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非百名学研究之对比法
卢芸蓉
(南京审计大学 文学院，南京 211815)
摘要： 伍非百对古名家篇籍《中国古名家言》的校释与研究，一以贯之地执行着对比法，不仅得到了一些新颖、独到的见解，也系统化了其名学思想。其运用的对比法主要有“对比校释而择优选之”“对比校释而新校遗误”“对比研读而以典释典”“对比修正而自我完善”四种类型。这些对比法以及伍非百的其他典籍整理手段对于我们今天研读、校注、研究古籍都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关键词： 伍非百；中国古名家言；对比法
现存的古名家篇籍年代久远，在流传过程中，有些书简或部分丢失或字句脱落，导致内容残缺不全，还有些字句在流传中产生了歧义，另外这些书简本身编排简单，造成了其中篇籍更加艰深难懂。因此研读这些古名家言是一项很艰难的工作，但伍非百则为我们做了很好的示范。伍非百(1890-1965)是中国近、现代著名的墨学家和逻辑学家，其在逻辑学方面的主要贡献在于他持广义名家观，首次完整地、系统地研究了名家思想，其专著《中国古名家言》是名学研究集大成之作，其中《墨经》是其研究名家学说的一部分。伍非百在《墨辩校勘记》序中，曾提及他对《墨经》的校勘工作。他认为古籍的校勘，首先需要有古善本，其次则需要旁书徵引。因此，他对《墨经》的校勘依据了涵芬楼影印正统《道藏》本，同时参考了毕沅、张惠言、王引之、俞樾、孙诒让、梁启超等各家的校注本，以及其他一些学者的读书札记。可见伍非百对《墨经》的校释是集众家所长。在整个《中国古名家言》的校释、研究中，伍非百大量运用“对比”的原则和方法，具有方法论意义。虽然对比法是最为常见的校释、研究文献的方法，但伍非百将对比法贯彻运用得较为彻底，且形式多样，对于其他古籍的校释、研究具有借鉴作用。具体来说，他运用了四种类型的对比校释方式。
一、对比校释而择优选之
在校勘过程中，如遇几家校改意见不同，就择录其认可者，并略述采用的理由及论据。
例如对《经说》“体也若有端”条的校注，先列张惠言校注：“五字属下，乃释体之文。”后列梁启超校注：“‘体也’为句，以五字为本章之说。”
对于这两家，伍非百较认可梁启超的校法。并补充道：“但‘若’下当补‘尺’字。下文‘二之一，尺之端’，是其证。‘若尺有端’，与‘若见之成见’对文。两‘见’字亦当作‘尺’，草书尺、见，形近而误。”[1]251
又如《经说上》有“大故有之必无然若见之成见也”条，孙诒让认为此处疑为“大故有之必然，无之必不然”。与上文“小故有之不必然，无之必不然”，文正相对。今本第一句中脱“然”字，第二句脱“之必不”三字，于是此句不通。梁启超则认为此句疑作“大故有之必然”。“无”字是衍文。
对于这两家的校法，伍非百认为孙诒让用大小故对举，这种校法比较合理。但他认为孙诒让增加“无之必不然”一句则又不当。因为“大故无”即“小故有”，已包含在第一句中了，若“大故无”即“小故无”，则又为第二句所包含，所以不当另立“大故无”这一句。伍非百指出孙诒让增加“大故无”这句，是因为“孙氏不考名家言，仅据文句文例相校”所导致的误校。
伍非百又指出梁启超认为此处的“无”为衍文，也是不当的。他认为此处的“无”应为“兼”或“体”的形误，并且此处上下文颠倒了，后面脱“也”字。两个“见”字应作“尺”字。这条《经说》文应是以“体兼”两义来说明大小两故，“体也”“兼也”是对举文。第一句为：“小故有之不必然，无之必不然，体也。”第二句为：“大故有之必然，兼也。”第一句用“若尺有端”来说明，第二句用“若尺之成尺”作说明。前后句相互对举为文[1]252。相比较而言，伍非百立足于名家本义，此校则更为合理。
二、对比校释而新校遗误
原文有误，但各家在校注过程中没有注意，或注意了但校改还是不妥的，那么就另作新校，并加按语。
