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伦理与官德建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伦理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2－0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088（2011）11－0024－07
政治伦理学在我国既是一门古老的学问，也是一门新兴的学科。说它古老，是因为至少在我国最古老的典籍——《尚书》中就已有大量有关政治伦理的探究；说它新兴，是由于它作为一门学科的系统研究，还是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的事情。然而，无论是在古老的探究中，还是在新兴的研究中，官德问题的探讨，都是政治伦理研讨中不可缺少的重要课题。
一、官德建设是政治伦理研究的落脚点
1、从政治伦理学的研究对象来看，官德建设是政治伦理研究的落脚点
一门学科的确立，最根本的是它必须要有自己明确的研究对象。政治伦理学是一门研究政治道德的学问和科学，它以政治道德为研究客体。而政治道德是人类社会道德的一种特殊表现形态，它是人们在政治生活中以一定的阶级道德或社会道德调整人与人之间政治关系的道德现象的总和。政治道德通常具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广义的政治道德主要指一定阶级的阶级道德，它以集团为道德的主体；也包含在政治道德活动中的一般道德。狭义的政治道德主要指政治活动中以政治为职业的政治家道德，它是以个体为道德的主体；也包括一般从政人员的道德。广义的政治道德又可以称作“社会政治道德”，因为广义的政治道德通常以占统治地位的阶级道德为主，而一定的阶级成为统治阶级之后，通常又以整个社会的代表者形象（而不论其真假）出现。狭义的政治道德又可以称作“个体政治道德”，但叫“官员道德”，简称“官德”更为贴切。因为无论是政治家还是一般的从政人员，在老百姓的眼里都是“官”，他们与政治活动中的其他个体根本不同的是，都掌握着一定的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广义的政治道德与狭义的政治道德之间的关系，在一定意义上就是“社会政治道德”与“个体政治道德”的关系，在这两者的对立统一关系中，“社会政治道德”对“个体政治道德”具有重大的制约影响作用；而“个体政治道德”则是“社会政治道德”运行的根基。因为官德建设只有落实到每个个体，整体的“社会政治道德”运行才有实际的载体。因此，官德建设理应是政治伦理研究的落脚点。
2、从政治伦理学的研究目的与任务来看，官德建设也是政治伦理研究的落脚点
政治伦理学是一门研究政治道德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其研究的目的与任务，不仅要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伦理学，更要提高广大公民的政治道德素质，尤其是从政者的政治道德素质，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理论是实践的先导，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因此，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实践的发展，必须要高度重视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伦理学。理论的目的是实践，离开实践的理论只是一种文字游戏。政治伦理学实践的目标：一是政治个体的至善；二是政治制度的至善。政治制度的至善，是政治伦理学研究的关键性目的。因为，现代政治制度的时代潮流是民主政治制度。民主政治制度有两个本质规定性：一是人民主权（当家作主），二是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权利与权益的实现。前者为手段，后者为目的，手段与目的要实现辩证的统一。政治个体的至善，特别是官员个体的至善，应是政治伦理研究的落脚点。因为任何政治制度的制定、实施和维护，最终都必须落实到每一从政者身上；没有政治个体的至善，特别是官员个体的至善，政治制度的至善就只会是一句空话。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程证明，我国的政治制度虽在不断完善之中，然而，我国的官员道德却在不断退化之中。这一巨大的反差，使人民主权（当家作主）与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权利与权益的实现，都变得步履艰难。
3、从政治伦理的主体相互关系来看，官德建设还是政治伦理研究的落脚点
政治伦理学研究政治道德规范体系，最重要的一是研究政治制度道德；二是研究政治行为道德。政治制度道德虽有不同的认识，但相当多的学者认为，政治制度道德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制度的道德（伦理）化，即指作为政治制度的价值内核与精神支撑的道德（伦理）精神；二是道德（伦理）的制度化，即指一些特别重要的道德（伦理）演化为制度。无论政治制度道德哪一方面的内容，都是借助于制度的他律性，而唯有自律性方显道德的本性。政治行为道德，是以主体为依托，依赖于道德主体的自律性，因而，政治行为道德是政治道德研究的主攻方向。政治行为道德既然以主体为依托，当然即是以道德主体为分类来研究政治行为道德。根据政治道德的两种含义，从阶级、集团、社会的角度来分，就有国家道德、政党道德、政府道德、社团道德等；从个体的角度来分，则有政治家道德、公务员道德、公民道德、党（会）员道德等。正如前面所述，狭义的政治道德是广义的政治道德运行的根基，因而，在主体视野中，官德（包括政治家道德、公务员道德）无论是对于整体主体还是对于其他个体主体来说，都具有“决定性”影响。尤其是作为“民德”对立面的“官德”，其对“民德”的“决定性”影响显而易见。两千多年前，孔子就说过：“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1]只要统治者以身作则，带头讲道德，治理国家是不困难的；只要统治者本身行为正当，不发布命令，事情也能行得通。官德还直接影响到“民德”的状况，因为“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2]。即是说，统治者的品德如风，老百姓的品德似草，风吹向哪边，草就倒向哪边，这就是上行下效。由此可见，官德建设无疑还是政治伦理研究的落脚点。
