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对时代主题认识的演变及其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共产党论文,时代论文,主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世界历史发展的一定时期内，都存在着一个或几个事关国际全局的、战略性的重大问题，即时代主题。正确地把握时代主题，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制定正确的战略方针和政策的基础。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共始终十分注意观察、分析国际形势的变化，提出自己的时代观，并据此调整国家的发展战略和内外政策。纵观中共对时代主题的认识，经历了从“战争与革命”到“和平与发展”的曲折发展过程，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也发生了重大影响。
二战后，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其标志之一，就是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的形成与对立，以及后来逐渐形成的以美苏两大国争霸为主要特点的两极世界格局。战后初期，两种意识形态和两种社会制度的对立和斗争，是世界政治中主要矛盾，美国争霸受到抑制。在50年代，中共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和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是比较清醒的。中共领导人在多次谈话中，一方面指出，由于帝国主义的存在，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没有消失；另一方面也指出，只要世界和平力量不断发展壮大，新的世界战争是能够避免的。而且中共更加强调后者。为了争取世界和平，为中国的经济建设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中共提出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国家间关系的准则，并为此作了大量的工作，改善了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
但是，进入60年代以后，由于国际形势对中国周边环境的影响，以及在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的干扰和破坏下，加上主观指导上“左”的思想的发展，我国在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和时代主题的认识上发生严重的偏差。
在战争问题上，我们党一些领导人当时认为世界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迫在眉睫”。60年代以后，国际形势尤其是中国周边的形势进一步恶化。1962年，在美国支持下，台湾国民党反动派叫嚣要反攻大陆；1964年以后，美国把侵越战争从南方扩展到北方，并不断派遣飞机和军舰侵扰中国的领空和领海；1965年以后，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并于1969年3月出兵侵犯中国领土珍宝岛，造成流血事件。所有这些，对中国的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战争的危险增长了。但当时是否就一定会爆发针对中国的战争或世界性的大战呢？后来的事实证明，美苏两国对中国的战略方针是“军事遏制”，而非大规模的武装侵占；当时的世界尽管动荡不已，但其基本矛盾并未激化到将要爆发世界大战的程度。因此，即使在当时，世界也仍然存在着战争与和平两种可能性。然而，我国对当时国际形势的恶化程度和世界战争爆发的可能性估计得过高了。
在革命问题上，我们对世界革命的形势估计过高，认为当时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并一度把推进“世界革命”、实现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作为中国对外工作的基本方针。从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出现了空前高涨的局面。在这一过程中，先后有90多个国家宣告独立，有力地打击了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面对这种革命形势，中国过高地估计了发生世界革命的可能性，强调推进“世界革命”，争取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完全胜利。1966年8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提出，“当前正处在世界革命的一个新时代”，国际形势发展的总趋势是：“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70年代初期，中共又进一步提出：“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不是革命制止战争，就是战争引起革命。”显然，中国对当时世界革命形势的估计过于乐观了。勿庸置疑，五六十年代曾形成了战后民族独立运动的浪潮，但这又是最后的浪潮。而且在实现民族独立后的国家中，只有古巴、越南等少数国家日后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更多的国家则在经济上不同程度地保持了对原先的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宗主国的依附性，它们的政治态度也具有多样性的特点，因此它们只不过是当代社会主义运动的同盟军，并不构成摧毁帝国主义的革命力量。同时，随着战后新技术革命的兴起，资本主义各国调整了自己的对外政策，从而使世界上的各种矛盾得到一定程度的缓和。进入70年代以后，民族革命的浪潮就基本过去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继续强调推进“世界革命”，显然脱离了当时的客观实际。
应当承认，我们党对时代主题即战争与革命问题上的判断，在军事对抗加剧、中国周边环境恶化、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的形势下是难以避免的，而且中共领导人在主观上也是从维护国家安全、促进世界革命的发展的良好愿望出发的。但问题在于，中国在对战争危险和世界革命形势估计的基础上，在实践上作出了“过火”的反应，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第一，打乱了中国经济建设的正常进程。6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基于新的世界战争很快就要爆发的判断，多次提醒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要做好充分的战争准备，以应付敌人对我国可能发动的突然袭击。1965年9至10月间，中共中央在讨论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三个五年计划时，确定其基本方针为：以国防建设第一，加速“三线”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此后，国家建设的重点从解决人民吃、穿、用转变为备战，在全国范围内盲目地大搞“三线”建设，而且选地要按照所谓“山、散、调”的原则，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严重地干扰了经济建设的正常进行。
