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兼容并包”之再诠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兼容并包论文,蔡元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0-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1298（2007）05-0059-12
蔡元培改革北大的思想与实践是学界研究的热点之一。蔡元培所持的“兼容并包”之道，不仅成为近代大学一致追求的办学理念，也早已是“蔡元培精神的象征”[1]，不断地被纪念、被追忆，也不断地被赋予新的意义。从近年蔡元培研究的相关论著来看，研究者在切入问题的视角、选取的史料甚至某些具体的论述策略等方面，基本沿用了相似的思路，即把“兼容并包”作为北大改革的办学方针这个确定结论来使用，一般列举延聘新派教师、创办和扶助各种社团和刊物以及创设评议会、教授会作为论据。如果稍加追问就会发现，“兼容并包”如何作用于北大仍有许多问题需进一步讨论，如蔡元培自己是以何种方式提出和诠释“兼容并包”的？他的解释与落实于北大改革中的“兼容并包”是否存在差距，变数在何处？“兼容并包”又是以怎样的方式取得各方共识，并最终成为近代大学理念的？要想回答这些问题，我以为，需要从平面走向立体，从静止走向变化，以一种立体化的动态方式来进行考察。本文希望通过对这一历史过程的梳理与描述，以历史中的意义彰显蔡元培对“兼容并包”不同层次的诠释。
一、“囊括大典，网罗众家”
从词源上考察，“兼容并包”一语，出自《史记·司马相如传》：“必将崇论闳议，创业垂统，为万世规。故驰骛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参天贰地。”其意为广采博收，兼取并蓄。此后历代论述也基本采用《史记》之义，未有大变。至近代，梁启超在《代总理衙门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第一章总纲中也曾提及：“今当于大学堂中兼寓小学堂、中学堂之意，就中分列班次，循级而升，庶几兼容并包，两无窒碍。”[2] 可以说，“兼容并包”并非蔡元培的“独得之秘”，但无疑直至蔡元培的重新诠释，“兼容并包”所蕴含的思想意义才得以真正彰显。
回溯北大校史，蔡元培首次明确把“兼容并包”与北大改革相联系，可追溯至1918年11月10日的《〈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北京大学月刊》创刊的目的之一即为“释校外学者之怀疑”，以《月刊》“宣布各方面之意见，则校外读者，当亦能知吾校兼容并收之主义，而不至以一道同风之旧见相绳矣”。此处，蔡元培提出大学是“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并引用《礼记·中庸》：“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来形容[3] 451。次年3月，在与林纾论战中，蔡元培再次解释了“兼容并包”，即“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4] 576。他自己最早对于“兼容并包”的回顾，是在1919年为新潮社编辑的《蔡孑民先生言行录》之《传略》中：“孑民以大学为囊括大典包罗众家之学府，无论何种学派，苟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者，兼容并包，听其自由发展，曾于《北京大学月刊》之发刊词中详言之。然中国素无思想自由之习惯，每好以己派压制他派，执持成见，加酿嘲辞，遂有林琴南君诘问之函，孑民据理答之。”[5] 673在晚年的回忆录中，蔡元培也曾表示：“我素信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所以每一种学科的教员，即使主张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让他们并存，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最明白的是胡适之君与钱玄同君等绝对的提倡白话文学，而刘申叔、黄季刚诸君仍极端维护文言的文学；那时候就让他们并存。”[6] 501-502从中不难发现，蔡元培对“兼容并包”的理解是基于“兼收并蓄”的本义。此后他对于大学的体认也是由此而来。他认为，“大学教员所发表之思想，不但不受任何宗教或政党之拘束，亦不受任何著名学者之牵掣。苟其确有所见，而言之成理，则虽在一校中，两相反对之学说，不妨同时并行，而一任学生之比较而选择，此大学之所以为大也。大学自然为教授、学生而设，然演讲既深，已成为教员与学生共同研究之机关。所以一种讲义，听者或数百人以至千余人；而别有一种讲义，听者或仅数人。在学术上之价值，初不以是为轩轾也。如讲座及研究所之设备，既已成立，则虽无一学生，而教员自行研究，以其所得，贡献于世界，不必以学生之有无为作缀也。”[7] 597从上述蔡元培的种种诠释可知，“兼容并包”的重点在于通过容纳不同学术派别，对高深学问的追求营造北大学风，由此带来北大学术自由争鸣的学院氛围。
蔡元培选择文科入手改革北大，除了“曾广泛涉猎文科的各门知识”，对文科“如何改革，基本上成竹在胸，而对理科的情况不太熟悉”的原因之外，北大文科所秉承的学术传统也需考虑在内。学术分科本是西学东渐的产物，而中国传统的科目大多划归于文史类学科，所以北大文科得以成为思想中心并非偶然。再加上当时北大文科又聚集了学术界的重量级人物，其所收到的关注自是较其他系科更多。① 经历过“北大学术风气转变最剧烈的时期”的杨亮功回忆到：“一个大学学术思想之转变，因而推动了全国学术思想之转变，这并非是意外之事。但是北大学术思想转变的中心是在文科，而文科的中国文学系又是新旧文学冲突之焦点。”[8] 从聘任教师到办杂志、组社团、改革学制，这些影响北大今后气象格局的举措，大部分都发生在文科各系，所以本文考察北大各学术派别的兼容还是多以北大文科为中心。
