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孙中山北上的原因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原因论文,孙中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24年孙中山北上，是粤皖奉反直三角联盟在第二次直奉战争胜利后的历史发展与延伸，是应皖奉军阀段祺瑞、张作霖的邀请，共商国是。这是显然无疑的。但是，本文认为孙中山北上，不是单纯被动地应邀北上，而是具有其深刻的主观动因和多方面的合力因素。
一、践邀北上，谋求国家的和平统一
1920年直皖战争后，直系军阀力图武力统一中国，加剧了直系与粤皖奉的矛盾。在共同反直的基础上，粤皖奉三角联盟形成。据《汪精卫手书与段奉之军事政治合作计划草案》披露：粤皖奉三角联盟约定，粤皖奉三方中任何一方受到攻击时，其它两方“应并力合作，以扫除敌人势力”，“将来向敌人战争彻底或讲和，皆相与一致，不为单独行动。”（注：《汪精卫手书与段奉之军事政治合作计划草案》，转引自罗家伦主编：《国父年谱》（增订本），台湾1969年版，第912页。）1922年下半年起，粤皖奉反直三角联盟日益公开化。1923年初，孙中山在对外国记者的谈话中称：“予以张、段之三角联盟，现在进行甚顺利，当以之制吴佩孚。”（注：《孙总统宣述政见》，上海《民国日报》1923年2月25日。）1924年9月上旬，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孙中山认为这是他北伐的极好机会，加之为了践约反直三角联盟，故决定立即出师北伐。9月18日，中国国民党发布《北伐宣言》。20日，孙中山在韶关誓师北伐。10月23日，北方直奉战局发生巨大变化，直系将领冯玉祥从前线回师北京发动政变，一举推翻直系中央政权，第二次直奉战争迅速结束。
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后，皖奉军阀段祺瑞、张作霖多次电邀孙中山北上。于是孙中山“对于一致颠覆曹吴之友军实践前约，冀与之输诚相见”（注：《中国国民党第一届中执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接受孙中山遗嘱宣言》，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12页。），北上谋求国家之和平统一。他认为此时谋求和平统一“是十三年以来一个最难得的机会”（注：《在上海招待新闻记者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331-333页。）。
孙中山对于第二次直奉战争后的北方形势过于乐观，对于皖、奉军阀的实质未能从根本上认识。11月8日，他对日本记者宣称：“余与张、段间之意见，现已大致相同，余当与段、张提携，解决国是。”（注：《孙文与日记者之谈话》，北京《晨报》1924年11月8日。）当时，大元帅大本营会议曾议决：“无论何人何系，能有反直举动，以倒曹逐吴为职志者，革命政府当认为同情之友军，加以援助。”（注：《大元帅决定对付时局方针》，上海《民国日报》1924年11月8日。）11月19日，孙中山在上海招待新闻记者时说：“军阀现在已经被我们打破了，所残留的只有帝国主义。”（注：《在上海招待新闻记者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341页。）11月23日，他在长崎进一步指出：“以后解决国事，不必要再用武力。所以我放弃西南，只身往北方去，提倡和平统一。”（注：《在长崎对中国留日学生代表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367页。）为了最大限度争取和平统一，孙中山对段祺瑞已出任临时执政不表异议，承认其地位。12月1日，他在日本门司指出：“至于目下之北京政府，段祺瑞即出任政府，其资格良宜。予舍推崇之外，别无他见存也。”（注：《在门司与来访者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432页。）孙中山还针对北京部分国民党人和组织散发打倒段祺瑞、张作霖传单一事，于12月18日发出训令：“余此次入京，奉持主义与各方周旋，对于现执政及奉天军、国民军各方面均有向来友谊上之关系”，“着北京执行部及市党部通令党员，对于此种传单一律禁止，其各团体有此种种传单者，亦应随时劝止，以期永维友谊，共济时艰。”（注：《孙先生训练党员》，上海《民国日报》1924年12月18日。）