今天，当我们提到清江保护立法的时候，这似乎成了一个轻松的话题。而对于生态系统的长远来看，平稳长效的举措更加重要。
关于镜湖隐士方干生平的史料很少，闻一多先生《唐诗大系》中考证方干生于唐宪宗元和四年(809)。方干的卒年当在光启元年至二年间(885—886)。[1]400方干归隐于镜湖的最早时间，据吴在庆先生《方干生平系诗》一文考订，应当不晚于会昌三年(834)，[2]本文从之。
另外伍非百在校勘中还遵循了“旁行”“牒经”“引说就经”等原则，并且他指出按照这些公例去校，则《墨经》大部分可以校对。
又如《经上》“忠以为利而强低也”一条，张惠言根据《诗》有‘维周之氐’之说，认为：“低当作氐。氐，根也。”孙诒让则认为张惠言的校有误，“低”应为“君”，因为“君与氐，篆形相似，转为低也”，并指出荀子有类似的说法：“有能比智力，率群臣百姓，相与强君矫君，君虽不安，不能不听，遂以解国之大患，除国之大害，谓之辅。”(《荀子·臣道篇》)，此句中的“强君”与此文“以为利而强君”义同。
伍非百认为古时候说“忠”并非是专对君主而言，而且墨家《尚贤》《尚同》《天志》《明鬼》中的“忠”，尤其与“忠事一人”这个意思不合。所以伍非百认为“低”疑为“聒”，是因篆文字形相近而误。因为墨家志利天下，上说下教，逢人强聒。其所谓“忠”，即曾子“为人谋而不忠”的忠。墨家“忠”的含义应为尽忠于社会，尽忠于群众。庄子论墨家宋钘、尹文之道曰“天下虽不听，强聒之而不舍也”(《庄子·天下篇》)就是其义。
相比较而言，孙诒让和伍非百的训诂比张惠言的理由更充足一些，虽前两人都认为是形近而误，但伍非百从墨家之义来解，似乎比孙更有说服力。
伍非百认为两人所校都不准确。他认为“若”为“后”的伪字，如东魏《敬史敬君碑》有“女后称制”，因此“后”现在很少见，所以误认为“若”。伍非百还指出《管子》中“事有适，无适而后适。觿有解，不可解而后解”(《管子·白心篇》)，这句第一个“后”字就曾被误认为“若”字。另有《墨子》中的“明君于天下者，必先为万民之身，后为其身”(《墨子·兼爱下》)，也曾有版本认为是“必为万民之身，若为其身”，所以也是“后”误为“若”。相比较而言，伍非百的校注更有理有据。
三、对比研读而以典释典
伍非百指出：“凡一学术之行也，必有所本。其兴也，于何受之？其成也，于何传之？而同时必有驳难之者，又必有称述之者。”[1]204他发现名家当中多“訾应之语”，可互相对比，因此其在研读中，就大量采用了对比研读之法。
如《公孙龙子》与《墨经》对比研读。
伍非百认为公孙龙与墨子是中国古代名家两大论宗。他指出公孙龙的书，处处与《墨经》为论敌，如果不懂《公孙龙子》，就不能读懂《墨经》；如果不懂《墨经》，也无法了解《公孙龙子》。所以研究这两家的思想，应当将这两家的著作相互对比、相互参考，然后才能理解其中含义。
如《公孙龙子·通变论》这一篇，主要是讲名实之变。大意是说：对于一“实”来说，既已谓之彼，就不能再谓之此。既已谓之此，就不能又谓之彼。也就是说“实”变，那么“名”也应该随之改变，不能以“故实”与“今实”同一加减。就如“二”这个名，指的是两个“一”的和而言的，既然称之为“二”，就不能又称之为“一”。如果将“二”分开得“一”，只能称其为“一”，不能因为它曾经是“二”的一部分，而称之为“二”。
而《墨经》中的“二与一亡，不与一存”之义，则与此篇相互发明。其“经”曰：“一，偏弃之谓，无固是也，说在固。”其“说”则曰：“二与一亡，不与一存，偏去未有。有之实也，然后谓之。无之实也，则无谓也。不若假与义。谓是则是固义矣，谓他则是非义。无谓则无报也。”(《经说下》)此条所说大概为，“名”是用来命“实”的，这个“实”如果不存在了，这个“名”也就不能用来命这个“实”了。在约定俗成之前，“名”不必止于此“实”；但一旦约定俗成后，此“名”就止于此“实”了。此与《通变论》的解释大致相同，因此两者可相互参照理解。
再如《齐物论》与《公孙龙子》《墨经》对比研读。