蔡元培在北大的改革，一般都被看作是德国大学的经验作用于北大。② 蔡元培与德国大学之间的确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早在1910年底，蔡元培所译《德意志大学之特色》一文就在《教育杂志》发表。文中于德国大学职员的选举，教授的任免，校内有决定权，以及德国大学将学术研究与讲授知识“融合而为一”等均有扼要的论述。此文作者巴留岑（F.Paulsen，今译泡尔生）将欧洲近代大学约分为三种，“即别各国大学为英国风、法国风、德意志风三者是也”，将“德国大学之特质”概括为“为研究科学之实验场。而一方且为教授普通及专门知识高等学科之黉舍”，并认为“大学教育，以科学的教育为主，实为事理所必至。盖其目的，非职业上实地之训练，而在授以科学的知识与科学的研究之径途也。故德国大学之特色，能使研究教授，融合而一。”[9] 而与之相类似的论述，我们也可以在蔡元培的言论中寻着痕迹。他在任教育总长之时起草的《大学令》就规定了“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材，应国家需要为宗旨”。在就任北大校长的演说中，他又明确提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所以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10] 8此后每年开学典礼，他亦不时强调大学研究学理取向，如：“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11] 382“大学并不是贩卖毕业证书的机关，也不是灌输固定知识的机关，而是研究学理的机关。所以，大学的学生并不是熬资格，也不是硬记教员讲义，是在教员指导之下自动的研究学问的。”[12] 700《北京大学月刊》的发刊词中他曾言：“所谓大学者，非仅为多数学生按时授课，造成一毕业之资格而已也，实以是为共同研究学术之机关。”[3] 450比较巴留岑与蔡元培的言论，可谓如出一辙。蔡元培在北大的改革，无论是制度上的建构，如教授治校、建立评议会制度，还是对于延聘教师时所持“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之原则，抑或是组织各种社团、研究会，无疑都是基于蔡元培“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的理念，而其源头则是德国。
日本学者吉田熊次在《德国教育之精神》中总结了德国大学的特点，认为：“德国大学之教育主义，可以自由研究四字尽之。德之学校教育，本施极严肃之教育，惟大学则全然不同，而施无制限之自由主义教育。大学教授得以己所欲讲者讲之，大学学生亦得学己之所欲学，潜心于己所欲研究之问题，隧以是为学制而公认之。”[13] 可是，从北大前身京师大学堂算起，近代中国的大学有着自己的特殊发展轨迹，并不具备西方大学传统意义上的“大学精神”。因此，当蔡元培在仍是“官僚养成所”的北大倡导“兼容并包”之时，可谓语出惊人了。周作人曾言“蔡先生的教育文化上的施为既多以思想主张为本”，因此“他一生的价值亦着重在思想，至少当较施为更重”[14]，不过，我以为，从1917年初到1918年底蔡元培改革北大的实践来看，这样的论断恐怕失之于笼统：此段时间蔡元培对“兼容并包”的诠释重在实际行动，而非文字建构。“兼容并包”得以彰显其思想意义正是源于其作用于具体的北大改革实践。
1918年，在秋季开学典礼上，蔡元培对北大一年的情况做了总结：“本校一年以来，设研究所，增参考书，均为提起研究学问兴趣起见。又如设进德会，书法，画法，乐理研究会，开校役夜班，助成学生银行、消费公社等，均为养成学生人格起见。……一年以来，于英语外，兼提倡法、德、俄、意等国语，及世界语；于旧文学外，兼提倡本国近世文学，及世界新文学；于数、理、化等学外，兼征集全国生物标本，并与法京‘巴斯德生物学院’协商设立分院。近并鉴于文科学生轻忽自然科学、理科学生轻忽文学、哲学之弊，为沟通文、理两科之计划。望诸生亦心知其意，毋涉专己守残之习也。”[11] 382蔡氏不厌其烦地列举这一系列举措，即是希望能提起“研究学问之兴趣”，从而“养成学问家之人格”。为了强调学问本身的重要，蔡元培还进一步区分了“学”与“术”的关系。他认为“学与术虽关系至为密切，而习之者兴趣不同。文、理，学也。虽亦有间接之应用，而治此者以研究真理为目的，终身以之。所兼营者，不过教授著述之业，不出学理范围。法、商、医、工，术也。直接应用，治此者虽可有永久研究之兴趣，而及一程度，不可不服务于社会。转以服务时之经验，促其术之进步。与治学者之极深研究，不相侔也。……学为基本，术为支干，不可不求其相应。”[10] 290-291此时，他对德国大学的认识是，德国“大学教育，以科学的教育为主……其目的，非职业上实地之训练，而在授以科学的知识与科学的研究之径途也”。③ 在德国大学的影响下，蔡元培也着意强调大学的研究功能，希望通过强调学问和研究本身扭转北大学风。到了1918年初，蔡元培在“国立高等学校校务讨论会”上提出“大学改制之议”，不久也在北大评议会的讨论之下得以通过实行，北大开始了一系列的学制改革，将文理两科扩张、预备法科的独立、归并商科于法科、停办工科、缩短预科学时等等[15]。可以说，此时的学制改革是以制度化的形式确定了蔡元培改革北大为“高深学问研究之所”的初衷。1922年成立的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更是将自觉之学术研究落到了实践。④ 蔡元培“兼容并包”之“囊括大典，网罗众家”的内涵也得以在北大改革的种种实践中显现。
二、合力下的“兼容并包”⑤
1917年初，蔡元培在就职演说中向北大学生提了三点要求：“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砥砺德行”、“敬爱师友”。此后不久，他给老友吴稚晖去信，谈及了改革北大的初步构想。蔡元培把北大存在的问题归结为两点：一是学制、课程等“学课”的“凌杂”；另一是学校“风纪”的“败坏”。应对之法则是延聘“纯粹之学问家”和“学生之模范人物”[16]。蔡氏这两次叙述，时间相近，改革北大思路的也颇为一致：即是选择以传统儒家修身与致知合而为一的思想开始他的改革之路，希望北大在学术和道德上都能“以身作则，力矫颓俗”。⑥
