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成帝《南巡碑》所见北魏前期禁卫武官制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禁卫论文,武官论文,北魏论文,所见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成帝《南巡碑》（据碑额，全称应为《皇帝南巡之颂》碑）是继嗄仙洞《石室祝文》之后北魏考古的又一重大发现。20世纪80年代中期《南巡碑》被发现，《考古》1987年第3期首先作了报道。其后山西省历史、考古学者又相继对之进行了考察和研究，前后一共辨认出残碑及碑阴文字共达2600余字，估计占全部碑文字数的一半左右。（注：参见灵丘县文管所：《山西灵丘县发现北魏“南巡御射碑”》，《考古》1987年第3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灵丘县文物局：《山西灵丘北魏文成帝〈南巡碑〉》，《文物》1997年第12期。）《南巡碑》碑阴题名记录了和平二年(461)三月初文成帝南巡时，在灵丘南之山下参与仰射山峰之随驾群官的官、爵、姓、名，从而提供了认识北魏前期历史极为宝贵的第一手资料，其主要的史料价值在于认识北魏前期官制及统治集团构成的实际情况，特别有助于对北魏前期禁卫武官制度及民族特性的认识。在此，主要依据《文物》1997年第12期刊载的录文，对《南巡碑》所见以幢将郎卫制度为核心的禁卫武官制度加以考察。
一、幢将
《南巡碑》所见幢将有内都幢将、三郎幢将、雅乐真幢将、内小幢将、库部内小幢将。其中内都幢将仅一见，由左卫将军兼任，其担任者为乙旃惠也拔。乙旃氏出自帝室十姓，孝文帝迁都后改为叔孙氏。从内都幢将与左卫将军叠任推断，其职与晋代左卫将军职能相当，应为负责殿中宿卫的禁卫长官。（注：参见张金龙：《晋代禁卫武官制度考论》，《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4期。）又从其名称之“都”字推断，似可认为是诸幢将之长。顾名思义，三郎幢将应就是统率三郎卫士的将领，雅乐真幢将为雅乐真将领，而内小幢将则为内小将领，库部内小幢将则显示于库部当直之内小亦有幢将。
《南巡碑》可见斛洛真军将，斛洛真为一鲜卑语音译名称。《南齐书》卷57《魏虏传》谓，“国中呼……带仗人为‘胡洛真’”。斛洛真就是胡洛真，也就是“带仗人”。按，胡、斛今音相同，上古音二字音近，故可互换。仗就是兵杖。孝文帝太和十九年(495)设御仗左右武官，当为在皇帝出行时持仗侍卫左右之武官，亦即斛洛真之类。太和前《职员令》官品表中有从五品上之宿卫军将，从六品上之宿卫统，从七品上之宿卫幢将。《南巡碑》所见斛洛真军将兼明威将军，明威将军在前令中为六品上。（注：参见《魏书》卷113《官氏志》。文成帝南巡距太和前令(493)颁布有近三十年时间，因孝文帝以前之官品无闻于史，故目前只能以前令官品来大体推测北魏前期官品。又，下文职官品级均自《魏书·官氏志》所载太和前令官品表，不再一一注明。）斛洛真军将可能就是宿卫军将，斛洛真即宿卫将领之鲜卑语名称。张庆捷、郭春梅认为“‘胡洛真’就是‘斛洛真’”，“即为一种侍卫武官”，“很可能是与皇帝出巡和礼仪性场合有关的兼有护卫皇帝任务的仪仗队官员”。（注：张庆捷、郭春梅：《北魏文成帝〈南巡碑〉所见拓跋职官初探》，《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2期。