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学研究】
草书、汉字简化和国家文化繁荣
黄震云①
(中国政法大学 中文系，北京 102249 )
摘 要： 草书，因草创得名。书写卒迫造就了草书，草书推动了汉字简化。这是汉字文化发展的必然的历史规律。汉字简化由书写方便、提高效率、文化普及构成了历史进程，也是理论基础。9 万多汉字必将进入全面简化进程，草书的价值将更加显著。这是历史大势所趋，也是文化繁荣的标志。
关键词： 草书；汉字简化；规范
引 言
我们常常被误解。如媒体会报道中国人喜欢在集体场合大声说话，引起其他人不高兴的消息，认为教养值得怀疑。其实，这样的评价不公平。中国有很多语言相当轻柔，如闽越江浙话，也有高亢的如湖南话、川陕话等。我国古代一直流行河洛话，并不完全受迁都影响，唐AI写作诗用山西平阳话押韵，那么平阳话就类似现在的普通话，具有高亢、富有韵味的特征，可以说这是历史长期选择的结果，天生的高调，而不是故意或者无意大声说话。大声说话确切地说比较起来是高声说话。又如所谓随地吐痰，普遍以为是生活习惯不好，其实是身体不舒服，随地吐痰一般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身体健康的人，嘴里怎么会有痰呢？文字也是这样，简化字一直受到诟病，其实也是情绪化的认知，不符合客观实际。当我们删除了后来累加在元字上的一些表意的偏旁以后，就会遭到普遍的质疑，认为是对文化的破坏，字写得难看。其实，简化字的出现，不仅是一种进步，还是汉字美化的结果。我们不妨就草书和简化字的关系进行一个基本的梳理，那么简化字的本质就会清楚许多了，相信也不会有人再说简化字丢掉了文化。
体现现代化。新法案中体现了双重注册、以工作为基础的学习、职业发展途径和其他一些自2006年该法案最后一次授权以来的突出实践措施。
BOOST电路是一种升压斩波型电路，它具有两种工作模式：电感电流连续模式（CCM）和电感电流断续模式（DCM）[11-12]。文中以CCM为设计对象，所以只分析在CCM模式下BOOST电路的工作状态。
1950年8月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社会教育司举行简体字的研究选定工作座谈会，商定了选定简体字的四条原则。其中，第二条指出：“选定、补充的简体字，以楷体为主，间或采取行书、草书”。因此，草书成为简化汉字的重要源头之一。1952年下半年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汉字整理组拟出《常用汉字简化表草案》，收比较通行的简体字700个。毛泽东阅该稿后指出做简体字要多利用草体，找出简化规律。20世纪70年代联合国规定将各种文件和决议的中文文本正体字改为简化字。简化字成为正体字，在国际上取得了合法地位。
近年来，海内外不断有人主张把繁体字作为正字、恢复或部分恢复繁体字的主张，抱怨简化字失去了汉字的文化，我们认为这种种主张不具有科学价值，也有悖于汉字发展的规律。
一、汉代文字书写律法和人才选拔
根据杨泉的《草书赋》认为，草书是通过解隶体之细微，散委曲而得宜来完成，也就是说草书对隶书进行了分解，然后重新组合，而不仅仅是简笔那么简单，等于是二次创作，在某种情形下确实是这样。杨泉用描述的手法写出了草书的特征和规矩，虽不全面，但有独到的见解。《全唐文》卷四百三十二张怀瓘《书断赞·张伯英草书赞》说：
在物理实验过程中，学生对于自己所遇到的困惑，能够自己运用已有的物理知识进行解决，促使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高中物理教育倡导学生将良好的学习习惯运用在实际生活中，让学生自主感知生活中的物理现象，充分调动了学生积极的思维活动.