《齐物论》历来注释很多，但大多数学者是从佛道两家教义来解释的。伍非百在校释名家墨家古籍的时候，“发现《齐物论》中全是用名墨两家术语，而破诘百家之说，也多是从‘名辩学术’攻入”[1]15。因此伍非百觉得庄子书中的“儒墨之辩”“杨墨之辩”都是针对他们的“名辩”而言的，并不是泛论一般的学术思想。《齐物论》是与《公孙龙子》、墨子《墨经》彼此对立、互为论敌之名家学说。如果不能理解其中的一家学说，就不能理解其他两家的学说；如果没有理解其他两家的学说，也不能理解另外一家的学说。
如《经说上》“君以若名者也”，梁启超认为“若名”应为“约名”，指出是音近而伪。张纯一认为“若”应是“群”的伪字，“群”字去“羊”存“君”，与“若”相似而伪。
庄子有“彼是”之说，伍非百指出其大义为：“是非生于彼此，彼此相生，循环无端；是非相出，亦卒始无穷。彼非此是，可转易为彼是此非。”[1]652因此“彼是”即“彼出于是，是亦因彼”。
1983年版的《中国古名家言》除删除了一些与政治挂钩的内容外，还补充了一些按语，使其论据更为充实，说明更为充分。这种改变比较多见。如《墨经》第47条“止”(按伍非百1983年版的标注)后加按语：
《公孙龙子》中客以“非指”喻“指”，公孙龙就以“指”喻“非指”；客以“非马”喻“马”，公孙龙则以“马”喻“非马”。如此循环立论，彼此相生，是非无己。所以不如以“指”喻“指”，以“非指”喻“非指”，以“马”喻“马”，以“非马”喻“非马”，各得其当。由此可见庄子与公孙龙互为论敌。
公孙龙的《指物论》《白马论》等篇，通过宾主之间六七问答，所想要证明的是“非指”“非马”，而用来证明则是“指”“马”。大概因为没有“指”“马”，就不能证明“非指”“非马”。伍非百指出公孙龙既“主‘非指’、‘非马’而说有‘指’、‘马’，是无异于说‘有指、马’而取证于‘非指、非马’也。”[1]662证明者转语间就变为被证明者，这样就陷入循环证明了。
《墨经》中出现“彼是”之名。其“经”曰：“惟吾谓，非名他，则不可，说在彼。”(《经上》)其“说”曰：“谓此霍可，而由之非夫霍也，不可。谓‘彼是’是也。谓者勿唯乎其谓。彼若唯乎其谓，则吾谓不行。彼若不唯乎其谓，则彼谓不行也。”(《经说上》)伍非百认为“彼是”是两家共同的说法，能成立则都成立，不能成立则都不成立；《墨经》中的“彼是”可以理解为：“谓彼为非，则此也为非；谓此为是，则彼也有是。”“是非互观，彼此同具”，因此说“彼出于是，是亦因彼”。
而在1983年版中则认为：
改编是文学领域的一个常见现象，也是人们普及经典名著的重要手段。越是经典的文学作品，越会拥有大量的改编本。而且大多数经典文学名著已属于公共版权，因此各种名著改写本、缩写本层出不穷［6］。改编可以仅指作品次要内容的增删，例如扩写和缩写；也可以指原文本关键内容的变动，例如作品表现形式的变化。本文所述的改编，包括缩写、改写、编写、重写等。《中图法》规定，文学作品的缩写本、改写本、节本，如保持原作文体，改动较小的，仍随原作品归类；如从一种文体改写成另一种文体，或者是虽然改写本的文体未变，但改写幅度较大，属于再创作作品的，应按改写后的体裁和改写者的国籍、时代分类。
另外《墨经》中还有关于“彼此、同异”的论述，可以帮助理解《齐物论》的“彼出于是，是亦因彼”。因此可见《齐物论》与《公孙龙子》《墨经》都有相互訾应之语，几篇相互参照研读，可帮助理解其意。
不限于此，在谈到儒家、法家、墨家和道家时，伍非百也打破了传统上以法说法、以墨说墨、以道说庄、以儒说荀的局限，把各家学术结合起来，相互校释，相互补充，相互比较，因此提出很多创见，可以有效地弥补因典籍残缺或内容艰深带来的理解困难，这也是他对名家研究在具体方法上的突破。
其实，生活是单调的平凡的，也是艰难的，于是我们常常会期望着美好，期望着生活五彩缤纷，于是我们常常因此而会浮躁和失落。然而，人生若没有苦涩，又怎能晓知生活的甘美。正如这冬天落下繁华的树木，注定要历经风雪，才能迎来春夏的郁郁葱葱。