下引张庆捷等有关看法均出自此文，不再注出。）其说可从。但作者认为“胡”、“斛”二字之别“是传译过程中造成的错误”，这显然是不对的。按，北魏鲜卑人名、官名、部族（氏族）名在翻译为汉语时常会出现音近、音同的不同用字，如柔然与蠕蠕、芮芮，丘穆陵与丘目陵，伏鹿孤与步六孤，勿忸于与万纽于，冯熙与冯莎之类，不一而足，但决不能认为其中一个为标准，其他不同译法为误译。（注：参见姚薇元：《宋书索虏传南齐书魏虏传北人姓名考订》，《清华学报》第8卷第2期(1933)；姚薇元：《北朝胡姓考》及所附《胡人姓名对照表》，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
《南齐书》卷57《魏虏传》云：“建武二年（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九年）春，高宗遣镇南将军王广之出司州，右仆射沈文季出豫州，左卫将军崔慧景出徐州。宏（孝文帝）自率众至寿阳，军中有黑毡行殿，容二十人坐，辇边皆三郎曷剌真，槊多白真，铁骑为群，前后相接。步军皆乌楯槊，缀接以黑虾蟆幡。”按，此处所记曷剌真与胡（斛）洛真音近，应就是同一职名，“三郎曷刺真”可能就是《魏虏传》另一处所记之“三郎大帅”，亦即三郎幢将、斛洛真军将、宿卫军将之类禁卫武官。雅乐真之意不清，但其与胡洛真应有相通之处。北魏前期常见之羽林、虎贲（郎）不见于《南巡碑》，殊不可解，笔者猜测胡洛真、雅乐真可能就是羽林、虎贲（郎）之鲜卑音译。《南巡碑》碑阴第3列有“斛洛真军将万忸于忿提”，此人当即于烈，《魏书》卷31《于烈传》载其“少拜羽林中郎，迁羽林中郎将”。按，于烈生于公元437年，461年时25岁，是任内三郎的合适年龄。果如此，则内三郎就是羽林中郎，或者说羽林中郎属内三郎之列。宿卫军将位居从五品上，万忸于忍提所兼之明威将军为六品上，两者品级较近，斛洛真军将很可能就是宿卫军将，那么，斛洛真可能就是宿卫武官之鲜卑名称。兰郎幢将当即《魏书·官氏志》所载登国元年(386)设立之“统三郎卫士入直禁中”之幢将；而雅乐真幢将则为统雅乐真入直之幢将；内小幢将则为统领内小入直之幢将，其入直之地不一定全为禁中，也可能为宫城各衙署机构，如库部等处。《南齐书》卷57《魏虏传》载北魏“殿中尚书掌殿内兵马仓库”，可知库部亦应在殿内，则库部内小当直之处仍在禁中，不过应属广义的禁中，不特指在某一殿之内。三郎、雅乐真及内小等武官（卫士）都组成了幢的军事编制，即以一百人为一军事单位加以统帅。从呼“带仗人为胡洛真”还可推断，三郎、雅乐真、斛洛真、内小名称之不同，可能与禁卫兵种有关。
《魏书》卷108《礼志四》云：“高宗和平三年十二月，因岁除大傩之礼，遂耀兵示武。更为制，令步兵陈于南，骑士陈于北，各击钟鼓，以为节度。其步兵所衣，青赤黄黑别为部队。盾矟矛戟相次周回转易，以相赴就。有飞龙腾蛇之变，为函箱鱼鳞四门之陈，凡十余法。……自后踵以为常。……（太祖）天赐二年初，改大驾鱼丽雁行更为方陈卤簿。列步骑内外为四重，列标建旌，通门四达，五色车骑各处其方。诸王导从在钾骑内，公在幢内，侯在步矟内，子在刀盾内，五品朝臣使列乘舆前两厢，官卑者先引。”则其时军队分为步兵和骑士两大类，而步兵则有盾、矟、矛、戟之别，显然是以其所持兵器而分；步、骑四重自内至外依次为钾骑、幢、步、刀盾；钾骑无疑为骑兵，步、刀盾为步兵，幢可能既有步又有骑。此处之幢似为一兵种，应就是前述诸幢之类，具体情形难以明了。《南巡碑》第3列有“东钾仗库给事拔烈兰真树”，当负责供应钾骑兵杖事宜。