显然，孙中山对自己践约皖奉友军北上，谋求国家的和平统一有着美好的愿望。
二、扩大革命宣传，将革命推向全国
1925年4月国民党中央认为孙中山北上的重要目的之一是：“为宣传本党主义于北方民众，以图全国民众一致结合于国民革命旗帜之下，完成统一的革命事业之工作。而开国民会议乃废除不平等条约二者，则尤为最显明切近之目标。”（注：《中国国民党第一届中执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接受孙中山遗嘱宣言》，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12页。）
孙中山从长期的革命斗争中认识到扩大革命宣传的重要性。此时通过北京政变，他深感“北方的军队和人民，也有天良和爱国心”，“可以受革命党的感化”，决心北上“借这个机会，可以做宣传的工夫”。（注：《在黄埔军官学校的告别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265-266页。）11月12日，他在广州各界欢送会上指出：我决意到北京去，“拿革命主义去宣传”。“我信这次到北京去可以自由行动。能够在北京自由活动去宣传主义，组织团体，扩充党务”。（注：《在广州各界欢送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308页。）11月19日他在上海进一步指出：曹吴失败后，“就是我们人民讲话的极好机会。我们人民应该不可错过这个机会，放弃这种权利”，“我这次决心到北方去，就是想不失去这个机会。”（注：《在上海招待新闻记者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332页。）
孙中山高举“废除不平等条约”、“召开国民会议”两面旗帜，沿途呐喊，唤醒民众。在北上的过程中，他抓紧一切时机，无论在寓所、宴会上，还是在车船中、码头车站内，尽自己最大的热情，广泛宣传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意义和目的。
关于召开国民会议，孙中山“主张召集国民会议，为解决目前中国问题之唯一办法”（注：《中山先生之通电》，上海《民国日报》1924年12月3日。）。他反复强调：“我所主张和平统一的办法，是开一个‘国民会议’，用全国已经有组织的团体，举出代表来出席国民会议，大家商量，解决国事。”（注：《在长崎对中国留日学生代表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367页。）“我们组织国民会议的目的，是要解决两个大问题。这两个大问题：一个就是解决国内民生问题，二个是打破列强的侵略。……这种开国民会议的目的，就是我们国民党最近的主张。”“我这次的行动，就是为求达到这个目的，去开国民会议。”（注：《在长崎对中国留日学生代表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368页。）
关于废除不平等条约，孙中山慨然疾呼：许多记者“要我公开发表对于中国时局的主张，我都是主张要中国和平统一，便要废除中国和外国所立的不平等条约”（注：《在神户欢迎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379页。）；“我这次到北京去的任务，就是要废除中外不平等的条约”（注：《在神户欢迎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379页。），“收回海关、租界和领事裁判权”（注：《在上海招待新闻记者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341页。），“期待着国家独立的实现和全世界对于中华民国的国际平等的承认”。（注：《在上海招待新闻记者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337页。）