四、对比修正而自我完善
伍非百在后期对其著作《中国古名家言》不断作出修正，对前期没有充分说明的章节作了补充说明，对前期训诂不当的章节作了改正，前期没有训诂的章节则新加了训诂，使各章节的训诂更为合理，整部论著学术意味更为严谨。就1949年版本与1983年版本的《中国古名家言》比较而言，具体差异有多方面，下面就按语的补充、按语的修正、按语的删减各举一例来说明。
(一)按语的补充
因此庄子就认为：“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马喻马之非马，不若以非马喻马之非马也。”(《庄子·齐物论》)也就是说以“指”喻“非指”，不若以“非指”喻“非指”。以“马”喻“非马”，不若以“非马”喻“非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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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经》动止两条均似针对当时辩者惠施、公孙龙、桓團等‘不止不动’之论而发。二家相訾相应之辩；其详如何，今不可考。据庄子《天下篇》‘镞矢’句下司马彪注云：‘形分止，势分行。形分明者行迟，势分明者行疾。目明无形分，无所止，则其行有间。矢疾而有间者，中有止也。质薄而可离，中有无及者也。’似有割断空间，脱离时间，孤立质点为言。与今所存《公孙龙子》中《坚白》、《白马》、《通变》诸篇论旨悉合。当为公孙遗说而仅存者，司马彪尚及见之。玩其旨归，皆属‘离宗’之论，故《墨经》特举‘止以久’之义破之。而《经说》又双举‘有久之不止’与‘无久之不止’两说分疏而并存之。皆为中国古代辩‘运动’遗说之仅存而可实贵者。详研比证，予愧未能，姑著其略于此，以俟读者。”[1]46
也许是太过激动，布朗“泄愤”时并未意识到所佩戴的微型麦克风仍在开启中。于是，首相“偏执狂”的言论当天便成为英国数家报纸网络版的头条新闻。
这条按语是伍非百对“止”条经过详细释义后所加，他从综合的角度考察古代学者对时间、空间和运动的关系认识后，再次溯本求源，探求“止”学说的本源，为后人研究指出方向。
(二)按语的修正
伍非百在对《中国古名家言》作修改时，除了添加了按语外，还作了一项修改，即对按语的修正。如《经上》第39条“宇”“宙”，1949年版的按语原文是：
“‘宇’‘宙’超知识界以外，‘时’‘所’在知识界以内。故凡言有始终内外者，皆以‘时’‘所’言也。读《墨经》‘时空论’者不可不知此义。”[2]15
深褐影调常见于黑白作品，但事实上也适合用来处理彩色照片，让画面看上去更加温暖。添加照片滤镜调整图层，将滤镜设置为深褐。我们可以使用默认的25%密度，也可以酌情提高设置。接着，再加入一个色阶调整图层，将左下角的黑色输出设置为20加强阴影部分的灰雾感。
“‘宇、宙’具有无限性，‘时、所’则为有限性。但有限与无限，同体而异相。认识有限，即可渐近至于无限。遮拨无限，则有限亦无所凭依。故凡言‘宇、宙’性能者，不可不同时根据‘时、所’；而计‘时、所’存在者，亦不可不同时承认‘宇、宙’也。《墨经》言：‘宇，弥异所也。久弥异时也。’《经说》曰：‘宇，冢东西南北。久，合古今旦莫。’《经》以时所明宇宙，《经说》以宇宙总时所。是一非二，互证益明。故知凡言无终无始无穷无尽者，皆指宇宙之无限性而言，而计有终有始有穷有尽者，则指时所之有限性而言也。读《墨经》时空论者，不可不同时兼知此二义。”[1]37
（157）微齿耳叶苔 Frullania rhytidantha S.Hatt.熊源新等（2006）；杨志平（2006）
通过这种改变可以看出，伍非百对“宇”和“宙”条的认识越来越深入，在1949年版中把“宇”“宙”看成是超知识界之外的，这显然是认为“宇”“宙”是不可认知的。在1983年版中，则认为“宇”“宙”是可认知的，并将“宇”“宙”和“时”“所”相联系。很显然通过这种修正，可以看出伍非百对“宇”“宙”的认识是逐渐趋向于正确的。
