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克知识论的内在逻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洛克论文,逻辑论文,知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56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730(2001)01-0005-04
西方近代哲学到了洛克这里，实现了两个根本转折：一是全部哲学的认识论问题，都可从对自然的研究回到人自身，回到可以在对人的直接性上归结为人的意识之内的问题；二是探求明白的、确实的知识，仅靠认识论（对思想、观念或理性的考察）是不能获得的，还要转向对思想的外壳——语言的批判和分析。这是近现代知识论问题上两个具有方法论意义的重大转折，洛克发起的这两大转折是为其哲学的中心问题——知识确实性(certainty of knowledge)服务的。知识确实性是贯穿洛克知识论的主线。
洛克知识论的总体框架
自苏格拉底开始，西方哲学开始了对知识确实性的寻求。苏格拉底一生都致力于探求具有确实性、普遍必然性的知识，他通过对早期自然哲学的批判，得出哲学的对象不是自然，而是心灵，是认识自身中的善，通过反诘、归纳的反复辩证追求一种绝对的共性，走向普遍的、确实的、真正的知识。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类对科学知识的追求经历了经验、技术和智慧三个等级，每一等级有其不同程度、满足不同需要的确实性知识，惟有智慧是自在自为的，它自身就是目的。显然，希腊古典时期只是把确实性当作人类知识的理想，当作是一种普遍必然性的知识，还没有探讨这种普遍必然性究竟如何得到。中世纪神学的权威把知识和人生的确实性寄托在宗教教条和上帝信仰之中。到了近代，人们才终于认识到只能从自身以及自身与自然对象之间去寻找确实性的缘由和保证，正如海德格尔所言，“只有通过自我解放的人向他自己保证，可认识事物的确实性才有可能。”[1](P148)认定人本身可以保证知识的确实性，但知识确实性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笛卡尔清楚地意识到科学知识确实性的最终基础只能到形而上学中寻找，以便为一切非经验科学和经验科学之间寻找到一个统一的基础。他确立了由形而上学的第一原理逻辑地推演出其它具体科学原理的演绎科学的理想，但他的科学实践却与这一科学理想大相径庭，总是不时地回到经验主义立场上来，始终无法把先天与后天、感性与理性内在统一起来，其形而上学与物理学脱节，它们之间的确实性缺乏内在的连续性，没有完成为科学知识的确实性提供最终基础的任务。
洛克历史地承担了这一使命。他所发起的两大转折分别是通过对人的意识原理的探讨（即观念论）和对语言的批判和分析（即语词论）来实现的。他认为，这二者共同制约着知识的确实性。正是通过这两大转折，洛克开辟了寻求知识确实性的新领域。
洛克将知识论分为三大部分：自然哲学、实践之学和符号学。自然哲学是关于物体的学说，通过观念的起源和人的意识原理的探讨，着重从人的认知心理行为角度阐述如何获得确实性知识。符号学是关于作为组成知识符号的观念和语词及其意义的学说，着重通过对语言的批判和分析从逻辑的语言表达角度阐述如何获得确实性知识。洛克认为知识的确实性是指从认知的心理行为和逻辑的语言表达两个方面均为有效的知识，两方面缺一不可。因而洛克实质上是把自然哲学和符号学作为知识论的主要内容，认为二者共同担负着为科学知识的确实性提供最终基础的任务。而实践之学探讨的是人的行为的确实性，以自然哲学和符号学为基础。
至此，我们已明白地看出洛克知识论的总体框架：以探讨知识确实性问题为主线，将知识论分作两块，自然哲学和符号学为一块，实践之学为一块。这两块分别探讨知识的确实性和人生的确实性问题，而人生的确实性又依赖于知识的确实性。这表明洛克是从人类的思想（包括认知和逻辑表达）和实践（包括自然行为和道德行为）两个领域展开了对知识确实性的探求，只不过他是把实践领域的确实性（特别是关于道德的）知识看作以思想领域的确实性知识为基础和条件。以往国内学者多集中于对其自然哲学或观念论的探讨，对其符号学中的语词论一般以唯名论或概念论置之，或认为“只是文字的游戏”，谈不上有什么语言哲学思想[2](P87)，虽然偶尔谈到洛克的知识确实性思想，却认为他在这方面并没有“得到一些令人鼓舞的积极成果”[3]。这些都直接影响了对洛克知识论的全面评价和深刻揭示，特别影响了对其知识论逻辑体系的正确理解。