诸幢将之地位，从其所兼任之将军号可以推知一斑。乙旃惠也拔为左卫将军、内都幢将，左卫将军从二品上。三郎幢将所兼军号可考者有宣威、陵江、折冲、鹰扬等将军，宣威从五品下，后三号皆为五品上，则三郎幢将应在五品上至从五品下之间。雅乐真幢将所兼军号可考者有前军、宣威、后军等将军，前、后军品级皆为从三品上，则雅乐真幢将应在从三品上至从五品下之间。在《南巡碑》第5列之后未知所兼的军号有威远、宣威、扬武、后军等，其品级皆不出上述范围，很可能亦为雅乐真幢将所兼。内小幢将所兼军号可知者有中坚、扬威、宣威等将军，前二为四品上，则内小幢将应在四品上至从五品下之间。综合观之，则三郎、雅乐真、内小诸幢将之地位相当于从三品上至从五品下之间，应属中级禁卫武官之列。因资料有限，这一判断的准确性是有疑问的，但到目前为止只能作出这种判断。《魏书·官氏志》太和前令所载诸羽林、虎贲系统禁卫武官的品级大体也在这一范围之内：羽林中郎将为三品下；羽林中郎、羽林郎将、高车羽林郎将为从四品上；戟楯、募员、高车虎贲将军为从四品下；虎贲司马、郎将，宿卫军将为从五品上；戟楯、募员、高车虎贲司马、将及高车羽林郎为从五品下。碑文所见诸幢将似均应隶属于从二品上之左卫将军、内都幢将；同理，在取消内都幢将的太和前令中，上自羽林中郎将下至高车羽林郎亦当隶属于左（右）卫将军。太和“四年，省二部内部幢将”，（注：《魏书》卷113《官氏志》。）“内部”可能就是“内都”之误，根据对《南巡碑》的理解，可知在此前存在着由左、右卫将军分别兼任之内都幢将，二部可能就是左、右部之谓。
二、诸郎
《南巡碑》所见诸郎有：内行内三郎、内三郎、三郎，与幢将连称，无单独称三郎者。其中内行内三郎明确为“内侍之官”，位居第1列中间，次于库部内阿干，而前于内行内小，所见仅有高平国与段鱼阳2人。高平国最有可能为北魏初年自后燕降魏的高湖之后。据《魏书》卷32《高湖传》，高湖及其父、祖仕后燕，历显职。湖于后燕末“率户三千归国”，“太祖赐爵东阿侯，加右将军，总代东诸部”。史谓其勃海蓓人，或主张其出自高丽，（注：参见姚薇元：《北朝胡姓考·外篇·东夷诸姓》“高氏”条。）恐不无道理。据《魏书》卷32《高湖传》附传载，高氏有“国”字辈，诸兄弟皆仕于北魏末东魏初，与高平国时代不合。与传文对照，高谧或其兄弟即高平国的可能性很大。高湖“第三子谧，字安平，有文武才度。天（太）安中，以功臣子召人禁中，除中散，专典秘阁，肃勤不倦，高宗深重之。拜秘书郎。……延兴二年九月卒，时年四十五”。则高谧在和平二年时34岁。两相比较，其共同点是：时代相合且所任均为内侍之职；字相近，一为安平，一为平国。高平国亦不可能为高谧之兄弟，因其弟兄四人均见于史，其他三人相差更远。段鱼阳亦于史无征，东部鲜卑有段部，（注：参见姚薇元：《北朝胡姓考·外篇·东胡诸姓》“段氏”条。）鱼阳之名似乎透露了其与辽西的某些联系。若高平国即高谧，则内行内三郎即秘书郎，为内侍文官，而非内侍武官。但从其他史料推断，可能性并不大，前文对内三郎的理解说明，内三郎为禁卫武官。加“内行”当是为了表明其内侍身份，可能取殿内（内廷）行走之意。
《南巡碑》所见内三郎多达66人，《魏书》及墓志所见仅5条，自然是极其重要的补充。史书及墓志所见内三郎几乎全为起家之职，且未记兼职。其担任者为淮陵侯大头、豆（豆连）代田、陆（步六孤）真、费（费连）于、元保洛之祖，皆为鲜卑贵族子弟。《南巡碑》中内三郎集中于第3、4列，大多数都与将军号叠任，其所兼军号为中坚、折冲、右、鹰扬、骧威、轻车、武毅、宣威、前、明威、奋威、后军、宁朔、厉威、威烈、伏波、威寇、威虏、广威、武烈、宁远、奋武、扬烈等将军，以太和前令相比附，其品级有四品上（3人）、五品上（4人／9任）、从二品上（2人／3任）、五品中（1人／4任）、六品下（2人／4任）、从五品下（1人／2任）、六品上（2人／4任）、四品中（1人）、从三品上（1人）、六品中（4人／6任）、四品下（2人／3任）。