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出殷周金文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殷周论文,金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殷周金文集成》一书是收集古今中外殷周金文资料较为齐备的一部大型资料汇编，全书18册，收器11983件（已除去中间空号）。第一册1984年出版，收器截止于1983年，第16册1994年出版，收器截止于1988年。该书各册收器截止时间距今都已十余年，这期间又出土和发现同类资料千余件，现已由笔者和卢岩女士编辑成《近出殷周金文集录》，该书正编收殷代金文416件，西周金文500件，东周金文342件，合计1258件。这部分新资料中有许多是非常重要的，现按器物时代先后择要综述如下：
1973年6月，山东兖州县李官村出土
氏卣、爵各一件（注：郭克煜、孙华铎、梁方建、杨朝明：《索氏器的发现及其重要意义》，《文物》1990年第7期；《近出殷周金文集录》581、889（以下简称《集录》）。），卣铭“册父癸”，爵铭“父癸”。器物出土于山东兖州地区，位于周初鲁国封地之内。因此，发掘报告作者据《左传·定公四年》“分鲁公……殷民六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分析，铭文所反映的可能即周初分给鲁国的殷民索氏。河南罗山县天湖地区多次成批出土带“息”字铭文的鼎、尊、爵、觚、戈等20余件（注：河南省信阳地区文管会、罗山县文化馆：《罗山天湖商周墓地》，《考古学报》1986年第2期；《集录》173、174、175、230、235、613、614、639、735、736、737、742、784、785、786、822、823、824、825、890、1067等。），罗山地区距古代的息国所在地不远，该文作者分析铜器上的“息”字应指古息国。这两批铜器的出土再一次证明，金文中大量出现的“族名铭文”，象“须句”、“无终”、“孤竹”一样，其中有一些记录的是古国名。
1991年11月，陕西岐山县北郭乡农民取土时发现铜斝一件，鋬内铭“亚
其”（注：庞文龙、刘少敏：《岐山县北郭乡樊村新出土青铜器等文物》，《文物》1992年第6期；《集录》925。）三字，“其”是帝辛时贵族，3件长铭文的卣现藏故宫。该斝形制为商代晚期，“其”二字又与3件卣铭中之人名一致，应为同人所作。这说明故宫所藏3件其卣，作器者确有其人，该器的出现为辨别故宫藏其卣之真伪问题增添了一正面证据。
陕西宝鸡收集到一件西周早期的爵，鋬内铭“
”，柱上铭“
”，口内铭“作祖丁”三字（注：《考古与文物》1990年第4期；《集录》905。）。“”是作器者的族名。柱上的铭文是一组数字，即后来由张政烺先生考证出来的八卦符号，可读为“八六七六七”。其中“六”写作“△”，为它处所未见，且共五位数字，亦不合“三”、“六”之常数，可能是一种特殊的占筮术记录。
1994年12月，陕西扶风县法门镇出土一件西周早期大型盂的残底（注：罗西章：《西周王盂考》，《考古与文物》1998年第1期；《集录》1024。），有铭文“王作
京中寝浸盂”。据罗西章先生称，该盂圈足直径达44.6厘米，重17公斤。有如此巨大之底部，估计盂全器可能重达百公斤左右，实为罕见。铭文称周王自作，可见该盂必为周初王室宫寝之物。西周以来，出土器物虽多，但能确定为王室之器者，除晚期厉王胡的钟、簋之外，并不多见。罗先生指出，此盂的出土对揭开京之谜并了解西周早期王室的气度风格大有裨益。