1918年1月19日，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刊出了《北京大学进德会旨趣书》，将他早年与吴稚晖、李石曾和汪精卫等人一起创建的进德会引入到北大。其实，蔡元培早有此类计划，只是“一年来鞅掌于大体之改革，未遑及此”。1918年初，蔡元培接任校长的第二年，北大“改组之议，业已实行。而内部各方面之组织，若研究所、若教授会之属，体育会、书画研究会之属，银行、消费公社之属，皆次第进行”，北大进德会则“应时势之要求，而不能不从事矣”。[17] 239自蔡元培发起组织进德会起，代表校方的出版物《北京大学日刊》几乎每天都会刊发入会名单，至5月底教职员已入会者168人，学生已入会者301人。⑦ 而这一年，北大在册登记的正式教员有193人，学生1695人⑧，参与人数可谓相当可观。当时有人赞誉进德会是“现代道德及政治上自觉之一机运，且由北京大学校长所发起，其意义自更深长”[18]。蔡元培希望进德会能起到“如东汉之党人、南宋之道学、明季之东林”的“清流”作用，与“敝俗奋斗”。入会之“效用”，要达到既“可以绳己”，也“可以谢人”，以期实现“苟人人能守会约，则谤因既灭，不弭谤而自弭。其或未灭，则造因至范围愈狭”之目的。[17] 238-240
但是，进德会在具体运行中也曾受到了一些质疑。1918年10月17日，《北京大学日刊》刊出了北大学生梁绍文写给蔡元培的信，说明了自己“很怀疑的事”：他曾听到过不少与进德会旨趣相悖的负面传闻，所以“好几回，想写信来与先生商量一个好方法，来止止他人的谤，又因谤的事情太多，所以到今日，始能把这封信作出来”。如此境况让他觉得“进德会的条文，不过一种欺人之具罢了”。[19]
从蔡元培的思路分析，组织进德会暗含的是以德性修行来提升学问的意图。沉浸于“旧学”多年的蔡元培，对道德与学问关系的命题自然颇为熟悉。他把“德性之基本”归结为“循良知”，认为若“一举一动，循良知所指，而不挟一毫私意于其间，则庶乎无大过，而可以为有德之人”。而学术的作用则在于可以“饰心”，“高尚道德，非知识高尚之人，不能行也”。[20] 由此，提升学问就成了蔡元培改革北大的关键。
选择陈独秀担任文科学长，正可体现蔡元培对道德与学问的双重追求。冯友兰回忆当时的情景说：“聘任陈独秀为文科学长这个布告一出来，在学生中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因为陈独秀显然不是一个准备做官的人。在陈独秀身上，人们也逐渐了解文科是做什么的了。”[21] 165这段回忆多少有些“后见之明”，不足以尽信。实际上，对陈独秀的学术水平当时曾遭到置疑，“理由”是他“只会写几篇策论式的时文，并无真才实学；到北大任教，尚嫌不够，更不要说出长文科了”。蔡元培却认为，陈“精通训诂音韵，学有专长，过去连太炎先生也把他视为畏友”。与此同时，又有另外一些熟悉陈独秀的人也站出来讲话，“说他在文学考据方面有素养、有研究、有著作，高一涵先生甚至说，仲甫先生讲文字学，不在太炎先生之下。这样众口一词，才慢慢堵住了攻击者的嘴”⑨。但到了1919年4月，这位新文化运动的“闯将”（梁漱溟语）还是在压力之下被迫去职，其原因正是，陈作为进德会评议员私德不俭，违反会约，致遭受社会舆论及同事的攻击。关于陈独秀的去职，曾有传闻是因其“言论思想多有过于激烈浮躁者，于学界前途大有影响”，所以被辞退。[22] 对此，蔡元培曾专门致函报道此事“最详细的”《神州日报》，为陈独秀“辞职”等事辟谣，称“陈学长并无辞职之事”，“文理合并，不设学举长，而设一教务长以统辖教务。曾由学长及教授会、主任会议定（陈学长亦在座），经评议会通过，定于暑假后实行”，非“下学期之说”。[23] 但不管蔡元培如何为陈独秀辩解，陈不再担任北大文科学长之事已是定局。事后多年，由胡适与汤尔和的通信可以窥见，陈的去职并非仅是学校内部职位变动那么简单，人事纠葛恐怕是更为决定性的因素。胡适回忆说，“蔡先生颇不愿于那时去独秀，先生（指汤尔和——引者注）力言其私德太坏，彼时蔡先生还是进德会的提倡者，故颇为尊议所动”[24]。对于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此后人们一般都习惯于把聘任陈独秀看作蔡元培“兼容”新派教员的明证，但如果从陈的黯然辞职来看，蔡氏的“兼容”显然有不少变数在内，落实于现实的“兼容并包”多少都会打些折扣。⑩ 蔡元培作为一校之长不得已的苦衷，也非常人所能了解。就连与蔡氏私交甚好的胡适也怪罪蔡元培“因‘头巾见解’和‘小报流言’而放逐一个有主张的‘不羁之才’”，认为蔡元培是被沈尹默“几个反复小人”所利用，才会“造成一个攻击独秀的局面”[25]。被胡适称为“反复小人”的沈尹默对此倒也坦白，承认“蔡先生的书生气很重，一生受人包围，……北大初期受我们包围（我们，包括马幼渔、叔平兄弟，周树人、作人兄弟，沈尹默、兼士兄弟，钱玄同、刘半农等，亦即鲁迅先生作品中引所谓正人君子口中的某籍谋系）”[26]。可见，蔡元培所倡的“兼容并包”真正可“兼容”的范围远非全如人们想象，人事上的争斗有时往往成为蔡元培推行改革中不可逾越的鸿沟。
1919年3月18日，《公言报》刊登了《请看北京学界思潮变迁之近状》，描述了北京大学的基本思想状况：
国立北京大学自蔡孑民任校长后，气象为之一变，尤以文科为甚。文科学长陈独秀氏，以新派首领自居，平昔主张新文学甚力。教员中与陈氏沆瀣一气者，有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等。……故同时与之对峙者，有旧文学一派。旧派中以刘师培氏为之首。其他如黄侃、马叙伦等，则与刘氏结合，互为声援者也。加以国史馆之耆老先生，如屠敬山、张相文之流，亦复而深表同情于刘、黄。……顷者刘、黄诸氏，以陈、胡等与学生结合，有种种印刷物发行也，乃亦组织一种杂志，曰《国故》。组织之名义出于学生，而主笔政之健将，教员实居其多数。盖学生中固亦分旧新两派，而各主其师说者。二派杂志，旗鼓相当，互相争辩，当然有裨于文化；第不言忘其辩论之范围，纯任意气，各以恶声相报复耳。（11）
若暂不考虑此文的政治背景，其以“新”、“旧”为标准划分北大文科虽过于绝对，但也足以说明北大内部学术派别的争斗早已是不争的事实。直到1921年，入北大不久的吴虞，观察到的仍是“北大学生中主选派及申叔、季刚一派者居多数，其主桐城派者亦有，然不盛也。大别北大党派则为新旧二派，细别之，则多矣。”[27] 1924年，刚刚在柏林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陈翰笙，应蔡元培之邀，回北大历史系担任欧美通史和史学史的课程。他很快发现：“北大的教师当时分为两派，一派是英、美、德留学生，以胡适为首；另一派是日、法留学生，领头的是李石曾，这两派明争暗斗，互不相容。”（12） 此后不久，由“女师大事件”而引发的“语丝派”与“现代评论派”的论战，也正是因为“北大内部欲借女师大学潮为党争之具”[28]。这虽是后话，但可以肯定的是，在蔡元培掌校的1920年代初期前后，北京大学的党派之争不可能无声无息。曾经在政界学海浮沉多年的蔡元培自然也不可能没有丝毫察觉。但行事未脱书生本色的蔡元培，判断教员优劣的标准仍尽量控制在“以学诣为主”，即使是“偶有过激之论，苟于校课无涉”都可在“兼容”之列。[4] 576