知识确实性与人生确实性
在确实了知识论的框架和主要任务之后，洛克分别详尽地探讨了知识确实性和人生确实性两大问题，从而深入展开其知识论的内在逻辑。
1.知识确实性问题。洛克从三个层面进行剖析：确实性知识的双重制约；确实性知识的本质；确实性知识的层次性和特征。
洛克分别从知识的本质（认为知识本质上是心灵通过观念对事物的摹写）和知识的做成（认为知识是由语词表达出来的，“因此，我们如果不先来考察语言的本质、功用和意义，则我们便不能明白地清晰地谈论我们的知识”[4](IP33,19)两个角度对知识作了界定。洛克比他先前的经验主义者和同时代的哲学家更为深刻地认识到的正是这后一角度，他把语言问题提到了哲学高度，并与知识论的研究自觉结合起来，为哲学认识论开辟了新的活动领域。继而他从认知的心理行为（观念论）和知识的语言表达（语词论）两个层面展开论述。在观念论中，他不自觉地预设了一个形而上学的前提——现实所给予的既定的感觉印象（观念），进而从经验主义原则出发演绎出关于观念发展的一种经验主义内涵逻辑的思想体系，突出表现在对观念的起源及不同层次的科学知识连续性发展问题的论述上。由于其经验主义立场，他虽然认为物质实体和精神实体是客观的，彼此相互作用，但它们之间的作用是如何形成的以及物质之间作用的必然联系，我们是不知道的，因而最终否认了我们具有真正的关于物体的科学。他与笛卡尔一样，仍然没有能够为科学知识的确实性提供出最终的哲学基础。在语词论中，他深刻地认识到确实性知识最终是要通过有意义的语词来表达的，因而他从对人类理解力的批判转向对语言的批判，探讨了语言所具有的指称（"reference to"，认为语言直接指称的是观念，秘密指称的是事物，是“发现事物的真理”[4](IP10,6)、公共规则（即语言的常度是人们沟通和交流的公共尺度）、实指定义（"ostensive definition"，意思是专有名词可以同时指称几个不同意义的词）、逻辑功能（即连接词表示语词之间的联系、限制、区分、矛盾、语势等功能）等方面的意义，并对真理作了语言分析，提出了真理契合论（即真理在于语言与事物之间的对应关系）。其所包含的语言哲学萌芽思想内涵丰富[5]，给予现代知识论从对知识的语言分析角度探讨知识的确实性以重要启迪。
洛克在分析获求确实性知识所需要的工具和材料（即观念与语词）后，进入对知识确实性本身的剖析。洛克起初认为，“‘知道’和‘是确实的’一样，我知道的，即是我确信的，我所确信的，即是我知道的。达到知识的，可以叫确实性，缺少确实性的，不能叫知识。”[6](P2)他视确实性与知识等同，认为存在着一种能被主体认知的绝对确实的认知形式，与主观（即便拥有最高程度的同意、主观确信，这二者不能称作知识）相区别。他把用历史的、明显的实验方法所获得的知识与在数学、伦理学中包含普遍真理的“科学”的知识区分开来，认为后者才是严格意义上的知识，这样的知识包含确实的和普遍的命题。“他坚持认为，严格普遍的命题永不会被经验归纳的一系列步骤证明为正当的”[7](P4)，确实的和普遍的命题具有逻辑先天的知识所具有的特征，这“构成了他的知识理想，组成了他对我们人类理解力所拥有容量的价值进行检验的基准”[7](P5)。他认为，关于这种不证自明的命题之所以确实有力，其理由和基础还没有人指出来，因此“我对确实性所谈论的不是教给人们获得确实性的一种方法，…只是试图指示出确实性这种古老而唯一的方式由何成立”[8](P9)。由此，洛克得出确实性知识的原初含义是：不证自明性和普遍必然性。这就导致了矛盾：如果只有数学和伦理学中的普遍命题才有确实性，占人类认识领域大部分的关于事物存在（包括自然界和上帝）的命题显然就不具有确实性，那么洛克如何能够为波义耳、牛顿等人的新科学（即寻求对自然的确实性知识）作出论证呢？即关于自然知识的确实性又如何得到保证呢？
为了解决这一矛盾，洛克对确实性知识的本质特征作了规定。他认为观念和语词作为符号都必须与事物（或观念原型）相契合，由这两种符号组成的知识才能是真的，这就是知识的实在性。关于事物存在的知识（即表示观念与事物存在的契合的知识）、数学的和道德的知识（即与外物无关、表示观念与观念之间对应的知识），都是实在的，都可以达到事物自身。知识实在性构成了确实性知识的本质特征，从而打破了旧形而上学追寻一种绝对确实性的教条式幻想，并将宗教狂热和神的信仰驱逐在知识的门外。
