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20个重点城市群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关系研究_环境污染论文

我国20个重点城市群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联动关系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环境污染论文,经济发展论文,城市群论文,重点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9.9 [文献标识码]A

      中国的城市群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伴随国家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到较高阶段的必然产物，已成为我国参与全球竞争与分工的基本地域单元。从国家“十一五规划”首次出现“城市群”概念，到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和《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把城市群确立为推进国家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形态；再到进入“十三五”，国家发改委牵头编制20个重点城市群的发展规划，城市群被赋予的战略地位日益重要，其发展迎来前所未有的机遇。然而当我们倾心于城市群带来集聚经济效应时，还需清醒地意识到伴随城市群高速度、高密度、高强度的发展，其已见与未见的生态安全风险逐渐蕴藏。那么中国城市群的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能否给予分析与刻画，就成为一个重要的科学命题。在此，本文以我国20个重点城市群为研究对象，通过聚类分析对20个城市群加以特征分类，并对各类城市群进行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拟合，以求定量挖掘各类城市群的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关系以及未来发展趋势，从而为我国未来城市群相关规划政策制定提供参考支撑。

      1 研究文献综述

      1.1 城市群与环境关系研究

      城市群是一定区域内城市的集合体，人口密度和经济强度需要大量的能源支撑，对环境造成极大的压力，产生了更为复杂的环境问题。2008年郑斌分析了城市群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指出人口密集、产业趋同和资源利用的同质性造成了环境污染和资源紧张，认为现阶段城市群环境问题已经不能单靠个别城市来解决，必须构建城市群环境合作机制。[1]2011年周敏认为城市群环境问题主要有4种：水环境的污染叠加问题；热岛群污染；固体废弃物的集聚强化污染；土壤的迁移扩散污染。[2]

      目前将单个城市群作为环境研究对象的成果居多，如2002年王树功等以珠江三角洲城市群为例，分析其发展现状及存在环境问题，提出珠三角城市群资源环境一体化的框架和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对策。[3]2009年王西琴等采用协调发展度评价模型，对成都平原城市群及城市群所包括的7个城市的协调发展状况进行了定量评价。[4]2014年王余慧通过分析中部地区576个市县的经济效益、环境影响及其溢出作用，梳理了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以及城市群中心城市对周边城市环境溢出影响。[5]2014年白永亮等人基于EKC理论，探讨长江中游城市群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关系及其趋势，并从规模效应、结构效应、技术效应等三个方面分析并解释了环境污染变化的深层次原因。[6]2015年于肖肖综合评价川渝城市群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水平，并研究了城市群内重点城市重庆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关系，对川渝城市群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问题提出建议和对策。[7]

      1.2 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关系

      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以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形式广为人知。Crossman和Krueger(1993)通过研究42个国家横截面数据发现环境恶化与经济发展存在“倒U型”关系，即环境恶化随着经济发展先上升后下降，这一现象被称为“环境库兹涅兹曲线”。[8]

      “环境库兹涅兹曲线”理论认为：当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时候，环境污染的程度较轻，但是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环境污染由低趋高，环境恶化程度随经济的增长而加剧；当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后，也就是说，到达某个临界点或称“拐点”以后，随着人均收入的进一步增加，环境污染又由高趋低，其环境污染的程度逐渐减缓，环境质量逐渐得到改善。环境库兹涅兹曲线为研究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有用的探索方向，此后很多学者开始利用环境库兹涅兹曲线原理研究各国或各区域经济发展对环境污染的影响。

      目前国内学者关于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都是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基础上进行的，主要从验证倒“U”型曲线是否存在和探索新的曲线特征两方面入手进行研究。代表性研究如图1：

      

      图1 环境库兹涅兹曲线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从表1中可以看出国内有关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实证研究，主要有以下方面：

      (1)大部分学者都从时序角度研究中国是否存在环境库兹涅兹曲线特点；

      (2)部分学者近年来开始关注环境库兹涅兹曲线的空间分布特征；

      (3)部分学者在衡量环境污染水平时，多选取“三废”等指标，并分别进行拟合，并不能综合客观地评价地区的环境污染情况。

      从时序角度上检验一个国家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参数指标，往往是从整个国家的平均水平去考虑，而忽略了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环保投入等地区性差异，这将不利于区域间的环境保护。目前也有学者分省份、分区域进行研究，如李玥冰按经济发展程度的不同将中国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并研究三个区域的环境库兹涅兹曲线，发现东、中、西部地区的EKC曲线达到转折点时的人均GDP有所不同。[13]

