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迁报人的缩影——抗战时期沈宗琳在《甘肃民国日报》的办报活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抗战时期论文,报人论文,甘肃论文,缩影论文,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报人内迁是抗战时期中国新闻史上曾经出现的重要现象和潮流。抗战爆发后，东中部地区国土大片沦陷，这些地区新闻业遭受了极大摧残，大量报馆与报人纷纷选择内迁至作为抗战大后方的西南与西北。虽然这种内迁是被动的，在新闻业发展中似乎带有偶然性，然而，任何历史现象与潮流，无论出于被动还是主动，偶然还是必然，其一经出现，就必然是有意义的，也必然产生相应的具有历史必然性的效果与价值。东中部报人的大量内迁正是如此。这种内迁一方面大大充实了西部省区原有的记者报人队伍，另一方面给西部省区原本较为落后的新闻业带来了新的办报理念与技术，从而不同程度地促进了这些地区新闻业的进步。
然而，对报人内迁现象及其对迁入地新闻业的贡献与影响，现有新闻史研究触及较少。虽然研究抗战时期整体迁移至大后方的许多东部知名报馆诸如《大公报》《新民报》等的现有成果涉及其迁入大后方后的办报情况及报人活动，但这类研究很少有从报人内迁视角进行研究者。同时，报人内迁既包括报馆整体迁移带来的内迁，也包括东部报人作为个体内迁至大后方，加入到大后方已有新闻业中之情况。前一种内迁对大后方新闻业虽有示范与促进作用，但因其并未加入当地报纸办报活动，故其影响并不是很大。后一种内迁中，报人作为个体完全嵌入当地原有报刊，成为其一员，故对当地新闻业的影响较为突出。
基于此，笔者特选择对此类报人内迁做一些初步的探索性工作。几年前方汉奇教授在谈到对新闻史研究的期待时曾殷切期望新闻史研究能“多打深井，多做个案研究”。[1]本文即选择抗战时期从上海内迁至兰州、在《甘肃民国日报》从事办报工作数年、为甘肃当时新闻业进步做出过重要贡献的沈宗琳作为个案，希望通过对他在《甘肃民国日报》办报活动的个案研究，管窥抗战时期内迁报人办报活动及其对迁入地报业影响之一斑，也希望借此弥补学界对沈宗琳这一后来曾长期担任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总编辑的重要人物的研究不足；另外，鉴于地方新闻史研究近年一直为方汉奇等新闻史前辈所倡导，因此，笔者也希望借此文能为弥补甘肃新闻史研究的不足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
一、沈宗琳其人
沈宗琳1913年出生于江苏江阴，青年时期就读于上海私立中国公学政治系。1933年当他尚为中国公学政治系三年级学生时，就进入时任上海教育局局长的潘公展创办的上海《晨报》，负责编辑其国际新闻版。1936年，上海《晨报》因发表揭露孔祥熙公债投机的星期评论，被蒋介石面谕“永远停刊”，沈宗琳被迫离开。
抗战爆发后，东部大片国土相继沦丧，这些地区的许多报人纷纷内迁。在这一背景与情势下，沈宗琳于1938年到达兰州，在国民党甘肃省党部机关报《甘肃民国日报》重新开始其新闻工作，并一度出任发行人。
虽然1941年开始沈宗琳出任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兰州分社采编组长，但仍同时兼任《甘肃民国日报》编辑；甚至在1944年初被调往中央社迪化分社及同年底调往中央社总社后，仍经常为《甘肃民国日报》撰述文章，报道新疆和“陪都”重庆之情况。可以说，抗战时期沈氏的大部分时间都与《甘肃民国日报》有关。