二、当前我国官德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其根源
1、当前我国官德建设存在的问题
官德建设是政治伦理研究的最终落脚点，我们理应高度重视，使我国的官德建设走在世界的前头。然而，目前我国的官德建设情况却十分不乐观。
第一，政治腐败严重。腐败既可特指公共权力职能的蜕变，也可广义地包含着国家公职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思想道德败坏和作风堕落。因而，腐败现象可以分为“政治腐败”、“经济腐败”、“吏治腐败”、“思想腐败”、“作风腐败”。“政治腐败”主要是指党员干部在政治活动中为达到谋取私利的目的，“立党为私，执政为己”，进行不道德的活动和行为。主要表现为结党营私，拉帮结派；玩弄权术，阴谋活动；打击报复，陷害好人；助长歪风邪气，纵容坏人坏事；压制民主，欺凌群众；作奸犯科，害党害国等等。“经济腐败”主要是指党员干部利用权力出租，换取经济利益特别是金钱的腐败现象，大量出现在与经济活动及其有关的领域。主要表现有行贿受贿，贪污盗窃，挪用公款，假公济私，移私作公等等。“吏治腐败”主要是指党员干部利用权力在干部任免和用人上的腐败现象，大量出现在组织人事工作及其有关领域。主要表现有买官卖官，任人唯钱；跑官要官，任人唯亲；重才轻德，重亲轻贤；专断独裁，欺上瞒下；黑箱操作，愚弄群众等等。“思想腐败”主要是指党员干部在思想上的蜕变，被西方反共反华势力进行的“西化”和“分化”俘虏，丧失和背离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和伟大信念，放弃和反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作风腐败”主要是指党员干部在道德情操和生活作风上的蜕变。主要表现为利用权力玩弄异性，养情人，包二奶（爷），通奸，卖淫嫖娼，性贿赂；花天酒地，纸醉金迷；好逸恶劳，铺张浪费；吹牛拍马，不讲诚信等等。
第二，官僚主义泛滥。官僚主义是指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做官当老爷的领导作风。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的《决定》指明：“官僚主义的要害是，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做官当老爷。”毛泽东一生最痛恨官僚主义，他曾经形象地把官僚主义者比喻为“泥塑的神像”：“一声不响，二目无光，三餐不食，四肢无力，五官不正，六亲无靠，七窍不通，八面威风，久座不动，十分无用。”1963年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直属机关负责干部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官僚主义与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命令主义、事务主义、分散主义、本位主义、宗派主义，都是密切相关的。我们反对官僚主义，也就必须联系到反对这些主义。官僚主义具体表现有：一是脱离领导、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二是强迫命令式的官僚主义；三是无头脑的、迷失方向的、事务主义的官僚主义；四是老爷式的官僚主义；五是不老实的官僚主义；六是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七是做官混饭吃的官僚主义；八是颟顸无能的官僚主义；九是糊涂无用的官僚主义；十是懒汉式的官僚主义；十一是机关式的官僚主义；十二是文牍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官僚主义；十三是特殊化的官僚主义；十四是摆官架子的官僚主义；十五是自私自利的官僚主义；十六是争名夺利的官僚主义；十七是闹不团结的官僚主义；十八是宗派性的官僚主义；十九是蜕化变质的官僚主义；二十是助长歪风邪气，纵容坏人坏事，打击报复，违法乱纪，压制民主，欺凌群众；直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作奸犯科，害党害国，走上非常危险道路的官僚主义。1980年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也指出，官僚主义现象是我们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广泛存在的一个大问题。它的主要表现和危害是：高高在上，滥用权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好摆门面，好说空话，思想僵化，墨守成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拖拉，不讲效率，不负责任，不守信用，公文旅行，互相推诿，以至官气十足，动辄训人，打击报复，压制民主，欺上瞒下，专横跋扈，徇私行贿，贪赃枉法等等。目前我国的官僚主义现象日益严重，必须引起我们高度的警惕，否则我们就很有可能走上反面。
第三，形式主义猖獗。形式主义也可说是官僚主义的一种表现，由于它在现行“官场”上特别流行，为害甚烈，故特别突出指明。形式主义是一种极不负责任的政治行为，它敷衍了事，上面打了雷，下面只好吹吹风，应付一下，雷声一过，风即停止。形式主义也是一种瞒上欺下的政治行为，它哗众取宠，形式上轰轰烈烈，内容上脱离实际，好摆花架子，让人看起来很好看，但实际上却根本没有什么效果；形式主义更是一种投机取巧的政治行为，它做秀悦上，摸着上级的意思，搞搞新意，吸引人们的眼球，只要能哄得上级满意，对百姓有没有利益则根本不须去考虑。因此，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决议强调指出：“有些领导干部宗旨意识淡薄，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不讲原则、不负责任，言行不一、弄虚作假，铺张浪费、奢靡享乐，个人主义突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严重；一些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中发生的腐败案件影响恶劣，一些领域腐败现象易发多发。这些问题严重削弱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严重损害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严重影响党的执政地位巩固和执政使命实现，必须引起全党警醒，抓紧加以解决。”