      国内学者在衡量环境污染水平时大多局限于单一的环境要素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作为一个整体的大环境，其质量的决定因素应由组成该环境的众多环境要素构成。因此，如果单单考虑某单一因素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所得结论可能存在某些缺陷。宋涛等采用面板数据模型对1985-2004年我国29个省(市、自治区)六类环境指标与人均收入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人均粉尘排放量、人均

排放量和人均烟尘排放量三种指标随人均收入变化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形库兹涅茨曲线，而人均废水排放量、人均固体废弃物产生量和人均废气排放量随收入变化呈现单调上升的一次曲线。[9]

      采用不同的环境指标，得出的环境库兹涅兹曲线并不相同，难以界定区域内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的真实情况。为此，有些学者引入环境污染综合指数这一指标。杨龙、胡晓珍利用熵权法构造出我国各地区环境污染指数。[15]吴翔、彭代彦则利用主层次分析法和因子分析法估算环境污染综合指数。[16]李勇则根据美国野生生物联合会于1969年公布的空气、水和固废对人类的不同影响和三废对人类和自然环境的危害程度，1亿t废水、40亿

废气、0.5t固废(温州市环保局，温州市师范学院，温州市发展循环经济对策研究，2005年)，计算出废水、废气和固体废弃物的权重值。[10]

      1.3 小结

      综上所述，国内学者在用EKC理论进行研究时，目前大多关注分省或分区域的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针对城市群的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关系研究极少。同时，在研究城市群环境问题时，主要针对单一城市群内部分析，而全面系统地探讨中国城市群经济发展对环境的影响并提出相应对策的同样极少。因此，本文选择我国20个重点城市群的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指标统计数据进行分析，旨在研究刻画每类城市群的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的相关关系类型以及各类城市群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上的表现特征，以期为我国不同城市群规划编制及生态环境保护策略制定提供参考。

      2 研究对象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及：加快城市群建设发展，优化提升东部地区城市群，建设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世界级城市群，提升山东半岛、海峡两岸城市群开放竞争水平。培育中西部地区城市群，发展壮大东北地区、中原地区、长江中游、成渝地区、关中平原城市群，规划引导北部湾、晋中、呼包鄂榆、黔中、滇中、兰州—西宁、宁夏沿黄、天山北坡城市群发展，形成更多支撑区域发展的增长极。目前，我国已初步形成20个城市群，主要包括5个国家级城市群，9个区域级城市群，6个地区性城市群，具体情况见表2：

      

      3 研究方法

      3.1 指标体系构建

      依据指标选取的客观性、可评价性及可操作性等原则，考虑到中国城市群的环境与经济关系相关研究体系中常用指标选取的频率，本文选取工业废水、工业

、工业粉尘排放量这三个指标来反映城市群的环境状况，选取GDP指标来反映区域的经济状况，建立了评价20个城市群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关系的指标体系(数据来源：2003-2013年《中国城市年鉴》)。

      首先，根据我国20个城市群的城市名单，加总得到20个城市群的数据，其计算公式为：

      

       式中，IWW，

，ID，GDP分别表示工业废水(industrial waste water)、工业

、工业粉尘(industrial dust)排放量和GDP，i表示第i个城市群，j表示第i个城市群内的城市。

      其次，为更全面地衡量一个地区的环境污染综合程度，本文中借鉴吴翔、彭代彦的研究，利用主层次分析法和因子分析法估算环境综合污染[16]，即利用每年287个地级市的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

排放量、工业粉尘排放量这三个指标进行主层次分析，获得每个指标的权重并根据下列公式估算得到各个城市群各年环境污染综合排放水平，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POP表示环境污染综合排放水平，SCORE表示指标权重，i表示城市群，t表示年份。

      最后，考虑到各个城市群人口状况的差异性，同时将环境污染综合排放水平和GDP进行人均处理，并以人均环境污染排放水平作为环境污染指标，以人均GDP为人均收入指标进行计量分析。

