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市场经济运行中的经济波动与经济稳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论文,经济运行论文,稳定论文,市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经济理论界，有些学者对我国经济建设中出现的“调整——发展（或跳跃）——再调整到再发展”这样一种发展轨迹一概持批判态度，我以为这是不科学的。如何认识我国经济的这种发展方式，或者说经济周期波在我国有没有它存在的客观必然性？对此应采取怎样的对策？对这一重要经济理论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索，促使我国经济健康发展很有现实意义。我认为邓小平同志在经济发展某些方面的论述，有助于我们对上述问题的认识。
一、邓小平同志的经济台阶式增长思想
邓小平同志对我国经济建设有过很多深邃而精辟的论断，其中之一即是他的经济增长台阶式思想。早在1979年，邓小平同志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中就明确指出：“我们的经济，……在总的前进的过程中都还需要有一段调整的时间，才能由不同程度的不平衡走向比较平衡，……这是我们的经济走向正常的、稳定的发展的前提，……必须这样做才能更好地前进。”1991年8月，邓小平同志又指出：“可能我们经济发展规律还是波浪式前进。过几年有一个飞跃，跳一个台阶，跳了以后，发现问题及时调整一下，再前进。”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再次强调：“看起来我们的发展，总是要在某一个阶段，抓住时机，加速搞几年，发现问题及时加以治理，尔后继续前进。”上述论断集中体现了邓小平同志的经济台阶式增长思想。这一思想是经济规律在我国经济实践中的科学体现和毛泽东“波浪式前进”思想在当代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灵活运用，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新发展。邓小平同志的这一思想告诉我们：我国的经济增长不是直线式地增长，不是绝对平稳和匀速的，往往呈现出“经济调整——经济跳跃——经济调整”这样一种快慢相间的台阶式发展轨迹，而且上台阶是每隔几年实现一次，不是毫无停息、不间断地进行。通俗地讲，即是在不太长的某一阶段内，通过短时间的整顿和恢复，然后抓住时机加速搞几年，以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生产出丰富的社会产品，使社会生产力有一定发展，国家综合国力较大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得到较大改善。
二、经济波动（或经济运行呈台阶状）的一般性原因
经济波动即经济发展状态时高时低，发展速度时快时慢。毫无疑问，有波动，就有周期性变化，这里的周期性变化，主要是指重复的相类似的经济状况，并且有一定的规律性。对于这一点，前苏联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早在1925年就已有揭示。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存在着长期波动，其周期大约为半个世纪。30年代，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波特在继承康氏长波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存在着长、中、短三个周期，他把这三个周期分别命名为康德拉季耶夫波、朱格拉波、基钦波。现在的问题是，这些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作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周期理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是否也适用呢？
如果我们不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这一特殊的周期表现等同于全部“经济波动”的含义，而仅就经济波动的共同表现来看，我们认为，只要有市场和货币交换，就存在着经济波动的可能性。对此，早在一百多年前，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商品流通公式的分析指出：在以货币为媒介的“W-G-W”这个简单商品流通公式中，就已包含有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因为，在这里已经发生了买和卖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的分离，同时由于货币职能发展到支付手段后，债权和债务的链条越长，它的某一环节折断，给整个社会经济造成的紊乱就越厉害。当具备了一定的经济条件，尤其是在经济扩张和飞跃时期，随着社会总需求的膨胀，整个社会的物力、财力、人力必然要大量投入和消耗，而社会总供给则不可能在总量或结构上及时地相应地大幅度增加，这样就会出现总供给与总需求在总量或结构上的失衡。社会经济就在这种严重失衡而后又通过调整趋于平衡的周期波动中发展。
