始逐步接受儒学的思想观念，并用以规范和改造社会，完成了士人主体的儒家化。
二、汉中期儒士的基本概念
自汉初开始，一大批智虑深化之士就开始认真总结春秋战国混战不已，秦大一统政权短命而亡的经验教训，探讨新政权巩固和发展的途径，在探讨的过程中，对儒家的一些传统观念进行了改造，充实和发展，形成了与新社会体制相适应的观念，这些观念虽然以孔子思想和原始儒学为基础，但根据社会现实进行了充实和发展，与大一统政权的现实需要相适应，逐步形成了系统的理论和思想观念，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以下几种。
1.大一统观念。秦统一全国后，只注意用法制和高压政策强行推行统一的措施，没有相应的思想理论。汉政权建立后，一方面礼法并用，建立系列社会规范制约社会，一方面以传统儒学为基础，对儒学进行重新阐发，为大一统政权制造理论根据，到了西汉中期，董仲舒吸收阴阳五行学说理论，继承春秋公羊学说，对大一统进行新的阐释。强调大一统是儒学的基本思想，并利用对策的机会把春秋公羊学说的有关理论推荐给了汉武帝，他在对策中强调：“《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义）也，”（注：《汉书·董仲舒传》。）这样，大一统学说被论证为天经地义，永远存在下去的社会基本模式。他认为大一统是孔子做《春秋》的基本思想，《公羊传》解释《春秋》开卷首句“元年春，王正月”时说：“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董仲舒则将这种解释视为封建专制政权长久统治的依据，强调统一的“一”是“天之常道”“常一而不灭”，从而论证了大一统政权的永衡性。而大一统思想只有在民众心目中扎根，成为民众不可动摇的思想观念，才能“统计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注：《汉书·董仲舒传》。）而为了大一统政权永久存在，必须在思想观念方面进行统一，董仲舒认为只有儒家思想才能担负此重任，因此，他向汉武帝建议说：“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注：《汉书·董仲舒传》。）这样又借助政权的强制力量，保证儒学的独尊和长久作为专制政权的指导思想。为了达到这种目的，董仲舒则对汉初宽松环境进行了批评，他认为汉初为体养生息，环境相对宽松，各家学派复兴，“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各种学派乱发议论，势必影响专制统治，造成“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改变，下不知所守”（注：《汉书·董仲舒传》。）的局面。而这种局面形成，大一统政权势必遭到削弱和破坏，因此要长久保持大一统局面，就必须选择一种思想学说作为长久的指导思想，他向统治者推荐了儒家思想，要求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种建议被汉武帝所接受，从而确立了儒家思想在思想意识领域长久的主导地位。
西汉中期儒学的大一统理论对后世影响很大，成为中国人具有凝聚力的思想观念，数千年来，一切对国家、民族统一有益的思想和措施都能得到广大民众的肯定和支持，一切削弱和分裂国家、破坏民族统一的举措都会遭到绝大多数人的反对。
2.系统的政治统治理论体系，儒家思想的基础是人，围绕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等相互关系形成了系统理念。秦汉大一统政权建立后，儒士为专制统治建立统一秩序进行多方面的探讨，形成了自成体系的理论，帮助统治者制定了许多规范和措施。张苍、叔孙通、贾谊等人设置的礼制和规范，也包括他们对专制政权理论上的论证。而这种理论到汉中期，经董仲舒、杨雄、刘向、司马迁等人的总结、阐述更加完善，其中最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即礼法关系及在政治统治中的作用和天人感应、君权神授理论。在封建社会，政治统治的理论体系是一个长期的工程，而汉代是形成和发展的重要阶段，汉初陆贾、张苍、叔孙通、贾谊等人通过对战国、秦王朝政治统治实践进行认真总结，帮助汉统治者制定了许多制度和规范。汉武帝时代，政权巩固，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社会统治秩序如何进一步完善，政治统治理论如何进一步系统，成为当时统治者和儒士共同关心的问题。董仲舒在以儒学为基础，广泛吸收各学派相关政治统治理论的有益成分，在归纳、总结的基础上形成了系统社会制约理论，其中最主要的是继承了儒学传统的天命观，经过改造，进一步强化了天和天命的神圣性，把天塑造成人格神。形成了天人感应和君权神授理论。对此董仲舒在《天人三册》和《春秋繁露》中曾进行系统论述。
