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进入与我国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战略性论文,产业结构论文,外资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章编号：1003－6636（2002）03－0001－04；中图分类号：F832.6，F062.9；文献标识码：A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国际经济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突出地表现在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增强，全球范围内产业结构调整不断加快，使得我国利用外资的形式出现了较大变化，由过去通过对外借款、创办“三资企业”来利用外资，发展到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逐渐占主要地位。为了适应新形势的需要，笔者拟对“外资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这一前沿理论问题发表自己的一管之见，就教于广大同行。
一、传统的“双缺口模型”理论不应再充当我国利用外资的根据
中国为什么要大量吸引外资？理论界迄今还存在着一种流行的观点，即为了弥补国内建设资金的不足，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增加就业。这一观点来自于国外的“双缺口模型理论”。
二战结束后，在凯恩斯主义和前苏联工业化模式的影响下，西方经济学家十分重视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有的学者甚至提出，物质资本是决定经济增长的惟一条件。这一思想在“哈罗德－多马模型”、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论”、罗森斯坦－罗丹的“大推进理论”和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中均有反映。钱纳里和斯特劳特依据凯恩斯的国民收入均衡分析和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认为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受储蓄、投资、出口和进口四个要素的影响，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三种形式的约束：储蓄约束（即国内储蓄不足以支持投资的扩大）、外汇约束（即有限的外汇不足以支持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进口）和吸收能力的约束（即缺乏必要的技术、企业家和管理人才而无法有效地利用各种资源）。他们重点考察的是储蓄约束和外汇约束，并且认为只有大力引进外资，才能使储蓄缺口和外汇缺口在既不削减国内投资和进口，又能促进经济迅速增长的情况下实现平衡。这就是所谓的“双缺口模型”。这一理论揭示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初期各种问题存在的关键，基本上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例如，1979年我国城乡居民存款只有200多亿元，全国有3亿多文盲，整体科技水平比西方发达国家落后近半个世纪。因而，“双缺口理论”顺理成章地成为指导我国引进外资的基础理论。
对于这一理论本身所包含的内在缺陷，作者在此姑且不作探讨。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蓬勃发展，现实的经济环境毕竟比二十多年前有了根本性的改善。例如，2001年我国老百姓的储蓄存款已经超7 万亿元，国家外汇储备高达2122多亿美元，各项存款余额达到14万亿元，而同期各项贷款余额只有10.9万亿元，银行存贷差额近3万亿元。 中国国内资金过剩也可以从大量国内资本外逃看出。据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1990 －2000 年我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误差与遗漏”的数额超过1300亿美元，同期我国实际资本外逃数肯定要超过这个数目。实证数据还表明，我国长期奉行的“市场换技术”的策略不很成功且将来难度越来越大。我们出让国内市场份额较大，但真正得到的先进技术很少。一些发达国家把过时的、落后的技术设备转让给我国，有的技术甚至在几年、十几年前就已经被淘汰了，即使转让的是较为先进的技术，发达国家仍然控制着关键技术，或者已经有了更新的技术。从我国目前的技术态势中不难发现这一点。中国和东南亚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经济增长主要是靠资金和劳动力的高投入带来的，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仅为35％左右，而发达国家普遍超过50％，日本为60％，美国高达70％。
