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铜器鉴定所见金文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铜器论文,所见论文,鉴定论文,全国论文,金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笔者有幸赴全国各地对国家各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收藏的青铜器进行鉴定，见到 大量多年来新发现的重要金文，并得以摩挲审视。
以下就其中在历史价值较高的商周至两汉的金文，进行论述。
一
青铜器在我国起源很早，但何时始有铭文，这是学者们一直关注的问题。20世纪50年代商 代前期(二里岗期)青铜器被文物考古界确认后，这一问题的解决开始明朗。河南郑州白家庄 二里岗期的二号墓，出土铜罍的颈部有3个龟形图案①。有学者指出，该图案应是“
”字，是氏族徽号②。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的一件铜鬲，鬲上有一图文，该图文可 认定为“亘”字③。从目前所见资料看，以上图文应该是目前所见最早的铜器铭文。铭文多 表现为图画文字，是代表某一家族族徽的一种特定符号。这些铭文在文字学上自然是有着不 可低估的价值。
以安阳殷墟出土铜器为代表的殷商后期青铜器，不但铸造浑厚凝重，装饰精美，而且器上 铭文也较普遍，有一字、二三字、十几字甚至几十字不等。一个字的多为族氏铭，近年新出 土的仅具族氏铭的铜器颇多，重要的如：1980年在豫南罗山县蟒张出土殷墟二期至四期的大 量青铜器中，26件有“息”字铭④，表明蟒张墓地为“息”族墓地，为研究淮河流域的商代 族氏分布具有一定意义。1961年河南温县出土的商后期铜器，方鼎、爵、斝，铸有“
” 铭⑤。1991年河北定州北庄子出土的商后期铜器有“又”和“戈”铭⑥。1969年在山西石楼 义牒出土的一件戈的“内”部后端，有一“
”铭⑦。山西灵石旌介村1985年 发现的二号墓铜器上大多有“
”铭徽记⑧。1973年陕西省岐山贺家村出土 铜器，有的有“庚”、“山”、“”铭⑨。1970年湖南宁乡黄材发现的铜卣 有“戈”铭，等等。殷商后期的这些单铭族徽的发现，有其重要历史价值。首先是对研究这 些族氏或方国的历史，包括迁徙和融合史具有重要意义。其次，有的族氏铭是过去从未 见过的，如罗山蟒张的“息”铭，为研究族氏史增添了新资料。而石楼义牒的“ ”铭，字的结构像一颈上带刑枷的人，被囚在牢房内。这与1969年山西侯马发现的战国殉葬 墓，殉葬人的颈上还有铁颈锁，正可互补，对研究殷商刑法和政治具有一定价值。
商代铜器上有的族氏名是合体字，如：1966年山东益都苏阜屯出土的青铜大钺有“
亚” 铭族徽，安阳殷墟五号墓出有“亚其”、“亚启”铭族徽。对具有“亚”铭的族氏的解释， 不同的说法很多，但从铜器铭文和《尚书》内的“大亚”、“多亚”等名看，有学者提出具 有“亚”铭族徽的物主人应是外服诸侯，还是较为合理的。新发现的“亚”、“亚其” 等铭文铜器，无疑可以进一步提高传世铜器中同铭器物的科学价值。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殷商铜器简略铭文中，不少都标明了为祭祀祖、妣、父、母、 兄 而作器。1976年安阳殷墟五号墓出土了“司母辛”、“司母
”铭铜器，尤其是“司母辛 ”铭的发现，为深入研究闻名于世的“司母戊”鼎的年代提供了新的依据。从“司母戊”铭 书体与“司母辛”铭书体等方面相比较看，司母戊鼎的年代可以提前到殷墟第二期武丁至祖 庚、祖甲时期⑩，提前了几个王世。
众所周知，殷商后期铭文在二三十字以上的铜器极少见，其中主要有：今藏美国旧金山博 物馆的小臣艅犀尊，铭文27字；今藏日本神户白鹤美术馆的小子
