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的文学性与文论的叙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论论文,理论论文,文学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理论之后”的三种方案
作为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议题，“理论之后”迄今正不断引发热烈效应。这里所说的理论主要指文化理论。理论之后，何去何从?回答是建设“后理论”。让我们先考察几种有代表性的后理论建设方案。
第一种方案当然来自英国学者特里·伊格尔顿。正是他出版于2003年的《理论之后》引出并启动了后理论探索之途。这本小册子梳理总结文化理论的利弊得失，但不认为应就此终结理论，因为理论提供的特定切入角度恰是文学获得有效理解的一条必由之路。拥有精英理论家身份的伊格尔顿丝毫未流露出放弃理论的意思，相反，在诸如“没有理论就没有反省的人生”之类宣示中，他不仅继续谈论客观性与真理，而且在该书第三章最后得出后理论建设之道，即理解理论深陷其中的宏大叙事。换言之，理论之后意味着让文化理论挣脱宏大叙事。
伊格尔顿固然正确指出了现有种种文化理论在宏大叙事方面陷入着某种共同的困局，但他留下的疑点也十分显见。从某个意义上看，文化理论本身不也只能是一种宏大叙事么?按利奥塔的说法，宏大叙事，包括政治性解放叙事与哲学性思辨叙事，属于形而上学话语。文化理论中的大部分确实呈现出政治方面的积极介入姿态，伊格尔顿本人就认定那种使理论充分区隔于其他社会文化思想的企图只是幻觉，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一个分支，文化理论因而带有解放叙事表征。同时，后殖民主义等理论往往在外观上愈来愈脱离具体的文学艺术，热衷于借谈论文艺推销自己，到文艺作品中去试验自己，每每以艰深晦涩的形态引起艺术家与读者的困倦乃至反感，这也使文化理论带有思辨叙事的表征。如此看来，文化理论确实成为一种变相重蹈宏大叙事的知识话语，要求它依靠自身跳出宏大叙事，某种程度上无异于失据。因此，我们暂时看不出伊格尔顿这个后理论建设方案如何顺利落实。
第二种方案是被伊格尔顿作为反例提出来的：“反理论”。既然文化理论已暴露出诸多作为宏大叙事的不足，反抗它对于具体文学艺术现象的粗暴干预，便成为一些学者愿意采纳的后理论思路。除被伊格尔顿提到的理查德·罗蒂与斯坦利·费什，受到关注的声音至少还包括理论家兼文学家苏珊·桑塔格的“反对阐释”。我们注意到，最后一种声音并没有一概反对理论阐释，而只是在批评那种动辄以解码为己任的文化理论对文学艺术的丰富意义的僭夺。在此思路下推出的后理论归宿，恐怕只能是回到韦勒克意义上那种以文学原理、范畴与标准为研究对象的文学理论。然而，相对于后起的文化理论而言，这恰是理论之前的状态，如果后理论就意味着反对文化理论而回到文学理论或文学本身(这的确是国内外学界一种共同的声音)，我们又该怎样解释文化理论当初出现的因缘呢?它本就是有鉴于传统文学理论研究的局限而出现的，呈现与文学理论的异质性是它赖以成立的基础，但现在又让它倒回到文学理论，它便在不断取消自身成立基础的前提下让自身不断向着某个目标回复，这种回复行为本身便自相矛盾，严格而言是无从谈起的。
更重要的是，这种方案还极容易滑向习焉不察的极端，即反对理论思维本身。桑塔格们只就文化理论的某种弊端表示隐忧，所进行的反思都有特定指向。另一种尤其来自国内学界的声音却常常有意无意遮蔽了这点，流露出对理论活动本身的厌恶与排斥情绪。这是值得警觉的。“理论”(theory)一词来自希腊文“theoria”，与“剧院”(theater)一词同词根，其动词为“去观看”，有别于征服对象为我所用的行为，而意味着一种观察世界的思想活动。从这层意义上说，放弃理论，即放弃人对世界的思想权利，是非理性的。这样的反理论情绪，又何尝不可能落入另一种隐性宏大叙事?道理很简单，从历史上看，反理论情绪作为一种反智论立场，常被权力利用，余英时关于中国思想传统中反智识主义的深刻揭示即为明证。可见，后理论若是沿循反理论的思路进行规划，仍无法为人文思想在21世纪的重度出场奠基。
还有第三种后理论建设方案吗?鉴于上述两种方案或偏重理论的一面，或偏重文学的一面，都存在某种片面性，我们不妨有趣地追问，有没有可能找到理论与文学性的结合地带呢?
