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度教育的经济学分析及政策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学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7164（2008）01－0045－05
教育价值并不能直接在生产中发生作用，必须以物质基础为前提。不论是宏观经济增长还是个人收入提高，教育价值都必须依赖于教育水平以及运用教育的物质环境与条件。对于受教育者个人来说，与教育在宏观经济增长中发挥作用的机制一样，只有受教育者个体所受教育水平和工作技术水平进行优化配置，才能充分发挥教育的经济价值，即充分发挥个人生产力并对经济增长和个人收入有所贡献。① 反之，如果个体所受教育水平和工作技术水平不匹配，或者个人所受教育水平高于工作需求的水平，教育资源不被充分利用，就会发生过度教育的现象，那么个人乃至国家的教育经济价值都将受到损失。
我国教育资源利用低效的状况由来已久，一些学者早已注意到这个现象，他们曾作过如下研究：魏新最早估算了大型联合企业中工人过度教育的发生率；闵维方实证研究了过度教育对劳动生产率的效应；赖德胜提出劳动力市场分割、劳动力市场缺乏流动性或流动成本高导致发达地区人才过剩；文东茅估算了大学毕业生发生过度教育对收入的效应；康宁认为政府计划安排的人才规格和规模与市场需求和学校需求之间存在冲突，有可能造成滞后性影响，引起总量上的结构失调与局部性过度教育；张曙光用筛选理论和工作竞争理论分析了教育深化过程中过度教育的现象。② 这些研究从不同角度探讨了过度教育，但并没有深入地研究我国过度教育的真正内涵。本文试图从理论上分析我国发生过度教育的必然性，提出我国发生过度教育的困境，并探讨治理过度教育的政策选择。
一、过度教育的经济学分析
（一）过度教育形成的体制诱因
我国过度教育的形成与劳动力市场制度性分割密切相关。由于制度原因，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扩大了地区之间、行业之间和所有制之间的收入差距。收入差距在地区上表现为东部地区的收入高于中西部地区的收入，在行业上表现为垄断行业的收入高于竞争行业的收入，在所有制上表现为国有制企业的收入高于其他所有制企业的收入（排除中外合资和外资企业）。如果收入差距过大并超过某一临界值，即高学历工人在高收入地区或部门从事低学历工人的工作所得收入高于在低收入地区或部门从事与其学历匹配的工作所得收入，他就有动机选择在高收入地区或部门从事比自己学历要求低的工作，从而在这些部门和地区容易发生过度教育。如一个本科毕业生在银行从事前台营业员的工作的收入高于他在企业从事专业技术人员的工作的收入，他就有可能选择在银行工作。另外，人力资本流动规律是从收益低的地区和部门流向收益高的地区和部门，高学历毕业生集中流向高收益的地区和部门，也容易造成这些地区和部门发生过度教育现象。
（二）技术结构变迁理论
还有一种理论认为过度教育是技术结构变迁的结果，该理论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已经得到验证。③ 我国是否因此发生过度教育，我们从理论上推导是成立的。我国技术结构处于快速变迁时期，技术变迁增加了工作结构对受教育者的技术需求。为了满足技术结构变迁对工人技能的需求，我国实施高等教育扩展战略，促使越来越多新生劳动力涌入劳动力市场。这些新生劳动力是否能被充分运用，依赖于用人机制的用人弹性和要素替换成本，如果用人机制僵硬，或者要素替换成本高，企业不能及时用新生劳动力替换以前的工人，那么高等教育水平的新生劳动力相对于以前较低教育水平的工人处于过度教育状况；同时，员工队伍得不到更新，短时期内，企业将出现教育不足的现象。不过，企业器重高技术劳动力，并给予他们较多的培训机会，过度教育的工人在同一个公司里能够得到较高的工龄收入；相反，教育不足的工人的工龄收入越来越低。
（三）筛选理论和教育投资“逆向选择”行为
教育本身并不提高一个人的能力，而是为了向雇主显示自己能力的信号。雇主通过学历高低把不同的人分配在不同的岗位上。受教育时间越长，表明受教育者的能力越高，获得的工资也越高。由于教育时间能够增加个人在未来工作竞争中的比较优势，而且较长的教育时间意味获得更高的工资，这个现象促使人们积极投资于教育，以此向劳动力市场提供较高的教育资格。然而教育年限不能完全代表技术水平，受教育者的这种行为会明显地引致过度投资教育的现象。教育投资的“逆向选择”行为发生了，人们进一步投资教育，为了使他们的能力显示出来，事实上，他们开始拥有的技术水平完全能胜任以后的工作，根本用不着浪费继续投资教育。