抗战结束后，沈氏随国民党中央社回迁南京，1949年经广州迁往台湾，其后一直供职“中央社”，先后任编辑部副主任、主任、副总编、总编，是国民党“中央社”历史上第三任总编。由于其擢升总编时年仅40岁，因此是“中央社”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编辑。同时，因其任总编时间长达20年，因此也是“中央社”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总编辑。
1972年，沈氏当选为国民党中央“监察院”增额“监察委员”，同时开始在台湾“国立”师范大学任教，并经常为台湾《联合报》、《中国时报》、《中华日报》、《民族晚报》等撰写社论。1973年，沈卸任“中央通讯社”总编辑职务。沈在台湾拥有很高知名度，曾入选台湾中外文化名人研究中心编著的《中华文化名人录》。1991年沈在台湾病逝。
二、加强国际时事报道，促进甘肃民众视野更新
抗战时期，作为内迁报人，沈宗琳在《甘肃民国日报》所做的不同于当时甘肃本地办报者的最重要活动在于，对国际时事报道的重视与加强。
抗战爆发后，随着东部大片国土沦陷，国家重心被迫西移，西南、西北成为抗战大后方，重要性日显。在这一过程中，地处西北政治、军事、交通中心的兰州，战略地位迅速提升。然而，战略地位的提升并未改变甘肃民众“僻处一隅，恍如置身世外”的状态。为改善这种对国际国内大势缺乏了解的状态，也是基于抗战动员之需要，初来兰州的沈宗琳即开始利用其在上海《晨报》主编国际新闻之经验，大力加强《甘肃民国日报》的国际新闻报道。
为加强《甘肃民国日报》国际报道，沈宗琳先后在《甘肃民国日报》创办《国际一周》和《国际双周》专栏。利用这两个专栏，沈氏一方面系统梳理此前一周的主要国际事件，另一方面深入分析这些热点事件的背景与影响。为方便读者了解事件总体情况，专栏正文前均设有类似于导语性质的文字，以寥寥数语概括出事件的基本面貌。
如1939年2月10日《国际一周》专栏中，正文解读了“西战将入最后阶段”和“倭急欲了渔业纠纷”这两个过去一周的热点。在正文前，沈氏用“西班牙战事，因英法的对意妥协，西共和政府内部的意见分歧，在佛朗哥胜利形势下，不久将告结束”和“倭方对苏采取恫吓姿态，企图解决渔业纠纷问题”这样两段文字对事态经过进行了概述。[2]
1939年5月7日《国际一周》专栏中，正文前类似导语的部分对“英内阁决议实施征兵制度，以实力支持反侵略集团”和“希特勒四月二十八日演说，宣告废弃英德海军协定及德波协定”这两个国际热点进行了概括。在此基础上正文对这两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做了进一步的详细梳理。[3]
由于抗战前甘肃报纸对国际问题报道很少，许多国际政治、外交名词对甘肃读者来说很是陌生，这种情况极大影响着沈氏着力进行的国际时事报道的效果。为改变这种情况，沈氏专门开辟了《国际政治名词浅释》专栏，分期介绍相关名词，如美国的中立法、日本国家总动员法[4]、阿尔巴尼亚、但泽自由市、波兰走廊、极权国家集团[5]等，以开阔读者视野。
选译外文报刊文章是沈宗琳加强《甘肃民国日报》国际时事报道的举措之一。他广泛搜罗《密勒氏评论报》、《字林西报》、《亚美杂志》等外文报刊，精心选译其中刊载的值得我国公众阅读的国际时事文章，如《日寇独霸东亚野心之一斑》、《美国与中日战争》、《国际局势在转变中》、《美国与新中国》等。在他的影响下，刊载译稿成为兰州报纸的一时之风气。值得注意的是，沈氏选译之文章大都与中国抗战密切相关，且大多侧重于分析中国在抗战中的优势和强调日本之劣势，其动员抗战、鼓舞民众之意向十分明显。
