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孟和：中国社会学的奠基者，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学论文,中国论文,奠基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先后留学日本英国
陶孟和原名陶履恭，1888年出生于天津的一个读书人家，其父陶仲明曾在严氏家馆（南开学校前身）担任塾师，他亦在此就读。陶仲明于1901年去世，由张伯苓继之。严馆改为敬业中学堂之后，陶孟和以首届师范班毕业生的资格被送往日本留学，在东京高等师范攻读教育学专业。两三年后，他因事回国，改赴英国求学，入伦敦大学专攻社会学，获科学学士学位。留日期间，他编译出版了两卷本的《中外地理大全》。这套书颇受读者欢迎，以至十年内再版七次。留英时，他受费边社的影响，主张经过社会调查进行社会改良，并撰写了《中国乡村与城镇生活》一书，成为中国社会学的开山之作，这时他才二十七八岁。巫宝山在《纪念我国著名社会学家和社会经济研究事业的开拓者陶孟和先生》一文中说，此书至少有三个方面的贡献：一是认为家族是中国社会结构的基层单位和核心；二是最早使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指出中国与欧洲社会的历史发展和社会结构各有其特点，各有其利弊；三是肯定了中国的祭祖风俗以及佛教传入中国的积极作用。（注：《近代中国》第5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任教于北大
陶大约是1914年学成回国的，回国后先入北京大学担任教授，曾在《新青年》发表《人类文化之起源》、《社会》、《女子问题》、《新青年之新道德》、《（社会调查）导言》、《欧战以后的政治》、《我们政治的生命》、《论自杀》、《游欧之感想》、《欧美劳动问题》、《贫穷与人口问题》、《新历史》等文章，并翻译了易卜生的剧本《国民之敌》。这些文章影响很大，著名历史学家金毓黻当时正在北大读书，他在日记中写道：“杜威云，读历史不是解决现在，是明白现在。陶孟和君推衍之云，历史之用，是要求明白现在情形及思想，而先知其如何经过，故要明白现在，必须对于过去具有充分知识，不是要研究过去事实如何产生现在的事实，此即所谓新历史的研究也。”（注：《静晤室日记》第168页。）他还说，“……新历史之研究，为陶孟和著论之出发点，吾人此后研究历史，能知从此处着眼，则于史地学均思过半矣，何可忽乎？”（注：《静晤室日记》第183页。）
主张从调查改革社会
关于社会学研究和社会调查的现实意义，陶孟和是这样说的：要使民国真正成为人民的、民主的国家，就必须进行社会制度的改革；要进行社会制度的改革，首先应该了解问题之所在，这就需要开展各方面的社会调查。《新青年》曾开辟“社会调查”专栏，就是他的主意。专栏开栏时，陶在《导言》中说：我向来抱着一种宏愿，要把中国社会的各方面全调查一番，这个愿望除了学术上的趣味以外，还有实际的功用：既可以了解我们社会的长处，又可以找到社会的弊病。在这篇文章中，他还提出应该首先从调查农民的生活开始。在他的倡导下，《新青年》曾多次发表这方面的调查报告。
1919年初，陶孟和曾赴欧洲考察，鲁迅在2月12日日记中有简要记录：“向晚同往欧美同学会，系多人为陶孟和赴欧洲饯行，有三席，二十余人。夜归。”（注：《鲁迅全集》第14卷，第34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同年年底，正在英国的陶孟和致信胡适，谈到李四光和丁燮林的情况，说他们是“不多觏之材，望与校长一商，如能得两君来吾校，则大佳矣。”（注：《胡适来信书信选》上册第78页。）后来，二人果然就任北京大学教授，并且在各自领域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在《新青年》同人中，只有胡适与陶孟和是英美留学生，因此他们对许多问题的看法比较接近（注：见《丁文江的传记》第52页，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20年夏，陈独秀将《新青年》移至上海，引起陶孟和等人的不满。不久，陈在致胡适信中有“我对于孟和兄来信的事，无可无不可”一语，（注：《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114页。）说明陶已经正面表达过自己的意见。这一年年底，陈独秀将编辑事务交给陈望道负责，自己去了广东。尽管他在信中提到陶孟和等人“已久无文章来了”，但陶孟和还是力主就此停刊了事（注：《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117页。）。这让陈独秀十分恼怒，他给陶孟和的信言词激烈，动了感情（注：《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120页。）。从后来的情况看，胡适还给《新青年》写过几篇文章，陶孟和却再也没有露面。可见在《新青年》分裂的过程中，陶孟和的态度是比较坚决的。
