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宗教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宗教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毛泽东的宗教观，是毛泽东同志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长期实践中，紧密结合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把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同中国宗教问题的实践相结合而阐明的一系列观点，具有很强的针对性、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成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的宗教观概括起来主要有：
一、必须坚持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宗教是受到保护的
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指出：“根据信教自由的原则，中国解放区容许各派宗教的存在。不论是基督教、天主教、回教、佛教及其他宗教，只要教徒们遵守人民政府法律，人民政府就给以保护。信教的和不信教的各有他们的自由，不许加以强迫或歧视。”新中国成立后的1952年10月8日，毛泽东在接见西藏致敬团时发表谈话：“共产党对宗教采取保护政策，信教的和不信教的，信这种教的或信别种教的，一律加以保护，尊重其信仰。今天对宗教采取保护政策，将来仍然采取保护政策。”1956年2月12日，毛泽东在同藏族人士的谈话中指出：“宗教信仰自由，可以是先信后不信，也可以是先不信后信。”毛泽东阐述的这一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已成为我党对宗教问题的一项基本政策，并被写进了我国的根本大法——宪法中。
二、宗教是长期存在的，不能用行政命令消灭宗教
宗教长期存在，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一个重要观点。50年代初，毛泽东曾指出：“宗教的存在是长期的，宗教的消亡是几十年、几百年的事。”1956年2月，毛泽东在同藏族人士的谈话中提出：“人们的宗教感情是不能伤害的，稍微伤害一点也不好……这件事不可随便对待。就是到了共产主义也还会有信仰宗教的”。周恩来对宗教界人士也说过，“信仰宗教的人，不仅现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就是将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是不是就完全没有了？现在还不能说得那么死。”“宗教是会长期存在的，至于将来发展如何，要看将来的情况。但是，只要人们还有一些不能从思想上解释和解决的问题，就难于避免会有宗教信仰。”
关于如何对待和处理宗教方面出现的问题，1957年2月1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所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指出：“企图用行政命令的方法，用强制方法解决思想问题，是非问题，不但没有效力，而且是有害的。我们不能用行政命令去消灭宗教，不能强制人们不信教。”这正如恩格斯在《流亡者文献》一文中指出的：“取缔手段是巩固不良信仰的最好手段”，是“在我们时代能给神的唯一效劳”。
三、党同宗教界建立长期统一战线，在政治上团结合作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共产党员可以和某些唯心论者甚至宗教徒建立在政治行动上的反封建的统一战线”。1951年2月毛泽东就统一战线工作指出：“知识分子、工商业家、宗教家、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必须在反帝反封建的基础上将他们团结起来，并加以教育”。1952年8月4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38次会议上的讲话《团结起来，划清敌我界限》中进一步指出：“统一战线是否到了有一天要取消？我是不主张取消的，对任何人，只要他真正划清敌我界限，为人民服务，我们都是要团结的。”这说明，统一战线是长期的，党同各民族宗教界在政治上团结合作也是长期的。1957年3月12日他在《中国共产党宣传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为了达到建设新中国的目的，对于什么困难我们共产党人也是无所畏惧的。但是仅仅依靠我们还不够。我们还需要有一批党外的志士仁人，他们能够按照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方向，同我们一起来为改革和建设我们的社会而无所畏惧地奋斗。”在这次讲话中他还指出：“一部分唯心主义者，他们可以赞成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但是不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宗教界的爱国人士也是这样。他们是有神论者，我们是无神论者。我们不能强迫这些人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毛泽东的这些论述明确地告诉我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要继续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各民族宗教界虽然不赞成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但他们赞成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因而在政治上是能够同党合作的。其根本原因在于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代表了包括各民族宗教界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事实证明，毛泽东的论断是完全正确的。这为今天确立我们党处理同宗教界的关系的基本原则——“政治上团结合作，信仰上互相尊重”奠定了理论基础。
四、引导信教群众为经济建设服务
1959年4月15日，毛泽东在第十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中谈到：“喇嘛要从事生产，搞农业、搞工业，这样就可以维持长久。”周恩来在建国初期对宗教界人士语重心长地说：你们“现在应该担心的不是宗教能不能存在，而是担心民族能不能繁荣。民族繁荣是我们各民族共同的事业，对此不能有任何轻视。只有改革才能使民族繁荣。经济改革是各民族必走的路。走这条路才能工业化、现代化。工业化、现代化了，经济生活才能富裕，民族才能繁荣，各族人民才能幸福”。
学习毛泽东、周恩来同志的上述论述，可以使我们认识到，在改革开放，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正确认识和把握宗教的特点和规律，正确认识和把握宗教工作的特点和规律，把信教和不信教的群众都引导到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上来，这也就是要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同时，要坚持党的宗教政策，保障宗教界的合法权益，团结信教群众为我们共同的目标齐心协力，同甘共苦，努力奋斗，我们党才能得到广大人民群众包括信教群众的一致拥护，才能更好地体现党的先进性。