董仲舒把“天”说成是有意志、有赏罚、有绝对权威的至上神。他说：“天者，百神之大君也。”（注：董仲舒：《春秋繁露·郊语》。）“天”是上天和人世的最高主宰。因此，就连君王的权位也是“受命于天”秉天命主宰人世，故君主称之为“天子”。董仲舒说：“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传》曰：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一国则受命于君。”（注：《春秋繁露·为人者天》。）此便是传统的君权神授理论。董仲舒还认为人和“天”有着某种神秘的联系，这种联系简称为“天人相副”，可以相互感应。“天人感应”说的神学特点，是“天”具有自由意志并通过对人世的赏罚以表现其意志。而且“天”的意志还可以通过天子传送到人世。“天”可以通过降祥瑞或灾异，来表示对君主为政得失的意见。当君主受“天命”或有“功德”时，就会出麒麟、凤凰、灵芝、甘露以表示喜庆和褒奖，这就是所谓“祥瑞”；反之，如果君主政事不修或者国家衰亡时，就会出现山崩、地裂、灾荒和日、月食等灾异现象，以示“谴告”。如董仲舒所说：“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当君主违背天意和政策措施引起社会不满时，“天出灾异以谴告之。谴告之而不知变，乃见怪异以惊骇之。惊骇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注：《春秋繁露·必仁且智》。）这就将儒家的仁政学说和阴阳五行说的神秘主义相结合为儒家的仁政学说提供了神学的依据。
“天人感应”说的用意，还在于屈君而伸天，借“天”的权威来限制君主的独裁专制，避免阶级矛盾的进一步激化并导致王朝的覆灭。董仲舒的目的是用“谴告”学说制约君主，巩固汉王朝的长汉久安，这一思想多少带有一定的人民性，是应予肯定的。从汉中期君主开始，对这种思想理论有所认识，尤其是对发生严重自然灾害和大的自然变化有所畏惧，并进行反省。因此，董仲舒以后，许多儒士运用这种思想理论对君主进行劝谏，试图对君主进行某些制约，这在汉代中期有很多例证。汉宣帝时，经常发生灾异现象，丞相魏相上书：要求宣帝谨慎执政，顺从天意，其中说：“明王谨于尊天，慎于养人，……君动静以道，奉顺阴阳，则日月光明。”（注：《汉书·魏相传》。）汉哀帝时，发生日食等灾异现象，孔光上书强调：“上天聪明，苟无其事，变不虚生。……臣闻师曰，天（左）王者，故灾异数见，以谴告之，欲其改更。若不畏惧有以塞除，而轻忽简诬，则凶罚加焉，其至可必。”（注：《汉书·孔光传》。）腊天的权威制约君主的行为。汉中期儒士以儒学为基本内容进行发挥，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社会制约理论，对当时和以后都有重要意义。成为汉代政权长期稳定，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原因。
3.民本思想的深化和成熟。民本思想是儒学的一项重要内容，并且随着社会的发展，民本思想也趋向成熟。从孔子到孟子，都曾强调民是政治统治的基础。是社会中最重要的因素，孟子曾响亮的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注：《孟子·书心下》。）荀子时正式提出君舟民水理论并强调此种理论是孔子提出的，虽然君舟民水论在荀子以前未见著录，但国家在社会以民为本是儒学中的重要理论概念。
秦王朝兴亡迅速，成为汉代士人探讨的重要对象，汉初陆贾、贾谊等许多思想家、政论家对此都有大量论述，尤其是贾谊在总结秦兴亡的经验教训中重点探讨了民众在国家、社会中的地位，系统论证了民本思想。他首先强调，民众是社会的根本和主体，不可轻视。他说：“夫民者，万世之本也，不可欺。凡居于上位者，简士苦民者是谓愚，敬士安民者是谓智。”（注：吴云、李春台：《贾谊集校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254、255页。）告诫统治者，民为邦本，亲之爱之，安之富之，国家社会才能安定。他阐述说：“阐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故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吏以民为贵贱，此之谓民无不为本也。”（注：吴云、李春台：《贾谊集校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254、255页。）反之，如果以民众为欺侮的对象，势必要遭到严厉的惩罚，秦亡便是借鉴。他说“夫民者，至贱而不可简也，至愚而不可欺也。故自古至于今，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而民必胜之。”（注：吴云、李春台：《贾谊集校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254、255页。）既然民众为国家之根本，统治者如何对民众也就成为国家的基本大政。士人强烈要求统治者接受秦王朝覆亡的教训，反对用严刑峻法暴虐民众，主张爱民、富民，在爱和富的基础上进行教化，既使民富强，又使民众亲附。只有这样，国家才能上下合洽，长治久安。
董仲舒根据儒家思想而提出的系统的社会制约理论中，比较集中地阐述了民本思想。在天、君主、民众相互影响和制约的循环模式中，民众是最基本的因素，天褒奖和惩戒君主的标准完全是根据民意。他特别强调：“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子之；其恶足以贼害民者，天夺之。”（注：《汉书·董仲舒传》。）天根据民意对君主进行奖罚。这样便从更高的角度论证了民本的思想，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政治上对民进行教化和经济上使民富足的思想。他论述说：“立太学以教于国，设痒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渐民以谊（义），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民已大化之后，天下常亡一人之狱矣。”（注：《汉书·董仲舒传》。）通过对民众进行教化，提高民众素质，以达到规范人心，敦厚风俗，从而使社会安定。在经济上实行“薄赋敛，省徭役，以宽民力”，使民众生活上“财足以养老尽孝，外足以事上共税，下足以富妻子极爱。”（注：《汉书·食货志》。）也就是民众生活富足是国家安定、社会发展的根本原因。董仲舒以后仍有儒士对民本思想进行论述，但也贾谊，董仲舒相比，理论上很少有深入的发展。