二、理论的文学性：一个前沿学术趋势
回答是乐观的。因为晚近以来，世界范围内的人文学术呈现出一种新变，那就是文学性逐渐渗入和支配理论的书写。
从宏观背景看，这自然可以看作整个现代思想对柏拉图以来“诗与哲学之争”的回响。非理性转向发展出观审、直觉、直观、诗思等现代思路，为诗与哲学地位关系的某种扭转提供着方向。即便是以激进反形而上学姿态出现的解构主义，也着手解构哲学与文学的传统二元对立，德里达发现哲学文本中总存在文学性隐喻，失去后者，哲学将不复存在，他对以一种假象侵入哲学写作的文学虚构深感兴趣。这条融合文学性与理论的思路，在稍后两位美国前沿学者大卫·辛普森与乔纳森·卡勒的著述中得到了充分、深入的展开。
首先引起我们兴趣的是辛普森出版于1995年的著作《学术后现代和文学的统治》(The Academic Postmodern and the Rule of Literature)。在这本书里，辛普森致力于揭示后现代思想的一个醒目特征，即文学性话语方式正在并且还将进一步统治后现代社会中的人文社科学术研究。他的分析表明，当身处后现代，文学与学术研究并非截然相对的两种东西，它们完全可以且应该发生关联，成为一体。文学性的术语概念正成为学术研究也乐于、惯于采用的术语概念，文学批评的一系列方法也正逐渐走进人文学术研究视野。其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后现代学术著作也开始频频使用文学方式，例如讲故事。人类学、社会学与文化批评诸学科领域，均不同程度地以讲故事为学术论述的重要手段，特别是历史学，其叙述大量使用文学擅长的混淆真实与想象的叙事方式，例如在文学修辞意义上对各种细节的叙述，以淡化历史的距离感。在哲学与其他领域的学术书写中也出现了文学方式，文学性隐喻等元素在哲学书写中屡见不鲜，都印证着德里达的上述判断。此外，受到后现代学术推崇的基本方法，还包括自传、商谈及维持商谈的趣味性奇闻逸事等。自传是文学常用体例，如今也被以相仿的形式运用于学术书写中。所谓商谈，即学术写作者与读者的对话，后现代学术以丰富的想象力智慧，来最大限度地维系这种对话的有效性，不能不借重文学性的想象能力，它带来理解的亲缘融合，营造出一种类似于读文学作品时惯会获得的体验。而在商谈中，奇趣逸事充当着重要的兴奋剂，发挥着刺激商谈进程的作用，以文学化的戏剧性方式增进对话双方的沟通，实现学术的承诺。
这些观点都让人产生心往神追的激动，玛莎·努斯鲍姆颇具国际影响的《诗性正义》就是这样写成的。纵然如此，辛普森谈论的尚只是文学性对一般人文学术的渗透。理论包含于人文学术，却毕竟还需对自身何以拥有文学性特征作出更具体的合法性论证。乔纳森·卡勒引人注目地承担了这项工作。在问世于2007年的《理论中的文学性》(The Literary in Theory)一书里，他沿着辛普森已提供的思路继续追索理论与文学性的结合，指出在这个已被不少理论家宣判为“理论死了”的时代，理论可以从文学何以能引起人们的关注兴味这点上获得根本启示，寻求让自己以新形态继续稳健存在下去的发展前景。
卡勒分析道，文学不是靠理论式的冰冷生硬的外壳、而是靠自身特有的结构激发人解释它的冲动与兴趣，这是一种让指涉对象与表述语言结构本身合而为一的特殊结构。一方面，文学通过语言表述来指涉某个对象，形象就是这种指涉的成果；另一方面，文学又促使人对展开该指涉过程的语言表述本身发生兴趣(这与雅各布逊等人关于文学性成因的看法相似)。在这里，文学既是表述的客体，也是自为的主体，正是这种两重性永恒地逗引着一代代人对它产生持久而始终新鲜的解释兴趣。以此为参照系，文化理论是否可以考虑借鉴文学的这种特征呢?卡勒以为是可行的。那意味着，理论的持续之道也在于激发其自身融个别与普遍、情境与理路于一炉的文学性，进而赋予人们进入它的兴趣。文学性便由理论的对象逐渐嬗变为理论自身的特征，文学进入了理论。
这样，我们看到国际范围内正微妙展开的学术前沿发展趋势，即理论的文学性。对“理论之后”似乎已遭遇瓶颈的理论，它不失为新生的机遇，后理论的第三种、也更合理的建设方案就从此起步。从上面两部重要近著迄今尚无中译本这点，可窥我们在这方面潜力之一斑。对这股潜力的展开将进而以问题的内在逻辑为动力：理论(按利奥塔之说)是一种(思辨)叙事，那么，我们如何在与叙事性的结合上深入理解理论的文学性呢?