除开辟专栏、选译外文之外，撰写社论与星期论文，论述国际局势，是沈氏加强《甘肃民国日报》国际时事宣传的又一措施。其撰写的论述国际局势的文章不仅数量多，而且富有远见。如在英日两国就日本封锁天津英法租界展开谈判时，沈曾撰写《日本封锁津租界绝非地方问题》一文，对英日两国以谈判方式解决两国冲突表示怀疑，认为“英倭间的冲突不以天津事件始，也决不会以天津事件终”。[6]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侵占英国在亚洲的诸多殖民地充分证明了沈氏此文的深刻与远见。
需要指出的是，沈氏对国际时事的报道与评论并非单纯介绍国际问题，其所有国际报道与评论的目的均是为了给我国提供资鉴。这一点在沈氏社论《西战结束感言》中体现的非常明显。在此文中，沈氏认为，西班牙共和政府的失败，非战之罪，实乃坐误于西方列强；英法在西战中态度之转变，证明一切外交政策均以本国利害为转移。沈氏就此指出，我国应该以此为鉴，“本‘自力更生’国策，估自动自发优势，活泼运用外交政策”，以求抗战最终胜利。基于此，他说，“丢却‘自力更生’国策而啻谈路线外交之说者”可以休矣。[7]
三、以副刊为平台，繁荣文化，活跃思想，启迪民众
抗战初期，兰州文化界十分萧条。外来文化产品因交通困难“差不多已断绝”[8]，本地文化食粮又极为匮乏，文艺作品数量有限，学术作品更是稀缺。这种情况，既不利于文化发展，又不利于活跃和鼓舞民众，实现抗战动员。基于此，作为从文化较为繁荣的东部地区内迁而来的报人，沈宗琳主动承担起了依托报纸开展抗战文化运动的任务与责任。
沈氏利用报纸开展抗战文化运动的措施不少，其中最主要的形式是创办和主编多种副刊，利用这些副刊刊载抗战文艺作品，刊发讨论甘肃实际问题的学术文章，发表揭露时弊和普及知识的杂文或小品文，举办征文运动，鼓励诗歌创作。这些副刊中最主要的有《生路》、《周末点滴》、《每周文摘》、《集纳双周》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生路》副刊。
《生路》副刊是综合性副刊，既刊载反映抗战的文艺作品，如《铁与火的斗争》、《忆大别山》等，又发表具有学术切磋但旨在解决甘肃实际问题的文章，如《农业推广声中谈甘肃推广事业》、《畜产合作西北之重要性及途径》等。不尚空谈、注重实际是这些学术文章最鲜明、最突出的特点。
其他副刊栏目的特点也很鲜明，如《周末点滴》题材五花八门，形式简约短小，语言隐晦生动；《白桦集》揭露社会现象，言语中常带锋芒；《每周文摘》则分期介绍国内外书籍、杂志，旨在启迪民众视野，传递最新知识。
利用副刊举办征文活动，是沈氏繁荣文化、动员和鼓舞民众的重要举措，如《西北的一日》、《我与生路》、《我与学校生活》等征文。其中，《西北的一日》是仿照邹韬奋1936年《中国的一日》征文活动而发起的。利用这些征文活动，或启发民众关注自己身边发生的能反映时代脉搏的事物与变化，或培育他们的文化意识与社会担当。
抗战前后，一批落脚于甘肃的文化界人士，不甘文坛之寂寞与萧条，发起了轰轰烈烈的“西北诗运”，一度取得不小成绩。[9]为推动“西北诗运”，沈宗琳接受西北诗人冯振乾建议，在《生路》副刊上创设“诗歌专号”，增加诗歌刊载量，提高诗歌稿酬，鼓励诗歌爱好者踊跃投稿，使得诗歌创作与批评一时蔚然成风。
四、着眼战时宣传动员，为兰州报业提升建言
沈宗琳对战时新闻宣传之于战争胜利的重要性有着非常明确的认识。他曾援引德国将军鲁登道夫的名言“同盟国不是败于协约国方面的铁弹，而是败于北岩爵士的纸弹”来申述过这种重要性。[10]基于此，他认为，作为抗战时期国防大后方和中苏交通要道的甘肃，其报纸能否承担起报道抗战消息、鼓动抗战情绪、传达战时政令、推进战时教育和向过往的国际人士宣传中国抗战政策的任务，至关重要。