在现代市场经济下，随着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商品交换越来越频繁，人们社会交往关系越来越复杂。而这种复杂的交往关系往往要通过商品交换关系来实现。作为社会化活动的人总是按自己的意志来组织经济活动，他们的意志的形成与实现过程就是人在经济运行过程中的决策活动。这种决策按层次划分，可分为微观决策和宏观决策两种。出于一种激励机制（对利润最大化追求和经营成功的自毫感），每个微观决策者都希望通过决策获得最佳效益，但从宏观上看，尽管社会计划中心可以对各微观主体进行引导和调节，但每个微观决策者的总和很难是恰如其分、符合宏观经济利益的，所以微观结果与宏观理想状态之间总是有差距的，这是形成经济波动的一般性原因。
假定不考虑非经济因素的干扰，单纯从经济本身的运动规律来看，社会主义经济运动也不可能直线上升，而只能在周期性起伏的情况下逐渐上升，即如上台阶。这种周期性的起伏可以根据年度社会总产值增长率（即经济增长率）的高低不同而表现出来。一般地说，经济运动中的每一个周期将包括这样的过程，即从“高峰”（经济增长率最大值的年份）算起，经历下降阶段，到达谷底（经济增长值最小的年份），再经历上升阶段，到达“高峰”，从一个“高峰”到另一个“高峰”为一个经济运动周期，按照周期时间的长短来划分社会主义经济运动的周期，也可分为短周期、中周期和长周期。
所谓短周期主要是指同市场商品可供量和企业存货量的变化有关而形成的周期。影响短周期的主要因素是企业因存货增减而引起的投资数量的变动。由于企业对商品市场供求状况所进行的预测不一定符合实际，再加上企业之间的竞争，这就必然使得各企业的微观经济活动对国民经济运行发生影响。这样，一个时期的投资规模过大可能引起下一时期的企业存货量的较大变动，引起市场存货结构失调，引起企业盈利率的变化，从而引起企业投资行为的自我约束。而当社会上较多的企业由投资扩大转为投资收缩时，经济运动将从“高峰”下降，而在市场存货数量的减少引起企业扩大生产和增加投资的新要求时，经济运动又从“谷底”上升，于是经济运动的短周期就表现出来。
中周期则主要同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调整有关。影响中周期的主要因素就是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变动引起的投资结构和投资数额的变动。从产业结构看，不同的行业产品性质不同，它们各自都有从开始兴起到迅速发展或减缓下降的过程。一个部门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投资达到饱和，就不象过去那样有利可图，该行业就不再象过去那样具有前进的动力。与此同时，由于经济发展的要求出现的某些产品的稀缺，或由于某些方面的需求受到刺激，为新的部门兴起和发展创造了机会。这样，产业结构的变动引起了投资结构的变动，使得一定时期内投资数额有某种波动。产品结构的变化及调整也是一样，会经过“投资增加——投资显著增加——投资热情减退——投资相对或绝对下降”的过程。它们对经济运动地影响都是显而易见的。不仅因为各产业产品在社会总产值中的相对地位变化会影响经济均衡，而且这些调整影响着投资结构和投资数额的变动。当投资增长率相对放慢时，经济中就呈现增长率的波动，于是形成经济运动的中周期。
长周期主要同社会经济结构的重大变化有关。影响长周期的主要因素是诸如居民生活环境、生活方式、生活习惯以及与此有关的一系列观念的变化。这些变化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明显表现出来，称之为经济长期波动。
从短周期、中周期、长周期形成的主要因素看，它们全部与投资数额的变动有关。从国家宏观决策的外在因素看，由于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尚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水平，因此容易产生加速经济增长的“赶超”企望，并由此更多地增加投资，以致引发投资膨胀；而同时社会总供给又不可能在总量或结构上及时地相应地大幅度增加，就会造成总供给和总需求之间关系的紧张，乃至使国民经济中一系列重大比例关系逐步失去平衡，如两大部类的比例关系、基础工业和加工工业的比例关系、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等等。这些比例关系的失衡，集中表现为总供给与总需求在总量或结构上的失衡。在市场经济下，又进而表现为通货膨胀，物价大幅度上涨。这就要求政府在经济飞跃过程中，要及时预见并发现问题，进行必要的收缩和调整，重构相对平衡的经济总量及一些重大比例关系，为下次腾飞创造条件。因此，国家就不得不压缩投资规模，使投资减少，这种投资需求的波动，必然会引起新一轮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波动，从而造成经济发展的波动。
从国家宏观决策的内在因素看，国民经济运动的态势变化也容易促使国家作出形成经济波动的某些宏观决策，这种情况是指微观经济主体的某些同步性决策倾向所造成的投资或消费的规模或结构的同步变动，这种同步变动影响宏观经济决策是促成经济周期性波动的重要原因。
从我国四十多年的经济发展状况来看，每次经济波动都与投资波动有密切的关系。有人对1953-1985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年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进行回归分析后指出：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投资每增加1%，经济增长0.3%，投资每下降1%，经济负增长0.3%，因此，投资规模的扩大和缩小对经济增长速度的高低具有决定作用。