从清末京师大学堂建立之初桐城派独掌教鞭的盛况，到民国以后桐城派式微、太炎门生的崛起，再到《新青年》集团进入北大，北大文科内部学术派别的更替，虽然不免掺杂人事的纠葛，但从总体上看，北大所聚集的无疑都是当时学界重量级人物。冯友兰曾回忆说：“蔡先生把当时全国的学术权威都尽可能地集中在北大，合大家的权威为北大的权威，于是北大就成为名副其实的最高学府，其权威就是全国最高的权威。在北大出现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局面，全国也出现了这种局面。”[21] 166此段追述虽多少掺入了后来的观念，不过也颇能证明当时北大在学术界的地位。蔡元培对此很是得意，说：“国立大学只有四个。其中，天津之北洋大学，只有法、工两科。山西大学虽有四科，惟因交通不便，学生亦仅几百人。东南大学新办预科，其幼稚可以想见。……国之私立大学，亦寥若晨星，北京则有中国、民国，上海则有大同、复旦，且经费均感困难。此外则有厦门大学，由陈嘉庚先生独捐四百万，办预科。……力量较大者，惟一北京大学，有三千余学生，一百六十余教授，单独担任全国教育”[29]。其实，蔡元培的估计恐怕有些过于乐观了，此时北大得以在学术界独当一面也多少有些必然的因素。以今日“后见之明”来看，蔡元培早年任职教育总长的决策起到了不少作用。民国成立后，蔡氏出任教育总长，于1913年颁布新学制，废除高等学堂，改立大学预科。[30] 蔡元培日后回忆说：“我那时候，鉴于各省所办的高等学堂，程度不齐，毕业生进大学时，甚感困难，改为大学预科，附属于大学。……后来我的朋友胡君适之等，对于停办各省高等学堂，发现一种缺点，就是每一省会，没有一种吸集学者的机关，使各省文化进步较缓。”[31] 508-509直至晚年，蔡氏仍颇为懊悔，引以为咎。的确，若从近代各地方教育发展来看，此举流弊不小，当时各省高等学堂废除后，地方上再无讲授高深学问、吸纳各省学者的学术、教育机构，各地方学术水平不免凋敝；但若仅从北大发展去考虑，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希望研究或学习高深学问，就只能到全国最高学府的北京大学去。北大得以荟萃人才便不足为奇。从这个层面上说，蔡元培当年的决定未尝不是此时北大得以实现学术派别“兼容”的渊源。
陈独秀受聘北大之后，他主持的《新青年》杂志亦迁入北大。不久，“《新青年》迅即成为了北大革新力量的言论阵地；反过来，《新青年》杂志倡导的新文化运动，得当时全国最高学府一辈教授的加盟，声威更盛。一刊一校为中心的新文化倡导力量因而形成。”[32] 办武汉大学颇有成就又当过教育部长的王世杰曾评价说：“用普通教育的眼光，去评量当时的北大，北大的成就，诚然不算特别优异。从思想的革命方面去评量北大，北大的成就，不是当时任何学校所能比拟，也不是中国历史上任何学府能比拟的。”[33] 将学术与思想分开评论，只肯定北大思想革命的开创之功，而不提学术成就，显然是认为北大的地位与所应取得的学术成绩并不值得夸耀。而与之类似的声音在当时并不希见，李大钊就曾在北大成立二十五周年纪念会上表示，北大在“学术上的贡献实在太贫乏了”，“只有学术上的发展值得作大学的纪念。”[34] 胡适更是对于北大的成绩“感觉许多歉意”，因为“学校组织上虽有进步，而学术上很少成绩；自由的风气虽有了，而自治的能力还是很薄弱的”。在他看来，此时北大的成绩“开风气则有余，创造学术则不足”，“至今还不曾脱离‘裨贩’的阶级”[35]。胡适还曾批评北大挂着“新思潮之先驱”、“新文化的中心”两块招牌，其实“现在并没有文化！更没有什么新文化”，还指责“现在所谓新文化运动，实在说得痛快一点，就是新名词运动”，呼吁北大同人全力切实求真学问，提高学术程度，以期“十年二十年以后也许勉强有资格可以当真做一点‘文化运动’”[36]。而作为校长的蔡元培也注意到了新文化运动的不足，指出“现在文化运动，已经由欧美各国传到中国了。解放呵！创造呵！新思潮呵！新生活呵！在各种周报上，已经数见不鲜了。但文化不是简单，是复杂的；运动不是空谈，是要实行的。”[37] 蔡氏此段评论特意点出“运动不是空谈”，恐怕正是因为从他的观察来看，新文化运动已经存在“空谈”的现象了。那么，到底该怎样才能免除“空谈”，真正“实行”呢？以蔡元培的思路看，自然还是要落实到为北大延聘教师、改善学风中来。学术派别得以“兼容”可谓北大同仁的共同体认。
此后，蔡元培一封略带追忆性质的回信也证实了北大同仁的此种“合力”。1923年初蔡元培因“罗文干案”，不满教育总长彭允彝干涉司法公正、蹂躏人权，愤而辞职远走欧洲。第二年秋，北京政局突变，贿选总统曹锟去职，国内各派政治势力纷纷运动起来争夺政柄。北大校内的蒋梦麟、顾孟余、李石曾等人及评议会力劝蔡校长返国。旅欧的北大师生也纷纷来信规劝。蔡元培以个人学术研究难以中断为理由婉言拒绝。他在回复傅斯年、罗家伦的信中剖白了心迹：
校中同人往往误以“天之功”一部分归诸弟，而视弟之进退为有重要之关系。在弟个人观察实并不如此，就既往历史而言，六、七年前，国内除教会大学而外，财力较为雄厚者惟北大一校，且校由国立而住在首都，自然优秀之教员、优秀之学生较他校为多，重以时势所迫，刺激较多，遂有向各方面发展之势力。然弟始终注重在“研究学术”方面之提倡，于其他对外发展诸端，纯然由若干教员与若干学生随其个性所趋而自由伸张，弟不过不加以阻力，非有所助力也。即就“研究学术”方面而论，弟旁通多，可实未曾为一种有系统之研究，故亦不能遽有所建设。现在如国学研究所等，稍稍有“研究”之雏形者，仍恃有几许教员、几许学生循其个性所趋而自由伸张，弟亦非有所助力也。[38]