骧威、伏波将军不见于前令。除了2号从二品上、1号从三品上外，其余介于四品上与六品中之间，当以五品上下为宜。从二品上者为左、前将军，从三品上者为后军将军，很可能当时此诸职（四将军及四军将军）亦相当于四五品上下，只是在孝文帝制定前职员令时将此诸职品级作了较大幅度提高。所兼诸职品级之不同，可能还反映了内三郎地位的差别。其他各职所兼军号亦当与此类似。内三郎一般都兼一个军号，特殊者有三条，即：(1)“宣威将军、典弩库内三郎拔烈兰黄头”，此表明内三郎可能因其职责而有较具体名称，或者应为“典弩库、内三郎”，即以内三郎身份典弩库。弩库与钾仗库相似，为武库之一。《魏书》卷44《和其奴传》：和（素和）天受，“太和六年，迁弩库曹下大夫”。拔烈兰黄头所典弩库亦即弩库曹，此弩库曹可能隶于殿中或库部尚书。(2)“明威将军、斛洛真军将、内三郎万忸于忿提”，前已及之，此不具论。(3)在“威虏将军、内三郎直
解愁”与“威虏将军、内三郎独孤他突”之间为“威虏将军、贺浑吐略渥和稽乞鱼提”。“贺浑吐略渥”在《南巡碑》中凡两见，其一又见于第4列“内小幢将”之前。直解愁前有大量内三郎，独孤他突之后数人亦全为内三郎，其间突然冒出一个无法理解的“贺浑吐略渥”，笔者猜想此乃造碑文者的故意之笔，最大可能为内三郎之鲜卑语称呼。果如此，则《南巡碑》中便有多达67位内三郎。《刘玉墓志》载：“君讳玉，字天宝，弘农胡城人也。……大魏开建，托（拓）定恒代，以曾祖初万头大族之胄，宜履名宦，从驾之众，理须督率，依地置官，为贺浑地汗。尔时此斑（班），例亚州牧。义成王南讨苌（长）安，以祖可洛侯名家之孙，召接为副，充子都将。”（注：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12页。）贺浑吐略渥不知与此贺浑地汗有无某种关联。
在《南巡碑》第5列还有近20位三郎幢将，其情形前已论及。而在三郎幢将之间则夹着近10位雅乐真幢将，上文推断可能就是羽林、虎贲幢将之类的鲜卑名称。从其居于三郎幢将之间来看，雅乐真幢将也可能就是三郎幢将，雅乐真可能就是三郎之鲜卑语称谓。与贺浑吐略渥一样，当属造碑者之故意流露，也可能是：在内三郎中有某人被呼为贺浑吐略渥，而在三郎中，有些人则被呼为雅乐真，就像带仗宿卫者被呼为胡（斛）洛真一样。内小由幢将统领，亦可看做郎官。内行内小应即内侍左右、左右近侍之类。内三郎与三郎幢将地位相近，内三郎略高于三郎幢将，其关系类似于羽林中郎与羽林郎将的关系。
三、左右卫将军及折纥真
《南巡碑》中有大量将军号，是认识北魏前期将军制度弥足珍贵的史料，在此不打算全面讨论这一问题，而只是对其中与禁卫武官制度有关的略加考察。
晋代禁卫武官制度中，有领军、护军将军及左右卫、武卫、前后左右四军、骁骑、游击诸将军及步兵等五校尉。在《南巡碑》中，无领军、护军将军，有左、右卫将军及武卫、四军、骁游等将军。左卫将军在《南巡碑》中凡三见，均在第1列：“左卫将军、内都幢将、福禄子乙旃惠也拔”，“左卫将军、内阿干、太子左卫帅、安吴子乙旃阿奴”，“左卫将军、南部折纥真、平棘子李敷”。《南巡碑》中右卫将军仅一见，第3列有“右卫将军、驾部给事□［惕］乙弍小”。乙旃惠也拔、乙旃阿奴所任左卫将军分别兼任内都幢将、太子左卫帅，均为实职禁卫武官。李敷以左卫将军与南部折纥真叠任，恐怕只是表示其地位和某种荣宠身份，与禁卫长官可能并无关联。为了认识这一问题，就需要对折纥真一职加以考察。