洛克所说的确实性知识具有层次性。洛克认为，虽然我们不能获得绝对普遍的确实性知识，但我们可以在主体认知范围内获得不同程度的确实性知识，每一等级的确实性各具特征。最大程度的确实性知识是直觉的知识，如白非黑，三比二多，其特征是不证自明性。其次是解证的知识，如三角形内角之和与两直角之和相契，其特征是普遍必然性。按洛克的本义，这两种是确实性知识仅有的两个源泉，但其经验主义原则还须为自然科学作出论证，因而他认为这两种知识虽具有较高程度的确实性，但无助于我们获得新知识，因为它们在经验之外，永远不能使我们按照外界的实在状况知道实体的本质是什么样的。他最终承认我们的特殊经验所获得的盖然性具有一定程度的确实性，它们有利于人类知识的增长，他称之为感觉的知识，其特征是增益性(instructive)或感觉的确实性，这部分知识虽不像前两种知识具有不证自明性或普遍必然性，但我们可以通过归纳方法不断扩大我们的知识。洛克对这三种等级的确实性知识的探讨，实际上走的是一条从探讨知识的本质转向寻找科学知识的成长的道路，为后来休谟、康德另辟蹊径求证新的科学知识以及现代逻辑实证主义者划定科学知识增长的极限提供了范式。
2.人生确实性问题。“很显然，对洛克来说，我们对物体的知识不足以成为关于物体的演绎科学。然而，他对人类知识如此缺乏并不感到遗憾。”[9](P52)近代人意识到从自身寻找确实性的理由，对能够从哲学上寻找到获得自然科学确实性的保证充满了信心，但洛克打破了这种盲目的乐观和自信。不过，洛克认为，我们不应当因为研究的结果已经揭示我们的知识的确如此有限并且在许多领域如此不确实而绝望或变成怀疑论者。如何正确对待我们在关于物质知识方面的不足，需要有一门学问来指导，此即“实践之学”，它可以教给我们“如何正确应用自己的能力和行为以取得良善的和有用的事物”[4](NP21,3)，这是关于人生的确实性问题。他说，我们可以通过自然的行为（即对大自然和人本身进行观察和实验，而不是对虚设的实体形式、植物灵魂等语词进行无聊争辩）和道德的行为（道德是建立在自我保全的快乐冲动或对幸福的期望上，通过经验追求快乐和向善以获得道德的知识），仍然能够获得充足知识以引导我们过着幸福的生活。“洛克认为，善恶、是非的知识来自经验，道德是建立在自我保全的快乐冲动或对幸福的期望上。”[10](P97)任何非我们的自然官能所发现、超乎理性之上的事物，一旦由神来启示，那就属于信仰的范围。信仰不同于理性法则。洛克作为近代启蒙哲学家，在探讨人生的确实性问题时，限定了上帝和启示的范围，剥夺了上帝在理性实践中的地盘，对于休谟、康德以及十八世纪法国起到了巨大的启蒙作用。
洛克知识论内在逻辑的历史影响
洛克通过寻求知识的确实性这一主线，对知识论作了近代经验主义的经典的和全面的论述。从表面看，其知识论是零散的，涉及人类理解力所能步入的各个领域。但从内在逻辑看，他的知识论是一个整体，其核心问题和根本目的就是通过探求知识的确实性，试图为科学的基础作出形而上学的解决。他一方面从确实性的双重制约立场出发，从认知的心理行为和逻辑的语言表达两个层面详细展开了对确实性知识的寻求，从而展开了作为起点的清楚明白的观念与语词在知识的不同逻辑层次发展的一种经验主义内涵逻辑的知识论体系；另一方面，他又同时分别从知识和人生两个层面探讨了确实性的知识，从而展开了作为起点的人的认知行为和道德行为在知识的不同领域的表现（包括自然事物、人自身以及道德方面的知识）的一种经验主义外延逻辑的知识论体系。两方面交相辉映，展开了一幅近代知识论内在逻辑演绎的生动画面。
洛克因囿于经验主义的立场而未能完成为科学的基础作出形而上学解决的任务。他虽然试图以确实性作为经验科学与非经验科学统一的基础，但由于他的经验主义的内涵演绎把贯穿于知识不同逻辑层次发展中的思维能动的直觉理解作用歪曲成思维在观念起源于感官经验的被动性中的知觉理解作用，因而无论解决科学知识各个层次的连续性问题。加之他不能理解到认识的先天机制和后天的实践法则，当试图触及事物的本质及事物之间的必然联系时，他必然认为我们对其是无法认识的，因此也就否认了存在着一种关于物体的真正科学。洛克知识论的最终意义是积极的，他认为，虽然对自然事物、人本身以及道德的知识不具有完全的确实性，但在现实意义上，这种确实性是真实的、有益的，哲学应走向对信仰的悬置而关注和揭示自然事物的知识确实性，找寻出人类行为方面能招致幸福的规则和尺度以及实践它们的方法的道路。