2、当前我国官德建设存在问题的主要根源
第一，政治体制不完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也相应地进行了政治体制改革，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30多年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在不断完善之中。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还不够大，因此，体制性的漏洞还不少。其中最突出的问题：一是民主建设问题；二是法制建设问题。在民主建设上，党内民主机制不健全。例如至今为止，各级党委书记的候选人往往还只有一人，而且根本没有实行直选；民主集中制在实际上也蜕变为家长制，权力高度集中在第一把手手上，特别是提拔干部，看第一把手脸色行事，任人唯亲，重亲轻贤，重才轻德；而所谓的民意测验，由于剥夺了群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完全蜕变为欺上瞒下进行黑箱操作的工具。在社会民主建设方面，也存在着同样类似问题。群众的许多民主权利——选举权（许多都流于形式，致使选举人根本没有热情）、监督权、知情权、弹劾权等得不到真正的落实，各级官员几乎都不是民选（而是任命）的，百姓更没有可能真正监督他们，因而，官员们体验不到人民当家作主的实际权威，他们必然会渐渐地忘了自己权利的真正来源，忘了自己真正的身份，他们不仅开始看不起群众，而且渐渐习惯了当官做老爷，欺压甚至鱼肉百姓。在法制建设方面，最重要的是缺乏一整套对各级官员卓有成效的监督制约机制。一方面，他们拥有各种特权，常常把群众与他们隔离开来，使群众难以了解他们。诸如各级党委和政府，本是为百姓办事的机构，然而却是警卫森严，百姓根本没有可能“越雷池一步”，去和官员“平等”打交道，更谈何监督；官员出行，个个前呼后拥，鸣锣开道，驱赶百姓，极尽官老爷之威风。另一方面，各种监督机构，由于其独立性不够，也由于其权威性（权力只能用权力去约束，而只有更高的权力才能制约权力，而我们却有很多权力没有更高的权力去制约，比如第一把手的监督和制约问题，至今都没有比较理想的方法）不够等等原因，监督效率低下，制约效果极差。就近十多年来看，我国每年受到法纪处理的党员干部就有十几万人。中纪委在向党的十六大的工作报告中说：“1997年10月至2002年9月，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861917件，结案842760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846150人，其中开除党籍137711人。被开除党籍又受到刑事追究的37790人。在受处分的党员干部中，县（处）级干部28996人，厅（局）级干部2422人，省（部）级干部98人。”中纪委在向党的十七大的工作报告又说：“2002年12月至2007年6月，全国纪律检查机关共立案677924件，结案679846件（党的包括十六大前未办结案件），给予党纪处分518484人。查处陈良宇、杜世成、郑筱萸等极少数高级干部严重违纪案件。”
第二，两极思维模式作怪。在主观层面上，我们长期以来形而上学的两极思维模式普遍流行。传统社会以小农经济为基础，它注重经验、感觉、感情，形成两极思维方式。它对事物的认识不是肯定，就是否定；而这种否定不是扬弃，而是全盘否定和完全抛弃。在计划经济时代，我们强调精神万能，高举道德的旗帜猛烈地批判“物质刺激”、“金钱挂帅”与“白专道路”，忽视经济建设和法制建设；而在市场经济时代，我们则完全否定了精神的价值和道德的旗帜，高扬起“物质刺激”、“金钱挂帅”与“白专道路”的大旗，在高度重视经济建设和法制建设的同时，我们又忽视了道德建设。于是，我们必然走上一条高度重视物质文明建设、轻视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之路。邓小平在总结改革开放十年来的经验教训时严肃指出，我们十年来最大的失误是思想教育，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必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可是，在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曲解为“以GDP为纲”的实际引导下，许多地方依然“见物不见人”，在不同程度上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特别是思想道德建设放在“说起来很重要，干起来就忘掉”的地位上，从而使20世纪末出现了信仰、诚信等一系列道德危机的状况。同时，在干部培养和选拔问题上，计划经济时期，受极左思潮影响，重德不重才，讲红不讲专；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又在两极思维模式作怪下，走上重才不重德，讲专不讲红的极端。结果，一方面由于干部道德教育的长期缺失，另一方面由于干部培养和选拔上的价值导向，必然造成了我们官德建设的滑坡。
第三，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崛起，我国经济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大变化。然而，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给我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市场经济是现代的商品经济，它同以往一切经济形态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其他经济形态本质上是追求“使用价值”的，而市场经济则是追求“交换价值”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经用两个不同的公式来表达这一根本的区别：W－G－W（自然经济），G－W－G’（市场经济）。无疑，市场经济的核心是“资本（G）”，而“资本家”则是市场经济时代的“宠儿”。