蔡元培的这段内心独白相当坦率，对北大所取得的成绩的评价亦十分客观，并不独居其功，将北大的发展归结为各位同仁的“循其个性所趋而自由伸张”。蔡元培在晚年的回忆录中也承认北大“旧教员中如沈尹默、沈兼士、钱玄同诸君，本已启革新的端绪；自陈独秀君来任学长，胡适之、刘半农、周豫才、周岂明诸君来任教员，而文学革命、思想自由的风气，遂大流行。理科自李仲揆、丁巽甫、王抚五、颜任光、李书华诸君来任教后，内容始以渐充实。”[31] 510-511可见，北大学术派别得以“兼容”，虽然蔡元培的经营之功不可磨灭，但北大诸位志同道合同仁的共同的尽心营造和维护也多有助力。
三、蔡元培、林纾论战的社会意义
尽管蔡元培的《〈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围绕着“兼收并蓄之主义”立论，但在时人眼中，其最大意义恐怕只是宣布北大办理《月刊》的“本意”，标志着“为北京大学职员学生共同研究学术，发挥思想，披露心得之机关杂志”创刊。再加上此后“一战”胜利的消息迅速占据了整个社会舆论的中心，蔡元培在《发刊词》中提出的“兼容并包”并没有引起太多的注意，也很难与大学理念划上等号。以今日后见之明来看，完成两者勾联的正是《发刊词》发表四个月之后蔡元培与林纾的论战。正因这场论战，蔡元培对“兼容并包”的思想诠释才得以扬名，作为大学理念的“兼容并包”才真正开始进入了人们的视野。
作为当时“中国惟一之国立大学”（13），北京大学一直都是整个社会关注的焦点。自蔡元培掌校后，社会上对北大种种改革的置疑也是持续未断。（14） 蔡元培与林纾的论战，更是将五四之前社会各界的目光集中于此，“虽仅为文化一方面之攻击与辩护，然北大已成为众矢之的，是无可疑了”[6] 504。其实，蔡、林二人论战不过是一来一回两个回合：1919年3月18日，《公言报》刊发了林纾所撰《致蔡鹤卿元培太史书》，批评北大“覆孔孟，铲伦常”，“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同日，蔡元培即撰写回信，对林所指责的两个方面逐一驳斥，于3月21日首先刊于《北京大学日刊》上，题为《致〈公言报〉函并答林琴南函》。此后，林纾又于3月24日《公言报》上发表《林琴南再答蔡鹤卿书》，除对蔡文中他可接受的部分表示感到“欣慰”外，承认自己听信失实传闻，请蔡元培原谅。蔡对此未予回应。蔡、林二人的论战即告结束。论战中，蔡元培虽仅回复两函，即《致〈公言报〉函》及《答林琴南函》，但却得到了北大内部趋新势力最强有力的支持，在此轮的“新旧之争”（15） 中占得先机。
罗志田先生曾从“思想史的社会学层面”诠释了这场论战，认为蔡元培在批驳林纾时，“处处皆本林纾所提的观点”，“丝毫没有提到林的观念本身有何不妥”，“等于承认对方的观点基本是正确的”。林纾的失败在“地位”而不是“主张”上。[39] 127这样的观察可谓洞见。北大内部新旧杂陈早已是不争事实，林纾虽不能容忍北大“趋新”的一面，却也不能无视相对“旧”的一面的存在和影响。特别是处于当时那种“过渡之时代”，“新”与“旧”之间并非泾渭分明，即便是像胡适那样的“趋新”人士也承认其安身立命之处仍以“传统”为基础。（16） 所以，林纾的论点本身就值得进一步推敲。无论何种主题的论战，论辩双方均需力求立论准确、论证的严密，而林纾立论本身即有以偏概全之弊病，论证的基础已不稳固，其失败自是必然。（17） 蔡元培抓住林纾论证中的缺陷，只是将北大新旧杂陈的事实摆出来，就足以将其观点一一驳倒。
而从社会舆论来看，时人对林纾的指责更多是因其“失德”在先，而非其观点上的偏颇。《每周评论》4月13日17期，4月17日19期曾特别增刊四个版面，刊布“特别附录：对于新旧思潮的舆论”，辑录各大报纸对此事的评论。从转录各文分析，整个舆论都偏向于蔡元培和北大所代表的新派一方，认为林纾指责的几点，如陈独秀和胡适等人提倡的白话文和新文学，都是思想学术层面的问题，“苟其思想确有合乎真理，不背于大势，则虽极相反对之二思想不妨同时并存。且辩难愈多，真理愈明，故思想言论之反对、乃发展学术之所必要者”。[40] 如果“其认为不能满意，尽可平心静气，为论理上之研究，则真理将愈析而愈明”，但像林纾那样“一笔抹煞，使尽灌夫骂座之身段，是不特于新派之主张丝毫无损，而转于自身之人格上，贻世人莫大之羞”。[41] 显然，在时人眼中，林纾不仅在学术思想上已经成为守旧的卫道士，其德行也已恶劣到了极点。
蒋梦麟担任主笔的《新教育》杂志，在1919年第1卷第3期以《北京大学新旧思潮冲突实录》为题，刊出了蔡、林二氏“辩难之来往函件”。前有编者按语，称：“大学既为‘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则众家共处必有主张不同，互相辩难之好现象。北京大学之新气象，实由此不同之主张及互相辩难而生。世界文化之进步，思想之发达，皆由此种活动而生，此足为吾国学术前途贺者也。”语气中显现出颇为豁达的学术气度与不偏不倚的学术态度，但如果再进一步分析，此段“实录”，先是在标题中已将蔡、林分别划归于新旧冲突的两派，其后又言要“阅者平心读之，其理自明，不必由记者代为下判语也”。这也就是说，论辩结果已被认定是毋庸置疑，编者的立场不言自明。[42] 近代社会思想界形成了以“新的崇拜”为特征的思想权势的转移，被贴上“新的”标签代表的往往就是进步的、上升的、有希望的，而“旧的”标签，则多被认为是落后的、下降的、将要灭亡的。（18） 从某种程度上说，代表着“新”与“旧”的蔡元培和林纾，在未开战之前实际上已经分出了高下。
林纾引起北大“趋新”教师群起而攻，其实也掺杂着学术观念上的“新旧之争”。民国之初，北京各级教育大权均握于浙人之手，“从前大学讲坛，为桐城派古文家所占领者，迄入民国，章太炎学派代之以兴”（19）。太炎一派借此机会亦纷纷移席京师，学界影响可谓如日中天。而此时的桐城派早已不负当年叱咤北大教坛的风光，算不上桐城正宗的林纾更是不可能扭转其逐渐衰微的颓势。从学术观念看，太炎一派最是反对桐城派，贬林纾尤甚。（20） 师从章太炎的钱玄同在出面支持胡适文学改革建议的同时，就曾批评林纾所译的“欧西小说”的价值还在“所撰皆高等八股”的桐城派之下。[43] 这无疑表明，以“旧学”立身的钱玄同已然加入到新文化一派倡导新文学的行列中，由此也就形成了“最‘新’的新文化派和最‘旧’的章太炎派之一部奇特地扭合在一起”[39] 117-132。他们共同的敌人正是所谓的“选学妖孽，桐城谬种”。对于思想实际上归属于“趋新”行列的蔡元培，虽未曾站出来明确支持新文化派的观点，但他对待白话文的态度已然说明了一切。[44] 从学术背景来看，蔡元培是前清翰林，旧学功夫自然了得；又曾留学德国，“对西方思想有真认识”[45]，无疑对学术流变中的“新”与“旧”都最有发言权。他在回应林纾时曾言，“无论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4] 576显然，在蔡元培看来，桐城一派已是“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不“兼容”桐城之人已是必然。