当然，我国过去实行的经济体制是计划经济体制，投资周期的形成与政府的指令性行政决策有关。但即使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不考虑非经济因素的存在，各个微观决策者由于受内在动力机制的驱使，以及对市场预期的不确定，仍然可以形成投资周期波动。此外，还有一些因素可以视为造成经济波动的外生变量。例如自然（气候）条件的变化，重要自然资源的开发或枯竭、宏观决策的失误、某些政治事件的突然发生、国际经济和政治条件的变化、国民经济计划缺乏科学性等都会引起经济波动。象经济增长速度定得过高、紧缩需求过度，确定的经济增长比例严重脱离实际，都会造成经济的波动。不过，这些并非属于经济体系内在联系所决定的外生性因素导致的经济波动，不会呈现规则的周期性特征。上述情况说明，由于每个周期受决定的因素不同，因此，每个周期的情况不可能绝对一样，其维持的时间也不可能完全相等。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在论述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波动规律时特别强调指出：对于每个周期的延续时间，“绝不应把这个数字看作是固定不变的。”
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如果把建国初期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忽略不计，而从1953年开始的大规模经济建设算起，到1994年的42年中，有人认为共经历了9个短周期。每个周期的长度不等，大约5年左右一个短周期。一般说来，在相邻的两个短周期中，前一个短周期为弱周期，经济升降幅度相对不大；而随后的第二个短周期为强周期，经济升降幅度相对较大，引起的震荡也较大。这样的两个短周期组合为大约10年左右的中周期。如1953-1962、1969年—1976年、1982年—1990年，都包含两个短周期。因此，我们认为，邓小平同志所说的隔几年上一个新台阶，符合于大体上10年左右的这种中周期。
三、减轻经济波动的强度，保持经济稳定发展
从上面分析可知：经济波动是永恒、绝对的。正如小平同志所言：“对于我们这样发展中的大国来说，经济要发展得快一点，不可能总是那么平平静静，稳稳当当。”所以，这里所说的经济稳定并不意味着经济不波动，确切地说，它是指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之间保持一种基本均衡的态势。在不妨碍社会经济正常运行的限度内，“供给略大于需求”、“需求略大于供给”，均可被理解为经济稳定。
既然在今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经济的周期运动仍不可避免。政府既不能因为经济周期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不可避免而自由放任，也不能用不切实际的强制手段实行直接控制，企望消除经济周期。而是制订切实可行的反周期政策，减轻经济波动的强度，力求使国民经济尽可能地稳定发展。
那么，如何抑制经济波动的负效应，保持经济的稳定发展呢？
首先，保持国内社会稳定是经济稳定、台阶式发展的首要前提。邓小平同志曾反复强调，经济发展受社会稳定制约，我们要摆脱贫困，实现四个现代化，最关键的问题是要保持国内的社会稳定。首先，是要保持政局稳定，而四项基本原则是中国政局稳定的总基础，因此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其次，是要保持政策稳定，主要是改革开放政策不能动摇，就象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特别要注意，根本的一条是改革开放不能丢，坚持改革开放，才能抓住时机上台阶。”而且长治久安最终要靠经济的大发展，因此军队、国家政权都要维护改革开放政策；再次，是要保持农村稳定，因为农业是安定天下的产业，农村的发展是保持政局稳定的基础，所以我们要始终把农村经济放在优先发展的位置。
第二，努力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微观经济充满生机和活力。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中，经济利益多元化也会随之发展，因此利益摩擦不可避免。但是，社会主义经济从本质上说不存在利益对抗关系。微观经济的活力与宏观经济的调控从根本上说是一致的。努力协调好微观利益与宏观利益的矛盾是保持经济稳定的基本前提。
第三，要根据社会主义经济波动负效应的种种成因，综合运用多种政策手段，确立对周期波动的调控幅度，尽量避免的减轻经济波动中的“负效应”。比如，根据基钦周期表现出的负效应，就可顺应周期的过程和阶段，采取适时恰当的逆周期调节措施，使短周期的“下降”、“上升”坡度较为平缓，使“高峰”、“低谷”之间的落差较小；而当朱格拉周期还处在一种潜在运动时，政策可及时改善投资行为，加强对投资的管理，通过完善各种机制和资金分配体制，将投资行为变成一种长期行为，以使产业结构、产品结构等趋向合理。
第四，要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所表现出的不同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周期的特点，采取特殊的调控手段。例如，在我国，经济发展处于高峰时期，往往呈现出增长速度与经济效益呈相反变化趋向的不正常状况，政府在进行宏观调控时，就必须针对这一特点，把提高经济效益与抑制经济过“热”结合起来，并把调控重点放在提高经济效益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