《新青年》的分裂除了深层的原因外，主要与胡适不谈政治的“戒约”有关。不过，胡适他们也有不得不谈政治的时候。1920年8月，胡适和陶孟和、蒋梦麟、王徵、张祖训、李大钊、高一涵等七人联名发表《争自由的宣言》，宣言说：“我们本来不愿意谈实际的政治，但实际的政治，却没有一时一刻不来妨害我们。于是，我们便产生一种彻底觉悟，认定政治的精明，首先要依靠人民的觉悟。如果没有养成“思想自由评判的真精神”，就不会有肯为自由而战的人民；没有肯为自由而流血流汗的人民，就绝不会有真正的自由。”（注：《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411页。）这就是胡适当年为什么要与大家有“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不干政治”的戒约，如今又不能不谈政治的原因。换句话说，当年不谈政治，是想致力于学术研究和文化教育，以便为中国打下一个“非政治”的基础，使国人具有为自由而战的精神；如今要谈政治，是因为现实的政治无时无刻不在妨害他们，所以他们只能奋起抗争。
《努力周报》的创办
值得一提的是，在自由知识分子中，丁文江也是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据胡适讲，他与丁文江的认识，是陶孟和介绍的，从此丁文江成了胡适最好的一位朋友。1922年5月初，胡适在丁文江的影响下，一改二十年不谈政治的主张，创办了以谈论政治为主的《努力周报》。由于丁文江认为“良好的政治是一切和平的社会改革的必要条件”，所以他对胡适的“戒约”有非常严厉的批评。他常说：你们“不要上胡适之的当，说改良政治是先从思想文艺下手”的；事实上，“你们的文学革命，思想改革，文化建设，都禁不起腐败政治的摧残”。他还说，我们中国政治的混乱，不是因为国民程度幼稚，不是因为政客官僚腐败，不是因为武人军阀专横，而是因为少数自由知识分子没有责任心、也没有能力负责任的缘故。（注：《丁文江的传记》第58、59页。）
《努力周报》问世后，在第二期刊登了由胡适起草，蔡元培、丁文江、陶孟和等16人签名的《我们的政治主张》。尽管他们所倡导的好政府主义很快就失败了，但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干预政治的一次非常可贵的努力。前不久，唐德刚在一篇文章中把胡适称为“民主先生和自由男神”，是很准确很有见地的。与此同时，唐先生也分析了胡适所信奉的民主和自由为什么不能在中国实现。他说，胡适对民主政治是坚信不移、老而弥笃的，但由于他对政治学的理解没有超过高等常识和经验论的范畴，再加上他只谈政治不搞政治，因此对于中国传统社会的转型缺乏有用的知识和操作的经验。（注：《民主先生和自由男神——胡适在近代中国文化史上的位置》，《传记文学》第77卷第6期。）他的意思是说，胡适谈政治还可以，搞政治却不行。以我看这也怪不得胡适他们。在中国，由于军队始终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所以要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以改变社会黑暗、官场腐败的状况，只能走“枪杆子里出政权”的道路。但是这又容易导致“以暴易暴”的恶性循环，所以为自由知识分子所反对。这就使中国知识分子处于“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的尴尬境地。无权的知识在与无知的权力的较量中，总是以失败而告终，这是中国社会政治迟迟不能进步的症结之所在。