1964年10月，山东龙口市（黄县）芦头镇出土一件西周早期鼎（注：李步青、林仙庭：《山东龙口市出土西周铜鼎》，《文物》1991年第5期；《集录》297。），上有“句监作宝尊彝”六字。“句监”应是指称句地之监国者，犹应地之监国者称“应监”（应监甗，《殷周金文集成》883），荣地之监国者称“荣监”（叔赵父爯，《考古与文物》1982年4期）。盖西周初年在各诸侯国都设了监国者。仲几父簋（《集成》3754）铭云：“仲几父使几使于诸侯、诸监。”可见，凡封诸侯之地，同时也设监国者。西周初年，周王分封诸侯，用以藩屏宗周。这种政治统治制度很容易造成诸侯割据的局面，为保证中央政令在诸侯国得以贯彻执行，周初在实行分封制度的同时，也普遍建立了严格的监国制度。山东句地可能就在荷泽北面的“句渎”一带。《左传·桓公十二年》称“公及宋公盟于句渎之丘”，《杜注》“即谷丘也”。句国地并不大，连这样规模的小国都要设监，可见周初监国制度之严。文献记载西周史迹过于简略，好象为了对付殷遗，只是在朝歌地区周围设了管、蔡、卫“三监”，而西周早期建立普遍的严格监国制度这样重大的政治措施，史书却付缺如，是西周金文记载为后世留下了这一珍贵的史料。
北京琉璃河1193号大型墓葬出土燕侯克罍、盉（注：《考古》1990年第1期；《集录》987、942。），铭记周初召公之子第二代燕侯克受封的大封典礼以及克赴封上任、杀牲祖祭道神事（注：拙作：《燕侯克罍盉铭考》，《远望集》（上）页302，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年。）。周初封建诸侯，“大封礼”的仪注典籍失传，赖此铭得以部分保存下来。
1993年初，平顶山应国墓地出土一件柞伯簋（注：王龙正、姜涛、袁俊杰：《新发现的柞伯簋及其铭文考释》；李学勤：《柞伯簋铭考释》，《文物》1998年第9期；《集录》486。），释文如下：
唯八月辰在庚申，王大射，
在周。王命南宫率王多
士，师
父率小臣。王夷
赤金十版，王曰：“小子、小臣，
敬有佑，获则取。”柞伯十
称弓，无废矢。王则畀柞
伯赤金十版，诞赐
见。
柞伯用作周公宝尊彝。
本铭是继义盉盖铭记录了“大射仪”之后又一次明确记录大射仪的铜器，说明《仪礼》所记“大射仪”确为西周曾实行过的“周礼”之一。此铭也是周王举行的射礼，与义盉盖铭所记相同，可能只有周王举行的射礼方可以称为“大射仪”。柞伯是铭中多士小子的一员，参加周王举行“大射仪”的“比耦而射”。他十发矢皆中靶的，“唱获”最多，得第一名，因而被赐以十版金饼。周王在射前悬赏赤金十版，且独畀柞伯一人，这些有关大射仪的具体仪节都是文献中所未见的。
陕西长安县张家坡西周洞室墓出土的伯唐父鼎（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沣西发掘队：《长安张家坡M183西周洞室墓发掘简报》，《考古》1989年第6期；《集录》356。），应为西周穆王时器，铭文称：
乙卯，王
京，王
，辟舟临舟龙。咸
，伯唐父告备。王格，
乘辟舟，临白旗。
用射絼、釐虎、貉、白
鹿、白狼于辟池。咸
，王蔑历，赐秬鬯一卣、
贝廿朋。对扬王休，用
作□公宝尊彝。