第二，强化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观念，影响了我国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众所周知，1957年反右派运动以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错误逐步发展起来，而且越来越严重，直至发生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产生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的原因固然主要是中共领导人对国内阶级斗争的形势作了夸大化的估计、民主制不健全等，但他们对国际形势的错误估计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中共领导人看来，国际因素和国内因素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帝国主义在对社会主义中国进行战力威胁的同时，必然还会用“和平”的一手，即通过在中国国内寻找代理人的手法，从内部颠覆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而国内的地、富、反、坏、右、修正主义分子和资产阶级分子，正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基于上述认识，中国领导人在对国际形势作出严重估计的同时，在国内更加绷紧了阶级斗争这根弦，突出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去分析、观察一切，从而进一步强化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观念，影响了我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以致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内，没能集中精力，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丧失了发展经济的有利时机，拉大了同发达国家的差距。
第三，在对外工作中，对外援助偏多偏重，加剧了国民经济的困难局面，并影响了正常的外交工作。在60年代中国国民经济遭遇严重困难的条件下，中国仍以推进“世界革命”的愿望出发，对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给予了大量的、无偿的物质援助和军事援助。当然，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对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给予一定的援助是必要的，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所要求的。但应遵循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的原则。而当时中国的对外援助则超出了国力所许可的限度，其结果，使国民经济的困难局面进一步加剧。中国在对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进行大力援助的同时，对资本主义国家采取了一概排斥和反对的态度。在“帝国主义是现代战争的根源”、“打倒帝、修、反”的“左”倾错误观点指导下，中国一度采取“四面出击”的外交策略。不仅极大地限制了中国外交的回旋余地，不必要地刺激了西方许多资本主义国家，扩大了打击面，而且也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利用极“左”思潮，插手外交工作，推行更“左”的外交路线提供了可乘之机。
第四，加剧了中国自我封闭的状态，阻碍了中国走向世界的步伐。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一个长时期中，中国与世界，特别是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基本处于隔绝的状态。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中国对时代主题的误断及采取的“左”的外交政策，无疑是其中的重要因素。既然认为当时正处于“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帝国主义正一天天烂下去，社会主义正一天天好起来”；既然要“打倒帝、修、反”，社会主义的中国还有什么必要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开放、向他们学习呢？有的当然只是对立和你死我活的斗争。结果，中国自己把自己封闭、孤立了起来。这种状况直到70年代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之后才发生转机，根本的转变则发生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国际形势的重大变化，逐步形成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主题”的新论断，开辟了进行改革开放的新时代。70年代末80年代初，国际形势的发展出现了某些新特点：其一，随着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和大批第三世界国家政治独立的实现，民族革命的任务已经完成，发展民族经济的任务日益突出，成为这些独立后国家的主要任务。其二，社会主义国家在普遍经历了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阶段之后，原有的经济体制已不能适应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需要，经济发展速度减慢，甚至停滞。如何改革旧的经济体制，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成为社会主义各国面临的新课题。其三，美苏争霸仍在激烈进行，战争危险依然存在；但与此同时，美苏之间大规模的军备竞赛，尤其是在核武器上的势均力敌，又形成了一种制约力量，双方谁都无制胜把握，谁都不敢轻启战端。其四，世界和平力量不断发展壮大，超过了战争力量。不仅第三世界国家坚决反对战争，要求和平，西欧和东欧国家，甚至美苏两国的人民也不希望发生战争。其五，随着战后新科技革命的蓬勃发展，经济、科技在世界竞争中的地位日益突出。面对新的潮流，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纷纷调整其经济结构和内外政策，加速发展本国经济，以便在新一轮的世界竞争中取胜。
这些新情况、新特点的出现表明，“战争与革命”的时代已经结束，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新时代已经到来。鉴于国际形势的变化，邓小平及时改变了传统的时代观，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的新论断。他明确地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
综合邓小平对“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的论述，其基本内容主要有以下四点：
(1)世界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但争取比较长时期的世界和平是可能的，世界大战是可以避免的。邓小平一方面指出，由于世界上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世界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而现在许多国家，尤其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拥有核武器，一旦发生战争，将会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甚至是毁灭性的灾难。因此，维护世界和平、防止发生新的世界大战，便成为世界人民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和共同任务。另一方面，邓小平又指出，由于国际上各种因素的影响和作用，尤其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这样一个事实的存在，可以得出结论：“在较长时期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
(2)发展问题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主题。邓小平认为，发展问题首先涉及到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三的发展中国家。由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不合理，南北方之间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南方国家要摆脱贫穷落后的状况，必须加速自身的经济发展。同时，发展问题也涉及到北方发达国家。邓小平指出：当前“资本主义国家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发展速度问题，再发展问题。”他们的资本要找出路，市场要找出路，不解决这些问题，他们的发展总是要受到限制。因此，北方又需要南方发展。如果“南方得不到适当的发展，北方的资本和商品出路就有限得很，如果南方继续贫困下去，北方就可能没有出路。”