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汉兴，萧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试学童，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又以六体试之，课最者以为尚书御史、史书令史。吏民上书，字或不正，辄举劾。”六体者，古文、奇字、篆书、隶书、缪篆、虫书，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摹印章，书幡信也。古制，书必同文，不知则阙，问诸故老，至于衰世，是非无正，人用其私。[1]1720-1721
汉代遵循我国书必同文的古制，对文字的阅读、书写有严格的规定。根据《汉书·艺文志》，萧何制定的法律中有文字法，将讽书作为史官选拔的条件，而写六体为二次进一步选拔御史、令史的条件。吏民上书，如果字不正，将会受到撤职的处罚。按照六体的说明，等于要求精通古代文字。这可以说是中国最早最全面的文字法。因此，我们看到西汉的文书，或者说汉代以前的文书基本上都书写工整。
《全后汉文》卷四十九许慎《说文解字序》说：“汉兴有草书。尉律：学僮十七已上，始试讽书九千字，乃得为史。又以八体试之，郡移太史，并课最者，以为尚书史。书或不正，辄举劾之。今虽有尉律不课，小学不修莫达其说久矣。孝宣皇帝时，召通《仓颉》读者张敞从受之。凉州刺史杜业、沛人爰礼、讲学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皇帝时，征礼等百余人，令说文字未央廷中，以礼为小学元士。黄门侍郎扬雄采以作《训纂篇》。凡《仓颉》已下十四篇，凡五千三百四十字，群书所载，略存之矣。及亡新居摄，使大司空甄丰等校文书之部，自以为应制作，颇改定古文。”[2]44许慎的序和《汉书·艺文志》的记载基本相同，有些更为具体，如史官必须十七岁以上才能够考取，与西周九岁入小学，十五岁上大学不同。这是汉初的制度，但是一直得到传承，到汉平帝时代，依然如此。宋王应麟《汉制考·汉艺文志考证》说：“汉兴有草书，尉律：学僮十七已上始试，讽籀书九千字，乃得为史。又以八体试之，郡移太史，并课最者，以为尚书史。”[3]189本之《汉书》。
二、隶草和秦汉两次汉字简化及其规范
班固《汉书·艺文志》和许慎《说文解字序》皆指说草书与汉兴有关，符合事实。但是，汉兴并不是说汉代才有，同时汉兴是汉代什么时候？又是如何兴的？还需要进一步探讨。考《晋书·索靖传》《草书状》说：
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IPCC,2007)指出,近百年来全球地表平均气温上升了0.74 ℃,与1980—1999年相比,未来20 a全球将可能增温0.4 ℃,而到21世纪末将增温1.1～6.4 ℃。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IPCC,2013)认为,气候变化要比原来认识的更加严重,而且有95%以上的把握认为气候变化是人类的行为造成的。
圣皇御世，随时之宜。仓颉既生，书契是为。科斗鸟篆，类物象形。睿哲变通，意巧兹生。损之隶草，以崇简易。百官毕修，事业并丽。……于是多才之英，笃艺之彦，役心精微，耽此文宪。守道兼权，触类生变。离析八体，靡形不判。去繁存微，大象未乱。上理开元，下周谨案。骋辞放手，雨行冰散。高音翰厉，溢越流漫。忽班班而成章，信奇妙之焕烂。体磥落而壮丽，姿光润以粲粲。命杜度运其指，使伯英回其腕。著绝势于纨素，垂百世之殊观。[4]192
索靖认为，文字应该随时所宜，为社会服务。汉字经过了损之隶草，以崇简易；百官毕修，事业并丽这样一个过程以后出现了草书。因为草书是对隶书的笔画简省，但去繁存微以后，大象未乱。由于百官毕修，客观上隶草成为新的汉字书写样式。这就是第一次汉字简化。对于汉字简化的原因。崔瑗《草书势》说：
书契之兴，始自颉皇。写彼鸟迹，以定文章。爰暨末叶，典籍弥繁。人之多僻，政之多权。官事荒芜，剿其墨翰。惟作佐隶，旧字是删。草书之法，盖先简略。应时谕旨，周于卒迫。兼功并用，爱日省力。纯俭之变，岂必古式？观其法象，俯仰有仪。方不中矩，圆不副规；抑左扬右，望之若欹。竦企鸟寺，志在飞移；狡兽暴骇，将奔未驰。或黜点染，状似连珠；绝而不离，蓄怒怫郁。放逸生奇，……就而察之，即一画不可移。纤微要妙，临事从宜。略举大较，仿佛若斯。[4]367
草书到唐朝，又有自己的特色。张怀瓘《古贤能书录》说：“ 我唐四圣，高祖神尧皇帝、太宗文武圣皇帝、高宗天皇大圣皇帝，鸿猷大业，列乎册书，多才能事，俯同人境。翰墨之妙，资以神功，开草隶之规模，变张王之今古，尽善尽美，无得而称。今天子神武聪明，制同造化，笔精墨妙，思极天人。或颂德铭勋，函耀金石，或恩崇惠缛，载锡侯王。赫矣光华，悬诸日月，然犹进而不已，惟奥惟元。非区区小臣，所敢扬述。”[5]2614