大意是说，在京，王行祭那一年的乙卯日，王将举行祭礼，辟雍之舟靠临船坞。祭礼准备好后，伯唐父向周王报告准备完毕。王到达，乘上辟雍之舟，在白旗下举行祭。在辟雍的池水里行射牲礼，所射有牛牲、带斑纹的虎、貉和白鹿、白狼。祭礼举行完毕，周王勉励伯唐父，赏赐他一卣浸过香草的酒和十串贝。为宣扬周王的美意，作了这件纪念先辈□公置于宗庙的宝贵彝器。
《史记·周本纪》和《国语·周语》都有穆王征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的记载，盖彼时白狼白鹿为名贵的野牲，为穆王所钟爱。伯唐父鼎是穆王早期器，果然也有王射白狼白鹿的记载，这也许并非巧合（注：拙作：《伯唐父鼎的铭文与时代》，《考古》1990年第8期。）。
1998年第5期《文物》杂志公布了收藏于日本出光美术馆的静方鼎（注：徐天进：《日本出光美术馆收藏的静方鼎》；张懋镕：《静方鼎小考》；王占奎：《关于静方鼎的几点看法》；《集录》357。），综合诸家考释，释文如下：
唯十月甲子，王在宗周，命
师中
静省南国相，
艺
。八月初吉庚申至，告
于成周。月既望丁丑，王在成
周大室，命静曰：“司汝采，司
在曾、鄂师。”王曰：“静，赐汝鬯、
市、采
。曰用事。”静
扬天子休，用作父丁
宝尊彝。
该鼎有师中奉命省南国艺的记载，学者将其与昭王时的中方鼎、中甗等记昭王南巡的器联系起来。该铭记赏赐铭文中有赐“采”的记载，殷末铜器有小子簋（《殷周金文集成》4318），铭云“命伐人方”。“ ”是地名，此处所赐采地可能即殷之地。
1996年8月，陕西丹凤县西河乡出土一件西周中期的虎簋盖（注：王翰章、陈良和、李保林：《虎簋盖铭简释》；《考古与文物》编辑部：《虎簋盖铭座谈纪要》，《考古与文物》1997年第3期；《集录》491。），有铭文161字，综合各家考释，释文如下：
唯卅年四月初吉甲戌，王在周
新宫，格于大室。密叔入佑虎即
位，王呼内史曰：“册命虎。曰：
乃
祖考事先王，司虎臣。今命汝，曰：
“更厥祖考足师戏，司走马御人
五邑走马御人，汝毋敢不善
于乃政。赐汝载市、幽黄、玄衣、滰
纯、銮、旗五日，用事。”虎敢拜，稽首，
对扬天子不
鲁休。虎曰：“丕显
朕烈祖考噒明，克事先王。肆天
子弗忘厥孙子，付厥尚官，天子
其万年申兹命。”虎用作文考日庚
尊簋，子孙其永宝，用夙夕享于宗。
该簋盖作器者虎之文考为日庚，元年师虎簋中师虎的烈考也是日庚，二簋铭中之作器者皆名虎，应为同一个人。其祖考所司“虎臣”与“左右戏繁荆”亦当同为王之近卫部队。师虎所司为左右戏繁荆，虎之所司除“更厥祖考足师戏”外，又增加“司走马御人五邑走马御人”的任命。可见虎簋所记册命较之师虎簋所记册命有所增加，按理说虎簋应晚作于师虎簋。因此，如果元年师虎簋是恭王元年的话，虎簋就应为恭王三十年。然而，兹事体大，西周中期恭、懿、孝三王若有一王在位30年以上的话，整个夏商周断代工程的《西周年表》就需要重新安排。
1986年陕西安康县出土史密簋（注：张懋镕、赵荣、邹东涛：《安康出土的史密簋及其意义》，《文物》1989年第7期；《集录》489。），器属西周中期，铭文90字，综合各家意见，释文如下：
唯十又二月，王命师俗、史密
曰：“东征。
南夷：卢、虎、会、杞
夷、舟夷，观，不陟，广伐东国。”
齐师族徒乃执啚、宽、
亚，师俗率齐师遂人左□
伐长必，史密右率族人、厘
伯、僰
、周伐长必，获百人。
对扬天子休，用作朕文考
乙伯尊簋，子子孙孙其永宝用。
铭文大意是说：周王命师俗和史密东征，会合南夷卢、虎、会的武装以及杞夷、舟夷的部族武装，炫耀武力，进行“观兵”，然后大踏步前进，攻伐东部敌人。当地驻军齐师族徒以及遂人的队伍已先期俘获了敌方的啚、宽、亚三个酋首。师俗率齐师遂人部队从左路进攻敌军长必，史密率领家族武装以及厘伯、僰、周的队伍从右路进攻长必，俘获百人，取得胜利。