《努力周报》仅仅办了一年半就停刊了。停刊的原因，是因为“反动的政治已到了登峰造极的地位”（胡适语）。在此期间，陶孟和虽然是胡适的盟友，却只写过两篇文章。在《努力》出到第40期的时候，他写了《心理上的革命准备》一文。所谓心理上的革命准备，其实是指思想观念和文化心理的改变，可见对于政治问题，陶更愿意从学理的层面去讨论。在第65期上，还有他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怎样解决中国的问题》。文章说，中国的问题本来是非常复杂的，但人们提出来的解决方案却非常简单，如立宪、革命、开明专制、物质救国、联邦制、好人政治等等，仅仅是立足于某一个角度。许多人不敢在自然科学方面逞能，却喜欢以政治家、社会改革家自居，以至每个写文章的都要标榜一种政策，每个有权力的都要提倡一种主义。这种状况已经是到达“神所不敢践的地方了”。至于有些人以某种方案为旗帜来谋取私利，则更为可恶。文章结束时，作者认为只有对中国的问题有所了解，才有资格提出解决的方案。毫无疑问，要对中国的问题有所了解，开展社会调查是唯一的途径。看来，在对待政治的问题上，丁文江、胡适、陶孟和的观点也有微妙的差异。尽管如此，当胡适因病不能主持编务时，陶孟和还是与高一涵、张慰慈等人替他做了许多工作。
为《现代评论）撰稿
《努力周报》停刊后，《现代评论》于1924年年底在北京创刊。《现代评论》的性质与《努力周报》类似，也是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刊物。所不同的是，它的作者面更宽，内容更丰富，存在时间更长，影响也更大。作为学术界的一个重镇，陶孟和自然是它的主要撰稿人之一，特别是在《现代评论》的前期，即1927年7月迁往上海之前，每隔几期就有他的一篇文章。这些文章涉及到教育改革、学生运动、经济独立、科学研究、土地人口、种族问题、政治宣传、国际评论等诸多领域，可见作者的通与博。读陶氏文章，可以看出两个特点：一是善于运用现代文明的基本原理评论现实的社会问题，二是喜欢以通俗易懂的文字阐明深刻的道理。比如1925年4月18日发表的《言论自由》就是很好的例证。文章一开始就说：人有自认为全能全知的吗？我想除了最狂妄最无知的人以外，没有敢这样自认的。能力越大的人，越觉得自己能力微小。知识越高的人，越觉得自己的知识有限。但是也有认为自己全能全知者，他们凭借特有的权力，无视他人存在，一意孤行，为所欲为，这就是言论不能自由的根本原因。紧接着陶先生举例说：假如邻居在你的门前倾倒垃圾，你还可以与他理论；倘若那个倒垃圾的是政府官员，你要是批评他，就可能被扣上防害公务的罪名。对于这种不正常的状况，陶先生做了如下分析是：第一，政府的职能是维护社会治安，但维护社会治安决不能成为强迫人民服从的借口。第二，政府首脑也是普通人，他们或许有特别的知识或高人一筹的本领，但他们并没有长着三头六臂，也不是无所不能的神仙。第三，当今政治已经进入一个分工越来越细的时代，这就更不是少数官员能包办的事情了。在这篇文章中陶先生还反复强调：政府是由人而不是由神组成的，所以政府犯错误是正常的，可以理解的。现代社会的政治结构和文化团体都是为人民发表意见而设置的。政府有过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有了过错不肯承认，不允许批评。不认错不仅会给人民带来危害，还使政府丧失改正错误的机会和长期存在的可能。因此文章的结论是：“恶政府视言论自由为毒害，为仇敌，好政府视言论自由为兴奋剂，为滋养品。言论自由是每个好政府必不可少的要素。”（注：《现代评论》第1卷第19期。）读罢该文，我只想补充一句：倘若没有言论自由，阿谀奉承、溜须拍马、胁肩诌笑、趋炎附势的风气就会弥漫于整个社会，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的腐败、道德的沦丧、人性的泯灭就势不可挡了。这也许是陶先生始料未及的。
主持社会调查所
同年5月30日，陶孟和还发表了《我们为什么意见不同？》，继续讨论这个问题。文章说，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不同的意见，当然非常美妙，但实际上这是永远也不可能的。人与人之间有不同意见，首先是由于“人的禀质不同”，比如对于日落的景象，乐观者会有“夕阳无限好”的感慨，悲观者却会有“只是近黄昏”的哀叹。再加上所处的环境不同、所受的教育不同、每个人的利益不同，要想让大家意见一致是绝对不可能的。因此，政府的作用，应该是为所有的人提供发表意见的机会，让每一个人都有实现其愿望的可能。这也是政府存在的理由。（注：《现代评论》第1卷第25期。）此外，徐志摩当年主持《晨报副刊》时，还约陶孟和写了《再论梁巨川先生的自杀》一文，试图引起争论。