关于隶草产生的时间， 《全唐文》 卷四百三十二张怀瓘《书断赞·史游〈章草赞〉》说：“史游制草，始务急就。婉若回鸾，撄如舞袖。迟回缣简，势欲飞透。敷华垂实，尺牍尤奇。并功惜日，学者为宜。”[5]2616指出草书的创造者是史游。《四库全书总目》指出，《汉书·艺文志注》，称游为元帝时黄门令，盖宦官也。其始末则不可考矣。是书《汉志》但作《急就》一篇，而《小学类》末之《叙录》则称史游作《急就篇》，《隋志》作《急就章》一卷，《魏书·崔浩传》亦称人多托写《急就章》。是改篇为章在魏以后。既然史游为汉元帝(前74—前33)时候人，那么显然是西汉中期的人。汉元帝的父亲汉宣帝，虽然不像汉武帝那样一直打仗，但战争也不少见。汉宣帝于本始二年(前72年)联合乌孙大破匈奴，匈奴呼韩邪单于率众来朝称臣。神爵二年(前60年)平定西羌，并置金城安置降羌，同年设西域都护府监护西域各国。汉元帝时候，匈奴陈汤平灭郅支，但最终还是昭君出塞，边境并不安宁。那么这段时间出现卒迫草书，亦即草创之书，出现《急就章》这样的草书就是可以理解的了。皇象《急就章》拓本，为明杨政于正统四年(1439年)据宋人叶梦得颍昌本摹刻的所谓《松江本》，其它古本未见流传。启功先生所收藏的明拓《松江本》是所见到的较佳拓本。《松江本》原石现藏上海市松江县博物馆，见图1。
又《题卫夫人〈笔阵图〉后》说：
既然有皇象《急就章》为证，又有敦煌简牍可以互证，因此西汉中期已经兴草书应该没有疑问。可是，汉初萧何才立法要求写正字。这是为什么呢，是不是有所针对？
赵壹《非草书》说：“盖秦之末，刑峻网密，官书烦冗，战攻并作，军书交驰，羽檄分飞，故为隶草，趣急速耳。”[2]213祢衡认为秦末战争促成了草书的出现。 考唐张怀瓘《书断》说：“案章草者，汉黄门令史游所作也。卫恒、李诞并云：‘汉初而有草法，不知其谁’。”[6]193张怀瓘认为，汉初有草书，当沿秦之旧，和祢衡之论相对应，所以才有了萧何的律令。隶草和后代的草隶不是一个意思。隶草是成草，形成草书的意思，而草隶指隶书为基础草成。因此，我们认为，第一次秦末草书的形成原因是官书烦冗引发的提升办公效率的举措，也是军书卒迫的无奈之举。而第二次出现草书，一方面秦汉之际就有草书，另一方面也与始务急就的相同原因有关。而章草的出现推动了草书的快速规范发展。
三、章草名称和草书的流行发展
草书就是草创之书，作用是应急，卒迫无奈，但通过群臣习之，自然就成为规范。草书的发展，以章草率先著名。章草是曾经通行的规范官方文字。一般认为与汉章帝有关。《全唐文》卷四百四十七窦泉《述书赋》说：
草分章体，肇起伯度，时君重而立名，自我行而作故，掣波循利，创质畜怒，章帝贵其迹，诏上章表，故号章草。魏之仲将，奋藻独步，或迸泉涌溢，或错玉班赋，迹遗情忘，契入神悟。然而负才艺，履危惧，膏明自煎，鬓发改素。生非其代，痛惜不遇，名微格高，复见叔茂。体裁简约，肌骨丰女雩，如空凝断云，水泛连鹭，……成帝则生知草意，颖悟通谙，光使畏魄，青疑过蓝。劲力外爽，古风内含，若云开而乍睹晴日，泉落而悬归碧潭，。康帝则幼少闲慢，迥出凡境，驷马安车，不尚驰骋。真率孝武，不规不矩，气有余高，体无所主，若露滋蔓草，风送骤雨。[5]2703-2704
窦泉认为草书肇起汉章帝时候的杜操。根据他提供的资料，章草得名与汉章帝有关，章指章帝。张怀瓘《书断》说：
如图1所示，零重力补偿装置主要由导轨支架、伸杆支撑组件、线性导轨组件、滑车、光电传感器组件、伸杆和固定支座组成。其中，线性导轨组件包含2根线性导轨，安装在导轨支架上；滑车连接在伸杆的移动端上，可以带动伸杆在线性导轨上滑动；4套伸杆支撑组件在伸杆水平展开实验中用于提供平衡力以补偿伸杆的重力影响。
案章草者，汉黄门令史游所作也。卫恒、李诞并云：“汉初而有草法，不知其谁。”萧子良云：“章草者，汉齐相杜操始变稿法。”非也。王愔云：“汉元帝时，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隶体，粗书之。汉俗简隋，渐以行之。”是也。此乃存字之梗概，损隶之规矩，纵任奔逸，赴俗急就，因草创之义，谓之“草书”，惟君长告令臣下则可。后汉北海敬王刘穆善草书，光武器之。明帝为太子，尤见亲幸，甚爱其法。及穆临病，明帝令为草书尺牍十余首，此其创开草书之善也。至建初中，杜度善草，见称于章帝。上贵其迹，诏使草书上事。魏文帝亦令刘广通草书上事。盖因章奏，后世谓之“章草”，惟张伯英造其极焉。……章草即隶书之捷，草亦章草之捷也。案杜度在史游后一百余年，即解散隶体，明是史游创焉。史游，即章草之祖也。”[6]193-194
根据张怀瓘的论述，章草是太监史游创作，但汉初已经有草书的写法，只是不是谁的专门创制，只是书写的自觉。东汉开国君主刘秀对北海敬王刘穆的草书充分肯定，又得到汉明帝的期许，临终时写下作品作为规范。这样，章草的线索就十分清楚了。汉初已经出现草书，只是一种无意识的传承自觉。经过史游的《急就章》，解散隶体，纵任奔逸，赴俗急就，因草创之义，谓之“草书”，标志着草书正式成为一体，而能成为一体的先在条件是回应了汉代汉俗简约的风气。汉章帝命令草书成为行政书写字体，魏文帝曹丕也是这样，草字作为章奏字体，后人因此成为章草，章草的章是章奏的章，不是汉章帝的章。章草是后人给予的名称。张怀瓘在《六体书论》中对草书的评价并不好，认为草书是文字之末，但他认为草书是隶书之捷，今草为章草之捷，符合实际情况。