《南齐书》卷57《魏虏传》载：“为主出受辞人为‘折溃真’”。按，溃、纥音近可通：溃、纥二字上古音同，（注：参见郭锡良：《汉字古音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7、142页。）显系翻译之别，实为一音。此职在汉语中对应何名，从《魏书》卷36《李敷传》可以得到认识：“真君二年，选人中书教学。以忠谨给事东宫。又为中散，与李訢、卢遐、度世等并以聪敏内参机密，出入诏命。敷性谦恭，加有文学，高宗宠遇之。迁秘书下大夫，典掌要切。加前军将军，赐爵平棘子。后兼录南部。迁散骑常侍、南部尚书、中书监，领内外秘书。”
张庆捷等认为：《魏书》、《北史》之《李敷传》，“两书均未记‘南部折纥真’一职，却将‘左卫将军’误记为‘前军将军’”。这一说法过分拘泥于碑文，目前还无任何证据否认两书《李敷传》之记载。李敷本传未载其为左卫将军事，估计应在其任前军将军之后担任，即“兼录南部”之时。史传与碑铭所记时间及爵位相符，可以证明《南巡碑》中李敷所任之南部折纥真就是本传之以秘书下大夫兼录南部，或者说就是南部下大夫。张庆捷等认为“‘折纥真’很可能相当于汉族‘下大夫’或‘大夫’之职”，其说可从。应该更肯定地说：鲜卑语之“折纥真”就是汉语之大夫或下大夫。此文又认为：“‘折溃真’有可能就是‘折纥真’。但这仅仅是推测，两者究竟是否一职，尚需新材料和更多的证据。”他们又认为：“一个部门只见一个折纥真，这与一部门并置数位尚书的情况相比，显然是非常特殊的。令人奇怪的是，从碑中考订殿中尚书有4位，殿中给事有6位，却不见一个殿中折纥真，同样，有一个驾部尚书，两个驾部给事，却不见驾部折纥真，这又提出一个问题，是否各部曹都设有折纥真？由于不见这方面的资料，此问题不得不暂付阙疑。”这种疑问的提出，显然仍是作者过分拘泥于碑文并对其所作“折纥真’很可能相当于汉族‘下大夫’或‘大夫’之职”的推测没有自信所致。“折纥真”既然相当于下大夫或大夫，尚书各部曹就必定会有其职。碑文不见并不等于北魏官制中无其职，因当时随从文成帝南巡者仅为一部分朝廷官员，何况今天所见到的是一块缺损极为严重的残碑，只能从中透露出北魏官制的一部分情况，而不可能就此作出全面认识，更不可能以之为据推断北魏官制的一般状况。在《魏书》中，有单为下大夫者，更多的是为某曹下大夫。《魏书》卷14《神元平文诸帝子孙·东阳王丕传》讲到“高祖、文明太后引见公卿于皇信堂”，请议“听饥贫之人出关逐食”给过所事宜，丕议有谓“诸曹下大夫以上”云云。则诸曹按制度均有下大夫之职。太和前令中，下大夫为四品上。下大夫与给事职能相当，《魏书》卷36《李訢传》云：“太和中，拜下大夫、南部给事。”亦与尚书诸曹之曹郎相近。《宋书》卷39《百官志上》云：“魏世有殿中、吏部……定科凡二十三郎。”尚书郎具体负责各曹事务，其下有都令史、令史、书令史、书吏、干等。北魏地位较高之下大夫决不可能为尚书曹令史，只可能与曹郎相当。据此，则折纥真之意亦可理解为尚书郎、曹郎、侍郎。李敷“兼录南部”之后即迁为“散骑常侍，南部尚书”，《南巡碑》中其职衔不见散骑常侍表明当时他尚未任南部尚书。《魏书》卷6《高宗纪》载：和平二年五月，“诏南部尚书黄卢头、李敷等考课诸州”。时距文成帝南巡仅逾二月。南部折纥真是仅次于南部尚书的官职，即相当于汉制之尚书曹郎，于此可得一有力证据。这种制度显然带有明显的拓跋鲜卑的民族特色。根据对折纥真一职本意的理解，似可断定李敷所任左卫将军并不具备殿内禁卫长官之实际职能。