      3.2 计量模型构建

      为研究我国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的空间关系，选择2013年的人均环境污染排放水平及人均GDP指标，采用欧氏距离法(Euclidean Distance)进行聚类分析，并根据聚类结果将20个城市群划分为不同的类别。以上统计分析均利用SPSS19.0统计软件完成。

      在将20个城市群聚类的基础上，为进一步探索不同类别的城市群过去10年间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的长期趋势，借助SPSS19.0统计分析软件，利用EKC曲线理论提供二次函数、三次函数、线性函数三种曲线分析方法，以人均环境污染排放水平为因变量，人均GDP为自变量，进行曲线拟合。

      4 结果与分析

      4.1 总体分析

      各态历经假说(Ergodic Hypothesis)认为：在一个充分大的空间内，同一区域不同时段的发展状态可以从同一时间不同区域的发展状态中获得识别。[18]因此，本文通过对2013年我国20个重点城市群的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指标统计数据进行分析，由于人均环境污染与人均GDP的关系并不明显，为进一步说明我国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选择城市群环境综合污染指标和总GDP进行拟合。结果如图2：

      通过选取2013年20个城市群环境污染指标和GDP数据进行拟合，基于各态历经假说，可以发现我国环境污染随着经济发展整体呈上升趋势。同时人均环境污染与人均GDP没有显著关系，可以推论中国城市群的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不是简单的线性或非线性关系，需要进一步探讨。

      4.2 聚类分析

      选择2013年的人均环境污染及人均GDP指标，将所有数据标准化处理后，采用欧氏距离法(Euclidean Distance)进行拟合和聚类分析，并根据聚类结果，基于经济发展水平和环境污染程度，可以将20个城市群划分为6类(表3)：

      

      图2 2013年我国20个重点城市群总体拟合结果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图3 20个城市群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散点图(2013年)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图3中，纵轴表示人均环境污染，横轴表示人均GDP。可以发现，在横向上，人均GDP以50000元与100000元为两个分界线；纵向上，人均环境污染为100与200为两个分界线。

      

      第一类城市群的人均环境环境污染排放水平小于100，人均GDP大于100000元。这类城市群的基本特征为：人均财富水平最高，人均环境污染排放水平较低。这一类城市群包括珠三角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这两大城市群经济实力都远高于其他城市群，人均财富水平很高；这类城市群发展历史悠久，工业基础雄厚，形成了完整的工业体系，第三产业的比重上升；这类城市群核心城市带动能力强，城市群内城市之间联系紧密，分工协作的程度较高，能够较好地进行资源配置；同时，财富积累又反过来帮助城市群可以对环境治理提供充足的投入，从而使区域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呈现较好协调水平。

      第二类城市群的人均环境污染排放水平小于100，人均GDP为50000到100000元之间。这类城市群的基本特征为：人均财富水平较高，人均环境污染水平排放较高。这一类是京津冀城市群、山东半岛城市群、辽中南城市群、哈长城市群。这类城市群的经济实力仅次于珠三角和长三角城市群；山东半岛城市群、辽中南城市群、哈长城市群工业基础雄厚，工业体系健全，是我国重要的工业基地，京津冀城市群京津工业实力雄厚，河北各市都在推进工业化进程；这类城市群核心城市经济发达，但城市群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城市间的分工合作。未来在迈向第一梯队水平的进程中，将面临经济质量与环境质量双提高的巨大压力。

      第三类城市群的人均环境污染排放水平小于100；人均GDP小于50000元。这类城市群的基本特征为：人均财富水平中游，人均环境污染排放水平较高。这一类城市群有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海峡两岸城市群、关中城市群、中原城市群、江淮城市群、北部湾城市群、黔中城市群。这一类城市群经济实力排名靠后，人均GDP不高，经济发展滞后；这类城市群经济发展滞后，经济发展带来的环境问题较不严重；这类城市群都是当地自然环境禀赋较好的区域，由于历史上工业开发程度相对较低，所以对环境破坏不大，仍具有一定的环境承载力容量，未来发展应避免为了GDP而走上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应加大力度深化探索新型工业化与城镇化路径。