三国以前关于草书的名称有隶草、真草、草书等，确实还没有发现章草一说。最早提出章草的是王羲之。《全晋文》卷二十六王羲之《书论》说：
夫执笔有七种：有心急而执笔缓者，有心缓而执笔急者，若执近而能竖者，心手不齐，意后笔前者败。若执笔远而急，心前笔后者胜。又有十一种：结构员满如篆法，飘飏洒落如章草，凶险可畏如八分，窈窕出入如飞白，耿介峙立如鹤头，郁跋纵横如古隶，尽心存委曲，每为字各一象其形，斯道妙矣！书道毕矣！永和四年，于上虞制记。[7]189
四、草书是非的争论及其分化
蔡伦约公元121年前在世，因此东汉时期，主要的书写材料还是简牍。《全后汉文》卷七十蔡邕《对诏问灾异八事》说：
天葬是云浮对神明的献祭，是最圣洁的事情，自己为了满足私欲，竟用这种龌龊的方式，来为神明祭献一具并无信仰的外族尸体。天葬刀将在自己的手中受到玷污，神明兴许会因愤怒而降下灾祸。而之后祈神时的异象，更加地证明了，云浮确实要有不祥的事情发生。
光和元年七月十日，诏书尺一，召光禄大夫杨赐、谏议大夫马日磾、议郎张华、蔡邕、太史令单飏诣殿金商门，引入崇德殿，署门内南辟帏中，为都座。漏未尽三刻，中常侍育阳侯曹节、冠军侯王甫，从东省出，就都东面，十门刘宠、庞训北面，杨公南面，日磾、华、邕、飏西面，受诏书各一通，尺一木板草书。[2]154
光和元年为公元178年，蔡邕去世为公元192年，东汉灭亡是220年，那么我们初步推测，东汉时期写作章奏的材料还是简牍，而不是纸张。 草书的代表人物是张芝，韦诞谓之草圣。当时善为草书者，也会互相比较。《全后汉文》 卷六十四张芝《与朱赐书》说：“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罗、赵有余。”[2]124崔指崔瑗，杜指杜操，罗指罗叔景，赵为赵元嗣。张芝是张奂的长子，次子张昶也是著名的书法家，擅长草书。当时的草书书法家是一个驰名的群体。《晋书·卫恒传》说：
汉兴而有草书，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时，齐相杜度号善作篇。后有崔瑗、崔寔，亦皆称工。杜氏结字甚安，而书体微瘦，崔氏甚得笔势，而结字小疏。弘农张伯英者，因而转精其巧，凡家之衣帛，必书而后练之，临池学书，池水尽黑。下笔必为楷则，号忽忽不暇草书。寸纸不见遗，至今世尤宝其书，韦仲将谓之草圣。伯英弟文舒者，次伯英。又有姜孟颖、梁孔达、田彦和及韦仲将之徒，皆伯英弟子，有名于世，然殊不及文舒也。罗叔景、赵元嗣者，与伯英并时，见称于西州，而矜巧自与，众颇惑之。故英自称“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罗赵有余。”河间张超亦有名，然虽与崔氏同州，不如伯英之得其法也。[4]209
70本出版专著、教材中，女性16人，男性54人，分别占总人数的22.86%、77.14%。30岁以下0人，30～35岁24人，36～45岁26人，46岁以上20人，45周岁及以下教师占总数71.43%。高级职称人员6人、副高级职称37人、中级职称27人，副高级及以上职称人员占61.43%、中级职称人员占38.57%。博士研究生1人，硕士学位57人，大学学历12人，博士研究生占总数1.43%，硕士学位占总数81.42%，大学学历占总数17.14%。理工科48人，文科22人，理工科占68.57%，文科占31.43%。
晋代卫恒认为草书张芝最有成就，其次才是张昶，但后人论章草，排张昶为第一，可见张芝的成就主要在今草。卫恒关于张芝学书的记载，即满池墨黑、衣帛尽书，以至于寸纸不见遗。后来，传闻王羲之写字池水尽黑。其实张芝在西北，才能有一池水尽黑的情况发生，王羲之在江南，水网密布，彼此相同，不可能一池水尽黑。张芝卒于汉献帝时期，和蔡邕同时，说明此时社会上的书写已经用上了纸张。张芝的四大弟子为姜孟颖、梁孔达、田彦和、韦仲将。此外还有河间张超等，可见草书一脉不断，还有师承。同时，草书的法则也得到及时总结。《全三国文》卷七十五吴十三杨泉《草书赋》说：
惟六书之为体，美草法之最奇。杜垂名于古昔，皇著法乎今斯。字要妙而有好，势奇绮而分驰。解隶体之细微，散委曲而得宜。乍杨柳而奋发，似龙凤之腾仪。应神灵之变化，象日月之盈亏。书纵竦而值立，衡平体而均施。或敛束而相抱，或婆娑而四垂。或攒翦而齐整，或上下而参差。或阴岑而高举，或落箨而自披。其布好施媚，如明珠之陆离。发翰摅藻，如春华之杨枝。提墨纵体，如美女之长眉。其滑泽肴易，如长溜之分歧。其骨梗强壮，如柱础之不基。断除弓尽，如工匠之尽规。其芒角吟牙，如严霜之傅枝。众巧百态，无不尽奇。宛转翻覆，如丝相持。[8]39
汉初以前的出土文献，书写工整，笔笔清晰，很少有潦草字。《汉书·艺文志》说：