我国在教育扩展时期，教育门槛不断降低，对不同级别学校的毕业生一视同仁，加之假文凭、缩水文凭泛滥，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教育的信号作用。个人不得不对自己进行过度的教育投入，以便获得一张防御性文凭对付文凭的泛滥，从而导致文凭失去了筛选的价值，这就是罗纳德·多尔指出的“文凭病”（Diploma Disease）④。“文凭病”只会促使雇主抬高录用标准，使高等学历工人从事本身需要低等学历工人作的工作。这在我国表现得很突出，教育规模扩大到一定时候，出现文凭贬值的现象，雇主倾向于盲目抬高招聘条件，追求高文凭人才，一定程度上直接诱发了过度教育。
（四）成本替代理论
受教育劳动力的市场价格体系尚未成熟，不同受教育水平的工人的工资差距不大，意味着他们之间的替代成本不高，导致用人方在用人过程中产生替代行为，“越位”使用受教育劳动力，即在较低的工作岗位上用高等教育水平劳动力替代低等教育水平劳动力；而受教育劳动力在激烈的竞争中也愿意降低自己的初始工资水平，与用人方形成某种程度上的妥协，结果用人方在不增加劳动力成本的条件下产生了过度使用教育资源的行为。例如，目前我国用人单位在博士生、硕士生、本科生的价格成本上没有很大的差距。根据国家人事部最新公布的工资标准，转正后中专毕业生核定工资为924元；大专生为945元；本科生为1016元；硕士生为1070元；博士生为1238元。也就是说，国家核定的中专生与博士生之间的工资成本价格差只有314元，本科生与硕士生之间差为54元。不同受教育水平劳动力工资差距不大，使用人方失去要素成本约束，产生了用高等教育水平劳动力替代低等教育水平劳动力的行为，从而发生了过度教育现象。
（五）教育“替代”理论
过度教育是教育扩展时期教育数量替代教育质量的表现。同样是大学生，发展中国家培养的大学生和发达国家培养的大学生在质量上可能有很大差异。一些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近几十年来的教育就面临着学生数量与教育质量替代的问题。近几年来，我国各级的入学人数大大增长，但教学资源的增长却未能赶上学生数量的增长，从而降低了教育质量，造成供给的质量与需求的质量不符合，即高等教育者不能胜任与其学历匹配的工作，于是降格录用必然产生。倘若高学历劳动力不愿被降格录用，就可能导致比较广泛的所谓“知识失业”。经验研究表明，我国接受成人教育的工人就是因教育质量不足而被降格录用的一个典型案例。调查研究显示，与同等学历的接受过正规教育的工人相比较，接受过成人教育的工人更容易从事比自己学历水平要求低的工作，即更容易发生过度教育，这主要是由我国成人教育质量不足造成的。⑤
另外，我国为了实现经济超常规发展，不但从规模上迅速扩展教育，而且从结构上跨过初等、中等教育，优先选择投资高等教育。然而，迅速扩展高等教育，破坏了教育结构适应经济结构的均衡原则，即经济所需教育以中等教育为主，如果中等教育无法满足经济需求，会产生高等教育者替代中、低等教育者的现象。人才结构与社会需求不适应，必然会出现研究生替代本科生的工作，本科生替代专科生或更低学历者的工作。
二、我国发生过度教育的困境
人力资本的错误配置会降低人力资本的效率。舒尔茨认为“一种错置的资源就无异于配置的是一种低生产率的资源。”并且，舒尔茨还认为人力资本同样存在折旧问题，闲置会带来人力资本的贬值，“当劳动力处于闲置状态时，人力资本便会退化”⑥。我国过度教育是一种隐蔽起来的社会损失。有的地方或部门人力资本储存高，处于闲置状态，有的地方或部门人力资本匮乏，结果使有限的教育资源不能充分运用在“刀刃”上。除此之外，发生过度教育将会产生如下效应。
（一）过度教育降低个人工资收入
人力资本投资是一种有风险的投资，如果得不到有效的使用，这种资本将丧失其作为资本的价值，当然作为培养人力资本的教育产业也会随之降低其价值⑦。因为在教育使用过程中，教育不被充分运用，意味着受教育者的劳动生产率不能充分发挥出来，受教育者的工资决定于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率下降后，个人工资也随之下降。我国学者估算了过度教育收益率，通过1995年数据的估算发现，过度教育收益率（1.2％）小于工作所需教育收益（5.8％），说明过度教育工人的收入会受到损失⑧；通过2002年数据的估算得出，过度教育者的收入比具有相同教育年限且在层次对应岗位工作的人低9.55％（若以毕业生人均月收入为1000元计，则相当于低95.5元）；⑨ 通过2004年数据估算得出，过度教育工人的收入损失为15.1％。⑩ 经过上述比较可以发现，我国过度教育工人的收入损失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多。