利用外资可以减轻我国庞大就业压力的观点现在也需要加以修正。20世纪80年代对外借款一度成为我国利用外资的主要方式，1979－1991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661亿美元，其中对外借款478亿美元，占72.3％，外国直接投资183亿美元，占27.7％。进入20世纪90年代，伴随着各种投资软硬环境的不断改善，外国直接投资逐渐居于主要地位。在90年代中期以前，中国大陆大约有80％的外国直接投资来自于其它亚洲国家的中国公司，而来自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仅占8.2％。当时国家实施的是要求外商自求外汇平衡、鼓励出口的政策，港台资本从事“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基本上不与大陆企业竞争，外资确实改善了中国的国际收支平衡状况，大量增加了社会就业机会。从90年代末期开始，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日趋占主导，它们瞄准的是中国巨大的潜在市场。由于中国入世后，对原有法律进行了修订，放弃了对外资原材料当地采购、产品出口和外汇平衡的要求，外资与内资企业在国内市场上竞争激烈化，这一切对举步维艰的国有企业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据胡鞍钢的研究，中国产出增长的就业弹性呈不断下降之势，在20世纪80年代就业弹性为0.32，到了90年代中期就业弹性已降至0.14，1999年就业弹性更降至0.05。由此看来，外资增长再难以有效地吸纳社会就业。加上，跨国公司所雇用的只是国内重点大学的“精英”人才，被其挤垮的国有企业所下岗的却是广大的普通剩余劳动力，二者相比不可同日而语。有的学者认为，在“十五计划”期间， 外资可能会造成全社会失业人员净增500万人。
传统理论必须创新，与时俱进。否则，既无法解释中国的现实，也可能误导实践。国际经验表明，在人均GDP800～1500美元的发展阶段是进行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要时期，经济结构的调整无疑成为我国今后经济工作的主线。用求真务实的态度，充分认识外资对我国产业结构所带来的冲击，并采取切实有效的对策，于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生死攸关。
二、正确认识外资对我国产业结构的冲击
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经济全球化究竟给我国带来怎样的影响？理论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可是谁都没有否认经济全球化以跨国公司为主要载体，经济全球化实质是跨国公司生产经营活动的全球化。据2000年联合国贸发会报告，现有跨国公司约6.3万个，其设在境外的分支机构将近70万个，控制着全球50％以上的国际贸易、60％以上的技术贸易、90％以上的国际投资，跨国公司拥有的流动资本超过世界上所有国家中央银行外汇储备的2倍多。 我国理论界一直关注跨国公司给我国产业结构调整所带来的机遇，对其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普遍认识不足。
当前我国产业结构升级所面临的最大难题就是产品过剩的压力。从1997年开始，中国彻底结束了长期困挠着我们的短缺状态，进入全面过剩时期。经过5年扩大内需，市场上产品供求失衡状况仍未改观。 根据2001年国内贸易局的统计，在国内市场600多种主要消费品中， 供大于求的商品占80％，供求基本持平的商品占20％，没有供不应求的商品。产品过剩背后隐藏的是生产能力的严重过剩。据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半数行业生产能力利用率不足60％，其中生产能力利用率在50％以下的商品有录像机、洗衣机、彩电、内燃机、汽车、机床等等，小型电子计算机的生产能力利用率仅达3.3％。绝大部分学者把生产过剩归结为国内企业还没有完全摆脱计划经济的影响，树立起“按需定产”的思想。这种观点从整体上讲是正确的。笔者认为，外资对我国当前过剩经济的贡献也是“功不可没”，这一点往往被人们忽视了。二十多年来，外资与我国经济结构的变动总是息息相关。1979年我国在作出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也作出了创办四个经济特区和大力引进外资的决定。1979－1983年在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开始前，中国利用外资总额已有146亿美元，并且以后对外开放一直充当了国内经济发展的“引擎”。20世纪80年代初期简单消费品工业的成长和80年代中期以后耐用品工业的壮大都是如此，在1992年总设计师南巡后表现最为突出。受“胆子要大一点，步子要快一点”精神的激励，中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创历史新高。1993年为257.6亿美元，而且以后一年高过一年，1994年为337.7亿美元，1995年为378亿美元。外资的大量进入的确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但也对我国产业安全带来了负面影响。在“短缺经济”时代，外商生产的产品主要是为了出口，加上当时外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不高，所以外资尚不足以对中国产业安全构成威胁。当“过剩经济”出现，面对国内投资和消费萎靡不振，政府又要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来对付日益严峻的就业压力，大规模引进外资是唯一选择，一时间外资和外贸在我国经济中的地位大幅度提高。到1999年底外贸占GDP比重上升到34.0％，二十年共引进外资4596亿美元，现在中国是除美国以外资本流入最多的国家。世界最大的500家企业已有400家在中国落户，外资企业占领了中国90％的电讯市场、40％的饮料市场、50％的洗涤市场等等。跨国公司对我国产业安全的影响再也不能等闲视之。