汉字简化是汉字书写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民国时期简化汉字的步伐一直没有停止。早在1917年钱玄同写给陈独秀的信中就提出了“书写用草体”的主张，要将章草和今草中笔画简明的文字作为正体字，以供实用[9]27。1920年，著名语言文字学家钱玄同就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减省汉字笔画的提议》文章，提倡简化汉字。1922年，钱玄同与黎锦熙等知名学者又向国语统一筹备会第四次大会提出了《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系统地阐述了简化汉字的理由和办法。民国二十四年教育部公布的《第一批简体字表》324字。 1935年2月24日，上海《申报》首先刊载《手头字之提倡》的新闻报道，同时发表了《推行手头字缘起》《手头字第一期字汇》。上海其他报刊纷纷响应，相继转载《推行手头字缘起》。手头字运动由蔡元培、邵力子、陶行知、郭沫若、胡愈之、陈望道、叶圣陶、巴金、老舍、郑振铎、朱自清、李公朴、艾思奇、郁达夫、林汉达、叶籁士等200位当时文化教育界知名人士以及《太白》《文学》《译文》《小朋友》《中学生》《新中华》《读书生活》《世界知识》等15家杂志社共同发起。《手头字第一期字汇》所收的300字大部分被1935年中华民国政府教育部颁布《第一批简体字表》所采用。1935年6月，钱玄同在其所编的《简体字谱》(2 400余字)中选出1 300余字编成《常用简体字表》，送交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委员会通过其中的1 230字并准备推行。1935年8月21日，中华民国教育部发布第11400号部令，正式公布《第一批简体字表》(见图3)，采用了钱玄同1917年所编《简体字表》中2 400字中的324个，在当时又称“手头字”，这是政府第一次大规模推行简化汉字。
1)顶板和两帮高强预应力锚杆锚索支护技术。采用高强锚杆锚索支护系统对顶板和两帮围岩进行支护，控制巷道顶板及两帮围岩的变形，增大两帮的刚度，在一定程度上减小巷道的底鼓。
张怀瓘称张芝为征士，是因为张芝一直辞官不仕。那么他写什么草书，显然与官方没有什么关系了。事实上，张芝的草书分为两途，一是成为艺术的今草，一是成为官方书写字体的章草。草书在当时得到推崇和官方认可，自然在书写时候要求也就有所变化，即增加了一些规矩。《全三国文》卷七十四吴十二皇象《与友人论草书》说：
欲见草书，宜有精毫，笔委曲宛转不叛散者，纸当得滑密不粘污者，墨又须多胶绀黝者。如逸豫之余，手调适而心佳娱，可以小展。[8]36
根据皇象的文章，我们看到，三国时代，草书的写作在纸张和笔墨方面都有了具体的要求，而纸张已经开始盛行。因此，我们不得不说汉末草书的盛行与纸张的发明和毛笔的使用密切相关、相得益彰。草书的规矩的出现，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草书的发展，但过分强调规矩则有失草书的天性，引起反弹。《全后汉文》卷八十二赵壹《非草书》说：
根据张怀瓘的论述，唐玄宗时代，草书已经广泛用在严肃庄重的场合，可用颂德铭勋，函耀金石。
赵壹反对草书主要有以下几个理由：第一，违背了天垂象圣人则之的认知传统，违反了自然规律。传统是根据鸟迹制作，现在是俗人的表演了。第二，就文字本身说失去了草书的本性，草本易而速，今反难而迟，失指多矣。就是说，现在的草书本身违背了草书出现和形成的本质。第三，小孩子从小学书，只学草书，失去了汉字书写的优秀传统。第四，与人才选拔无关，因此草书再好，也无关政教。祢衡生活的时代，略如蔡邕的晚年，可见当时草书并没有章草之用。直到公元200年以后，曹丕才将草书再次纳入奏章书写字体。这中间一直是断断续续，而草书也经历了自由到规范、法度过死和重新焕发青春的过程。至唐代，颜真卿还批评章草对于字的认知和书写具有负面作用。《全唐文》卷三百三十六：“颜真卿撰《干禄字书》一卷，每一字作三般，即注云：‘上正中通下俗。’既合标题，合有褒贬。全无与夺，亦无取焉。其道书、鬼书、天篆、章草、八分、飞白、破体、行书，无益於字，此亦不录。”[5]4577
赵壹对于草书的批评，没有影响到草书的发展，毕竟习草已经形成了风气，不是说改就改的。但在理论上留下一个否定的命题。直到王羲之和孙过庭，草书的是非才有了定论或言客观评价。《全晋文》卷二十六王羲之《书论》说：
先学执笔，若真书，去头二寸一分；若行草书，去头三寸一分。执之下墨点画芟波屈曲，真草皆须尽一身之力而送之。若初学，先大书不从小。善鉴者不写，善写者不鉴。凡书多肉微骨者，谓之墨猪。多力丰筋者胜，无力无筋者病。一一从其消息而用之。[7]189
本文思路是将碰撞核中的b(cosθ)分割成两部分，其中，此时，对应于b(cosθ)的分割，碰撞算子也分成了两部分， 即 Q=Qc+Qr，然后对Qc和Qr分别进行估计.下面的两个引理在第三部分估计中有很大的作用.