卣盖、器， 铭文47字；今藏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的
，铭文36字。商代后期铜器长铭内容除 表现祭祀之外，还有赏赐、征伐、宴飨、狩猎等多方面内容。令人欣喜的是，近年陆续新出 和新发现了有较长铭文的殷商后期铜器，如1959年河南安阳后岗出土的戎嗣子鼎(11)，铭文 3 行30字；“丙午，王赏戎嗣子贝廿朋，在
宗，用作父癸宝
。隹 王
大室。在九月。犬鱼。”(图一)铭文中的“ ”字，从“匕”，表明鼎、匕相配。《说文解字·匕部》：“匕亦所以用比取饭，一名柶”。鼎匕相配，表明饭应包括素食与肉食两大类。值得指出的是，台湾古越阁收藏的一件商 代直内戈的内部铸一族徽，其形象是在一鼎上站立一人，推测鼎上之人形，可能是古代叉取 食物用的“匕”的另一种写法，这是在金文中“人”与“匕”通用的实例。至于戎嗣子鼎铭 末的“犬鱼”二字，应为一种复合族氏铭。铭文整体内容是商王在地大室对 戎嗣子赏赐贝廿朋。
1982年山西汾河下游的曲村商周文化遗址81号西周早期墓出土一件方形有铭鼎，鼎内腹壁 铸铭26字，内容是器主
得到商王赏赐后，作纪念父辛和祖甲的祭器。从铭文推测，器 主是商王同宗族人，祭祀的是商王武乙和廪辛，铭文所记“唯王廿祀”应是商王武乙 二十年，因而该器应是武乙时代的。商王室器物之所以能到周人手里，应与西周灭商后“封 诸侯班赐宗彝，作分殷之器物”有关。
值得重视的是，山东省菏泽市文化馆在1952年收集到一件商代宰甫卣，实为以往著录过的 宰 甫
。该卣器与盖对铭，3行23字：“王来兽(狩)，自豆录(麓)，在
。王 飨酒。王光(贶)宰甫贝五朋。用作宝
。”铭文内容同时反映了三件事，即狩猎、宴 飨和赏赐，这在商铭中是难得见到的。
近年新出殷商后期青铜器铭文，对深入研究商代家族史、方国史、祭祀制度、思想意识等 社会生活诸多方面，都提供了值得重视的史料。
二
在青铜器上铸刻铭文，西周时期比商代更有过之。贵族的重要事要“书之竹帛，镂之金石 ，琢之盘盂”(13)，《礼记·祭统》亦云：“论撰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勋劳、声名列于 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祀其先祖。”《墨子·鲁问》：“攻其邻国杀其民人，以 为铭于钟鼎，传遗后世子孙。”从文献记载看，贵族在铜器上铸刻铭文，总的目的是称颂先 祖的功德。先秦铜器铭文中，以西周时代的铜器铭文最多，上百字的长篇亦多，早就受到了 金石学家的重视。近50年来发现的西周青铜器，许多都有铭文，铭文内容包括政治、经济、 军事、文化等多方面，是研究西周历史与文化的重要实物文献。
1954年江苏丹徒烟墩山出土的西周康王时的宜侯
，铸铭126字，其铭有：“王命 虞侯曰：□侯于宜。……易土，
川
□……易在宜王人十又七生(姓)。易尊 匕白，夫千又五十夫。易宜庶人六百又□六夫。”这是康王改封虞侯为宜侯，并 赐器物、土地、山川和奴隶的记载。周王赏赐宜侯的农业奴隶“千又五十夫”的这一 数字，恰与清道光年间陕西眉县出土的大盂鼎铭所记康王对贵族盂赏赐奴隶数目相同。1964 年北京房山琉璃河M52出土的复尊铭文有“匽 (燕)侯赏赐复冕衣、臣妾、贝”(14)内容， 所记“臣妾”即男女奴隶之名称。“臣妾”同赐，在铜器铭文中还是少见的。而陕西扶风齐 家村出土的几父壶铭记几父受到上司同仲“仆四家”的赏赐(15)。1980年山东滕县后荆沟出 土的西周不
铭文151字，铭文内容表明器主因征战有功，受到周王的嘉 奖，其中包括“臣五家”的赏赐(16)。上述赏赐的奴隶是以家为单位。这一家包括多少人， 还需新的资料来证明。
以上所举的“臣”、“妾”、“仆”等都是奴隶名称。《周礼·地官》：“质人掌成市之 货贿：人民、牛马、兵器、珍异，凡卖