铭中的“观”是西周金文中的特殊军事术语，指“观兵”。效卣“王观于尝”也是指观兵于尝地（《殷周金文集成》5433）。《周本纪》记武王伐纣，有“上祭于毕，东观兵，至于盟津。”《左传·宣公三年》：“楚子伐陆浑之戎，遂至于洛，观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孙满劳楚子，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焉。”古之“观兵”是进行军事威胁的一种战争手段，企图以不战而屈敌人之兵。“不陟”即班簋“否畀屯陟”之省，意指“大踏步地前进”（注：拙作：《西周金文中的军事》，载《容庚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
该铭中两次提到齐师中有“遂人”部队，值得注意。过去有的学者认为，西周有一套完整的乡遂制度，军队的编制完全是和乡党组织结合起来的，六军就是由六乡的居民编制而成，乡之居民又称士和国人，只有他们在战争时才有资格参加军队。而遂野之氓没有资格当战士，在战时只是充当粮草辎重的供应者而已（注：杨宽：《论西周金文中的“六
”“八”和乡遂制度的关系》，《考古》1964年第8期。）。这种观点显然是用希腊古代曾实行过的“军事民主制”来套合《周礼》的乡遂制度而得出的结论。根据史密簋所记述的情况看，这并不符合我国西周时代的历史实际，起码从西周中期开始，“遂野之氓”也在遂人的带领下组成主力部队参加战斗。
1984年11月，陕西耀县丁家沟出土两件殷簋（注：呼林贵、薛东星：《耀县丁家沟出土西周窖藏青铜器》，《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4期；《集录》487、488。），属西周中期，两器同铭，各80字，释文如下：
唯王二月既生霸丁丑，王
在周新宫，王格大室，即位。
士戍佑殷立中廷，北向。王
呼内史言命殷，赐市、朱黄。
王若曰：“殷，命汝更乃祖考
友，司东鄙五邑。”殷拜，稽首。
敢对扬天子休，用作宝簋。
其万年宝用，孙孙子子其永宝。
此铭中周王命殷所司“东鄙五邑”。金文中曾多次出现以“五邑”为名的职官（注：如虎簋盖“五邑走马御人”，《考古与文物》1997年第3期；元年师兑簋“五邑走马”，《殷周金文集成》4275；柞钟“五邑佃人”，《殷周金文集成》133-139；救簋“五邑守堰”，《文物》1979年第2期；
簋“五邑祝”，《殷周金文集成》4297。）。“五邑”是一个特殊行政单位，金文中有走马、佃人、祝等职官，但却同时设有以“五邑”为单位的同名官职。从殷簋铭的“东鄙五邑”看，此五邑应在东土某地，其余内容则不可得知。
1997年8月陕西扶风县大同村出土宰兽簋（注：罗西章：《宰兽簋铭略考》，《文物》1998年第8期；《集录》490。），铭文129字，释文如下：
唯六年二月初吉甲戌，王
在周师录宫。旦，王格大室，
即位。司土荣伯佑宰兽入
门立中廷，北向。王呼内史
尹仲册命宰兽曰：“昔先王
既命汝，今余唯或申京乃命，
更乃祖考事。
司康宫王
家臣妾仆佣外内，毋敢无
闻知。赐汝赤市、幽亢、攸勒，用事。”兽
拜，稽首，敢对扬天子丕显鲁休
命，用作朕烈祖幽仲益姜宝
簠簋。兽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