三、文学性与叙事性
相对于以实践为特征的解放叙事，理论是以认知为特征的思辨叙事，利奥塔认为这可能使理论陷入宏大叙事。但如果理论的叙事是文学性的，它有可能避开宏大叙事。文学性概念将帮助我们看清，理论不是文学性抒情(因而理论有别于主观随感)，而是一种文学性叙事。
按照提出者雅各布逊的界说，文学性取决于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存在纵横两根轴。其中，横组合水平轴代表情节的毗连，起对相邻情节加以组合的换喻功能。这相当于利奥塔叙事成分划分中的指示性(信息)陈述。纵聚合垂直轴则代表意义的对应，起对相似意义加以选择的隐喻功能。这相当于利奥塔叙事成分划分中的规定性(价值)陈述。第二个条件是纵横两根轴产生互动，即“把对应原则从选择轴心反射到组合轴心”。如诗歌不但注重诗意，也要让诗句前后顺利连接，反之，小说也不但注重情节，还要让情节的连接富于意味以避免机械堆砌。双轴并不平均用力，相对而言总有一根轴是主导轴，另一根则为辅助轴，这才形成了诗与叙事的基本文类外观，因而对这两个条件不应作知性的割裂式理解，当我们谈论辅助轴的辅助作用时，就已是在同时谈论双轴之间的互动了。
根据第一个条件，理论坐落于横轴。因为它作为一种知识话语，是以逻辑为内驱力展开自身各环节有机连接的，而逻辑性正是横轴的标志。富于逻辑的叙事就发生于横轴。在横轴上，理论对文学性的获得，是通过把理论所面对的问题还原后加以观看的事实叙事来实现的，可概括为“还原问题逻辑”。
哲学源于对世界的惊异，理论也源于理解世界之际产生的困惑与问题。有各种理论，其使用的体系、范畴与概念也因人而异，它们成为真理论而非伪理论的关键，首先不在于逻辑推演是否合理与严密，而在于能否将抽象的推演过程下降到、还原到生活世界中真实存在、具备内在逻辑脉络的问题。这问题不再被赋予抽象规定性和以简化方式构造，而是一种具体可感的情境，是如贡布里希等现代人文学者所提倡的“问题情境”。每种理论都是对世界的一种解谜行为①，谜即问题，理论家运用特定的解谜方式建构该理论，故而解谜即还原问题。
理论的文学性叙事，所叙之事就正是被理论还原了的问题。这使外观上不具备时间性的理论具备了叙事必备的时间性。叙事总是在一股时间流中朝前有机推进的，其对时间的种种文学性操纵手法并未从根本上消除叙事对时间背景的依托，因为只要是事件，就必得发生于一定时间关系中才能得到理解。这使人较容易接受对以线性时间为背景的历史性知识的文学叙事②，却可能对粗看起来并无涉于时间背景的理论话语的文学叙事性半信半疑。现在可以看到，当理论有效地还原为问题后，问题所具象化了的事件(情境)及其所具有的时间性，便为理论的文学性叙事提供了发生根据，使之有了可能。
但那是怎样一种可能性?我们触及了理论在问题面前的观看姿态。问题本身是有逻辑的，不具备逻辑性、散乱杂凑的经验现象无法构成真实的问题，所以作为谜的问题有可解性。但任何理论试图解决的问题又都具备基础性和历史连续性，是人类世世代代始终共同面对的，所以作为谜的问题又有不可尽解性。在此意义上，任何理论对问题的观看都绝不是全景式的，正如理论对问题的还原绝不等于去垄断问题的答案。一种合法的理论对问题的叙事，只是一个使所涉问题自行显现的还原过程，却不是一个试图去穷尽所涉问题、自以为把问题给解决完了的垄断过程。