但因其为文成帝亲信，任以左卫将军便可随时出入殿内，侍从左右，其身份与禁卫长官相似，只是并不统率禁卫郎官或卫士等侍卫。类似的左卫将军还见于史籍之中。如《魏书》卷27《穆观传》载：“少以文艺知名，选充内侍，太祖器之。太宗即位，为左卫将军，绾门下中书，出纳诏命。及访旧事，未尝有所遗漏，太宗奇之。”此处之“文艺”与今义不同，穆观出于鲜卑勋臣八姓之首的丘穆陵氏，在北魏初年不可能有多少文化。穆观所具有的“文艺”才能可能是指其对传统的东西掌握较多，即所记“旧事”多而表现得与众不同，因此明元帝便让其“绾门下中书，出纳诏命”。李敷所任左卫将军并不承担禁卫之责，但其身份却具有禁卫长官之性质，即侍从左右，出入殿内，为皇帝心腹之臣。
作为实职禁卫长官的左、右卫将军在北魏前期亦于史有征。《魏书》卷30《豆代田传》云：“太宗时，以善骑射为内细射。……以功迁内三郎。”世祖时，“改爵井陉侯，加散骑常侍。右卫将军，领内都幢将。从讨和龙，战功居多，迁殿中尚书，赐奴婢六十□”。很显然，领内都幢将的右卫将军豆代田为实职禁卫长官。这表明左、右卫将军皆可领内都幢将。左、右卫将军在北魏初年即已出现。《魏书》卷34《陈建传》云：“祖浑，太祖末为右卫将军。”太武帝末阉官孙小曾为左卫将军。虽然北魏初年就已出现了具有禁卫职能的禁卫长官左、右卫将军，但目前所见还极为零星，很难确定北魏前期存在着类似晋制的左、右卫将军制度。可能是在汉制特色表现较浓时才出现，或者即为其他禁卫长官之加官，如为内都幢将的加官。左、右卫将军亦可为殿中尚书之加官。《魏书》卷27《穆崇传》载，穆安国以殿中尚书“加右卫将军”。《南巡碑》第1列有“宁南将军、殿中尚书、日南公斛骨乙莫干”，第2列有“侍中、安南大将军、殿中尚书、□□、东安王独孤侯尼须”，第3列有殿中给事6人，分别兼任右军、振武、宣威、骁骑等将军。
从《南巡碑》来看，北魏前期亦存在着武卫、四军、骁游等将军名称，从其兼任三郎幢将、内三郎等职推断，肯定为禁卫武官，但其与同样兼任幢将、内三郎等职的诸多杂号将军似乎并无太大差别。因此，很难认为当时已经出现了类似晋代禁卫武官制度的四军或六军等宿卫将军体制。《南巡碑》中未见到领军、护军将军，有两种可能：当时并无其职；或者有，未随驾南巡而留守京师。北魏前期存在领军、护军将军（中领、护军）之职，但极零星，其情形与左、右卫将军并无差别。（注：有关晋代禁卫武官及北魏前期领、护军制度，参见张金龙：《晋代禁卫武官制度考论》，《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4期；张金龙：《领军将军与北魏政治》，《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1期；张金龙：《北朝中央护军制度考索》，《史学月刊》1999年第4期。）
四、幢将与诸郎身份的考察
通过对文成帝《南巡碑》的考察，进一步证实北魏前期存在着发达的幢将郎卫制度，内都幢将为禁卫长官；幢将郎卫制度是北魏前期禁卫武官制度的主体，幢将郎卫负责以殿中为核心的禁卫事务，保卫皇帝，是北魏君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北魏前期幢将郎卫制度大体上相当于汉制之郎中令／光禄勋或晋制之左、右卫将军禁卫系统。对《南巡碑》所见幢将、诸郎担任者身份的考察，无疑可以加深对北魏前期以幢将郎卫制度为核心的禁卫武官制度的进一步认识。在此首先对碑阴所见幢将、诸郎（以内三郎、三郎幢将为主，包括内小、雅乐真、斛洛真等）担任者的身份加以推测，然后结合史籍中历朝零散资料作一综合考察。