      第四类城市群人均环境污染排放水平在100到200之间，人均GDP小于5000元。这类城市群的基本特征是：人均财富水平较低，人均环境污染排放水平高。这类城市群有滇中城市群、兰西城市群、晋中城市群。这类城市群经济实力落后，人均GDP排名靠后；滇中城市群土地、水等资源分布不均，加上人口众多，人们不合理的开发，使得生态环境更加脆弱[19]，兰西城市群和晋中城市群都位于水资源较少的中西部地区，这类城市群环境承载力弱，经济发展特别是工业的发展，对资源型开发依赖较重，特别是晋中城市群近10年对煤炭资源的依赖，虽然财富有所增加，但给当地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压力，威胁着可持续发展。如何摆脱资源型经济的路径依赖与锁定，是此类城市群面临的最大挑战。

      第五类城市群的人均环境污染排放水平大于200，人均GDP在50000到100000元之间。这类城市群的基本特征是人均财富水平较高，人均环境污染排放水平很高。这类城市群包括天山北坡城市群、呼包鄂榆城市群。天山北坡城市群是新疆经济发展的增长极，近年来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推进，集聚了新疆大部分的城市人口，人口和经济密度的大幅提高，同时也增加了当地的环境污染[20]。呼包鄂榆城市群依托当地丰富的煤炭等自然资源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不可避免地带来严重的环境污染。虽然此类城市群依托当地资源和优惠政策，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但这种增长是粗放式发展，不仅给当地环境造成很大污染压力，更使此类城市群深陷转型动力困境。

      第六类城市群人均环境污染排放水平大于200，人均GDP小于50000元。这类城市群的基本特征是人均财富水平较低，人均环境污染排放水平很高。这一类城市群包括宁夏沿黄城市群。宁夏沿黄城市群是我国能源及原材料产地，是支撑西部大开发的战略要地。但长期以来，为追求工业化所带来的经济利益，对当地资源进行的粗放式开发利用，使宁夏沿黄城市群面临生态环境污染严重与经济发展滞后的双重矛盾，是20个城市群中最需给予关注、推动转变的城市群。

      4.3 环境库兹涅兹曲线拟合分析

      为进一步挖掘中国城市群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的联动关系，基于上述聚类结果，下文基于EKC理论，将人均环境污染作为因变量，人均GDP作为自变量，进行曲线拟合，从时序角度对中国城市群经济发展和环境污染的动态关系进行研究(图4)。

      

      图4 我国20个城市群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关系拟合曲线

      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4.3.1 第一类城市群拟合分析

      这一类城市群包括珠三角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这类城市群的基本特征为：人均财富水平最高，人均环境污染排放水平较低。

      这类城市群的人均环境污染随着人均GDP的上升而下降。这类城市群的人均GDP大于100000元，根据环境库兹涅兹曲线，当人均GDP越过“拐点”，人们对环境的要求变得更高，因此会拿出更多的资金进行环境治理。这是这类城市群环境污染随经济发展而减少的一个重要原因。此外，这类城市群核心城市带动能力强，大城市多，能更好地进行环境治理和管控，在治污成本上也有规模优势。而且，这类城市群工业体系早已形成，都在推进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等产业发展，促使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环境污染得到了有效治理。

      

      4.3.2 第二类城市群拟合分析

      这一类城市群包括山东半岛城市群、辽中南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哈长城市群。这类城市群的基本特征为：人均财富水平较高，人均环境污染水平排放较高。

      山东半岛、辽中南城市群和哈长城市群的人均环境污染与人均GDP的拟合效果并不明显，通过对原始数据分析，发现这三个城市群2003-2013年的人均污染程度变化不大，其标准差远小于其他城市群，一定程度上说明这类城市群的环境污染得到较好控制，但三者是我国重要的工业基地，短时间内工业仍是这些城市群的发展重点，工业带来的环境污染难以消除。京津冀城市群中北京、天津工业实力雄厚，而河北各市与京津发展差距很大，都在拼命推进工业化，以钢铁产业为例就已严重产能过剩，近年来以雾霾为标志的环境污染持续严重，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京津冀城市群还处于库兹涅茨曲线爬坡上升的艰难路径中。

      4.3.3 第三类城市群拟合分析

      这一类城市群包括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海峡两岸城市群、关中城市群、中原城市群、江淮城市群、北部湾城市群、黔中城市群。这类城市群的基本特征为：人均财富水平中游，人均环境污染排放水平较高。