（二）过度教育使政府投资成本上升，收益下降，加重了政府投资负担
对于政府投资教育占很大比重的国家来说，过度教育不仅是个人的损失，个人发生过度教育的收益损失最终上升为整个社会收益的损失。受教育者的技能不被充分运用，直接造成社会教育收益率下降，甚至出现了教育投资无效的结果。20世纪70年代初，在马来西亚、加纳、肯尼亚等若干国家中，培养一个中学生费用是小学生的11.9倍，一个大学生是小学的87.9倍。据统计，我国在受过初等教育的每5300人中才产生一位博士，换算一下，这相当于每投入3,580万元才培养出一位博士。如果按照这样的计算方式，那么高等教育者从事低等教育者的工作，意味着浪费了多少倍的教育资源。在同等条件下，如果将这些投资转向其他收益更高的项目，政府所得收益率将高于教育收益率，意味着过度教育使政府投资产生很大的机会成本。在高等教育不充分运用的条件下，政府实施的投资策略是继续推进高等教育投资，结果进一步加深了过度教育发生的程度，也进一步加大了教育资源的浪费，同时也加重了政府投资负担。
（三）过度教育降低工人劳动生产率
由于我们不清楚教育怎样作用于生产力，加上数据缺乏，难以精确估算发生过度教育对生产力的损失程度。不过，闵维方教授和曾满超教授以一家中国汽车制造厂为研究对象，发现当员工的受教育程度超过其工作岗位的要求时（即过度教育），员工表现出较低的工作满意度和工作努力程度，因而劳动生产率也比较低。(11) 从工作流动来看，过度教育工人为了得到与自己学历匹配的岗位，经常转换工作。频繁的跳槽对个人可能是明智的人力资本投资的方式，但对于整个社会来说，过高的转换率会造成社会生产率的损失。并且，过度教育者频繁转换工作的现象使企业和个人陷入到不稳定的困境中，导致企业不愿意对人力资本进行风险投资，个人在工作流动中又负担了较多的工作转换成本，总体上降低了工人的生产效率。
（四）过度教育使我国本来就已经失衡的教育结构进一步畸形化
过度教育会误导教育投资结构，使本来就已失衡的教育结构进一步畸形化。教育活动是一种投资行为，市场对教育的需求是派生需求，市场对人才的需求结构最后引导教育产业的投资结构。如果市场出现明显的过度教育现象，间接地向社会发出一个信号，似乎中低级人才已经饱和，误导教育供给者又把投资目光投向本科生和研究生，迫使普通高等教育过分扩张。有限的教育资源就难以得到合理有效的利用，初、中等教育的发展势必受到影响。如许多部门、企业都把学历标准放在第一，只录用大专以上的人才，有的甚至只招聘本科以上人才。片面追求高学历的做法，使中等职业学生的就业雪上加霜，直接带来的后果是影响了中等职业教育的投资。人们本身对中等职业教育的投资不看好，恶劣的就业形势更加降低了他们对中等职业教育的投资信心，结果高等教育投资日渐上涨，中等职业教育投资被削弱了。
三、我国控制过度教育的政策选择
在西方国家，教育不被充分利用后，个人重新考虑他们对教育的投资，有可能投资到其他更有利益可图的地方，这会影响到教育需求。公司有可能改变工作结构来更好地利用这些过度教育资源，有可能通过重新设计工作组织方式来扩大他们的技术需求如组建自主工作队伍，使工人有更多自主权，或者甚至彻底进行工作组织的变化，使工人自己拥有公司，从而他们可以民主、自由地经营公司，通过这种方式使工人的技能被充分利用。政府通过调控受教育工人的供给和需求来解决过度教育的问题，比如，通过宏观政策来影响私营部门对劳动力的需求，如通过税收对公司进行激励，使公司更好地发挥技术工人的作用，政府也可以通过改变教育私人成本影响人们的教育需求。
我国发生过度教育的原因和过度教育的实质都不同于西方国家，决定了我国教育政策也有别于西方国家。我国体制改革实行了渐进式改革，以避免激进改革引致各种矛盾激化而付出高昂的代价；与此相对应，我国过度教育问题必须在体制改革和体制完善中才能得以解决，教育扩展也应该实行渐进式的、适度的扩展原则，从而避免体制诱导下教育和就业之间矛盾的激化，并进一步导致教育资源浪费和教育扩展无效的结果。另外，教育资源配置和教育资源使用更加强调市场化的制度环境，所以从制度上保障教育资源优化配置和教育技能被充分运用是解决我国过度教育问题的关键。
政府优化教育投资结构，个人理性投资教育。国家经验表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才资源，其比例以高、中、初三个能级为1∶3∶20的结构较为合宜，即人才需求结构中，初、中级人才需求量最大。(12) 我国政府对未来的教育投资结构应该继续偏向于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而且注重中等教育多样化发展，保持普通中学教育、中专教育、职业高中和技校分布合理的构成。同时，政府还需继续推行高等教育投资的市场化和多元化，实行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促使个人理性投资教育，从根本上优化教育投资结构，防止过度教育的发生。