者，质剂焉。”反映了奴隶制度的残酷性。近 年新出有关奴隶被赏赐的铭文，可与文献和传世品的铜器铭文相互补证。
新出铜器铭文中，有不少反映西周土地制度方面的内容。
西周社会土地属于天子一人所有，正如《诗经·小雅·北山》所云：“溥天之下，莫非王 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周天子可以把土地赏赐给诸侯和臣下，让其世代享用，但仅有 使用权，而无所有权，并要定期交纳贡赋，周王还可随时收回土地。新发现的铜器铭文，不 少都记载了赏赐田地事，如1972年陕西眉县杨家村出土成王时的
鼎铭有“王 姜易田三于待
”(17)。(图二)“田三”即三田，一田等于一百亩，三田 即三百亩。王姜不但赏赐给三百亩田，而且还包括了田内即将成熟的禾稼。1 96 9年陕西蓝田出土西周共王时期的永盂，铭文12行，123字(18)。铭文记周王赏赐大臣师永田 地事，“锡矢师永氒田阴阳洛疆
师俗父田”。而赏赐师永田时，则是由益公带领 邢伯、荣伯、尹氏、师俗父、遣仲等大臣来完成王命的。由此不难看到，周王朝对赏赐国有 土 地的重视。山东滕县后荆沟不铭，记周王赏赐不“田十 田”。江苏丹徒烟墩山宜侯铭记周王赏赐 “田川”和“宅邑”。这些铭文 资料，对研究西周时代国有土地占有形态极其重要。
众所周知，在传世的一些西周有铭铜器中，如格伯、散氏盘、
从盨等，反映了西周中期以后私人土地的占有，冲开了国有土地的禁锢，反映了奴隶制在逐渐走 向衰落。新出铜器铭文，增添了这一方面的新资料。最重要的是，1975年陕西岐山董家村出 土的几件西周中期卫器铭文(19)，其中包括卫鼎甲铭文207字，卫鼎乙铭文195字，卫盉铭文132字。卫盉铭中记载了矩伯庶人从裘卫处索要了朝见周天子的玉璋，其价值为八十 朋贝，而矩伯庶人给了裘卫一千亩的土地作为玉璋的代价。即铭文所记的“矩伯庶人取瑾璋 于裘卫，才八十朋氒貯，其舍田十田”。卫鼎记执政大臣同意邦君厉租给裘卫四百亩 田，并让官员踏勘租田的四界。从铭文内容可知，有关双方在换取田地时，要向宫廷执政大 臣报告，同意后才能成交。这说明虽然土地私人占有已经出现，但在名义上土地还是国有的 ，因此在形式上还要得到宫廷的同意。卫器等铭文说明在西周中期以后，土地制度已经开始 变化，在奴隶制社会内部已开始出现封建制的萌芽，这对研究奴隶制社会经济和奴隶制向封 建制的转变极其重要。
战争是西周国家的重要大事，鉴定中所见新出铜器铭文中不少都反映了这一内容。1976年 陕西临潼县西段窖藏出土的利铭，铭文32字，内容简朴，开首有“珷征商”三字， 明确记载着西周武王征伐商纣之史事。重要的是，铭文中所记伐商时间是在“甲子朝”，这 与《逸周书·世浮解》“五日甲子，朝至，接于商，则咸刘商王纣”、《尚书·牧誓》“时 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所记伐商时辰完全吻合，证明古籍记载正确可信。
1976年陕西扶风庄白一号青铜器窖藏出土的共王时期的史墙盘，铭文前段在歌颂西周王朝 已故的文、武、成、康、昭、穆和当朝的共王各王时，其中对昭王的颂辞是：“弘鲁昭王， 广批楚荆，唯狩南行。”(20)明确记载了周昭王一生的重要功绩是伐楚荆，这与史书所记昭 王十六年和十九年两次大规模伐楚是相吻合的。昭王十九年伐楚还死在了汉水中。史墙盘铭 的记载解决了学者间长期以来对伐楚荆是成王，抑或是昭王的争论。
传世铜器铭文许多都反映了西周国家征伐西北强族
狁的战事，典型的如康王时的小盂 鼎、孝王时的虢季子白盘。1980年陕西长安县下泉靛发现的多友鼎，内壁铸铭275字(21)。 鼎 铭记周厉王时狁侵犯京师，以及筍等地，厉王委派武公部下多友与进犯者多次进行 战斗，结果多友所率部队杀死敌人“二百又五人”、“三十又六人”、“百又十又五人”， 计350余人。俘获敌人“执讯廿又三人”、“执讯二人”，并缴获敌人大量兵车与物品， 仅在厀地就“孚戎车百乘一十又七乘”。由此可见战争激烈之程度。