甘肃省敦煌市、玉门市和酒泉市汉代烽燧遗址出土的简牍(见图2)，时代约自西汉武帝末年(公元前1世纪)至东汉初期。其中以西汉中、晚期及东汉早期简居多。甘肃西部疏勒河流域汉代长城关塞遗址中自20世纪初至90年代共发掘出九批汉简，计25 000余枚。很显然，竹简类似《急就章》，略显简陋。那么，隶草显然已经成为当时的通行文字，并得到了出土文献的证明。
晋太康中，有人于许下破锺繇墓，遂得《笔势论》，(宋)翼乃读之，依此法学，名遂大振。欲真书及行书，皆依此法。若欲学草书，又有别法，须缓前急後，字体形势，状等龙蛇，相钩连不断，仍须棱侧起复，用笔亦不得使齐平大小一等。每作一字，须有点处，且作馀字总竟，然後安点。须空中遥掷笔作之。其草书，亦复须篆势、八分、古隶相杂，亦不得急，令墨不入纸。若急作，意思浅薄，而笔即直过。惟有章草及章程行押等，不用此势，但用击石波而已。其击石波者缺波也。又八分更有一波，谓之隼尾波，即锺公《泰山铭》，及魏文帝《受禅碑》中已有此体。夫书，先须引八分、章草入隶字中，发人意气。若直取俗字，不能先发。羲之少学卫夫人书，将谓大能。及渡江北游名山，比见李斯、曹喜等书，又之许下，见锺繇、梁鹄书，又之洛下，见蔡邕《石经三体书》，又于从兄洽处见张昶《华岳碑》，始知学卫夫人书，徒费年月耳。羲之遂改本师，仍於众碑学习焉，遂成书尔。时年五十有三。[7]190
王羲之将草书、章草、隶书、籀书、真书、俗字放在一起讨论，融会贯通，指出尽管各体形态不同，但都需要一身之力送之，将书法不同字体放在一个平面上。之后，虽然字体众多，但草书始终作为主要字体之一。唐韦续《五十六种书序》说：“仓颉变古文，史籀制大篆，李斯制小篆，程邈制隶书，汉代作章草是也。其八体者，更加刻符摹印，虫书署书。殳书传信，并大小篆，为八体也。后汉东阳公徐安于搜诸史籍，得十二时书，皆篆神形也。又加二十三体，共定五十六，列之于后。”[5]2186将隶书和章草作为汉代的代表性字体。唐代孙过庭说的更加清晰。《全唐文》卷二百二孙过庭《书谱》说：“ 夫自古之善书者，汉、魏有锺、张之绝，晋末称二王之妙”。王羲之云：“顷寻诸名书，锺、张信为绝伦，其馀不足观。”“元常专工於隶书，伯英尤精于草体，彼之二美，而逸少兼之。拟草则余真，比真则长草，虽专工少劣，而博涉多优，总其终始，匪无乖互。”“草不兼真，殆于专谨；真不通草，殊非翰札。”[5]1218孙过庭认为，虽篆、隶、草、章，工用多变，济成厥美，各有攸宜。字非一体，各有所长。孙过庭大气的评判，应该说分出了草书优劣的是非。
应该说，张芝的草书能够发扬光大，今草能够得到社会的充分肯定成为著名的书法艺术形式，与王羲之有很大的关系。《全唐文》卷四百三十二张怀瓘《书估》表达了和孙过庭类似的看法，同时，不能以价格论是非。他说：“ 有好事公子，频纡雅顾，问及自古名书，颇为定其差等，曰可谓知书矣。夫丹素异好，爱恶罕同，若鉴不圆通，则各守封轨。是以世议纷揉，何不制其品格，豁彼疑心哉？且曰公子贵斯道也，感之乃为其估，贵贱既辨，优劣了然。固取世人易解，遂以王羲之为标准，如大王草书字值，一百五十字乃敌一行行书，三行行书敌一行真正，偏帖则尔，至今如乐毅黄庭画赞累表告誓等，但得成篇，则为国定宝，不可计以字数。或千或万惟鉴别之精也，他皆仿此。”[5]2610又张怀瓘《海陵六体书论》说：“草书者，张芝造也。草乃文字之末，而伯英创意，庶乎文字之先，其功邻乎篆籀，探于万象，取其元精，至于形似，最为近也。字势生动，宛若天然，实得造化之姿，神变无极。”[5]2613
总之，教师要善于启发、引导、点拨、释疑，让学生在自主探索中主动获取知识，有效捕捉课堂中转瞬即逝的思维火种，引领学生不仅会学、乐学、而且善思，还要借助情境创设引发思维，借助操作交流激活思维，借助探索发现优化思维，从而唤醒学生的潜能，点燃学生思维的火花。
崔瑗赞成索靖汉字简化的原因是应时谕旨，周于卒迫，兼功并用，爱日省力，立足纯俭。但是同时，他在理论上有更为清晰的表达，即提高行政效率。由于战争文书对时间有限制要求，因此不得已简省笔画，潦草书写；而在平常的行政事务处理中，草书可以更加有效地提高工作效率。因此，得到帝王的同意和提倡，也因此书写具有合法性，草书，特别是章草就是当时的正字。
余郡士有梁孔达、姜孟颖者，皆当世之彦哲也，然慕张生之草书，过于希颜孔焉。孔达写书以示孟颖，皆口诵其文，手楷其篇，无怠倦焉。于是后生之徒，竞慕二贤，守令作篇，人撰一卷，以为秘玩。余惧其背经而趋俗，此非所以弘道兴世也。又想罗、赵之所见蚩沮，故为说草书本末，以慰罗、赵，息梁、姜焉，窃览有道张君所与朱使君书，称“正气可以消除邪？人无其衅，妖不自作”，诚可谓信道抱真知命乐天者也。若夫褒杜、崔，沮罗、赵，昕昕有自臧之意者，无乃近于矜伎贱彼贵我哉！夫草书之兴也，其于近古乎？上非天象所垂，下非河洛所吐，中非圣人所造，盖秦之末，刑峻网密，官书烦冗，战攻并作，军书交驰，羽檄分飞，故为隶草，趣急速耳。示简易之旨，非圣人之业也。但贵删难省烦，损复为单，务取易为易知，非常仪也。故其赞曰：“临事从宜。”而今之学草书者，不思其简易之旨，以为杜、崔之法，龟蛇所见也，其摱扶拄挃,诘屈犮乙，不可失也。龀齿以上，苟任涉学，皆废仓颉、史箍，竞以杜、崔为楷。私书相与，犹谓就书适迫遽，故不及草。草本易而速，今反难而迟，失指多矣。凡人各殊气血，异筋骨，心有疏密，手有巧拙。书之好丑，在心与手，可强为哉！……亦如效颦者之增丑，学步者之失节也。且草书之人，盖技艺之细耳。乡邑不以此较能，朝廷不以此科吏，博士不以此讲试，四科不以此求备，微聘不问此意，考绩不课此字。徒善字既不达于政，而拙草亦无损于治。推斯言之，岂不细哉！夫务内者必阙外，志小者必忽大。俯而扪，不暇见天地。天地至大而不见者，方锐精于虮，乃不暇焉。第以此篇研思锐精，岂若用之于彼《七经》，稽历协律，推步期程，探颐钩深，幽赞神明，览天地之心，推圣人之情，析疑论之中，理俗儒之诤，依正道于邪说，济雅乐于郑声，兴至德之和睦，弘大伦之玄清，穷可以守身遗名，达可以尊主致平，以兹命世，永监后生，不亦渊乎！[2]213