这正是现代叙事学的症结所在。从什克洛夫斯基区分事物与奇异化手法，托多洛夫区分故事与叙事话语，到热奈特区分故事、叙事与叙述，一个共同趋向是只关心讲故事(叙事)，却常常忽视故事本身。因为叙事学每每作故事与叙事话语的二元划分，在这种划分中，故事被认为是前语言的，一旦形诸语言，故事就成了叙事话语，故事只等于被讲出来的故事，却无法高于被讲出来的故事。如热奈特认定，故事由尚未被形诸语言的事件构成，它拥有的是“前语言的故事材料”，而叙述对这种前于语言的故事材料进行写作，使这种材料发生改变，由此形成叙事话语的各个方面。托多罗夫只在讨论叙事语式时才谈到故事，把故事视为叙述性叙事语式的产物。他们都倾向于认定，只要涉及语言，故事的独立客观性就不存在，因为独立客观的故事是前语言的。叙事学这种结构主义立场不能掩盖更为根本的现代思想事实：正如作为存在本源的语言始终大于作为工具媒介的语言，故事也始终大于讲故事。道理在于，无论如何，叙事是人对世界的一种解释，而人对世界的解释同时也是人对世界的融入，人越试图解释世界就越向世界敞开着自身的有限性，从而也必然越面对着世界留给自己的解释空白，唯其如此，人才生存于世，现代本体论解释学很好地为此提供着证明。就此而言，一切叙事都是对故事的某个角度的叙述，却无法穷尽故事本身显现的客观内涵。理论也始终只是对它还原出来的问题的某个角度的叙事，而不能简单地把问题本身叙述为已终结了的，那将成为形而上学的独断。前面论及的反理论情绪虽以偏概全，但一大初衷确乎是有感于理论的某种独断意味。因此，在对问题的特定角度的叙事中，让理论作为理解世界的权利而非专利现身，实为改变理论宏大叙事化倾向的关键。
正是在这里，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出现了。当理论展开对问题的叙事时，是什么决定着理论家从此角度而非彼角度叙述呢?
回答是他所处的特定视点。视点来自理论家的主动选择。选择之所以主动，是由于选择行为体现着理论家的某种需要。所以，理论对问题的叙事角度选择就不是随机的、任意的，而是一种价值性行为，它内含着理论家的某种意义估计。这必然牵涉到纵轴。横轴主导理论叙事，却不意味着纵轴在理论中缺席。当我们进一步考虑纵轴在理论中的作用，便涉及文学性第二个条件，即两根轴的互动。理论被纵轴的对应原则所反射，拥有价值意义方面的诉求。从纵轴看，理论对文学性的获得，是通过把理论所面对的问题还原后加以创造的价值叙事来实现的，可概括为“追寻价值意义”。
现代思想对意义的研究已取得重要进展，醒目的标志便是对本质主义的反思。本质之后，人类仍需要获得安身立命的根基，那是一种生存的可能性，海德格尔把它径直界说为意义(“存在的敞开状态”)，意义即存在。较之于本质的普遍性，意义更具个体性。在有针对性的前提下，存在主义凸显人的个体价值意义，这能被文学叙事所积极吸收。阿伦特曾论述道，人的本质在于通过行动展示人的自由本质，故事的本质就是记录这种行动，使之克服自身易逝性而被人记忆，变得永恒。文学基于记忆，而文学与记忆发生关联的纽带，则是故事对人的自由生存的叙事，那见证着人对意义的追寻。只要文学希望自己的叙事不被淹没在集体时间中，而相反具有意义，就必然应该有勇气与才气让自己成为个体自由叙事。例如，同样是关于人类艺术发展史的叙事，房龙与贡布里希的两部《艺术的故事》异趣分明：引导前者展开叙事的动力，是时代精神对各个阶段艺术特征的影响；而推动后者展开叙事的动力，则是超越了黑格尔主义式时代决定论、即超越了客观历史规律必然性视野的艺术作品个体观。在对个体价值意义的追寻方面，后者的文学性更强，叙事更成功，较前者更具深度，其历久不衰的国际深远影响是不难理解的。意义赋予文学性叙事的关怀就体现在这里。
由此，理论便由知识性向价值性积极转型，开启出思想探索的通道与精神提升的阶梯。理论不是目的，而是为思想出场举行的一种献祭仪式。遗憾的是，过去许多倒向了宏大叙事的理论恰恰忽略了思想。思想是一种人文的关怀，它立足个体而又面向历史。在个体意义上，理论可以重复，思想不可重复，因为思想具有主动的创造性。在历史意义上，理论是个别的，思想则是公共的，因为正是创造见证着人的客观存在。理论在价值意义引领下，实践着雅各布逊所说对对应原则的“反射”过程，充满创造性地展开对一个个问题的文学性叙事，这个叙事过程让人领略到了人文思想的终极关怀。