周作人曾指责古文复兴运动都是“非文学的古文运动”，因为其“含有政治作用，声势浩大，又大抵是大规模的复古运动之一支，与思想道德礼法等等的复古相关”，由此他即断定“在这运动后面都有政治的意味，都有人物的背景”。[46] 这恐怕也是时人的某种共识。林纾影射小说《荆生》发表后不久，关于北大的种种谣言就跟着开始流传。（21） 林纾立刻被视为罪魁祸首，被嘲讽为只会“隐在人家的背后，想抱着那位伟丈夫的大腿，拿强暴的势力压倒你们（指林纾一派——引者注）所反对的人，替你们出出气，或是作篇鬼话妄想的小说快快口，造段谣言宽宽心”[47]。在新文化一派眼中，“伟丈夫”荆生就是当权者，即是安福系徐树铮，此点已毋庸置疑。（22） 本来《新青年》讨论的只不过“是文学、孔教、戏剧、守节、扶乩，这几个很平常问题”，“并不算什么新奇的议论”，而且“以后世界新思想的潮流，将要涌到中国来的很多”，“尽可从容辩论”，但林纾却“欲借政治的势力，以压服反对之学派”，这才是最不可容忍的。[48，49] 新的传言不断出现，称林纾“运动他同乡的国会议员，在国会里提出弹劾案，来弹劾教育总长和北京大学校长”（23）。此条消息虽未有确凿证据，只是捕风捉影。但3月26日，教育总长傅增湘确曾据总统徐世昌的授意，致信蔡元培，主题即是希望针对“稍逾学生范围之外”的《新潮》“加以检约”（24）。此后，社会上又不断传出林纾与政治丑闻间的难以辨明的传言，虽说大部分难以证实，却也多少有些无风不起浪的意味在内。
面对有关北大的流言，以蔡元培的身份和涵养，一般很少主动辩驳，即便有所回应，态度亦是不卑不亢，颇具大将风度。对此，傅斯年则提醒说：“若以为蔡先生能恕不能严，便是大错了。蔡先生在事上是丝毫不苟的。有人有做了他以为大不可之事，他虽不说，心中却完全当数。至于临艰危而不惧，有大难而不惑之处，直有古之大宗教家可比。”[50] 在处理与林纾有师生之谊的北大学生张厚载时，蔡元培的态度就相当严厉。张厚载曾以《神州日报》记者的身份，多次散布有关北大谣传。林纾《致蔡鹤卿元培太史书》发表之后，张曾去信解释与林的种种关系，希望蔡元培“大度包容，对于林先生之游戏笔墨，当亦不甚介意也”，还戏称可将林纾的几篇文章看作“研究思潮变迁最有趣味之材料”。张厚载落笔之间不乏一股戏谑的口气，把北大的名誉当作了儿戏。就算蔡元培的涵养再好，对于“攻击本校教员之小说”自然也不能“大度包容”，更不可能允许将关乎学校声誉之事，看作“最有趣味之材料”。蔡在回信中言词颇为严厉，称：“兄与林君有师生之谊，宜爱护林君；兄为本校学生，宜爱护母校。林君作此等小说，意在毁坏本校名誉，兄徇林君之意而发布之，于兄爱护母校之心，安乎，否乎？仆生平不喜作谩骂语、轻薄语，以为受者无伤，而施者实为失德。林君詈仆，仆将哀矜之不暇，而又何憾焉！惟兄反诸爱护本校之心，安乎，否乎？”[51] 北大早已是“众矢之的”，国立大学显然并不需要靠此等材料赢得关注。蔡元培入主北大之后，曾多次提到要消弭外界对北大的猜忌，可见他最想改善的就是北大的社会形象。3月31日，北大评议会将临近毕业的张厚载开除学籍，理由正是“传播无根据之谣言，损坏学校名誉”[52]。
至此，蔡元培与林纾的论战可告一段落。回顾整个事态的起承转合，林纾发表影射小说已是“失德”在先，再加上立论上的缺陷，论战之初就足以预见必败的结局。以蔡元培的阅历和学识来看，这样的结果恐怕早在意料之中。虽然并没有足够的证据说明蔡元培是有意借此机会重申改革北大“兼容并包”的主旨，但从论战的过程和结果来看，他选择应对林纾挑战的初衷多少让人觉得并非那么单纯。自身的学术声名和社会威望，再加上新文化一派的通力配合，林纾无论是学问上还是德性上都已无立足之地。社会舆论也因鄙视林纾的行为而对北大的种种改革有了更多的同情与支持。“兼容并包”作为北大改革的理念开始进入了人们的视野。
四、余论
1942年，梁漱溟写下这样一段话：“关于蔡先生兼容并包之量，时下论者多能言之，但我愿指出说明的：蔡先生除了他意识到办大学需要如此之外，更要紧的乃在他天性上具有多方面的爱好，极广博的兴趣。意识到此一需要，而后兼容并包，不免是人为的（伪的）；天性上喜欢如此，方是自然的（真的）。有意的兼容并包是可学的，出于性情之自然是不可学的。有意兼容并包，不一定兼容并包的了；唯出于真爱好，而后人家乃乐于为他所包容，而后尽管复杂却维系得住。——这方是真器局、真度量。”[53] 论者对蔡元培“兼容并包”的理解，可谓汗牛充栋，但梁漱溟能从性格入手，以“天性上喜欢如此”作为“兼容并包”的注脚可以说抓住了根本。蔡元培自认“性近于学术而不宜于政治”，“是一个比较的还可以研究学问的人，我的兴趣也完全在这一方面”（25），尽管他一生亦学亦政，最终也未能如偿所愿真正归于学术，但无疑学术仍是他心灵的最终归宿。以书生本色出掌北大，自有一番与众不同气象。走过晚清与民国的蔡元培，既承继了晚清一代中西文化冲撞所激发的救国图强的强烈信念，又拥有民国士人重建古老文明付诸的理性思考，还具备独特的学者气质与人格魅力。这些先决条件都决定了蔡元培出掌北大期间，能在某种程度上实现“兼容并包”并非偶然。
此后，“北京大学的蔡元培时代”（胡适语）不断成为后人追念的对象，“兼容并包”更是被奉为中国大学办学的普遍追求。如，张澜在办成都大学时就曾常常援引蔡元培办北大的一些观念。[54] 梅贻琦在西南联大时也曾明确说过，要“追随蔡孑民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恪尽学术自由之使命”[55]。何炳棣也认为西南联大继承的正是五四以降北大的“兼容并包”。（26） 但无论是偏安于西隅的成都大学，还是处于战火频仍的西南联大，抑或是其他近代以来的大学，恐怕都难以汇聚蔡元培出掌北大时的天时、地利与人和。在更长的时间里，“兼容并包”更多是以一种口号式的形象出现，其实际意义也逐渐蜕变为精神象征。当然，这种蜕变并非表示“兼容并包”已在现实中失去了存在的意义；相反，作为学术独立与学术自由象征的“兼容并包”，更因其现实的坎坷境遇而激起了人们的无限怀念和追忆。由此，蔡元培引发出的种种话题才会“超出了纯粹学术研究的范围，走进传说及神话的领域了”[56]。对于中国的大学来说，追寻蔡元培“兼容并包”的办学足迹，既包含了对大学发展之路的理性探索，同时或多或少也掺杂了复兴民族文化学术的情感寄托。（27） 研究者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历史书写者，以今日的后见之明来研究历史，或许更应该思考如何抛却过多情绪化的非理性负载，才有可能不断趋向某种历史的真实。