我们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当前的过剩是建立在大量进口的基础之上的，高档消费品和先进生产设备绝大部分依靠进口。外国跨国公司扩大在华投资，要占领的就是这些市场。传统的国际分工是按产业进行的垂直分工，例如“发达国家工业－发展中国家农业”这一形式；二战后向部门和行业水平分工方向发展；跨国公司产生后，则使国际分工向企业内部延伸，跨国公司从其全球发展战略目标出发，在世界各地组织生产和销售。根据美国学者邓肯的观点，跨国公司通过知识产权、核心技术和营销网络等优势将境外所有的分支机构和生产环节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这样设在东道主国的企业变成了母公司的一个生产车间。跨国公司本身是一个超级经济实体，对世界经济的影响程度比一些小的发达国家还要大。如，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总产值超过了芬兰和丹麦。中国企业成为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生产车间，短期内的确提高了技术和管理水平，促进了经济增长，同时也使生产过剩状况从普通行业延伸到高科技领域，国内高档消费品和先进设备市场将成为各跨国公司商战的战场，这对于还处于幼年期的中国高新产业的发展无疑极为不利。据美联储2001年5月份公布的统计资料， 美国高技术产业的设备利用率已连续10个月下降，降到70.3％，为25年来的最低水平。微软、惠普等140 多家跨国公司在中国设立了研究开发中心，准备扩大在华投资。长期来讲，沦为跨国公司的生产车间，将会在国际分工中处于较低层次，成为发达国家的经济附庸，对于人口众多的中国来说也是不适合的。
跨国公司在华直接投资绝非免费的午餐，还影响着中国未来产业发展的资源和金融安全。由于我国人口众多，人均占有资源量十分低下，加上现阶段技术和管理水平落后，造成了物耗和能耗过高，我国资源短缺状况随着经济发展会加剧。2000年中国石油进口总量突破7000万吨，考虑到将来汽车大规模进入家庭，据预测，到2015年和2020年我国石油的年进口总量可能要分别达到1.8亿吨和2.5亿吨。已探明的45种主要矿产到2010年可以基本满足需要的只有21种，到2020年时仅为6种。 很多发达国家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不开采，热衷于从国外进口，跨国公司有不少到中国来是开发自然资源的，如果任凭其发展下去，显然会对中国未来的资源安全构成威胁。跨国公司也影响着中国未来的金融稳定。据杨帆的计算，目前外商投资的利润大约为2000亿元，只有10％左右换成外汇汇出，其余留在国内再投资了，5年之后会达到1万亿元人民币，相当于国家的全部外汇储备。如果遇到突发事件，要求集中兑换，难免诱发外汇金融风险。
三、我国今后利用外资的终级目标是增强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学者们习惯于将我国经济境况同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进行简单的对比，企图从中发掘赖以指导中国经济建设的规律。例如，1999年三大产业占我国GDP的比例为17.7：49.3：33.0， 而发达国家第三产业占GDP的比率普遍超过60％，美国1999年度高达75.8％。因而， 许多学者提出应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尽快扩大这一领域对外资开放的程度。殊不知，发达国家现今的产业结构状况是几百年长期经济发展的结果。从经济发展最终的趋势来讲，我国也会走向这一道路，可是在短期内无法达到。根据《十五计划纲要》，第三产业占GDP 和全社会从业人员的比重2005年分别为36％和33％。刘国光等学者预计，第三产业只有在2040年左右才可能占主导。按照这一理论，在这段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我们在产业结构调整方面岂不是毫无建树。中国三大产业与发达国家相比，都有很大的差距，表现在我国农业的基础地位薄弱，工业整体素质不高，第三产业发展滞后。在工业发展领域，也存在着一种流传久远的理论，认为我国的经济特点是劳动力充足、资本不足和技术落后，劳动密集型工业是我国的比较优势所在，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工业是我国的弱项，因而对前者来说是如何实施“走出去”战略，后者才是我国“引进来”的重点。这一理论乍一听起来很有道理，其实经不起反复推敲。