对问题逻辑的还原，作为逻辑性诉求存在于理论。对价值意义的追寻，作为超越着逻辑的创造性诉求也存在于理论。两者的互动，便相当于利奥塔所展望的走出形而上学宏大叙事之道：两种陈述成分在叙事中平等共处。文学叙事，本就既有情理逻辑方面的常规操作信念，更不乏高于逻辑、通达直观从而有效面向生活世界提问的超越潜能。罗兰·巴特对叙事作品结构的著名层次分析，就以双轴互动为前提。理论作为文学性叙事，也在同样的理据上得到合法证明。推论自然是，文论也应叙事。我们愿意看到它怎样叙事呢?
四、文论如何叙事：一个实例
以一个实例来看。当我们面向本科学生从事文学理论与美学课程教学时，尼采的非理性主义文论都是一个极为重要、绕不过去而又很难深入浅出讲授好的现代性理论主题。不难预期学生可能出现的第一反应：尼采非理性是否意味着他否定理性?哲学家并不会轻易彻底否定理性，那么遭尼采批判的是哪种意义上的理性?从而，那未遭尼采弃置的理性究竟又为何?这些也是尼采文论面对的问题逻辑。作为高度抽象的理论问题，它们对本科生是既新鲜又艰涩的。然则能否首先来尝试文学性地还原它们呢?可以将学生相对熟悉的“文革”设置为叙事情境，先给出如下一对命题引导其判别真伪：
正命题：“文革”是理性的。
反命题：“文革”是非理性的。
我们不妨告诉学生，两个命题均有包括权威学者在内的认同者。正命题在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20世纪80年代，致力于检讨渗透于十年浩劫的思想文化专制的根因，李泽厚即有此说法。反命题则认为“破四旧”、揪斗知识分子之类，乃一个民族集体愚昧的流露，秦晖亦有此说法。逻辑上，这两个命题正好相反。问题于是出来了：关于同一现象的这种对立评价孰对孰错?
被置入这个具体问题情境的学生会有迅速而不同的现场反应，或赞成正命题，或赞成反命题，当这样的局面出现时，一种对立的观点冲突客观上形成了。当然，也有人会感到两个命题都隐隐有可取之处，但在陈述理由时难以形诸确切的评价言语。我们不忙遽下断语，而使用叙事来一步步引导学生。
当正命题指称这场运动是理性的时候，人们是在进行着“‘文革’事实上具有本质主义的强制规约性”的描述，意思是说，“文革”以条文、纲领与语录等方式，冷静而严密地左右着人民的意志，这与缺乏充分言说权的中国传统超稳定结构文化，有潜在因循之迹。持此观点的人们是希图积极改变此状、打破头脑中各种禁锢、解放思想的。因而，在“‘文革’是理性的”这句话中，“理性”一词并未被赋予可取之褒义，而是指一种与个体自由无关的强制规约性力量。对此，我们可以用被巴金《随想录》、韦君宜《思痛录》、邵燕祥《找灵魂》及陈徒手《人有病，天知否——1949年后中国文坛纪实》等著作还原的现场，来充满文学性地叙说这种强制规约意义上的理性。
而当反命题指称这场运动是非理性的时，人们则是在进行“‘文革’不应当具有反本质主义的消极破坏性”的反思，意思是说，“文革”以打砸、批斗与构陷等方式，狂热而盲目地破坏着现实社会秩序，这与没有神、因而人地位很高、爱生惜生的中国传统乐感文化，有剧烈冲突之处。持此观点的人们不认可这样的破坏姿态，而是在对它的否定中积极期待着、召唤着另一种清明健全的理性，那便是个体的自由。所以，在“‘文革’是非理性的”这句话中，“理性”一词被赋予了可取之褒义，指一种与个体自由有关的人文关怀，那才是不可“非”、不可侮的。对此，我们也可用被遇罗克《遗作与回忆》、季羡林《牛棚杂忆》、高尔泰《寻找家园》、胡平《千年沉重》及陈凯歌《少年凯歌》等著作还原的记忆，来同样充满文学性地叙说这种个体自由意义上的理性。