五、民国时期的简省汉字和新中国的简化汉字
太平天国时期(1851—1864)的天王印玺和所印发的公告、书籍等，大量采用了民间流行的简体字，同时也创造了不少新的简体字。这些字并不完全依照六书，笔划比原来汉字减省。这些简体字大多数已被《汉字简化方案》采用。似可以看成是卒迫之作，但更主要的应该是为了对应实用对象。1909年(清宣统元年)，宣传俗体字的《教育杂志》创刊，陆费逵在创刊号上发表《普通教育应当采用俗体字》，但是并没有形成气候。
草法简略，省繁录微。译言宣事，如矢应机。霆不暇发，电不及飞。徵士已没，道愈光辉。明神在享，其灵有歇。斯艺漫流，终古无绝。[5]2616
与一些主张废除汉字的想法刚好相反，也有些人不主张汉字简化。国民党考试院院长戴季陶认为，简化汉字十分荒谬，破坏了中国文化，因此简化汉字没有实施。1952年秋，蒋介石再次提出文字改革，理由是汉字笔画太多，士兵教育困难，学生学习难度也太大。蒋介石指示“考试院副院长”罗家伦先在报刊上写些文章造舆论，结果遭到国民党中央委员、著名学者胡秋原的反对。他认为，汉字是汉文化的载体，是中国文化之根，已使用了几千年，书写时并没有什么不便，完全没有必要简化，简化汉字就是破坏中国文化。因此台湾当局没有完成汉字简化工作[10]。
1949年10月10日，中国文字改革协会成立，1951年拟出《第一批简体字表(初稿)》。1955年9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拟出《汉字简化方案修正草案》。1955年10月15日至23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和教育部联合召开了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根据会议的决议对《汉字简化方案修正草案》做了调整，简化字的字数由512个增加到515个，简化偏旁由56个减少到54个。1955年公布《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1956年1月28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23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公布〈汉字简化方案〉的决议》。1956年1月31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国务院批准的《汉字简化方案》。1964年2月4日，国务院同意了1964年1月7日的“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关于简化字问题的请示”的报告，发布了《国务院关于同意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简化字问题的请示的通知》。1964年5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出版了《简化字总表》。《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在1977年12月20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二简字被称为文字改革新成果。右上角显眼处大字印出毛主席语录：“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化方向。”
新中国的简化汉字经历了将近三十年，是历代简化汉字理论与实践的科学集成。草书是简化汉字最重要的来源之一。张书岩对《简化字总表》第一表和第二表中选取388个字，进行了溯源，结果发现，始于先秦有49个字，始于秦汉的62个字，魏晋南北朝的24个字，隋唐的31个字，宋金的29个字，元朝的72个字，明清的74个字，民国的46个字，新中国以后1个字帘[11]6。大致体现出简化字创制的规律，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一类是时间卒迫促成的草书，主要是使用方便，时间主要在先秦两汉；一类是提高工作效率，主要在唐宋时期；一类是文化融合需要，方便群众识读便宜，主要在元明清。元明清大量出现简体汉字，更多是处于民族融合交流过程中的方便。
从侧吹浸没燃烧熔池熔炼的长期性、稳定性以及获得经济指标的先进性等方面考察，其大规模工业化条件已经成熟，再加上投资的节约性及配置的紧凑性，采用富氧侧吹煤粉熔融还原工艺处理红土镍矿前景是乐观的，该技术将是传统红土镍矿工艺升级改造的首选技术。
这实际上构成了汉字简化的三个理论基础，即书写方便、交流方便、普及方便的三个方面。既然如此，当然符合汉字的制作目的和本质，那么汉字简化必然还要进行，不可能倒退回去。
六、张芝草书和简化汉字
我们知道，汉字大致经历了一个由简到繁和由繁到简的过程。其中，小篆的装饰和隶书大量的偏旁是增加笔画的主要特征。如“书”字的变化(见图4)：