注释：
①关于蔡元培选择文科作为改革重点的原因，有一种看法认为，“文科中顽固守旧的人较多，是北大前进的障碍”，见周天度：《蔡元培传》，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92页；另一则认为，因蔡元培曾广泛涉猎文科的各门知识，所以对文科改革成竹在胸，见陈平原：《“兼容并包”的大学理念——蔡元培与老北大》，《北大精神及其他》，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32页。关于中国学科分类体系的转变，参见左玉河：《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学术分科与近代中国知识系统之创建》，上海书店，2004年。
②蔡元培第一次留德期间（1907—1912年）的资料只有1911年日记以及蔡元培两篇回忆录，即《传略》（上）和《自写年谱》可资参考。但日记记录颇为简略，两篇回忆录又多是记载于大学周边的所见所闻，而他在德国的其他经历则不可考。所以，我们对蔡元培了解德国大学的程度还难以妄下定论。
③《德意志大学之特色》，《蔡元培全集》（第九卷），第448页。蔡元培对于大学“学”与“术”分途的过多强调，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了大学观念的某些不足。实际上，现代意义上的大学自创设之日即未能摆脱职业取向的影响，而洪堡所开创的这种近代大学的理念，也存在着难以自圆其说的悖论。而到20世纪初期，德国大学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发展，以“术”为重点的各类学院业已取得了与大学同等地位。反观蔡元培此时对大学的体认则难免有些略嫌不足。关于德国大学19世纪初到20世纪的发展情况，可参见〔德〕鲍尔生（F.Paulson），滕大春等译：《德国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贺国庆：《德国和美国大学发达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年。
④关于北大研究所国学门的创建及发展，可参看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
⑤这里实用“合力”一词，是指共同作用，包含积极与消极两方面。所谓积极方面，即北大同仁间对于北大发展所面临的问题，采取大致相同的态度及行动，并最终使得北大向相对积极方向发展；所谓消极方面，即因不可避免的利益争夺而使得北大发展过程相对曲折。行文中不再做此种细致的区分。再者，“合力”也应包含大学与社会的互动，但此问题牵涉颇广，需另文进一步考察。
⑥《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蔡元培全集》（第三卷），第9页。关于蔡元培与儒家传统的讨论，可参看戴维翰（William J.Duiker）：《蔡元培与儒家传统》，〔美〕史华慈（Schwartz，B.I.）编：《近代中国思想人物论——自由主义》，载台北的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80年，第265—288页。
⑦入会名单连续在《北京大学日刊》连续发表多日，计有1月20日30人、1月22日38人、23日90人、24日18人、25日50人、27日48人、31日30人、2月3日66人、6日6人、9日10人、27日48人等，进德会最终成立之日的名单可参见《进德会通知及名册》，《北京大学史料》（第二卷：下册），第2568—2571页。
⑧《全国专门以上学校一览表》，《北京大学史料》（第二卷：下册），第3263页。关于1918年度教职员及学生统计的数据，目前有两个数据可供参考：一为《国立北京大学统计表》，原刊于《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1月29日，统计的是从1916年8月至1917年7月的人数，其时教员人数为148人，职员人数为44人，在校学生人数为1503人，毕业生393人，辍业生111人；另一则是《全国专门以上学校一览表》，原刊于《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10月24日。与统计进德会人数的时间相比虽有差距，但教职员大致未有过多变化，学生人数因有新生入校则有近200人的增加，暂取后者。
⑨罗章龙：《陈独秀先生在红楼的日子——红楼感旧录之一》，童宗盛编：《中国百位名人学者忆名师》，延边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55页。陈独秀遭致反对，既有他文字学造诣，并不广为人所知的原因，也有当时北大文科中章太炎弟子占据下的考证学风有关，参看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4页。
⑩还有一例便是辜鸿铭。他一向被看作“兼容”的守旧一方，但1920年，辜鸿铭还是被解聘，理由是教学极不认真。所以有学者认为“蔡氏不曾因政见相左而排斥异己，这点没有说错；至于作为蔡氏‘大家风范’注脚的‘辜鸿铭的故事’却不该如此除头去尾”，参见陈平原：《老北大的故事》，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36页。
（11）《请看北京学界思潮变迁之近状》，《公言报》，1919—03—18，转引自高平叔编：《蔡元培年谱长编》（中册），第176—177页。关于1912年北大文科的人事变迁与学风转移，可参见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48页；及桑兵：《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33—40页。