这是作者《论自杀》一文的续篇，可惜除了徐志摩的两篇文章和陈衡哲的一封来信外，这个话题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1926年2月，美国一个社会宗教团体愿意捐赠三年专款，委托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增设一个社会调查部，并聘请陶孟和主其事。1929年，陶将它改为社会调查所，成为一个独立机构，开始对中国社会进行全面的调查研究。从此，陶全力以赴地投入到这一事业之中。关于陶孟和在这方面的贡献，曾在社会调查所工作过的巫宝山在上述文章中有比较详细的介绍。在这里，我只想补充两条材料。一是千家驹的一篇文章，题为《怀念陶孟和先生》（注：《怀师友》，人民日报出版社1987年版。）。1932年，千家驹从北大经济系毕业，因一篇发表在小报上的文章深受胡适赏识，被推荐到陶孟和那里。一开始，陶听说千是共产党还有些踌躇，在胡适说服下才勉强答应。千家驹进所后，最大的感受就是陶的宽容和信任。千说，陶先生是知道我的政治立场的，但他颇有蔡元培兼容并包的风范。他从不干涉我们的研究自由，他评判一个人的研究成绩，是看他的成果，而不是其他。此外，陶认为研究工作应该以自愿为原则，有研究兴趣的人会日以继夜地工作，没有兴趣的人让他整天坐在办公室也没用。千家驹说：“我对社会调查所最满意的是它没有签到制度，工作时间每天6小时；相比之下，翁文灏主持的地质调查所就没有这么自由。”
费正清的回忆
另一条材料是费正清的回忆。抗日战争期间，费正清经与陶孟和相约，由重庆出发，沿长江到达宜宾附近的李庄。在路上，费正清被中国内地千奇百怪的现象所吸引。当他看到一个呼吸困难的男子躺在地上，想上前帮助时，陶孟和却不让他多管闲事。陶说，这也许是个圈套，你一旦碰了他，就很可能被缠住，迫使你花一笔冤枉钱。可见陶孟和对下层社会是非常了解的。李庄是中央研究院所在地，在这里费正清目睹中国知识分子的生活条件后，颇有感慨地说：“依我设想，如果美国人处在此种境遇，也许早就抛弃书本，另谋门道，改善生活去了。但是这个曾经接受过高度训练的中国知识界，一面接受了原始纯朴的农民生活，一面继续致力于他们的学术研究事业。学者所承担的社会职责，已根深蒂固地渗透在社会结构和对个人前途的期望中间”了。（注：《费正清对华回忆录》第269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当时，陶孟和的妻子沈性仁患有严重的肺结核病，这对他来说不啻于雪上加霜。沈女士也是一位学者，早年在《新青年》上就有译作发表，1920年与陶先生合译凯恩斯的《欧洲和议后的经济》，被纳入《新青年丛书》出版。沈是1943年病故的，费正清说“她是我们朋友中最早去世的一个”。据巫宝山介绍，夫人去世之后，陶先生的生活非常孤寂，但是他对扶植研究事业的热忱，一仍往昔。在陶先生的感召下，社会调查所于战争时间完成了一大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培养了严中平、梁方仲、汪敬虞等一批很有才华的研究人员。值得一提的是，陶先生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损失估计和谈判情况非常了解，所以他在抗日战争期间就着手抗战损失的研究，为战后的赔偿作准备。巫宝山说，在中日复交的谈判中，周恩来还派人了解过这方面的情况，但不知为什么中国政府又主动放弃了索赔要求。
抗战胜利后，苦难深重的中国又陷入国共两党的内战之中。为此，陶先生曾为《大公报》的“星期论文”写了《宽容与互让》。这篇文章不仅剖析了宽容的意义，还着重分析了“互让”这个概念。记得胡适说过，互让与忍让不同，前者是双向的，积极的，后者是单向的，消极的。陶认为：“对于不宽容的反动，必然是继续的不宽容。……中国历史上一治一乱的模型，便是这个恶性循环的表现。”这篇文章写于1946年11月24日，正好是内战重开，生灵涂炭的时代。如今仔细玩味上述观点不难发现：宽容与互让的原则毕竟是人类文明的结合。倘若无视这一原则硬要打下去的话，不仅会对社会造成极大破坏，还很可能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出现野蛮战胜文明、落后战胜先进的局面。
政治立场左倾