(三)按语的删减
伍非百对《中国古名家言》的修改，还表现在对一些不合适的按语的删减。如1949年版的《经上》第73条“为”的训诂后有按语，原文为：
“‘为’以‘知’为前导，‘知’以‘为’为键钥。二者皆求遂其‘欲’也。无欲则可以绝知去为。庄、荀、墨三家所论各异。庄子主弃世，求绝其欲，故‘知’‘为’皆绝。其言‘知’，以为‘知止于所不知至矣’。其言‘为’，以为‘知天之所为者至矣。’荀、墨主用世，求遂其欲，故‘知’‘为’皆重。然二家所论，亦略有不同。荀子以‘知’为主，其言曰：‘以一知万，以近知远。’又曰：‘心何以知，曰虚一而静。虚一而静，谓之大清明。万物莫形而弗见，莫见而不论，莫论而失位。坐于室而见四海，处于今兹而论久远，踈观万物而知其情，参稽治乱而道其序。’墨子以为‘为’为主，其言曰：‘为穷知而县于欲也。’又曰：‘养脯而非智也，养牆而非愚也，所为与所不知为相疑也，非谋也。’一则‘知’重于‘为’，一则‘为’重于‘知’，吾人今日对于知识当如荀子之‘知’而辅以墨家之‘为’，庶乎切于实际，达于空想，而新知得以日进无疆。此章论‘行为’与‘知识’及‘欲望’之关系。精当绝伦。”[2]38
从这段按语大意来看，是伍非百对荀、墨、庄三家“行”与“知”关系的理解。这种理解有不当的地方，因为荀子在“知”与“行”的关系上，是认为“行”高于“知”的，他曾指出：“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荀子·儒效》)伍非百在后期修改中，可能发现按语中认为荀子“以‘知为主’”“‘知’重于‘为’”说法不妥，因此删去了此按语，1983年版则无此按语了。
在以往的教学中，教师把更多的目光放在了学生的学习成绩上，对于学生某个知识点掌握的好坏和学习效率的高低并没有过多的关注。对于数学中的一些概念或者是定理也主要是让学生通过死记硬背的方式掌握。这样一来就降低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导致学习的效果并不理想。信息技术的加入，给学生带来了全新的学习体验，比如学习到关于几何图形的知识，教师就可以借助白板进行一些七巧板的游戏，让学生在游戏中学到知识，还能够有效提高学生的观察力，并且能够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几何图形的一些特点。
以上按语的修改完善，以及大量释语的修正、添加、删减工作，使得《中国古名家言》对经文的大义解释得更准确，在削弱了政治性的同时增强了学术性。
伍非百除了运用对比法贯彻其校释、研读、研究《中国古名家言》外，他还对名家典籍进行了“断章句、详训诂、明大义”等一系列整理工作。特别是对《墨经》的校释，他遵循“旁行”“牒经”“引说就经”等原则，对《墨经》进行经文次序调整、经文训诂以及整体章节划分，使《墨经》进一步条理化。在文本校释上补充并校正了前人的遗漏和误解，而且他对名家典籍也进行了细致的考证，如对《邓析子》篇章的考证，确定此书系伪书；通过对史料的详细考察，确定《公孙龙子》中的《迹府》篇系伪书；并对《公孙龙子》余下五篇次序重新安排，使其五篇系统明确，结构紧凑；并指出史上曾有两个公孙龙，现存《公孙龙子》不能明确系谁著。伍非百还收集并整理了先秦诸子学中关于“名”的言论，集成了《形名杂篇》。通过伍非百这些详细而又有条理的整理，使得《中国古名家言》成为规模、系统的巨著，为后人留下了翔实而可靠的资料。
未参与研究的美国航天局首席科学家吉姆·格林说，极端情况下，生命可以在岩石下生存，火星上有液态水，这让人相信，火星可能具备支持现存生命的条件。