（12）陈翰笙：《四个时代的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第28—29页。同样的观察还可见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00—102页。当事人自己的叙述可参考沈尹默：《我和北大》，陈平原，郑勇编，《追忆蔡元培》，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第135—143页。
（13）范源濂大致认同蔡元培的看法。其时，中国已有三所公立大学，即北京大学、北洋大学和山西大学，但他认为“山西大学，系特就晋省而设。北洋大学，则初归北方各省公立。……此外虽亦有私立大学，而办理多未就绪。外人之在华设立学校，名为大学者，其性质办法，又与吾国异。是则北京大学者，吾中国惟一之国立大学。”参见范源濂：《范前总长范源濂之演说词》，《北京大学史料》（第二卷：下册），第3202—3203页。
（14）如蔡元培在就任之初曾辞退几名不合格的外籍教师，由此就惹出不少风波，参见《复外交总长函》（1917年5月9日）、《复教育部函》（1917年5月14日），《蔡元培全集》（第十卷），第303—307页；以及《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蔡元培全集》（第七卷），第502页。
（15）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姜义华编：《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中华书局，1993年，第155页。
（16）傅斯年曾对胡适说：“我们思想新信仰新；我们在思想方面完全是西洋化了；但在安身立命之处，我们仍旧是传统的中国人。”参见胡适1929年4月27日日记，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5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404页。
（17）林纾在撰写《致蔡鹤卿元培太史书》时，时间颇为仓促，也可能是其立论不周的原因。其时，林纾已将另一篇影射小说《妖梦》寄往《新申报》，却正好收到蔡元培的来函，引介他品题明遗老刘应秋先生遗著。林纾连忙一面复函蔡元培，一面又命人于追回《妖梦》，但已是覆水难收。3月18日，《公言报》登出林纾回复蔡元培函，第二天《新申报》即开始连载《妖梦》。林纾行为更显卑劣。参见王枫：《五四前后的林纾》，《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0年第1期，第125-148页。
（18）参见罗志田：《新的崇拜：西潮冲击下近代中国思想权势的转移》，罗志田著《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
（19）《请看北京学界思潮变迁之近状》，《公言报》，1919—03—18，转引自高平叔编：《蔡元培年谱长编》（中册），第176—177页。关于近代中国学术的地域流派变迁，可参见《近代中国学术的地缘与流派》，桑兵：《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28—64页。
（20）章太炎：《与人论文书》，《章太炎全集》（第4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68页；还可参见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67—70页；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86—293页。对于林纾与桐城派的关系尚存在争论，可参见王枫：《林纾非桐城派说》，《学人》（第9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
（21）《申报》1919年3月4日曾刊载消息说：“北京大学有教员陈独秀、胡适等四人，驱逐出校，闻与出版物有关”。还可参见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中华书局，1993年。
（22）刘半农曾言：“卫道的林纾先生却要于作文反对之外借助于实力——就是他的‘荆生将军’，而我们称为小徐的徐树铮。这样文字之狱的黑影，就渐渐的向我们头上压迫而来，我们就无时无日不在栗栗危惧中过活。”见刘半农：《初期白话诗稿编者序》，《半农杂文二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第354页。
（23）只眼（陈独秀）：《林纾的留声器》《每周评论》，1919年第15期。还可参见《傅教育弹劾说之由来》，《申报》，1919—04—01；《新旧思潮》、《酝酿中之教育总长弹劾案》、《新思想不宜遏抑》，均见《每周评论》1919年第17期。
（24）《傅增湘致蔡元培函》，《蔡元培全集》（第十卷），第396—367页；《复傅增湘函》（1919年4月2日），《蔡元培全集》（第十卷），第395—397页。还可参见李小峰：《新潮社的始末》，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五四运动回忆录》（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211页。
（25）《传略（下）》，《蔡元培全集》（第八卷），第140页；《关于不合作宣言》，《蔡元培全集》（第五卷），第37—38页。
（26）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53页。
（27）比如何柄棣先生在《读史阅世六十年》中指出，因为谢泳先生追溯西南联大的“用心良苦”，所以不免将当时的学术活动过分理想化了。参见何柄棣：《读史阅世六十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60页；谢泳：《大学旧踪》，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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