铭有荣伯、师录宫等，皆西周中期人名地名，器应属西周中期。王之宰官为王室的大管家，于此铭得以进一步证实。铭文记录一次隆重的周王室的册命典礼，在典礼上，王对宰兽增加任命，除继续其父祖的职务外，另要求他管理康宫里王家臣妾仆佣的出入事宜。
1992年，陕西长安县里河引水工地出土吴虎鼎（注：穆晓军：《陕西长安县出土西周吴虎鼎》；李学勤：《吴虎鼎考释》；张培瑜、周晓陆：《吴虎鼎铭记时讨论》；《考古与文物》编辑部；《吴虎鼎铭座谈纪要》，《考古与文物》1998年第3期；《集录》364。），有铭文164字，综合各家意见，释文如下：
唯十又八年十又三月既
生霸丙戌，王在周康宫夷
宫，道入佑吴虎，王命膳夫
丰生、司工雍毅申厉王命：
取吴
旧疆付吴虎。厥北疆
人疆，厥东疆官人疆，厥南疆毕人疆，厥西疆姜疆。厥俱履封：丰
生、雍毅、伯道、内司土寺。
吴虎拜，稽首，天子休。宾膳
夫丰生璋、马匹；宾司工雍
毅璋、马匹；宾内司土寺
复、瑗。书尹：友守、史西。宾史
韦两。虎拜，稽首，敢对
扬天子丕显鲁休，用作联皇
祖考庚孟尊鼎，其子孙永宝。
这是一篇转赐土地的铭文。周王将原属吴的土地转赐给吴虎，重申厉王之成命，标出四至，派员踏查封地，吴虎按有关礼节宾送有关官员皮币。该铭有“王在周康宫夷宫”句，限定此器时代的上限不得超过夷王，又有“王命膳夫丰生、司工雍毅申厉王命”句，可判定此器施命于膳夫、司工之王必为厉王后之宣王、幽王中之一，而幽王在位不足18年，因而此王只能是宣王。这再一次证明由唐兰先生于60年代加以论证的“康宫原则”是西周铜器断代的一个重要的原则问题。
这一阶段公布的一批长铭文编钟资料值得重视。晋侯苏编钟是山西曲沃北赵村晋侯墓地出土的一组编钟，其中14枚流散香港，1992年12月为上海博物馆抢救回来，另2枚出土于北京大学考古系与山西省博物馆联合发掘的8号墓。编钟分两组，各8枚。铭文为刻款，共计339字，另有重文9字，合文7字（注：马承源：《晋侯稣编钟》，《上海博物馆集刊》1996年第7期；《集录》35-50。）。综合各家意见，释文如下：
唯王卅又三年，王亲遹
省东国、南国。正月既生
霸戊午，王步自宗周。二
月既望癸卯，王入格成周。二月
既死霸壬寅，王
往东。
三月方死霸，王至于
，
分行。王亲命晋侯苏：率
乃师，左复，观。
北复，□，伐夙夷。晋
侯苏折首百又廿，执
讯廿又三夫，王至于
勋城，王亲远省师。王
至晋侯苏师，王降自车，立南向。
亲命晋侯苏：自西北
敦伐勋城。晋侯率
厥亚旅、小子、
人先陷
入，折首百，执讯
十又一夫。王至，
淖淖烈烈，夷出奔。
王命晋侯苏
率大室小臣
车仆从
逋逐之。晋侯折首百又
一十，执讯廿夫；大室小臣
车仆折首百又五十，执讯
六十夫。王唯返，归在成周。公族整师，
宫。六月初吉戊寅，旦，王
格大室，即位。王呼膳夫
曰：召晋侯苏。入门，立中
廷。王亲赐驹四匹。苏拜，稽首，受驹以
出。返入，拜，稽首。丁亥，旦，
王
于邑伐宫。庚寅，旦，
王格大室，司工扬父入
佑晋侯苏，王亲赍晋侯苏秬鬯、
弓、矢百、马四匹。苏敢扬
天子丕显鲁休，用作
元和扬钟，用邵格
前文人，前文人其严在
上，翼在下，
鼓鼓
，除余多
福。苏其万
年无疆，子子孙孙
永宝兹钟。
铭文记载了在西周晚期某王三十三年，晋侯苏奉王命讨伐山东的夙夷，折首执讯，大获全胜，周王劳师，并两次嘉奖赏赐晋侯的史实。铭文除记载了这次重要的史书无载的战争之外，还为我们留下了两项难得的记录：一是记录了“初吉”、“既生霸”、“既望”、“既死霸”、“方死霸”五个记时词语。在一件器上有这么完整的时间记录，前所未有，是我们探讨西周历法的重要材料。二是全篇铭文用利器刻出，且笔划流畅规正，为我们研究西周晚期的冶金工艺提供了一个新的材料。