伍非百运用多种典籍整理手段校释、研读、研究《中国古名家言》，不但对名家及名学的研究和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而且对于我们今天研读、校注、研究古籍也有一定的借鉴作用。特别是贯穿于整个校注、研究全过程的对比法，借鉴意义更为明显：通过对比校注而择优选取，可以避免观点的片面化；通过对比校释而新校遗误，可避免校注的粗疏遗漏；通过对比研读而以典释典，可避免观点的主观化；通过对比修正而自我完善，则提醒古籍研究者应注重自我积累，不能求一时之功。
参考文献：
[1] 伍非百.中国古名家言[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2] 伍非百.中国古名家言[M].南充：南充益新书局，1949.
Wu Feibai ’s Method of Comparison and Contrast for the Study of Mingxue
LU Yun -rong
(School of Literature， Nanjing Audit University， Nanjing 211815， China)
Abstract ： Wu Feibai’ interpretation and research on ancient Mingjia (logician) works have always been involved with the comparison and contrast， which has not only produced some new and original insights， but also systematized his thoughts on Mingxue(study of Logic). There are four types of comparison and contrast for him： comparative interpretation and selecting the best， comparative interpretation and amending errors， comparative research in the way of “interpretation by other ancient classics”， and “comparative revision and self-improvement”. These techniques and other means of sorting out ancient classics are helpful for us to interpret，annotate and study ancient classics today.
Key Words ： Wu Feibai； Zhong Guo Gu Ming Jia Yan (Ancient Chinese Logician Analects)； comparison and contrast
基金项目： 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017SJB0353)
作者简介： 卢芸蓉(1974-)，女，安徽无为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逻辑史、语言逻辑研究。
中图分类号： H131.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349X(2019)05-0060-05
DOI： 10.16160/j.cnki.tsxyxb.2019.05.010
(责任编校：李秀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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