在当时，陶孟和的政治态度明显地倾向于在野一方，这篇文章也对他们有利。当时，陶孟和已率领社会学所迁回南京。到了1948年，中央研究院奉命迁往台湾，陶对所里的人说：“朱家骅（当时任中研院院长）是我的学生，我可以顶他，他不会把我怎么样。”（注：《近代中国》第5辑第390页。）与此同时，他还反对文物图书南迁计划。据《竺可桢日记》记载，1949年5月，竺由杭州潜往上海，听任鸿隽陈衡哲夫妇说：“陶孟和颇赞成共产，近来大发议论，于首都陷落前赴京……”（注：《竺可桢日记》第1346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虽然任、陶二人在30年代初曾经在使用中华文化教育基金的问题有过矛盾，但是陶孟和的左倾立场却与《新青年》时代形成鲜明对照。因此到1949年10月新政权问世之后，他担任了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兼社会学所的所长。不久，陶、竺二人又返回南京、上海，以他们的声望和影响，动员旧日同事共赴北京。
然而从50年代开始陶孟和的处境却不容乐观。据当年中国科学院的真正负责人张稼夫回忆：“1930年我在河北搞农村调查时，认识了北平社会调查所的韩德章等人。韩德章等知道我到了北平，就和我取得联系。这时我才知道他们在天津《益世报》编副刊，叫‘中国农村经济’，每星期出一至二期。韩德章知道我在西北安村当过村长，对农村情况比较了解，就约我为《益世报》副刊写文章。我刚到北平，生活无着落，当下也难找到北方局，就答应了。把我在山西农村了解到的情况写了一篇文章，以张稼夫的名字，发表在《益世报》的副刊上。我用张稼夫的名字公开发表文章，意在找党，其实也没有起到什么作用。”（注：《庚申忆逝》第39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天津《益世报》委托社会调查所办副刊一事，千家驹在回忆中也谈到了。他说，是陶先生答应下来之后，让他编这个副刊的，副刊名为《农村经济》，而且那是千家驹从广西调查回来之后即1933年的事。我不知道张、千二人说的是不是一回事，但是从张的叙述来看，他当时在学问上是不如千家驹的，更不要说陶孟和了。当时张是以副院长兼党组书记的身份成了中国科学院“掌院大臣”的。有意思的是，上任伊始，张要“整顿一下”科学院，曾组团去苏联取经。为了有个像样的名分，代表团给他“报了个历史学家的头衔”。
专业不保 晚年遗憾
当时，年过六旬的陶孟和虽然是科学院的副院长，却是一个可有可无不尴不尬的人物。这一点，从张稼夫回忆中可以看出。张说：“在科学院工作时期，我们相处得十分融洽，科学院的重大事项，郭老、李老、竺老、范老（范文澜同志）和我都事先交换意见，统一思想，然后再交院务会议通过。”按说陶孟和也是个副院长，但是却不在“事先交换意见”的行列。让他焦急的是，自从新政权建立以后，知识分子便陷入了无休止的政治运动之中。1951年土改结束时，陶孟和还天真地希望把科研工作尽快提上议事日程，但由于当时科学院“有三分之二以上的研究所没有党员副所长”，有的研究所甚至连一个党员也没有，所以任何工作都无法开展。（注：《庚申忆逝》第132页，《近代中国》第5辑第393页。）这与当年千家驹进所时的遭遇迥然不同。没过多久，社会学所就被改为经济所了，整个社会学专业也被无情地取缔。一个德高望重的学者，到头来居然连安身立命的专业都保不住，其内心的痛苦和精神上所受的打击可想而知。
1957年反右运动进入高潮的时候，科学院曾散发关于陶孟和某些言论的材料。在这种情况下，他不顾个人安危。曾在一次大会上说：“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人们相互间的关系和社会的进步，依靠的是友爱，而不是仇恨，知识分子应发挥他们的作用，而不应当受到敌视（大意如此）”。（注：《近代中国》第5辑第394页。）据参加这次会议的人回忆，当时陶先生还讲了许多“过头”的话，他甚至说当时的反右斗争对知识分子是一场浩劫。有人说，浩劫一词，是陶先生第一次使用。因此在总结时大会主席曾对陶提出警告，所幸最高当局没有把他定为批判对象，才让他逃过一劫。
早在30年代，陶孟和曾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我们小民的希望》。在这篇文章中他向当权者提出三个要求：一是尊重生命，二是尊重财产，三是尊重人格。这三个要求条件不高，很容易做到，但当时却很难实现。因此他希望“在最近的将来”能有一个这样的地方。陶先生是1960年大饥荒的时代去世的，可见直到去世他也没有找到这么一个地方，这不仅仅是他个人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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