从哲学是“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11](P23)这一角度看洛克哲学，哲学就变成有关确实性知识的内在逻辑结构的科学，实质是分别以观念和语词为中介而表现心外和言外存在的一般逻辑体系的学说，是以认识论和语词论为内在结构的广义知识论。洛克在发展经验主义原则的基础上，实现了一种经验主义的方法与理论的统一，并使这种统一性展开为一种经验主义内涵逻辑的知识论体系。其内涵逻辑表现出来的明显缺陷，如否认认识的内在先天机制，没有能够解决认识的后天性与先天性、感性与思维的有机统一等，被休谟和康德对经验主义加以扬弃，到了黑格尔那里，思维把握对象的规律这一知识论的内涵逻辑达到了一种唯心主义形式的思维与感性、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的辩证统一，后来被马克思主义作了唯物改造。从哲学是“关于世界的总的看法”这一角度看洛克哲学，哲学就变成有关知识和人生（主要是道德行为）这两方面的知识论外在逻辑展开的体系，其积极意义，如在经验和理性中对上帝信仰的驱逐，人们应满足于从经验的道德知识获得幸福等，被英国功利主义学派和德国古典哲学的实践理性学说加以扬弃，到了现代哲学那里，被不同的流派和哲学家发挥成哲学是对人生意义的追问或对知识的分析。
洛克在知识论的旗帜下，对所涉及的人类认识领域、语言逻辑领域以及道德领域所作的广泛的、多层面的探讨，对于近代的康德、休谟和现代哲学中的实用主义者、现象学派、英美实在论者、实证主义者、科学哲学家、分析学派和把人生确实性视为比知识确实性更为根本的存在主义哲学家，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如现代科学哲学家、分析学派大部分倾向于从逻辑的语言表达方面寻求知识的确实性。罗素借助数学和自然科学的方法在哲学上寻求现代意义的确实性——即“确定性(determination)”，并把它作为哲学的使命，但最终不得不感叹说，哲学与科学毕竟不同，知识确实性问题作为从古至今保持的形而上学问题仅仅运用科学逻辑方法是解决不了的，“全部人类知识都是不确定的，不精确的和不全面的”[12](P606)，因而他只谈论“主观的确实性”（subjective certainty，《人类的知识》译著译为“主观必然性”，见第507页索引——笔者注），他把它分为数学逻辑上的、认识论上的和心理学上的三种确实性作为知识的不同程度。可见其关于知识的确实性思想最终与洛克如出一辙。艾耶尔认为洛克是现代语言哲学的先驱，认为洛克的《人类理解论》“从本质上说是一本分析的著作”，这符合分析哲学家们关于哲学研究本质上是分析活动的宗旨，因而洛克首先不是形而上学家，而是分析学家[13](P54)，揭开了现代语言批判的序幕。洛克接触到的语言界限问题（即物质、灵魂、上帝实体的本质等是不能用语言表示出来的），正是维特根斯坦早期“语言批判”的核心问题。洛克对语言意义的多方面探讨，给予现代语言意义理论以深刻而广泛的启迪，特别是他关于语词、观念和事物之间关系的论述成为英美实在论在语言、思想、实在的关系问题研究上的先驱。他关于语言真理理论的各方面探讨也分别在现代得到深入发展，特别是他一反传统的真理符合论，认为真理在于言语与事物之间的对应关系，开创了真理在于语言分析的先河；他对契合论基本思想的阐述影响了罗素和维氏逻辑原子论的框架建构[14](P275-277)。对人的心灵的依持和归宿的渴望，使得现代存在主义者把人的存在问题作为知识论的基础而优先考虑。但洛克的伟大之处恰恰在于他早在西方近代对知识盲目崇拜的年代里就深刻地认识到：人不能仅仅追求知识而没有心灵的依归。他给理性和信仰划界，并在康德之前就已向世界宣告：虽然我们的知识有限，但我们通过找寻出人类行为方面能招致幸福的规则和实践它们的方法，同样能够幸福地、成功地生活。
收稿日期：2000-0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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