内都幢将乙旃惠也拔，其人史籍无考，据《魏书》卷113《官氏志》载，帝室十姓中有乙旃氏，“又命叔父之胤日乙旃氏，后改为叔孙氏”。《魏书》卷29《叔孙建传》云：“父骨，为昭成母王太后所养，与皇子同列。”叔孙氏之由来即此。文成帝时诸乙旃当即骨之后。按，王太后本广宁王氏，为乌桓部族之女。据考乙旃氏多出高车部族。（注：参见姚薇元：《北朝胡姓考·外篇·东胡诸姓》“王氏”条；陈连庆：《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姓氏研究·高车》“乙旃氏”条，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按，下文有关胡姓族属的分析主要参考此二书，不再一一注出。）据《魏书》卷29《叔孙建传》、《叔孙俊传》，叔孙建、叔孙俊父子在道武、明元二朝地位极高，叔孙建是协助拓跋硅建国的主要功臣之一，为魏初重臣名将，其子叔孙俊则是明元帝最为倚重的亲信大臣，封安成王。从乙旃惠也拔在文成帝时担任禁卫长官内都幢将来看，此族仍属拓跋氏统治集团的重要成员。《南巡碑》所见乙旃氏人物还有乙旃阿奴、乙旃伏洛汗、乙旃俟俟等人，阿奴时为左卫将军、内阿干、太子左卫帅、安吴子（掌握东宫禁卫军权），伏洛汗、俟俟则为内行内小。孝文帝时乙旃氏仍然颇有势力，在《吊比干文》碑阴中有直閤武卫中臣乙旃阿各仁、应仁及武骑侍郎乙旃侯莫干。（注：参见王昶：《金石萃编》卷27《北魏一·孝文皇帝吊殷比干墓文》，中国书店1985年版。）乙旃氏在从北魏建国到孝文帝时期的政治中，是极为活跃的拓跋鲜卑家族，是北魏统治集团的重要成员，此族人多担任机要禁卫武官，是北魏禁卫军权的主要担当者之一。
《南巡碑》所见10位内阿干分别是：代伏云右子尼、乙旃阿奴、盖娄太拔、社利幡乃娄、是娄勅万斯、尉迟沓亦干、张天度、贾爱仁、若干若周、□□库兰；又，吐难子如剀、一弗阿伏真、韩天爱、贺若盘大罗等人亦当为内阿干。其名可考者只有若干若周、张天度、贾爱仁。若干若周为苟（若干）颓之弟，《魏书》卷44《苟颓传》云：“颓弟若周，散骑常侍、尚书。太和中，安南将军、豫州刺史、颍川侯。”而碑文记其为“［散］□□□、［内］阿干、嘉宁男若干若周”，所缺三字即“骑常侍”。内阿干即尚书之鲜卑名称。史书所见北魏前期未署曹名之尚书比比皆是，而从《南巡碑》有“库部内阿［干］□□库兰”推断内阿干也可有分曹者。库部有尚书，详见严耕望《北魏尚书制度考·尚书分部》“库部尚书”条。（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8本(1948)。）按，伊氏本为伊娄氏，为帝室十姓之一。（注：参见《魏书》卷113《官氏志》。按，以下胡姓出于此者不再注出。）从姓名、官名、时代等方面看，“库部内阿［干］□□库兰”应即《魏书》卷44《伊香
友传》之库部尚书伊兰。此类内阿干属内侍之官，与汉代侍从禁中之尚书相近，而与魏晋以后之六部（曹）尚书有较大差别。张天度、贾爱仁之名虽见于史，但具体情况不详，为阉官的可能性较大。代伏云右子尼当出于牒云氏，孝文帝改为云氏，可能出于河西鲜卑。《官氏志》不载盖娄氏，而有“匹娄氏，后改为娄氏”的记载，陈连庆谓卢水胡有盖楼氏，改为盖氏。碑文又见“宁朔将军、都长史、给事中、河中□□子盖娄内亦干”。《魏书》卷5《高宗纪》载和平四年十月“诏员外散骑常侍游明根，骁骑将军、昌邑子娄内近，宁朔将军、襄平子李五鳞使于刘骏”，娄内近可能就是盖娄内亦干。社利氏不见于《官氏志》，而有叱利（叱列）氏改为利氏，北魏末有叱列延庆，社利可能就是叱利。是娄当即是楼，后改为高氏。尉迟氏为勋臣八姓之一，孝文帝改为尉氏，北魏分裂后又复姓尉迟氏，是北朝及隋唐时期有重要影响的家族。吐难氏即土难氏，后改为山氏。一弗氏即河西鲜卑乙弗氏，后改为乙氏，一弗阿伏真与见于同碑之一弗步□□当为同族，步□□即文成、献文之际专权的乙浑。（注：参见张金龙：《北魏政治史研究·冯太后与乙浑专权》，甘肃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贺若氏在改姓后仍旧为贺若氏。