孙中山在自己奔走疾呼的同时，号召新闻记者、留日学生、各民众团体广泛宣传、参与国民会议运动和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他在上海招待新闻记者时指出：“诸君既是新闻记者，是国民发言的领袖，就一定要提倡国民会议”，“赞成国民会议，鼓吹国民会议”。（注：《与高木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393页。）他在长崎号召中国留日学生代表“除了对日本人宣传之外，还要对海外各处留学生联络，成立一个国外学生联合总会，一致打电报，来赞成国民会议。对国内的家属朋友，也是一样联络起来。全体一致打电报，力争要开国民会议。”（注：《在长崎对中国留日学生代表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371页）另外，为使“内地交通不便”的广大民众“均得了解国民会议之真意”，孙中山又“特派同志分赴各地宣传”。（注：《致各省各公署等组织通电》，《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349页。）他先后委派各省宣传委员32人分赴直隶、山西、河南、陕西、奉天、吉林、内蒙、绥远等北方13省区从事宣传。（注：罗家伦主编：《国父年谱》（增订本），台湾1969年版，第1169-1170页。）
孙中山登高一呼，全国响应。在他整个北上过程中，“全国各阶级的民众如潮水一般兴起，欢迎，发表宣言，游街示威，组织国民会议促成会，总之无处不是表示他们对于他们的领袖中山先生之十二分热烈的信仰和拥戴，这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事”。（注：述之：《孙中山先生之态度问题》，《向导》第98期，1925年1月7日。）表明广东地区“革命的暖流，却已经由南海北进，而冲击勃海的东岸，跟着中山先生的北上，而更加激荡”（注：宣侠父：《西北远征记》，上海北新书局1930年初版；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再版，第4页。）。当时中共北方区委主办的《政治生活》周刊写道：“中山先生来了，并没有带着成千成万的兵丁，也没有乘着武装的铁甲车；只有革命的精神，革命的经验，革命的主义，革命的纲领，随着他来了——这是他能向导给我们的。”（注：子愚：《起来，拥护国民革命的领袖！》，《政治生活》第23期，1924年11月30日。）
在孙中山的号召和国共两党的具体组织领导下，促成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人民运动，在全国范围内风起云涌地开展起来。
三、途中访日，希冀结成东方同盟，以抵抗欧美列强的侵略
为什么北上途中绕道日本，孙中山当时的演说和后来各种史书都说是因上海北行车船受阻而临时决定的。（注：《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372页；吴相湘《孙逸仙先生传》（下册），远东图书公司1982年版，第1734页。）笔者认为孙中山途中访日是有准备有目的的。
其一，当时上海到天津的船位紧张，火车也不通，这固然是事实，但是并不意味着必须取道日本才能迅速到达津京。11月20日，冯玉祥南下迎孙的代表马伯援得知孙中山已决定绕道日本北上后，乃同孙中山北上随行人员邵元冲、韦玉等“由烟台赴津”作迎孙准备，“11月26日到天津”（注：马伯援：《我所知道的国民军与国民党合作史》，文海出版社，第40-41页。）。这说明不绕道日本比孙中山还提前8天到达天津。另一随行人员汪精卫更于11月24日晚抵达天津（注：《汪精卫昨晚抵津》，天津《大公报》1924年11月25日。）。那么，提前的时间就更多了。
其二，孙中山访日并非临时突然之举，是在广州时就有了准备的。早在是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时，孙中山就派李烈钧赴日发起亚洲大同盟。当孙中山11月17日抵上海时，奉命从日本返国的李烈钧已抵沪。李极力劝说孙中山绕道赴日。这更坚定了孙中山赴日的决心，“乃定取道日本之计”（注：《李烈钧将军自传》，三户图书社1944年版，第83页。）。孙中山在托泽村幸夫打的电报中，明确地谈到了赴津之前绕道日本，并谈此行旨在谋求中日提携合作。（注：〔日〕陈德仁、安井三吉编《孙文讲演“大亚洲主义”资料集》，〔日〕法律出版社1989年版，第239页。）另外，在孙中山访日之际，苏联顾问加伦向广州政府军政要人谈论“孙中山日本之行一来不合时宜，二来徒劳无功”，但是胡汉民、廖仲恺、许崇智等人则加以反驳，反复向他说明：“孙中山此行……即使不能导致建立三国同盟，无疑也能加强俄、中、日三国之间的相互关系”（注：加伦：《军事政治形势》，见〔苏〕А·N·卡尔图诺娃《加伦在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15页。）。这说明访日之前，孙中山与广州政府高级要员就中日俄三国联盟问题是进行过认真商讨的。