1975年陕西扶风庄白出土的西周穆王时期的Ⅱ式
鼎，内壁铭文115字，Ⅰ式盖器对铭，文134字(22)。鼎铭文记载了征伐淮戎事，铭云：“周天子，肇使 乃子，率虎臣御
戎。”铭文记“戎伐
”地，戎在战争中取得胜 利，“获馘百，执讯二夫”，等等。
新出土西周铜器铭文有关战争与征伐的记载，是研究奴隶制国家军事和民族关系的重要史 料。从中不难看出当时战争的主要目的是掠夺财富与奴隶。
新出西周金文有的反映当时贵族的有关礼仪，这与文献记载的西周礼仪制度多，而且相当 完善是相一致的。1954年陕西长安县斗门镇普渡村发现的穆王时的长甶盉铭：“穆王 在下淢
，穆王飨醴，即井甶大视射。”(23)铭文中的穆王属生称。铭文记载穆 王在大淢行屋行飨射之礼。在反映礼仪制度上更富特点的是，1955年陕西眉县李村出土 的盠驹尊铭文，记载了执驹之礼，“王初执驹于
……王亲旨盠驹，易两。”这 里周王亲自参加幼驹长大脱离母马，正式作为畜力使用时所进行的“执驹之礼”。从中也反 映 了周王朝对马政的重视。驹尊铭内容可与《周礼·夏官·校人》等有关执驹之礼相互补充。
与传世重器大盂鼎铭文内容性质相雷同的何尊铭文，其性质同属铭文中的训诰一类。所谓 训诰，即天子对臣下的某种命令或告诫。从文献和铜器铭文看，西周时代，训诰时一般都要 举行一定的仪式，因而也就成为某种礼仪。何尊铭文是周成王五年对宗小子的一次训诰，铭 文云：“王诰宗小子于京室”，让宗小子努力继承先辈，以效忠于王室。铭文还谈到武王与 成王相继营建成周洛邑的一些情况。河南洛阳是西周王朝的东都，周公东征时，营建东都洛 邑。平王东迁后则为国都。《书·洛诰》云：“我乃卜涧水东，瀍水西，惟洛食。”何 尊铭文内容可与古籍相互参证。
新出铜器铭文，有的记述了西周王朝对诸侯的分封，如北京房山黄土坡西周1193号大墓出 土的克罍、克盉铭文，两器铭文内容完全相同，并均为对铭。铭文有“命克侯于匽”句，反映了周天子对燕国的分封，证明《史记·燕世家》记载的“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 于北燕”的史实是完全可信的。而今天的房山琉璃河一带即为西周燕国都城所在地。
山西省天马—曲村北赵晋侯及其夫人墓出土的有铭铜器中，“晋侯稣”、“晋侯
”、 “晋侯邦父”等铭文的出现，对研究西周时代晋侯世系很有价值，可补充历史文献记载的不 足。还值得一提的是，北赵63号墓出土的一件壶铭“杨姞作羞醴壶永宝用”，对史书失 载的西周杨国史是一重要资料。宝鸡纸坊头、竹园沟、茹家庄出土的带有“
伯”、“季”等字样的铜器铭文，对研究方国历史与地理都是过去从未有过的资料。
近年发现的西周诸侯国铜器铭文，所见重要的如：虢国墓地除20世纪50年代出土的有虢太 子等铭文的器物外，1990年又发掘了编号为2001号的大墓，许多铜器上还镌有“虢季”字样 的铭文，进一步表明了今河南上村岭就是虢季氏的家族墓地。关于虢季这一支史书没有记载 ，但传世的不少铜器铭文则见“虢季”铭，有名重器虢季子白盘即是显例。2001号墓出土的 编 钟铭有“用义(宜)其家，用兴其邦”的语，因而可推测其墓主人，很可能是北虢虢季氏的 某代国君。
1984年河南省平顶山北滍村发现的应国铜器铭如：“应侯作旅鼎”、“应侯作旅 ”，表明这些青铜器系应侯自作。特别是其中的4件铭都有“邓公作应嫚毗媵 ”内容，反映了应国与邓国的联姻关系。《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 ， 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管、蔡、郕、霍、鲁、卫、毛、聃、郜、雍、滕、毕、原、酆、 郇，文之昭也。邘、晋、应、韩，武之穆也。”从中可知应国是武王子的封国。国都地 在今平顶山市西20公里的薛庄乡滍阳镇一带。应国铜器在1958年江西余干出土过应监甗。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74年在陕西蓝田县发现了一件应侯仲，在两铣和钲间都铸有 铭文，从该钟铭尾看，文字未完，但铭文内容与今收藏在日本的一件应侯钟铭文可以连接起 来，说明它们原本是一组编钟的两件(24)。西周应器的发现对研究应国历史增添了重要资料 。