对于企业，学历并不是越高越好，企业应该根据工作的实际需要合理接纳各类不同层次的人才，实行以岗定人、适才适用的原则。一个成功的企业，员工的学历和知识层次应该呈金字塔结构，金字塔的顶端，是企业的高层次管理人员，人数约占1／10，他们掌握着企业的发展方向和速度，其学历应是企业内部最高的；金字塔的中部，是中层管理人员，人数占2／10，他们的管理和协调能力应较强，应具备大专和本科以上学历；金字塔的底部，是一线技术和业务人员，人数占7／10，他们的业务能力和操作能力应较强，具备中专或职业教育学历即可。(13) 企业的人力资源只有形成这样一个高中低搭配、层次互补的结构才能合理有效地利用人才。
高等院校在扩招时期不容忽视教育质量，正确定位办学模式和办学层次，强调不同层次办学模式的竞争优势，促使不同层次院校的毕业生在不同工作岗位上充分发挥他们的教育技能。从我国经济的技术结构看，我国除了需要一大批高层次、高水平的工程技术人员开发新产品、开拓新领域外，在数百万个企业中，需求量更大的是中等水平的应用型人才，即使在将来，中等水平的应用型人才也会在企业职工人数中占相当大的比重。而现实中，我国院校办学盲目追求高层次和学术型。这种办学模式不但不符合经济技术结构的需求，而且培养出来的学生雷同，毕业生在劳动力市场上容易被更高学历的求职者替代，造成劳动力市场上盲目攀比学历的现象。事实上，特色教育模式培养出来的学生被替代的可能性较小，经验研究表明，我国参加过职业教育的工人发生过度教育的概率较小，看来发挥职业教育的作用仍然是我国充分利用教育资源的政策选择。
最终，需要在受教育劳动力市场上发挥市场价格的有效性。提高资源配置效应的主要途径之一是发挥市场价格的有效性。过度教育是对教育水平和工作层次不合理的匹配，为了合理配置资源，需要充分发挥工资在受教育劳动力市场中的作用，主要表现为合理拉开高等教育水平和低等教育水平劳动力的工资差距，使高等教育水平和低等教育水平劳动力之间的工资差距能够较合理地反映其成本的差距，以防止用人方失去成本约束，越位使用高等受教育者。尤其重要的是，对于高低工资部门间的人才不合理的流动应加强管制。最好是能建立一个全社会范围内以教育水平或技术水平为标准的最低工资水平界限，从而防止由于高低工资部门间的差异而造成受教育劳动力过多地流入高收入部门。
收稿日期：2007-09-04
注释：
① 周彬．论教育经济价值的存在与培育[J]，教育科学．2002,(5).
② 武向荣．中国过度教育研究[D].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
③ Hartog.J.,& Oosterbeek,H.,Education,Allocation and Earnings in the Netherland:Overschooling[J].Economics of Education Review,1988(7):185-194.
④ 董志强．知识失业的成因和治理[EB/OL].http://www.zei.gov.cn/zjeco/0306/23.htm.
⑤ 武向荣．过度教育的经验研究[J].教育与经济，2005,(2).
⑥ ［美］西奥多·W·舒尔茨著．论人力资本投资[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0.
⑦ 周彬．论教育经济价值的存在与培育[J].教育科学，2002,(5).
⑧ 武向荣．中国过度教育研究[D].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
⑨ 文东茅．高等教育发展与毕业生资源配置．载高等教育运行机制[M].闵维方主编．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
⑩ 武向荣．过度教育的经验研究[J].教育与经济，2005,(2).
(11) Tsang,M.C.and,Levin,H.M.,The Economics of Overeducation[J].Economics Review,1985,(4):93－104.
(12) 李少元．教育经济纵横谈[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7.
(13) 毕海水．浅谈人才高消费现象的危害、成因及对策[J].中州大学学报，20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