虽说近年来发达国家纷纷将不具备竞争优势的传统产业转移出去，发达国家仍然存在着相当规模的传统产业，如美国佐治亚州的地毯制造业、瑞士的钟表业、意大利的纺织服装业和瓷砖业等按我国传统的产业分类法，肯定归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发达国家都用高新技术进行了改造，使这些行业同时呈现出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的特色，我国与之不在同一竞争层面上。又如，我国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并非总是处于劣势，在高能物理、商用通讯卫星发射等为数不少的领域，我国处于绝对领先水平，这些行业过去成功地“走出去”了。外资要抢占的中国市场决不仅限于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还包括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也有沦为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生产车间的倾向。
其实，我国与发达国家最大的差距在于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不强。据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发表的《世界竞争力年鉴》，近年来中国的国际竞争力总水平有下降的趋势。在参评的476个国家和地区中， 中国1998年排名为24，1999年为29，2000年为31。国家国际竞争力下降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产业国际竞争力差所决定的。当然，产业国际竞争力差又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就我国现实情况而言，则与以下因素有关。一是“大而全、小而全”重复建设现象没有得到彻底改变，造成了地区产业结构趋同现象十分普遍。1996年沿海与中部地区产业结构相似度为0.935，中部与西部省区相似度高达0.979。导致了支柱产业生产集中度低，规模经济效益差。以中国的创汇大户－机电行业为例，1995年在我国GDP中所的比重仅为6.77％。而美、日、德、法四国1989 年就分别高达40.2％、44.8％、47.19％、37.6％。二是我国技术创新能力不强。企业擅长模仿胜过技术创新，中国高档医药产品有90％是仿制外国产品，每年新仿制的外国产品为30至40种。世界500 强企业研究开发资金占销售收入的比例一般为5％－10％，高科技行业高达20％到30％，1998年我国大中型企业平均为1.28％。总之，我国产业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都不及发达国家。1998年，我国最大500强企业销售收入共25853亿元，只相当于通用汽车公司和克莱斯勒公司的销售收入，全部工业资产利润率仅为1.29％，销售利润率只有3.26％。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任何一个国家再也不能关起门来搞建设。我国的产业只有通过对外开放，参与国际分工，才能提高其竞争力。中国已经成为世贸组织第143成员国， 关税大幅度降低和非关税壁垒逐步取消，是经济发展的大势所趋。因而，尽快提高我国产业国际竞争力，意义特别重要。考虑到我国地域辽阔，生产力水平参差不齐，市场发育程度不一，产业发展严重不平衡，产业结构调整应避免整齐划一的做法，在不同行业有不同的内容。
对于纺织、家电、钢铁等一般性产业来说，增强其国际竞争力的重点在于努力降低生产成本。这些行业我国暂时还无法在质量和特色上超过发达国家，低的生产成本是我国最大的竞争优势。一方面，我们要充分利用世贸组织留给我们的缓冲期，加快企业资产重组，进行技术创新、体制创新和管理创新，不断地降低生产成本；另一方面，也要注重自主知识产权、全球营销体系的建设，逐步为这些行业的跨国经营创造条件。
对于汽车、航天航空、生物医学、信息等对国民经济发展和国家经济安全具有特殊意义的战略产业，增强其国际竞争力的重点在于如何促进其成熟壮大。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十五计划纲要》规定要由国家控股。对此不要作绝对化的理解。控股并不意谓着国家垄断经营。如何在保持国家控股的前提下，采取恰当的方式，积极吸收外资特别是跨国公司的投资于战略性产业，尽快提高其技术和管理水平，看来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国际上大量的经济发展实例反复证明，幼稚产业的成长离不开政府强有力的支持。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日本“汽车王国”和“电子王国”的确立，80年代韩国造船业和电子业的壮大，都是如此。直到今天，国际上仍然流传着“可怕的日本通商产业省”、“可怕的韩国经济研究院”这一说法。以新近的例子，中国和印度软件业都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历届印度政府都把发展软件业置于优先位置，2000年印度软件出口达62亿美元，中国整个软件业的总产值不到30亿美元。当然，时代条件发生了变化，我国政府对战略性产业的扶持方式必须符合世贸组织的《乌拉圭回合农业协议》、《补贴与补贴措施协议》等文件。这又是一个新课题，很有研究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