此外，还有河南信阳浉河港出土的西周“
国”器(25)，1979年河北省元氏县发现 的臣谏、叔
父卣和尊的铭文(26)，对研究西周邢国历史、地理位置，与史无征的 軧国，以及邢、軧与北戎之关系，都给人以新的认识。
许多新出西周铜器铭文都反映了社会思想意识和社会生活方面的内容，其中包括祭祀、天 命和德治等。祭祀是西周国家的重要大事。1978年陕西省扶风县齐家村出土的
， 是周厉王为纪念祖先而作的祭器，铭内有：“作彝宝，用康惠朕皇文刺祖 考，其各前文人”。有：“对扬文母福刺，用作文母日庚宝
”铭，这 是器主为死去的母亲日庚所作祭器。1984年在陕西长安张家坡发现的井叔钟，有铭文7 行39字，记井叔为文祖穆公所作此钟，并祈求福禄。近年新出的不少铜器铭文，都反映出贵 族对祖先的“追孝”、“享孝”。在宗法制度下，统治阶级以此为目的就是要继承和维系血 缘宗族关系，以巩固和确保奴隶制国家的统治。
反映统治阶级“德治”思想意识的铭文，最具典型的莫过于陕西扶风强家村出土的师
鼎铭。全铭多处提到德，对德的提法，有“孔德”、“烈德”、“懿德”、“胡德 ”、“安德”、“介德”。这些不同名称的“德”，总的诠释都是“美德”义。铭文中所见 “德”的提法还很多，西周贵族社会“德”这一伦理观念已相当成熟。“德治”是属于“礼 治”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礼治”的重要途径，因此也是用来维护尊卑贵贱，进行教化的 重要统治手段。
新出西周铜器铭文，还有法律诉讼方面的内容。1975年陕西岐山董家村出土的
匜铭文157字，它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最早一篇法律判决书，铭文大意是牧牛(人名)与其上级叫的为五个奴隶而发生诉讼，法官伯扬父判辞说牧牛犯上，“女(汝)敢以乃师讼”，并说按 照牧牛的罪行，应该“
(鞭)女(汝)千，
女(汝)”，即鞭打一千鞭 和予以墨刑。又说：“今大赦汝，鞭汝五百，罚汝三百寽。”即对牧牛大赦而减刑，只 鞭五百，罚三百寽的铜。铭文内容可与《尚书·舜典》“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 刑”、《国语·齐语》：“薄刑用鞭扑”互补。匜铭文对研究西周时代法律史有着 极其重要的价值。
以上不难看出，新出西周铜器铭文，对研究当时的政治史、经济史、战争史、文化史，都 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
三
一般说，东周时代青铜器铭文，没有西周时代那么重要，铭文内容大多反映某诸侯国铸器 ，这对研究不同诸侯国家历史、铸器特点、铸器风格提供了依据。铜器铭文多程式化，如祭 祀、媵器，以及兵器上的题铭，反映武器制作作坊或某地制造、督造者和物勒工名等。长篇 铭文少见，传世的齐叔夷钟一组器上共492字，实属罕见。但近年也出土一些长铭东周青铜 器，价值很高，特别引起人们的重视。
1978年陕西宝鸡杨家沟窖藏出土的秦公钟和秦公镈 (27)，甲、乙钟一组铭文和丙、丁、 戊钟一组，以及3件镈钟的每件镈的铭文内容全同，每组铭文135字，铭文开首：“秦 公曰：我先祖受天命，赏宅受国。剌刺邵文公、静公、宪公不
于上，邵合皇天，以虩事
方。……”铭文对研究秦国诸侯世系很有意义。从铭文推定，一般认为，钟与镈的主人是秦武公，在位时间为公元前697年～前678年。