其三，孙中山访日是有目的的：一是谋求建立中日俄三国联盟为基础的“东方同盟”（亦称“东洋联盟”、“亚细亚联盟”、“亚洲大同盟”），来抵抗欧美列强的侵略，以救中国。建立中、日、俄三国联盟是孙中山晚年外交的一个重要设想。1923年11月他在给犬养毅的信中，以及1924年12月5日他在天津接见日本某访员时就奉劝日本承认苏联政府，支持中国革命，实行亲苏亲中政策。对此问题，奉孙中山之命访日的李烈钧曾有相当透彻的论述。1924年11月11日，李在日本宣称：“目下最紧要之问题，则为中、日、俄之亲善与提携。余此次来日，完全基于此目的而来。意欲先与兄弟之国即俄国与日本相互联络提携，此中、日、俄三国提携如能成功，则东洋同盟或亚细亚联盟之基础成立”。（注：《李烈钧离日前之谈话》，上海《民国日报》1924年11月14日。）二是谋求日本的支持，以增强与皖、奉军阀谈判的地位。北京政变后，北方政局实际上由以日本为后台的皖、奉军阀所控制。孙中山北上与皖、奉谋求和平统一，就必须争取日本的支持，以减少谈判的阻力。因此，孙中山在日本反复强调应在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基础上中日亲善携手合作。
但是事与愿违，孙中山日本之行遭到了日本官方的冷遇。日本政府拒绝他到东京去。就连与孙中山有过联系的政、财、军界实力人物也极力回避。孙中山两手空空地离开日本，一腔热忱和希望化为泡影。12月20日，他很失望地对马伯援说：“彼国政治家眼光太近，且能说不能行，不似俄国之先行后说。日本的朝野，近对吾党，非常轻视，以为吾人未获得政权”。（注：马伯援：《我所知道的国民军与国民党合作史》，文海出版社，第50页。）与此相反，段琪瑞的两个代表却受到了日本首相、外相以及其他达官显宦的隆重接待。显然，孙中山之所以多次申述绕道赴日是因上海北行车船不通，这既是他为了寻求日本援助的一种试探，也是出于对日本政府于他访日前后冷淡反应的一种策略性表示。
四、联合冯玉祥以实现“西北战略计划”
孙中山长期革命的基地在南方。十月革命后，他逐步酝酿形成了一个“西北战略计划”，即：以苏俄为后盾，在西北建立革命基地，从西北向北京发动军事进攻。1918年1月、3月，他初步提出西北与俄国革命的未来关系问题，指出：“此后我国形势，应注意于西北，若俄国现在之革命政府能稳固，则我可于彼方期大发展也。”（注：《在广州警界宴会上与何某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320页。）“将来对俄关系，不可不预注意于西北边。”（注：《致黄复生电》，《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394页。）是年，孙中山曾派曹亚伯赴柏林，向德国提出了自己的西北计划建议，即：“德国和俄国必须联合组织和装备一支由居住在俄国边界的中国人编成的军队，再加上大约一师德国军队，合在一起去占领北京，并且推翻那里的政府。”（注：〔美〕韦慕廷著、杨慎之译：《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中山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03页。）孙中山的西北计划曾受到刘江、章昙的影响而丰富起来。1920年4月，旅俄的中国共产主义组织局成员刘江（又名费德罗夫）到上海会见孙中山，向孙中山提出了一项战略计划，即由孙中山率领的南方革命军队，和通过满洲、新疆长征的在苏联红军中的中国人组成的部队，配合一致，共同进攻北京军阀政府。（注：《共产国际与东方》，芝加哥大学1979年英文版第114-115页，转引自《孙中山论丛》第4集，第201页；〔美〕韦慕廷著、杨慎之译：《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中山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63页。）另一个国民党人章昙的报告更引起孙中山的注意。报告称：“环顾域内，……独西北三省兵力单薄，尚属有虚可乘，且地邻俄国。彼方实行社会主义，自无侵略领土之野心，易得同情之互助。”并称：闻苏俄政府正召集华工数万从事训练，如果能得华人将官指挥并率军进入新疆，陕、甘、新三省可“立时占据”。这一建议深得孙中山的赞赏，乃在报告上亲笔批示“酌答奖励”。（注：转见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台湾商务印书馆1973年影印本，第114页。）