三、汉中期儒士的功能及其评价
汉中期儒学获得独尊，是儒士长期奋斗的结果，同时也是儒士社会生活的转折。自汉中期以后，儒士与社会、政治的关系日益密切，大批儒士或积极参与政治，以思想、言论干政，或直接入仕为官，参与政治，或出为地方长吏，亦官亦师，化导民众，大批儒士参政，对汉政权的政治运作，统治方式和决策行政以深刻影响。
1.礼法并用，德刑兼施，促使统治的功能趋于完备。孔子政治思想的核心是仁政，而对施政者的要求是仁德，他曾一再强调：“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注：《论语·为政》。）“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注：《论语·为政》。）但是由于孔子生于乱世，他的政治思想无法实现，以后儒学的代表人物孟子，荀子等继承发展孔子思想，在重仁德的同时，强调行政以礼与法并重，作为政治统治的软硬两手，而礼的表现形式是规范，其在核心是仁德，用礼教化、规范民众，导民众于仁义，避免违法乱纪。秦统一全国，从统治思想，统治方式上与儒学背道而驰，严刑峻法，暴虐民众，结果短命而亡。汉政权建立，调整统治思想，但由于汉初忙于休息生息，医治战争创伤，虽难陆贾、贾谊，晁错等人不断地议论，向统治者进谏，但在理论建设方面收效甚微。到汉武帝以后，进行统治方式的调整，儒家思想成为指导思想，大批儒士参政，并逐步进入统治阶级核心集团，公孙弘，董仲舒等人把经过改造的儒家德政思想贡献给统治者，所以自汉中期以后，统治者才注重了德政，无论标榜“王霸相杂”还是提倡“纯任德政”，德治都成为政治统治的一个重要方面，这其中儒士对统治阶级调整统治政策方面的贡献是巨大的，对以后统治模式的确立也有重要意义。
2.亦官亦师，科学管理地方，教化民众，开启儒家循吏治理地方的先河。汉中期以后随太学规模的扩大和君国学校的兴起，儒士在官僚队伍中数量比重不断扩大，正如《汉书》所说，“自此以来，则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学之士矣”。其中许多儒士出任地方长吏，这些儒士为地方官与传统文法吏任地方官最大差别是：在地方管理方式上不纯用刑法，而是管理和教化相结合，亦官亦师，为政以德，注重以儒家仁德思想教民，“广教化”，“移风易俗”，“劝学与礼”，“不务治民而务治民心”，在这方便例证很多。如冯野王，冯立为冯奉世之子，冯野王“受业博士，通《诗》，”曾任陇西太守，政绩卓著入为左冯翊。“行能高妙，内足与图身，外足以虑化。”其弟冯立，“通《春秋》，”曾任五原太守等地方长官，“居职公廉，治行略与野王相似，而多知有恩贷，好为条教。吏民嘉美野王，立相代为太守，歌之曰：‘大冯君，小冯君，兄弟继踵相因循，聪明贤知惠吏民，政如鲁、卫德化钧，周公、康叔犹二君。”（注：《汉书·冯奉世传》。）冯野王兄弟二人任地方长官，以德为政，设条教化导民众，深受民众爱戴。倪宽家贫苦读，通经入仕，升任左内史。所记载：“倪宽既治民，劝农业，缓刑罚，理狱讼，卑体下士，务在于得民心。……吏民大信爱之。”在地方仁爱民众，关心民间疾苦，缓免租赋，因征收租税不足数当免职，“民闻当免，皆恐失之，大家牛车，小家担负，争相缴纳，”（注：《汉书·倪宽传》。）结果倪宽课计为最。说明儿倪宽广行德政深受民众拥戴。儒士为地方官吏，以儒家仁德爱民作为行政的准则，密切了政权与民众的关系，增强了民众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是汉政权长治久安的重要原因，也为汉以后统治模式树立了典范。
3.对思想文化进行总结，使其在新的基础上继续发展。汉中期儒士的一种重要贡献是对春秋战国以来的思想文化进行较为系统的总结，秦王朝统一全国后存在短暂，在思想文化方面建树甚微，汉初诸子重点在于关注政治建设，而没有系统总结的条件和环境，进入汉中期以后，政治巩固，经济得到恢复发展，社会安定，广大儒士有条件对思想文化进行总结，董仲舒，司马迁父子，司马相如、淮南王及其稍后的严君平、杨雄，刘向父子及其官方的石渠阁会议，盐铁会议等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对思想文化进行了总结，使先秦文化得以系统的融合，为思想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新的基础上发展奠定了基础。
总之，汉中期儒士在许多方面继承和发展了原始儒家思想，吸收和融合了其他各家各派的思想成份，经广大儒士的努力，儒学获得了独尊地位，成为政治统治的指导思想，同时经过儒士们的总结，开发，儒学在汉中期以后逐步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
[收稿日期]2000-06-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