      通过对这类城市群2003-2013年人均环境污染与人均GDP进行拟合，拟合结果见上表。长江中游城市群和江淮城市群人均污染与人均GDP的拟合效果并不明显，通过对原始数据分析，发现这两个城市群2003-2013年的人均污染程度变化不大，其标准差远小于其他城市群，说明这类城市群的环境污染得到控制。海峡两岸城市群的拟合效果不理想，但其人均工业废水排放量和人均工业

排放量都与人均GDP呈先上升后下降的关系，人均工业烟尘排放量与人均GDP呈上升趋势。黔中城市群人均工业废水排放量和人均工业烟尘排放量都与人均GDP呈先下降后上升的关系。结合各个城市群环境污染和经济发展的拟合曲线形状及相对应的人均GDP，可以发现这类城市群环境污染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可以描述为：上升—下降—上升。在经济发展初期，城市群里各个城市联系不紧密，每个城市都关注发展工业，带来了较大的严重污染。到中期，资源开始在核心城市实现集聚，这种集聚带来的规模化一定程度上使得污染减少。但随着进一步的发展，城市群体各个城市又开始进入一种分散式的工业竞争发展，城市群间良好的分工协作机制又未形成，污染又开始增加。

      

      4.3.4 第四类城市群拟合分析

      这一类城市群包括滇中城市群、兰西城市群、晋中城市群。这类城市群的基本特征是：人均财富水平较低，人均环境污染排放水平高。

      将滇中城市群、兰西城市群和晋中城市群的人均环境污染和人均GDP进行拟合，结果见上表，可以发现，这类城市群随着经济的发展，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晋中城市群拟合效果较差，但其工业废水、工业

和工业烟尘的排放量都随着GDP的增加而增加。

      这类城市群的环境承载力都较弱，滇中的水文环境脆弱，兰西和晋中城市群都位于缺水干旱的中西部地区。这类城市群一般依托当地的自然资源进行发展，比如生物资源和矿产资源。但对自然资源的开发方式粗放，给生态环境带来了严重的破坏与污染，而严重的环境污染反过来又抑制了经济的发展。这类城市群产业结构资源经济特征明显，陷入资源陷阱的发展将继续恶化环境，而不断加剧的环境问题也将制约经济的长期发展，所以未来如何打破这种恶性循环是重中之重。

      4.3.5 第五类城市群拟合分析

      第五类城市群的基本特征为：近年经济增长快速，环境污染很严重。这一类城市群包括呼包鄂榆城市群和天山北坡城市群。由于人均环境污染物与人均GDP的关系并不明显，为进一步说明呼包鄂榆城市群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选择城市群环境综合污染指标和总GDP进行拟合得到表8。

      

      目前，此类城市群环境污染随着经济发展而上升，尚未达到环境库兹涅兹曲线的“拐点”其城市经济实力在20个城市群里排名中上，与近些年依靠煤炭等资源开发带来的暴发户型增长不同，其经济基础依然十分单一脆弱。天山北坡和呼包鄂榆城市群依托当地丰富的自然矿产资源储备和国家优惠政策扶持，虽然近年来经济得到快速发展，但其生态环境承载力是十分脆弱的，这种依赖资源、爆发式经济发展模式给当地环境造成了极大透支，后续转型发展压力巨大。其中，天山北坡城市群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经济发展的增长极，也是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中的重点发展区域。近年来随着对口援疆政策、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推进，天山北坡城市群成为我国西北地区人口分布、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集中区。随着经济的发展，其环境资源承载力也在下降，造成的环境污染终将抑制天山北坡城市群进一步的经济发展；而呼包鄂榆城市群主要依托当地资源延伸产业链，形成煤化工、煤制油、天然气化工、氯碱化工等优势主导产业链。要改善呼包鄂榆城市群经济发展对环境的影响，就要合理调整产业结构，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实现深加工和技术升级。