孙中山对自己逐步酝酿形成的“西北战略计划”，相当迷恋神往，屡次向苏俄方面提出。1922年12月30日，孙中山致函越飞，提出由他率领10万大军从四川和甘肃进入外蒙，然后进攻北京，推翻北京政府。为此，请求苏俄给予武器、装备和顾问等方面的援助。（注：赫菲茨：《苏俄外交与东方人民：1921-1927》，莫斯科1968年俄文版，第148-149页。转引自〔澳大利亚〕梁肇庭：《孙中山的国际倾向：1919-1925的孙俄关系》，见《孙中山论丛》第5集，第192页。）1923年8月，孙中山委派蒋介石率领“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俄考察。考察期间，蒋介石再次向苏俄转述了孙中山的西北战略计划：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和南方军队决定将战场移至中国的西北地区，从陕西和蒙古等方面夹击吴佩孚所控制的北京政府。并表示“代表团此行的目的即在于”与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商讨这一“新的作战方案”。（注：〔苏〕卡尔图诺娃：《加伦在中国(1924-192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2页。）正值代表团考察之时，9月17日，孙中山在致加拉罕的密电中又明确阐明：“蒋将军将向你们政府和军事专家提出在北京的西北地区或更远的地区采取军事行动的计划”。（注：艾伦·惠廷：《苏俄对华政策(1917-1924)》，美国斯坦福大学1968年版，第243页。转引自《孙中山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690页。）同年10月，当鲍罗廷顾问抵广州后，孙中山又向鲍罗廷再次阐述这一战略计划：如果他的势力能扩展到华中和蒙古，他就可以相当自由地对付帝国主义，并希望能以蒙古为基地来实行公开的和更有效的政策，因为在那里不仅有比南方更多的追随者，而且有友好的俄国作后盾。（注：米塔列夫斯基：《苏俄全球阴谋》，天津1927年版，第130-132页。N·Mitarevsky《World wide Soviet Plots》Tientsin Press,1927。转引自《孙中山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690页。）
但是，这一“西北战略计划”屡次被苏俄方面否定。越飞在他向上级的报告中称这个计划是孙的“旧梦”。苏俄领导人斯克良斯基向蒋介石代表团明确指出：“革命军事委员会研究了来自中国的全部情报，仔细地讨论了提出的方案，我们的结论是：孙中山和国民党的当务之急，是要在国内全力以赴开展政治工作。不然，在当今形势下，任何作战都注定要失败。”（注：〔苏〕卡尔图诺娃：《加伦在中国(1924-192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4页。）鲍罗廷到广州后，向孙中山力主改组国民党及开展群众工作的必要性。直到同年12月4日，齐切林在致孙中山函中仍强调：“我们认为国民党的根本目的在于开展中国人民的伟大的强有力的运动，所以国民党首先需要的是进行最广泛的宣传和组织工作。”（注：《加拉罕、齐切林给孙中山的信》，《党史研究资料》1983年第2期。）并希望孙不要在蒙古、西藏以及中国西部民族地区使用武力。
在苏俄的多次帮助影响下，并受苏俄革命成功经验的启示，以及对自己长期单纯军事运动失败的反思，孙中山终于放弃了他所迷恋梦幻的“西北战略计划”，认识到了改组国民党、重视革命宣传、发动群众的重要性，下决心真正师法苏俄的革命方法和经验。于是，他进行了国民党的改组，召开了国民党“一大”。
孙中山国民党人放弃了“西北战略计划”，但是并未中止实现“北方革命”或“中央革命”的计划。
长期的革命实践，使一些国民党人认识到：“要革命彻底成功，便要实行中央革命，在北京发生一个大变化。”（注：《在广州各界欢送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307页。）他们屡向孙中山建议：“我们以后革命如果还是专在各省进行，力量还是很小；必要举行中央革命，力量才是很大”。（注：《在神户欢迎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378页。）故此，孙中山等国民党人将目光转向时据北京中央政权的直系军阀内部去进行分化瓦解工作，而直系内部倾向进步、遭受吴佩孚排挤的冯（玉祥）、胡（景翼）、孙（岳）就成为被争取的对象。