五、坚持不懈地向群众进行无神论和科学文化知识的宣传
毛泽东非常重视向群众进行无神论和科学文化知识的宣传。他强调指出：“我们必须告诉群众，自己起来同自己的文盲、迷信和不卫生习惯作斗争。”毛泽东还一再强调，做群众工作，只能说服教育，不能行政命令。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指出：“菩萨是农民立起来的，到了一定的时期农民会用他们自己的双手丢开这些菩萨，无须旁人过早地代庖丢菩萨。共产党对于这些东西的宣传政策应当是：‘引而不发，跃如也’。”毛泽东不赞成用行政命令的方法，用强制的方法解决思想问题，认为凡属思想性质的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讨论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对待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对待精神世界的问题，用简单的方法去处理，不但不会收效，而且非常有害。”总结我们党在对待宗教问题上的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教训，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我们应该清楚的认识到，向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宣传无神论和科学文化知识，是一项长期的具有战略意义的任务，也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细致的工作。既要重视抓好，又不能急于求成。如果觉得这方面的教育工作难度较大，不认真进行，就不能使群众的思想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要求，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不利的。如果急于求成，采取行政命令和强制的手段，或空洞地进行反宗教的宣传，不但不会成功，反而会伤害群众的宗教感情，加剧宗教狂热，影响党同信教群众之间的关系，不利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任务的完成。因此，毛泽东在许多讲话中，一方面强调要大力发展生产力，不断繁荣社会主义的经济文化建设，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组织信教的和不信教的群众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活动；另一方面还强调要结合实践活动，结合群众的生活实际和思想实际，有针对性地进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宣传教育，进行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的宣传教育，着眼于提高人民群众的政治思想觉悟和科学文化知识水平，着眼于提高民族的整体素质，为社会主义观代化建设服务。
六、警惕和反对帝国主义利用宗教对我国进行渗透和颠覆活动
1949年8、9月间，毛泽东就美国国务院白皮书和艾奇逊信件为新华社写的一系列评论相继发表。这些评论揭露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帝国主义本质。在《“友谊”，还是侵略》一文中，对美国强迫中国人民接受美国人传教的行为进行了批判。指出：美国国务院关于中美关系的白皮书及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给杜鲁门总统的信中所谓的“友谊”，就是侵略。“美国是最早强迫中国给予治外法权的国家之一，这即是白皮书上提到的中美两国有史以来第一次签订的一八四四年的望厦条约。就是在这个条约里，美国除了强迫中国接受五口通商等事而外，强迫中国接受美国人传教也是一条。美帝国主义比较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在很长的时期内，更加注重精神侵略方面的活动，由宗教事业而推广到‘慈善’事业和文化事业。”周恩来于1950年5月先后三次与基督教界人士的座谈中同样指出：“近百年来在基督教传入中国和它对中国文化的影响，确是同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联系着的。基督教是靠着帝国主义枪炮的威力，强迫中国清朝政府所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而获得传教和其他特权的。”
今天，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我国宗教界与世界各国宗教界的友好交往日益增多，但境外势力利用宗教对我国进行渗透的问题也日益突出，手段和方式也越来越多样化，已在我国一些地方影响了社会稳定。毛泽东、周恩来的上述论述使我们清醒认识到，一切敌对势力所进行渗透、颠覆活动在很多情况下往往披着“友谊”的外衣。因此，我们必须时刻警惕境外敌对势力打着宗教的旗号，利用宗教对我实施“西化”，“分化”与“和平演变”，企图分裂中华民族和祖国和平统一的图谋。
七、要加强对宗教的科学研究
毛泽东同志一向把宗教作为一种文化进行研究。新中国成立不久，毛泽东同班禅大师讲，我赞成有些共产主义者研究各种宗教的经典，研究佛教、伊斯兰教、耶稣教等等的经典。因为这是群众问题，群众有那么多人信教，我们要做群众工作。1963年12月30日，毛泽东在《加强宗教问题的研究》一文上批示，对世界三大宗教（耶稣教、回教、佛教），至今影响着广大人口，我们却没有知识，国内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研究机构，没有一本可看的这方面的刊物。周恩来完全赞同毛泽东的这些意见，并立即遵照上述批示精神，亲自领导筹建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宗教研究机构，并指出，我们不仅要研究各种宗教的历史、理论、现状，而且要深入地研究各种宗教的教理、教派、教义，要真正地懂得宗教。此后，宗教学研究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列入国家社会科学研究计划。一些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社会科学研究单位和大学也相继设立了宗教研究机构，培养了一批专业研究人员并取得了丰硕的科研成果。
总之，毛泽东的宗教观是一个多层次的思想范畴，涉及到宗教问题的方方面面，具有极其丰富的内容，因笔者的局限性，不可能一一论及。但他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在观察和处理宗教问题上所体现出来的思想方法和真知灼见，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丰富了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宝库，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