1979年河南省淅川县下寺2号楚墓出土的王子午鼎鼎腹铭鸟书86字(28)(图三)，铭文记载王 子 午“用享以孝于我皇祖考”，并“惠于政德”。发掘者认为王子午即楚国令尹子庚，死于楚 康王八年(公元前552年)。铭文反映了作器祭祀和对当政的颂扬。
1957年在河南省信阳市长台关编号为墓1的楚墓中，出土编钟13枚，首钟上有铭文：“唯
屈
晋人救戎于楚竟”(29)，记公元前525年晋国灭陆浑戎事。
1955年安徽寿县蔡侯墓出土的蔡侯盘、镈等器，其上铭文许多都近百字(30)，从铭文可 知，蔡国处在楚、吴两大国间的困境，蔡侯既要“佐右楚王”，又要嫁姐以“敬配吴王”。 蔡器铭文对研究蔡国与吴、楚之间的关系很重要。
湖北随县战国早期曾侯乙墓出土的曾侯乙编钟，在钟体和钟笋、钟钩等上，计有铭文3755 字，而且许多都是错金的。铭文记载了有关乐理的内容，如音律、音阶的名称和变化音名， 以及曾国与楚、周、齐、晋的律名、阶名的相互对应关系。这些铭文内容，对认识、研究战 国时代音乐发展水平提供了罕见的资料，是世界文化史的瑰宝。
1974年在河北平山战国中期中山王墓出土的几件长铭铜器格外重要，主要包括469字的中山 王
鼎、450字的夔龙饰方壶、204字的
圆壶和450余字的兆域图铜版(31)。文 献记载中山国史少而零散，因而这些长篇中山国铜器铭文，使我们今天得到了解开中山国历 史 之谜的钥匙。中山王鼎铭与中山王方壶铭内容雷同。铭文记载公元前316年燕王 哙将君位让给相国子之事。鼎铭云：“昔者郾君子运，睿
夫悟，立长为人宗 ，闻於天下之物矣，犹
(迷)惑于子之，而
(亡)其邦，为天下戮。”方壶铭：“ 匽君子
，不顾大义，不救诸侯，而臣宗易位，以内绝召公之业，乏其先王 之祭祀……”其铭可与史籍相互印证。文献记载，由于哙让位于子之，太子平和将军市聚众 进攻子之，燕国大乱。这时东方的齐国趁机伐燕，攻占燕都，哙与子之均身死。作为与燕国 相邻的中山国对燕国内乱持什么态度，文献并未记载。而中山器铭则记载了在这一事件中， 中山国在相邦司马赒率领下参加了征燕的战争，方壶铭：“赒愿从在大夫，以清郾疆 ，是以身蒙
(甲)胄，以珠不顺。”鼎铭云中山国在征燕战争中，还“辟启封 疆”，获得了燕国“方数百里，列城数十”的大片土地。壶铭说相邦司马赒 “ 率师征郾，大启邦河，方数百里”。圆壶铭是王之子追念其父 王的一篇悼词，铭文有“以追庸(用)先王之工(功)烈”。3件铜器铭文对研究排比中山国 王世系也有很大价值，可以排列出文、武、桓、成、、中山国王的世系。 这几件长铭补充了文献的空白。王墓出土的铜版用金银嵌成的铭文和宫、堂、图，是 我国目前所仅见最早的古代墓葬规划图，即“兆域图”，从而证明了《周礼·春官·冢人》 记载“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为之图”的可靠性。由于铜版开首有“王命琱为兆法” 字样，因而也有学者依据器物“名从主人”的定名原则，将该铜版的墓葬规划图称作“兆法 图”。
四
因社会性质的根本性变化，以及制作铜器目的的不同，秦汉时期青铜器铭文发生了很大变 化，从青铜器铭文发展脉络的总体上看它已走向衰落。
秦朝统一中国后，采取了一系列统一措施，“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近 年发现的秦代量器或衡器上，带有诏书的为数不少，除有一般常见的“廿六年，皇帝尽并兼 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者 外，较重要的还有西安西郊高窑村出土的高奴铜权，权上有阴文铭6行16字：“三年，漆工 
，丞诎造，工隶臣平。禾石。高奴。”权上加刻有始皇廿六年诏文和二世元年诏文 ，二世元年诏文为：“元年，制诏丞相斯、去疾，法度量，尽始皇帝为之，皆有刻辞焉。今 袭号，而刻辞，不称始皇帝，其于久远也，如后嗣为之者，不称成功盛德。刻此诏，故刻左 ，使毋疑。”