1922年3、4月间，马伯援奉孙中山之命赴陕西访问冯玉祥、胡景翼，“谈冯胡合作，实行北方革命计划”。（注：马伯援：《我所知道的国民军与国民党合作史》，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本，第13页。）
1923年前后，孙中山在马伯援、王用宾等人的劝说下，赞同支持他们主张的“北方革命”或“中央革命”的计划。长期在北方工作的国民党人王用宾后来写道：“自民国十年，总理就大总统职时，锐意北伐，密派宾为北方特派员，到北方观察结果。十一年返粤，呈意见书十数章，极力发挥北伐非北军自伐，革命非中央革命不可，二义极蒙赞成。”（注：《王用宾1933年在〈总理年谱长编初稿各方签注汇编〉中的说明》，转引自董邦安：《1924年孙中山为什么北上》，《民国春秋》1989年第1期，第32页、第32-33页。）1923年10月，孙中山又对马伯援的北方革命计划予以肯定，并命徐谦等人从速着手进行。10月25日，赴京做冯玉祥工作的马伯援返回广州向孙中山力述“中国革命，尤其是北方革命，非他（指冯玉祥）不可。且他的行为与热心，已感动了陕军胡景翼，冯胡必合作革命，请先生北上。”另外蒙古方面还流散着许多曾参加过俄国革命的山东军队，“倘先生到满洲里附近起兵，将革命旗子竖起，吾去说冯玉祥、胡景翼响应，成功则堂堂正正的干一场，否则求个速死，免得在广东天天受罪”。孙中山听后颇为感动，郑重表示：“这是一件大事，出诸你口，入于我耳，你须去问问冯焕章的意思，他有这种计划与决心否。若有，我必舍却广东，到北方去。”“此间军队，若不改良，无论如何，不能革命，更谈不上北伐。”“我实在希望你的计划实现。”“借力于俄国蒙古，这是我最近的出路，因为现在俄国人看见我的苦斗，已表示许多的意见，不像日本的小气，只是口惠而实不至。反正我们革命党，于现今世界，要求一条出路，非要国际间的援助不可。”并请马伯援和徐谦“从速着手此事之进行。”（注：马伯援：《我所知道的国民军与国民党合作史》，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本，第30-31页。）
此时，孙中山派遣众多国民党人赴北方做冯、湖、孙的工作。徐谦、王正廷经常与冯见面，往来至密，并介绍冯玉祥与苏联驻华公使加拉罕相识，经常谈论苏俄革命后各方面的情形，使冯“得到许多新的认识”（注：冯玉祥：《我的生活》下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78页。）。于右任、焦易堂、刘允丞等赴胡景翼处，张继、李石曾、王法勤等赴孙岳处，分别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所有孙先生的亲笔函件以及口述的各项事情，通过以上这些代表随时带交或传达给冯、胡、孙三人”（注：鹿钟麟：《孙中山先生北上与冯玉祥》，《文史资料选辑》第89辑，第153页。）。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后，1924年10月19日，孙中山又正式委任张继、王用宾、刘守中、续桐溪、焦易堂为军事委员，联络北方军事，并特派徐谦、续桐溪、王用宾分别为冯玉祥军、陕军和直军慰问使。18日又致函刘允丞，命其争取陕军支持北伐。于是，胡景翼即派刘允丞到上海，与于右任商量反曹吴计划。
但是，直到北京政变前夕，孙中山对于在北洋军阀统治的中心——北京，能够马上发动“中央革命”的可能性是估计不足的。国民党北方特派员王用宾写道：第二次直奉战争前夕，胡景翼驻顺德，孙岳驻大名，“胡、孙皆同志，防地紧接，北京同志又集是处，谋北方革命。宾以中央革命之必要，语刘守中、续桐溪两同志，刘、续以语胡、孙，甚赞成，谓冯、吴交恶已深，直奉再战，不难连（联）冯败吴。惟总理不来，徒为段造机会耳。遂托宾于十三年春入粤转陈于总理。”北京政变即将爆发时，“宾复于十月下旬往沪，密电总理请速北上，电中有如总理北上，中央革命不实现，请杀宾以谢举国同志之语”(55)。孙中山对北方国民党人的报告不大相信，他自己坦诚说道：北京政变“前六个月，他们便有报告说：中央革命很有希望，北京军人赞成的很多，不久便要发动。他们在六个月之前便要我放弃广东，到天津去等候，参加中央革命。