      4.3.6 第六类城市群

      这一类城市群仅有宁夏沿黄城市群，基本特征是人均财富水平较低，人均环境污染排放水平很高。

      宁夏沿黄城市群历年(2003-2013年)的人均GDP均小于全国20个城市群的均值，其发展程度较低，但其人均污染排放却名列前茅。

      宁夏沿黄城市群是全国重要的能源化工和煤炭基地，也是西部大开发的重要节点，国家大力扶持其经济发展。宁夏沿黄城市群位于西部干旱地区，水资源缺乏，生态环境容易遭到破坏。近年来，宁夏沿黄城市群在国家政策的扶持下，经济发展水平得到提高，但其产业基本上属于资源导向型，依赖当地的自然资源，极易造成环境污染，给脆弱环境带来难以挽救的局面。如何避免当地政府为了经济发展考核，陷入更深的资源陷阱是一个重大发展课题，也是迫在眉睫的现实要求。

      5 结语与建议

      本文基于对我国20个重点城市群的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联动关系加以类型分析以及对各类城市群发展的环境库兹涅兹曲线拟合，发现由于我国城市群的环境状况和经济基础存在差异，不同类型的城市群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的拟合关系不相同。经济基础雄厚且环境承载力较强的城市群开始进入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良性互动阶段；而环境承载力弱的城市群，却依然因其经济发展极易造成严重环境污染。为此，结合上述发现，笔者对我国城市群未来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提出以下建议：

      首先，对城市群的定位与作用应有“一分为二”的清醒认识。城市群可以整合城市群内各个城市的资源，加强城市间的联系和合作，实现资源要素的合理分配，还能够通过产业集聚和人口集聚的密度效应产生集聚经济效应。但城市群人口和产业的过度密集，也会导致资源环境负荷过大，环境质量退化，给环境带来巨大的压力，当集聚超出环境承载力时，会出现水、气、热、土壤、固废等一系列污染叠加、强化等更为复杂的城市群环境问题。因此，在规划建设城市群时，必须从环境承载力出发将城市群的环境容量底线与生态空间红线加以明确，作为核心原则并力争赋予法律效力，约束与指导城市群及各个城市发展定位、目标以及各个专项规划的编制与实施。

      其次，城市群规划编制应基于城市群阶段特征与现实需求，对不同类型分而治之。对于第一类和第二类城市群，这两类城市群人口密度和经济密度过高，资源环境负荷过重，环境承载力较低，应该进行存量与增量的双优化，从而进一步提升发展质量与效益，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更好的耦合。第三类城市群环境承载力较强，正处于经济发展的起步上升阶段。应用好宝贵的环境容量剩余量，根据国家主体功能区战略，对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强、集聚人口和经济条件较好的城镇化地区应该做好区域规划，确立进入门槛，选择优质产业引入，避免发展弯路。对于四、五类城市群，当务之急是避免深陷资源陷阱，打破对资源型经济的依赖，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实现平顺转型。对于第六类城市群，鉴于宁夏沿黄城市群紧邻母亲河黄河的敏感区位，同时自身经济实力羸弱，国家应加强定向扶持，推动其走出困境，避免陷入贫穷—污染的恶性循环。

      再者，我国城市群环境治理应该明确重点，优先解决。对于环境污染形势严重的城市群，例如天山北坡城市群、呼包鄂榆城市群、晋中城市群，应该重点关注环境治理，避免环境进一步恶化，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同时关注城市群内的核心城市，核心城市对整个城市群区域有带动辐射的作用。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要尤其注意引导核心城市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对周边城市提供帮扶支持，带动整个城市群又好又快发展。此外，在环境治理过程，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各有侧重。如天山北坡城市群依托其丰富的石油、煤炭等矿产资源，采掘业发达，相应的空气污染也格外严重，在治理过程中应关注大气污染治理，实行工业废气和工业粉尘污染排放的总量控制。

      最后，加强城市群跨界环境协作制度建设与创新，实现区域共生共赢。城市群的环境问题复杂而特殊，环境污染没有明确的界限，产生的环境污染会出现叠加效应并在整个区域内扩散，若想真正有效治理，必须打破行政区经济束缚，建立命运共同体理念。譬如先前我们规划编制中常常用到的风玫瑰图，指导工业布局选址要置于城市主导风向的下风向，但今天这种方式还可行么?毫无疑问，城市群的环境问题已不能再仅仅盯着自身一亩三分地思考问题，需要在整个区域实现共识、共建、共治。为此，建立城市群内区域环境合作，设立区域管理机构，共同解决城市群环境问题应是城市群规划编制与实施的重点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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