然而，抗战初期的甘肃报刊质量较低，办报理念陈旧，办报水平不高，无法很好承担与其战略地位相适应的宣传动员任务。为此，沈氏一方面身体力行，从加强国际时事报道与评述、开掘副刊繁荣文化、活跃思想之功能等入手，提升《甘肃民国日报》影响力和水平，另一方面积极为甘肃报刊水平提升建言建策。由于其建议多建立在内迁报人对偏远地区报刊之不足的深刻体认基础上，因此有较强针对性。
充实报纸版面内容，满足读者阅读需求，是沈宗琳强调最多的建议。沈氏认为，报纸的任务主要有“报道事实真相”和“指导社会舆论”两方面。然而，抗战初期《甘肃民国日报》和《西北日报》等甘肃主要报纸大多只尽了前一方面责任而忽略了后一方面责任。即使就“报道事实真相”来说，也存在很多不足。如，国内国际新闻来源单一，几乎全部来自中央社；本埠新闻多为等因奉此之文章，千篇一律、了无生趣。这些情况导致报纸内容空洞，“读者拿到一份报纸，只须花十分钟的时间，便可遍览无遗”。[11]
虽然从1938年下半年开始，在内迁报人的影响下，甘肃主要报纸增加战地通讯，设置专栏刊载对时局进行分析之文字，报纸内容有一定改观，但因人力、物力限制，版面内容依旧薄弱。为使版面内容更加充实，沈宗琳提出，各主要报纸应在做好日常新闻报道基础上，更加着力于“西北和全国各地情况的相互介绍”、“中心舆论的建立”和“广大文化运动的展开”等三方面工作。[12]
其中，沈最为看重的是前两项工作。这不仅因为这两项工作有助于充实甘肃现有报纸版面内容，而且因为其对鼓动民众情绪、促进抗战动员具有更深远的意义。沈氏认为，兰州报纸若能做好西北与全国信息的互联互通，不仅可使国人充分认识和了解西北，还可以达到激励西北地区抗战情绪、稳定国防后方的战略效果；而“中心舆论的建立”对廓清战时民众思想迷蒙、聚合民心、蹈励民气之作用将不可忽视。
为解决甘肃报人缺乏和水平不高之问题，沈氏提出两条思路：一，对现有报人进行培训；二，培养新进报人。抗战初期大批东部报人迁入兰州，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甘肃报人缺乏和水平不高之问题。但沈氏认为，甘肃报界应未雨绸缪，尽快培养自己的本土报人；若待抗战胜利，东部报人回迁后再行培养，势必出现人才断裂，影响报纸生存发展。
针对如何提高报人业务水平之问题，沈氏在建议现有报人参加进修之同时，明确要求他们加强自我训练和自我教育，一方面增强办报技能，另一方面提高个人学识修养，因为他认为，“报人不是报匠”，“记者不是牛马走之类的人”。在培养新进人才方面，沈氏倡议“在甘肃学院或一二高中设置新闻学的讲座”，或将新闻学列为选修科目以培养记者编辑人才。[13]
为给甘肃报界培养人才，在《甘肃民国日报》首任社长王宇一去世后，沈宗琳曾筹划创办“以《甘肃民国日报》为主体”的“王宇一先生新闻学讲座”，力图以此“使有志于新闻事业的青年得一门径”。[14]这一构想显然具有此前东部已较成熟的新闻职业教育之色彩。虽然最终未能具体实施，但沈氏为甘肃报界培养人才的努力却不能不令人感佩。
除上述建议和努力外，沈宗琳针对甘肃报业提出的建议还包括，提高甘肃报纸地位、补充报社器材、做好报纸发行推广工作等。1938年，国民党中央社在兰州设立甘青宁新四省中的第一个分社。沈宗琳建议，中央社也应在天水、迪化、五原、西宁等地建置分社或特派记者，打造以兰州为中心的西北通讯网，使兰州报纸可以藉此向西北和全国通联信息，从而提高兰州报纸在全国的地位。
为提高报纸宣传动员能力，必须保证办报所需的物资器材供应。为此，沈宗琳建议当局充分认识西北新闻界在抗战宣传中的作用，在纸张供应、铸字原料、电力、汽油、印刷设备等方面应给西北报纸以充分接济。同时建议，地方政府和邮局要积极配合报纸发行推广工作。邮局要加快投递速度，使报纸尽快送达读者手中；地方政府要以助推报纸发行为要政，鼓励民众订阅。当然，报纸自身也要做到文字平实、标题直接、售价低廉，以利发行。[15]