我在那个时候，看到很渺茫，不大相信，便答应他们说：要有事实发生后，我才可以去。”（注：《在神户欢迎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378页。）所以，北京政变爆发后，孙中山践约“为答北方同志的欢迎起见，决定去北京”（注：《在黄浦军官学校的告别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266页。）。他说：“他们既是发动了这种事实，我为践成约起见，便不能不往北京去”。（注：《在神户欢迎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378页。）
北京政变爆发后，冯玉祥国民军和北方国民党人积极欢迎孙中山北上。
面对冯玉祥国民军和北方国民党人的欢迎，孙中山保持着一个革命家的清醒头脑。基于事实分析的基础，他对于北京政变的认识和拟实现“中央革命”的设想有个前后变化的过程。
北京政变之初，冯玉祥虽然囚禁了贿选总统曹锟，但并没有立即废除他，也没有立即解散颜惠庆内阁，而是采取“政府暂维现状”的办法。并于10月26日通电拥戴段琪瑞为国民军大元帅。直到10月30日止，冯玉祥国民军并未有专电邀请孙中山北上。鉴此，孙中山认为这次政变“毫不能算是中央革命”，“毫没有中央革命的希望”（注：《在黄浦军官学校的告别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265页。），但是，北京可以做革命的策源地，决定去北京筹划“中央革命”。
11月上旬，冯玉祥国民军因环境所迫，采取了一系列的进步举动，如：成立具有国民党影响色彩的黄郛摄政内阁，驱逐溥仪出宫，迭电邀请孙中山北上，并派代表马伯援专程南下迎孙。据此，孙中山改变了对北京政变的看法，认为北京政变是“革命的事变”，“是中央革命的头一步”，决定去北京继续完成中央革命。11月12日孙中山指出：“这次推倒曹、吴的原动力，本来是革命党首先筹划的，其他各军队都是临时响应的。”“他们这次能够发动中央革命，便可证明革命在北京已经有了力量，这次虽然没有彻底成功，但可相信革命在北京有可以运动的余地，北京可以做革命的好地盘。”“大家聚精会神都把力量集中到北京，将来自然有机会把革命得到彻底的成功。这次北京的变动，不过是中央革命的头一步；头一步通了，再走第二步、第三步，中央革命一定是可以大告成功的。”“所以我这回为革命前途计，便不能不到北京去筹备。”（注：《在广州各界欢送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307-308页。）11月13日，孙中山怀着这种踌躇满志的心情离粤北上。
综上所述，孙中山北上不是单纯被动地应邀北上，而是具有深刻的主观动因。孙中山北上时对革命方略的种种探讨，是与他本身革命实力的弱小分不开的。当时广州革命政府危机四伏，面临着最直接危险的敌人——英美列强及其走狗直系军阀、陈炯明叛军、广东商团的包围和颠覆。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曾对广东革命根据地一度失去信心，希望通过北伐另辟一新天地。1924年9月9日，孙中山在给蒋介石的信中指出：“广东一地，现陷于可致吾人于死之因有三”，即：“英国之压迫”；“东江敌人之反攻”；“客军贪横、造出种种罪孽”。“有此三死因，则此地不能一刻再居，所以宜速舍去一切，另谋生路。”而“现在之生路，即以北伐为最善。”（注：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合订本，香港龙门书店1965年影印版，第301页。）10月9日，在复蒋介石电中又指出：“我来韶之始，便有宁弃广州为破釜沉舟之北伐。”（注：《复蒋中正电》，《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146页。）但是北伐也因军队回师广州平息商团叛乱等各种原因而中辍。因此，孙中山北上也可以看作是他寻求出路的一种尝试。
孙中山北上显示了在革命处于极其艰难的情况下，孙中山对于革命盟友和革命力量的寻找上、革命策略的谋划上，无不体现多维多向的复杂性。这正反映了中国革命者在为革命胜利而进行艰苦探索和真挚追求中所面临的巨大困难，正反映了孙中山所处的社会环境的错综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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