近年山西侯马地区出土大批十分重要的青铜器，部分铜器被盗出境外，令人十分痛心。所幸经过各方努力，有的已被抢救并得到妥善保护。子犯编钟就是其中一例。子犯编钟一套两组共计16枚，有关资料已在台北《故宫文物月刊》（注：张光远：《春秋晋文称霸“子犯和钟”初释》；裘锡圭：《也谈子犯编钟》，《故宫文物月刊》1995年145期、149期和2000年206期；《集录》10-25。）上发表，本文不再赘述。铭文记录了春秋时期晋文公在其舅父子犯的辅佐下出亡、复国，并经过城濮之战大败楚国、称霸诸侯的历程，印证了《左传》所记“晋公子重耳出亡”的故事。
此外，陕西周原地区新出土的楚公
钟（《集录》3）、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收集的戎生编钟（《集录》27-34）、三门峡出土的虢季编钟（《集录》86-93）、陕西眉县出土的
编钟（《集录》106-109）、江苏丹徒出土的
编钟、编镈（《集录》94-96）、河南淅川下寺出土的26件一套的王孙诰编钟（《集录》60-85）和
编钟（《集录》51-59）、编镈（《集录》95-105）等，除了其铭文十分重要外，它们对音乐史研究的价值也不容低估。
在新发现的春秋时期青铜器中还陆续出现了一些新的记时资料。如湖北谷城出土的
儿罍记有“唯正月初、冬吉”（注：陈万千：《儿罍及鄀国地望问题》，《考古与文物》1988年第3期；《集录》986。），可证明此时记时词语中，在正月里有“初吉”和“终吉”两个“吉日”。张政烺先生早在数年前就对笔者指出该器对研究“初吉”的重要性。另外，湖北襄樊出土的郑臧公之孙鼎（《集录》355）记有“唯正六月吉日唯巳”，河南南阳出土的应侯之孙丁儿鼎盖（《集录》351）记有“唯正七月壬午”，等等。笔者曾撰《殷周金文中的闰月》一文，收集了10件带有“正某月”的金文资料，考虑到“闰”字是战国晚期才出现的新字，故推测“正某月”就是后世的“闰某月”。上述材料正是对该文的补充。该文发表后，有人提出反驳意见，并提出“正某月”也可能是“周王历法的某月”的看法。此次本书收进的材料里有山东临淄出土的梁伯可忌豆（注：张龙海：《山东临淄出土一件有铭铜豆》，《考古》1990年第11期；《集录》543。），铭记有“唯王正九月，辰在丁亥”一句，“王正九月”似不宜还讲作“周王历法的九月”，因为在众多的载有记时词语的铜器中，唯此一器记“王正”九月，无疑应该理解为“周王历法的闰九月”。上述材料说明，从西周晚期开始，周王室的历法中曾实行过带有过渡性的“二月置闰”的“闰法”，大概进入东周以后，人们就掌握了“无中气置闰”的规律，一律在年中“无中气的月份”置闰了。这些新的资料为我们进一步探讨两周时代的历法，特别是闰法，提供了十分有用的资料。
总之，《近出殷周金文集录》一书收进了《殷周金文集成》编成以后截止到1999年5月底出土和发现的全部殷周金文资料。正编收器1258件，附录收器92件，合计1350件。该书体例，每器除铭文拓本及其说明外，还列有供学者参考的器形图片和铭文释文，书后附人名、官名、地名、族名索引和时代分期、著录、出土地、现藏地等列表。这些资料的公布将对先秦史的研究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