沈宗琳在《甘肃民国日报》的工作时间约6年，包括1938年至1941年在《甘肃民国日报》专职工作的3年和1941年至1944年任中央社兰州分社采编组长期间兼任《甘肃民国日报》编辑工作的3年。1944年初调任中央社迪化分社后虽仍不时给《甘肃民国日报》撰写文章，但人毕竟已离开。作为内迁报人，6年中，沈宗琳利用其内迁之前在东部报业已习得的较为先进的办报理念与技能，结合当时抗战动员之要求和兰州在抗战时期的重要地位，在办报方面采取了一系列较为独特和有效的措施，提出了一系列提升兰州报业质量和水平的建议，为抗战动员和甘肃本地报业之革新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
受社会发展和诸多历史因素的影响，抗战以前甘肃报纸发展一直较为迟缓。甘肃历史上第一份近代报纸为1898年创办的《群报辑要》。较之东部近代报刊，它不仅创办时间晚，而且尚不能被称为“真正意义上的报纸”。[16]民国前期，甘肃报纸虽有发展，但与东部地区仍有较大差距。甘肃报纸最突出的发展出现在抗战时期。此时甘肃报刊发展到60余种，“在数量上达到了甘肃有新闻事业以来的最高峰[17]，办报水平也有较明显提升。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发展与提升，与包括沈宗琳在内的许多内迁报人的努力直接相关。据粗略估算，抗战初期兰州报界新闻从业员中有一半以上都是由外省迁入人员。[18]
内迁报人最大的优势与特点是，他们在抵达大后方之前大都在中东部较为发达的报馆从事过新闻工作，有着较为先进的办报理念、办报技能和较为开阔的办报思路与视野；不少人更是有自己较为独特的新闻专长。以沈宗琳为例，由于内迁之前他曾在中国报业最发达的上海新闻界有过三、四年从业经历，且就职于当时“异军突起”、能与《申报》、《新闻报》等上海四大报相鼎足的《晨报》[19]，其所具备的新闻理念、技能和从事报刊工作所需的综合素养非甘肃本地报人可比。而这正是他在《甘肃民国日报》的6年中能为当时甘肃报业带来新气象、新举措、新思路的根基所在。
如果说加强《甘肃民国日报》国际时事报道与评述是其在上海《晨报》主编国际新闻的职业惯性的话，把国际时事与抗战动员需要及抗战时期兰州的特殊地位结合起来，以对国际时事的报道与评述开蒙民众，使原本“僻处一隅，恍如置身世外”的西北民众成为全民族抗战之场域中的“在场”一员，则更多显现出其作为内迁报人的综合素质与广阔视野。其在《甘肃民国日报》开辟专栏评述国际时事、刊载外文译稿等举措，无不属于该报历史上的开先河之举，既丰富了报纸内容，又开阔了甘肃民众的视野，发挥了较好的抗战动员功能。
同时，沈氏加强副刊工作，利用副刊刊载文艺作品，举办征文活动，鼓励诗歌创作等举措，一方面起到了繁荣文化、活跃文坛、启迪思想的作用，另一方面因其副刊内容多与抗战密切相关，具有鲜明的战时宣传色彩，因此对动员民众、导扬民气也具有较为良好的作用。正是在沈氏诸多举措的综合作用下，《甘肃民国日报》气象为之一新，办报水平得到较大提升，其在抗战动员方面的影响力也很快超过了当时兰州另一家主要报纸《西北日报》。另外，沈氏针对兰州报业发展的一系列建议，因其具有较强针对性和建设性，对甘肃本地报人认识自身问题、谋求报业提升也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促进作用。
但愿本文对作为内迁报人之一员的沈宗琳在《甘肃民国日报》办报活动的考察，确能帮助人们初步认识报人内迁现象与潮流的历史效果与价值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