我们的上述叙事过程使学生开始察觉到，正反两个命题其实都指向个体自由，都表达着让人真正站起来、站直的愿望。它们何以能相反相成?这就从理论上引出了“理性”概念的不同含义。原来，“理性”在西文中涵盖“reason”和“rationality”两个同根的词，分别对应于广义与狭义：前者自古希腊起便是宏大的、看护着人与世界之自由统一的广义理性；后者却是近代以来以人与世界之对立为特征的狭义理性，它凸显主体性，不是理性的全部，却遮蔽着理性的上升功能，实为合理性。在“‘文革’是理性的”一语中，被概括为“文革”特征的“理性”，是在狭义上使用的，指“领袖一句顶一万句”对人的民主意识的僭夺。而在“‘文革’是非理性的”一语中，那被认为不应被“非”的“理性”，却在广义上使用，乃有感于“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对人的生存尊严的蹂躏，而呼唤着有力量保障个体自由的完整理性的出场。这就终于引导学生发现，两个命题表面上的矛盾，不妨碍它们在问题逻辑上异曲同工：深入反思理性的狭义，正是为了积极创造理性的广义。
由这个叙事过程回到尼采。发动着非理性转向的他，之所以一反传统而主张理性源于非理性，是看到苏格拉底以来科学主义知识论盛行带来的掩盖生命真相的负面效应。这一诉求有明确针对性(科学主义)，其对“非理性”一词的使用也相应具备特定范围与限度，所“非”之“理性”是以科学主义为标志的合理性，即只批判着以科学主义为典型形态的狭义理性，而并未否定广义理性。看清楚这一点的前提，是我们已通过上述叙事澄清了“理性”的两种不同含义。这个“文革”的文学性叙事情境，帮助还原了尼采非理性主义文论所面对的基本问题。
但意犹未尽的学生还将进而提出这样的问题：尼采虽为广义理性的合法存在留下地盘，却为何终究未达至它?对此，仍可以接着上面的文学性叙事情境讲。我们继续引导学生看到，正如刚才的现场反应所示，这对命题被提出来后不仅存在冲突，而且反命题至今特别引发着习惯性单一认同，这个事实显然表明很多人对正反命题仍是习惯于各执一端、用一方去反对另一方的。对“文革”性质在认知上的这种偏差，内在于多种关于“文革”的片面化看法中，又表明“文革”虽已成为历史，人们思考问题仍残留着非此即彼、非自由的二元论思维模式。这也正是尼采文论的思想局限：它尚未实现人的自由这个终极诉求。在非理性转向的理论谱系中，它迈出了通往个体自由的第一步，也仅第一步而已，其身心二元论局限使之无法真正实现人与世界的自由融合，后一任务历史性地落在了他之后的20世纪思想家肩上。甚至可以设想，倘若向西方学生同样讲解尼采，我们也尽可以把叙事情境换成纳粹——尼采的非理性主义曾遭法西斯利用，他每每显得偏激的论述，没有充分考虑到、或许也根本无意于考虑到后人对权力意志可能作出的误读与不正当张扬，不正说明他的文论有不自由的一面、而一种理论对问题客观面貌的观看也始终有局限因而不完全吗?在此，现场朴素而真实的第一反应便提醒学生，非理性主义本身并不必然带来人的自由，它对问题的角度化的观看，没有穷尽问题的内涵。
这个揭示尼采文论思想局限的过程，就是面对尼采文论的批判性吸收过程，也就是还原问题逻辑与追寻价值意义的一体化过程。选取“文革”或纳粹这两个重要的人文事件为文学性叙事情境，都在视野立场上体现出今天讲解尼采非理性主义文论时不可或缺的价值意义指向，即对人的自由的积极筹划。要使关于尼采文论的讲授不停留于知识性与技术性层次，我们便离不开这份思想的烛照。而它来自文学性叙事。从而，文学性叙事将有助于学生更好地理解尼采的非理性主义文论。一个文论难点遂在理论的文学性叙事中得到落实。
这个实例显示出文论叙事化的两点基本保证力量，它们分别从观念和方法上保证着文论作为理论的文学性特征，而值得在文论研究与教学中积极践行与贯彻。