早在150年以前，马克思就曾惊奇地发现、并经典地强调：“如果有10％的利润，资本就会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资本就能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资本就会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资本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以上的利润，资本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去冒绞首的危险。”[3](P258)作为人格化的资本，资本家的本性是由资本的本性所决定的，他的一切所作所为，都是由资本的本性所驱使的。无限地榨取剩余价值（利润），是资本家从事一切经济活动乃至非经济活动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资本家的这一贪婪本性，并不取决于他个人的禀赋和个性，而事实上是由他赖以生存的生产关系所决定的。不仅资本家本性如此，所有独立的经济主体作为经济人也在不同程度上受市场经济本性之影响。而市场经济的本性反映到人们的思想道德意识上来，负面演化为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它使人们唯利是图，不择手段谋求利益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也充分发挥出来，由此，种种消极腐败的思想行为和违法犯罪行为也迅猛地蔓延开来，而各级官员无疑则首当其冲地受到冲击与考验。
三、加强我国官德建设的基本策略
各级官员掌握着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掌握着管理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行政大权，因此，他们存在的状态直接决定着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直接决定着社会生存发展的状况。这也就决定了加强官德建设，不仅极其重要，而且迫在眉睫。
1、加快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和法制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制度作为一种后天形成的社会客观存在，对于个体的人来说，有决定性意义。邓小平指出：“这些方面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4](P333)制度完善在官德建设中具有重要意义：第一，它是官德建设取得实效的保证。如果只是单纯进行官德教育与修养，而不进行相应的制度建设，没有制度的强有力的约束机制，官德建设便失去其应有的保证；第二，它是干部道德人格养成的必要途径。完善的道德人格的形成往往要经历一个从他律到自律的转化过程。而制度所具有的强制性的约束力对于干部道德人格的养成是必要的。而加快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和法制，当前最迫切的要抓四条：一是加快推进党内外民主机制建设，真正体现人民主权、人民当家作主。为此，必须稳健而切实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诸如切实落实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特别要落实其监督权。为此，人大代表必须进行直选，按照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选举人大代表。纵向为行业；横向为区域。只有这样选举出来的人大代表，才有可能较好地代表民意与民利；选民也才有可能对代表们进行监督；代表们也才可能真正对选民负责。二是加大对干部任用的操守考察力度。“重点看是否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是否确立正确的世界观、权力观、事业观，是否真抓实干、敢于负责、锐意进取，是否作风正派、清正廉洁、情趣健康。注重从履行岗位职责、完成急难险重任务、关键时刻表现、对待个人名利等方面考察干部的德。”[5]三是完善干部人事制度。要保证“让能干事者有机会、干成事者有舞台，不让老实人吃亏，不让投机钻营者得利”[5]，从而充分发挥干部人事制度的道德价值导向作用，引导广大干部自觉进行社会主义道德修养。四是加强反腐保廉的制度机制建设，加大打击腐败分子的力度，保持党和政府的廉洁性。我们党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之后，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党和政府中的腐败现象日益严重起来，党和政府中的腐败分子也渐渐地猖獗起来，严重地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和威信，严重地损害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形象与威信，严重地威胁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因此，必须严厉打击腐败现象和腐败分子，保持党和政府的廉洁性。这是我国目前面临着的一场最艰巨的政治斗争，也是党和国家在官德建设上面临着的一场最艰巨的政治思想斗争。
2、树立唯物辩证的思维模式
我国传统思维缺陷——两极思维模式，不仅对于我们国人的影响是深刻的，而且对于我们党和政府的各级干部的影响也是深广的。我们要克服这种形而上学——两极思维模式的影响，就应当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掌握唯物辩证的思维方法。唯物辩证的思维方法，就是一种普遍联系的思维方法，一种永恒发展的思维方法，一种对立统一的思维方法；就是要以全面的观点，变化的观点和矛盾的观点去认识世界。它能够有力地克服一切片面的、孤立的、静止的形而上学思维方法。胡锦涛总书记曾指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理论特征。2006年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胡锦涛总书记又说，科学发展观是指导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认识和分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丰富实践，深化对经济社会发展一般规律认识的成果，是我们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必须长期坚持的根本指导方针。