1950年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出土的一座秦墓内，在铜上，有一小篆“轨”铭。据研究， 这里“轨”字应是“”的假借字。1976年，在始皇陵封土建筑遗址内，发现一件错金 银铜钟，钟钮刻小篆“乐府”二字(33)。这一发现可以纠正《汉书·礼乐志》所记汉武帝时 “乃立乐府，采诗夜诵”的说法。秦“乐府”钟铭的出土，将乐府机构的建置提前到了秦朝 。
两汉时的青铜器铭文，许多都较清楚地记载了官营手工业机构的名称和官吏设置，以及物 勒 工名等情况，尤其是官营机构名称，可以与文献记载相互印证和补充。近年大量出土的规矩 四神纹铜镜，其上常铸“尚方作镜真大巧，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饮玉泉饥食枣，浮游天下遨 四海”铭，这种铜镜是“尚方”所造。《汉书·百官表》载汉中央政权机构设“少府”，机 构内设“考工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考工”)和“尚方”，铭文印证了文献记载的正确。 陕西兴平茂陵从葬坑出土的铜鎏金银竹节薰炉，有铭文：“内者未央尚卧，金黄涂竹节薰炉 一具，并重十斤十二两，四年内官造，五年十月输，第初三。”“内者未央尚卧，金黄涂竹 节薰炉一具，并重十一斤，四年寺工造，五年十月输，第初四。”(34)(图四)铭文中的“内 官”和“寺工”都是汉代的官方机构名称。“寺工”机构早在秦代已出现，如新近秦俑坑出 土的铜铍铭“十七年寺工
，工写”，反映了汉承秦制的一个历史侧面。
新出的一些汉代铜器，从铭文可知该器属于某宫、某府，这为研究汉代历史和高级府第的 设置，以及历史地理都有着一定的价值。例如竹节薰炉上有“未央”名，表明该炉是皇家“ 未央宫”所用。“阳信家”铜器，是汉武帝长姐阳信长公主家所用铜器。1961年西安三桥镇 高窑村出土的一批计22件窖藏铜器，有的有“上林”名称，如“上林铜鉴”，表明这批铜器 是属上林苑皇家宫馆所有。高窑村有的器物上还有“乘舆”铭，《独断》载：“乘舆出于律 。律曰：‘敢盗乘舆服御物，谓天子所服食用者也。’”因而可知，有“乘舆”名的器物， 应为天子所专用。另外，“中山”、“常山”、“晋阳”、“清河”等铭文器，说明该器物 归属某王府。还需注意的是，汉代铜铭文内容，有的还反映了私家手工业的存在。如1968年 河北省满城刘胜墓出土的一些铜器，其上铭文表明“中山内府”的有些铜器是从洛阳和河东 买的，即这些铜器私营手工业作坊专门铸造的。有的铜镜镜铭上有作坊主的姓氏，如纪氏、 袁氏、吕氏、叶氏等。私营青铜手工业的不断发展，是与当时豪强地主势力的强大分不开的 ，反映了社会内部势力增长的一种新变化。
总之，近年所见新出商周、两汉青铜器铭文数量多，内容丰富，可印证和补充历史文献， 纠正历史上的错误记载，是研究中国古代史极为宝贵的文物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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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唐兰：《从河南郑州出土的商代前期青铜器谈起》，《文物》1973年第7期。
③石志廉：《商代鬲》，《文物》196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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⑩杜廼松：《司母戊鼎年代问题新探》，《文史哲》198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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