在观念上，文论有必要重视复杂性思维。上面的实例由尼采的非理性主义文论引出中国的“文革”，可能会让习惯于作直接理论交代的人产生厌烦的第一反应，颇有何须如此煞费周章的不以为然感。殊不知，将理论还原为问题，正是为避免理论常见的那种简化倾向，防范其作为思辨叙事容易落入的大叙事形而上学窠臼，而看护住问题的客观全貌，追究起来，这种看似革新的努力实为理论的返璞归真。因为，与后世以直线、透明与简明为标志的纯粹理性相反，人类原初的智慧乐于保存复杂、易变的偶然因素，呈现出注重复杂性的迷宫思维特征，而成为人类最初的“叙事形式”③。这样的叙事本质上是一种寓严肃于轻松的游戏。若联系赫伊津哈有关文化起源于游戏的著名思想看，有理由确认文学性叙事正是理论文化的源头。确实，问题本身从不为某种理论而预设，被复杂的问题所相应决定的复杂性，才是理论研究与教学的常态。人为的抽象与化约，虽为理论思维惯于采用，却很可能并不曾真正面向生活世界中的问题本身。科学主义在当今思想视野中的式微，便有力证明着这类清晰的简明的可疑。这也是埃德加·莫兰等当代学者明确提出复杂性思维范式的原因。基于此，理论的文学性恢复着理论的复杂性，便为一个价值失范的时代主动保存着世界的真理性。
在方法上，文论则有必要重视个体性与个案性的协同参与。上面的实例包含对一系列以“文革”为主题的文学故事的叙述，在传统文论研究与教学格局中似乎显得别致、另类，但其实属于现代理论精神的题中应有之义。只要试图确保理论的文学性，我们就必然是立足于个体本位讲述着一个个鲜活个体的故事，这是一条把作为理论的文论从宏大叙事中拉回来的行之有效之道。威廉·詹姆斯的《宗教经验之种种》不是文论著作，但其对神秘经验的个体体验性描述无疑值得文论思考“非理性转向”时借鉴。然而，受到“反思重于描述”的古典传统观念掣肘，这种方法长期以来没有得到必要的伸张，常被视作对理论的干扰，这就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狄尔泰以来人文研究较之科学研究更应重视体验与理解的方法论原则。与个体性相映成趣的是个案性。作为问题与理论的中介，个案内含着问题的逻辑脉络，可以被理论话语进行生动的叙事，有了它，一种文学性谈论变得可能。弗洛姆的《人类的破坏性剖析》也不是文论著作，但其中关涉的爱生性思想，是注重人的生存活动的现代文论的重要资源，当面对作者围绕希特勒恋尸症这一经典个案展开的精彩叙事时，我们对个案将使文学性穿透文论这一点获得了确切的信念。
我相信这是一条可以在更高层面上有机整合以往文论问题的后理论之路，也是一个将使21世纪我国文论研究与教学在学术前沿上获得有效融合的联结点。理论之后，是理论的文学性。让我们以此为契机推进属于人文思想事业的文论研究。
注释：
①参见赵汀阳《二十二个方案》，辽宁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可为之提供的一个著名佐证是，不轻易荐书的钱钟书在20世纪80年代向三联书店郑重推荐翻译出版美国哲学家马修斯的《哲学与幼童》一书，该书以文学性叙事方式证明，哲学基本问题即幼童面对世界伊始心生之谜。
②这方面的国内力作，至少可推钟毓龙《上古神话演义》(浙江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与梁衡《数理化通俗演义》(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两书以文学性的章回体演义笔法，娓娓叙述我国浩瀚的上古神话谱系与人类数千年自然科学思想的演进历程，社会反响极佳。
③雅克·阿达利：《智慧之路——论迷宫》，邱海婴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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