(3)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互相联系，密不可分，而发展问题则是其中的核心问题。一方面，和平的国际环境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没有和平，难有发展；另一方面，世界各国经济的发展，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经济的发展，又是维护世界和平的根本保证。从一定意义上说，和平是外部条件，发展则是当今世界的核心问题。邓小平多次强调：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如果得不到发展，世界就很难安宁，世界和平就很难维持。这主要因为，经济不发展，不仅容易引起发展中国家的政局动荡不安，而且往往容易被大国所利用，产生国际纠纷。相反，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繁荣，将会增加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力量。
四）实现“和平与发展”的根本途径，是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超级大国像过去那样随意主宰世界人民命运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各国都在考虑相应的新政策，建立新的国际秩序。实践证明，霸权主义、强权政治行不通，集团政治或条约组织也行不通。那么应当用什么原则来指导新的国际关系呢？邓小平提出，应当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根据邓小平的思想，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就是改变超级大国主宰世界的局面，结束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绳，推动世界各国用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以保持长期和平。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就是改变南北方国家之间的不平等经济关系，通过南北对话，逐步建立起平等互利合作的南北关系。
邓小平关于时代主题的新论断，科学地、深刻地揭示了当代世界的基本矛盾和主要问题，不仅对于推动世界和平、促进人类共同发展起到重大的指导作用，而且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产生了巨大的、深远的影响。
首先，邓小平对时代主题的新论断，为中共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方面来的战略决策提供了理论依据。1978年12月，中共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确定的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既是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而作出的，也是建立在对国际形势的正确判断上的。1978年前后，中共在对国际形势的估计上，一方面认为，由于美苏激烈争霸，战争的危险仍在增长；但另一方面又坚信：只要世界人民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搞得好，就可以延缓战争的爆发。这就改变了“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战争“迫在眉睫”的传统观点。这一判断为中共工作重点转移的战略决策提供了依据。80年代中期，邓小平提出的“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要的新论断，从时代的高度为中共工作重点转移的战略决策提供了进一步论证，说明这一决策是符合时代发展潮流的正确选择，从而更加坚定了中国人民一心一意地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决心和信心。
其次，邓小平对时代主题的新论断，为中共的对外开放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促进了中国对外开放的进一步发展。邓小平的新时代观认为，在当今世界，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日益密切。不仅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需要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与资本，而且发达国家的发展也依赖于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因此，任何国家要发展自己的经济，必须加强与其他国家的交往与合作，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中国作为发展中的一个大国，尤其需要对外开放，向先进的国家学习，借鉴和吸收一切有用的东西。在上述思想的指导下，中国更加坚定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加快了对外开放的步伐。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的对外开放进一步向广度和深度发展，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再次，根据邓小平对时代主题的新论断，中国调整了对外政策，开创了外交工作的新局面。第一，从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原则出发，改变了70年代中国实行的针对苏联的“一条线”、“一大片”的国际战略，实行“真正的不结盟”战略，谁搞霸权主义就反对谁；第二，在国际交往中，不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决定国家关系的亲疏，而是根据问题本身的是非曲直，以国家最高利益为准则，独立自主地作出判断；第三，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包括同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特别注意改善和发展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第四，以和平的方法即“一国两制”、“共同开发”的方法来解决国际争端；第五，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则，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中国对外政策的调整和实施，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威望，进一步发展了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了一个有利的国际和平环境。
综上可见，中共对时代主题的判断正确与否，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影响极大。当对时代主题作出正确的判断时，就能制定正确的战略方针和政策，促进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反之，就会导致战略方针和政策的失误，影响甚至阻碍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在当今世界，时代的主题没有变，仍是“和平与发展”，但其广度和深度在发生某些变化。随着生物工程技术和以电子计算机为代表的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一个以知识资源为最重要因素的知识经济时代已经到来。经济全球化和世界格局多极化的趋势将进一步发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以邓小平的时代观为指导，进一步观察和分析国际形势的变化，适时地调整自己的发展战略和政策，抓住知识经济和全球化给我国带来的新的机遇，加速发展我国经济，为人类的和平与发展作出较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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