秦汉时期的草书以张芝最为出名，被称为草圣。草圣的草书留下数量不多，分为章草和今草两种。张芝《秋凉平善帖》(章草)(故宫博物院藏李宗翰宋拓本) 张芝《冠军贴》(今草)(故宫博物院藏李宗翰宋拓本)，见图5。
四要着力夯实管理基础。要进一步健全部门基础信息数据库，实现对行政事业单位机构、编制、人员、资产、经费等数据的动态管理。要加快完善水利财务管理信息系统，以信息化促进水利财务管理工作的科学化、精细化。要加强水利财务统计工作，全面、准确地掌握财务状况和水利家底，为水利改革发展提供可靠依据。
根据现存的张芝墨迹《八月贴》(章草)和《二月八日贴》《终年帖》《今欲归帖》三篇今草书帖定点分析统计，一共用字204个(见表1，表2，表3)。
表 1张芝草书和简化汉字对照表(一)
表 2张芝草书和简化汉字对照表(二)
表 3张芝草书与简化字对照表(三)
其中，章草80字，与简化汉字相同或基本相同写法的有6字。今草中《二月八日贴》用字32，简化字6字，《终年帖》用字65，简化字12字，《今欲归帖》用字27个，简化字2字。整体上看，简化字占到整个文字比例约百分之十三。由此看来，草书对汉字的简化比起简化汉字力度要大得多，比起9万汉字来说，目前的简化汉字占有的比例实在太小。所以，汉字简化不仅不能倒退，还要前进，不仅要简化常用字，还要简化非常用字，简化字只有进行时。其实，繁体字和同义文字给阅读写作使用带来了很多的弊病，只是我们关注不够。将来不仅仅是全面简化汉字，恐怕还要合并一些汉字。
今草形成，除了以圆代方、四点成线、左抑右扬等一些规则外，应该还有一些本质规律，即脉络，对脉络的把握造成了字体的变异，应该说今草形成的原理还需要我们继续深入探讨。相信在探讨中，对简化字的理解会更加深刻。
中国曾经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主要是周汉唐时期，周和汉对于汉字都进行了重要的历史变革，唐代武则天也曾经造过23个字，在书写上更是名家辈出，书法艺术空前繁荣。就此言之，汉字简化是历史大势所趋，也是国家强大的标志之一。
与隐爆角砾岩有关的岩体，岩浆侵入的深部不能太大，一般为浅成或超浅成的(地表以下3km以内)小斑岩体[11]；原始岩浆的水含量是影响岩浆侵入爆破的主要因素[15]；富含挥发分；富强不相容元素Cs，Rb，K等；以及轻稀土元素La，Ce，Na和非活动性元素Nb，V，Hf；贫高场强元素Nb，Sr，Ti，Zr，P等[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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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张书岩.简化字溯源[M].北京：语文出版社,1997.
Grass Writing ,Chinese Character Simplification and Culture Prosperity of China
HUANG Zhen-yun
(Department of Chinese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Beijing 102249,China )
Abstract : Grass writing (in Chinese calligraphy, characters executed swiftly and with strokes flowing together) advances the Chinese character simplification. It is the necessary law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haracter culture. The process of Chinese character simplification is composed of convenient writing, efficiency improvement and culture popularization. More than 90 thousand Chinese characters will certainly bring into the simplification process, in which the grass writing will more valuable. This is an irresistible trend and a mark of culture prosperity as well.
Key words : grass writing; Chinese character simplification; study
中图分类号： H12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8572(2019)04-0051-13
DOI :10.14168 /j.issn.1672-8572.2019.05.09
①收稿日期： 2018-12-20
作者简介： 黄震云(1957 —)，男，江苏连云港人，博士，教授，中国屈原学会副会长、中国辽金文学学会副会长,研究方向：中国文学与文化。
(责任编辑： 孙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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