深刻领会和准确把握科学发展观的科学体系，要求我们必须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要深入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一切从实际出发，勇于开拓创新，善于用全面的、联系的、发展的观点认识和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问题，努力促进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相和谐。要深入学习历史唯物主义，牢固树立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坚持以人为本，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始终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无疑，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理论体系，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与灵魂，是无产阶级政党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哲学基础，是我们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哲学基础。我们各级干部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两极思维模式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各级干部长期没有很好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因此，要改变这种状况，落实贯彻科学发展观，就必须把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作为一项紧迫的任务，在全体干部中形成一个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好风气，使广大干部牢固确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从而不断深化认识、把握和运用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才能不断提高自身的思想道德水平、执政水平和领导水平。
3、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相结合
官德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它不仅要按照自身的规律进行，还需要一系列的经济社会条件予以支持。其中，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的合理安排，以及法治的根本保障是至关重要的条件，这就必须坚持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在一定意义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历来是人类社会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治国方式。从根本上来说，安邦治国既需要法治，也需要德治。这是由于，法律与道德两者各有所长，各有所短，只有两者之间取长补短，相互支持，才能真正保证社会长治久安。如果从法治与德治的本质来说，法治属于政治文明的范畴，德治属于精神文明的范畴。政治文明以物质文明为经济基础，以精神文明为思想指导。在这一意义上来说，有什么样的精神文明，就有什么样的政治文明。同时，归属于政治文明范畴的法治，作为一种政治建设，重在制度建设；而归属于精神文明范畴的德治，作为一种思想建设，重在素质建设。在制度与素质的关系上，制度建设是首位，素质建设是关键。没有制度建设，素质建设就没有保障；没有素质建设，制度建设也就没有依托。由此可见，治国安邦，单靠法治也不行，单靠德治也不行。法治和德治是对立统一的。官德建设要依靠法制建设来保障，法制建设要以道德建设为根基。只有两者相互配合，才能产生最大最佳的效果。然而，计划经济时期，由于极左思潮的严重干扰，我们在客观上重视了“以德治国”，而严重忽视了“依法治国”。特别是在十年“文革”中，把法制建设几乎摧残至尽。改革开放后，我们拨乱反正，致力于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和法治社会，推动法制建设迅猛发展，有力地保证了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然而，我们在强调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同时，一些人又逐渐地走上另一个极端，迷信法制，以为“法制包治百病”，从而轻视德治，尤其轻视官德建设。结果，我们不无遗憾地看到，法治建设在迅猛发展的同时，政治领域中的各种丑恶现象和违法犯罪现象依然呈上升态势，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官员”走进监狱。血淋淋的社会现实向我们警示，无论是依法治国还是以德治国，少了哪一样都不行。正如江泽民同志曾经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的那样：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与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不可偏废。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党的十六大政治报告在总结党的基本经验时，把“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实行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作为其中的一条基本经验。
收稿日期：2011－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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