内行内三郎高平国、段鱼阳已见前考。内行令胡墨田不可考。宿六斤阿□当即《魏书》所见之宿石。碑文记“鹰扬将军、内行令、蔡阳男宿六斤阿□”。《魏书》卷30《宿石传》云：“兴光中，迁侍御史，拜中垒将军，进爵蔡阳子，典宜官曹。迁内行令。”宿石之爵位据碑文应为男爵。直慰□六孤，直为宗室之意，碑文所见18位直均为宗室拓跋氏可证。内行内小有贺若贷别、步六孤龙成、贺赖去本、素和莫各豆、□金□、乙旃伏洛汗、□□他仁、伊偻［楼］诺、［挟］库仁真、马橐、高□各拔、叱罗骐、吐伏卢大引、步六孤罗、卫道温、乙旃俟［俟］、同□各拔、吕□、韩□生、莫耐娄□。其中帝室十姓有伊楼（伊）氏、乙旃（叔孙）氏，勋臣八姓有步六孤（陆）氏、贺赖（贺）氏。素和氏后改为和氏，碑文中素和氏人物不少，此部本为白部鲜卑之裔。叱罗氏后改为罗氏，其归附拓跋部甚早，魏初有名臣罗结，姚薇元先生疑其本新罗种人之内人者。吐伏卢氏后改为卢氏，亦即豆卢氏，本姓慕容氏，太武时有卢鲁元名于史传。莫耐娄氏即莫那娄氏，后改为莫氏，北魏初年有莫含及其孙题名著于史，属于东部鲜卑。卫道温当为前代国名臣卫操或其族人之后。（注：参见《魏书》卷23《卫操传》。）高句丽有马氏；羌人有同氏，本为同蹄氏，同□各拔可能就是此族；氐人有吕氏；匈奴有韩氏、高氏，高句丽亦有高氏。
内三郎可考知者有：斛骨［呈］羯、赵三月、斛律莫烈、高长城、其连受洛拔、独孤□□、拔烈兰黄头、斛律羽都居、万忸于忿提、直苟黄、直乌地延、［殷］普陵、斛律出六拔、独孤去颓、达奚屈居陵、封平吴、三次［？］、大□长命、达奚库勾、契胡库力延、盖毛万言真、直乌地干、直解愁、和稽乞鱼提（贺深吐略渥）、独孤他突、素和具文、步六孤斗官、□□匹和以斤、□［比］首□□、王□□、□□尉□、直他莫行、拔烈兰步爱、独孤乙以爱、赵道生、独孤□□、□壬去右、段去斤、大［野］□石顶、茹茹命以斤、斛律西女若、直斛卢、勃烦阿六敦、叱罗吴提、斛律伏和真、袁纥退贺拔、侯莫陈乌孤、契胡乌已、折枋侠提、素和斛提、怡吴提、奚斗孤男□、直阿各拔、直来豆眷、叱干幡引、孟菩萨、丘目陵吴提、王右右引、张仆兰、王洛生。其中宗室（直）拓跋氏7人。斛骨氏为帝室十姓之一，后改为胡氏，其在十姓中的地位仅次于元氏，本为高车部落，归附拓跋部最早。《魏书》对斛骨（胡）氏之情况几乎毫无记载。达奚氏亦为十姓之一，后改为奚氏。勋臣八姓有独孤氏（3人）、丘目陵氏、步六孤氏、万忸于氏等。斛律氏为高车大姓，北魏中期可见领军斛律桓，（注：参见《魏书》卷103《蠕蠕传》，《魏书》卷7下《高祖纪下》。）而高车人物见于史传者一个也没有。斛律桓及《南巡碑》所见之斛律氏当即斛律倍俟利之后或其族人。《北齐书》卷17《斛律金传》载：“朔州勃勒部人也。高祖倍俟利，道武时率户内附，赐爵孟都公。”《南巡碑》可见多达6位斛律氏人物，表明其在北魏政治中有相当影响力，特别是对禁卫军权有重要影响。在《魏书·官氏志》所载太和前令中有专门的高车羽林、虎贲系统禁卫武官，正是高车（敕勒）人在北魏禁卫军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反映。西方其连氏当为河西鲜卑，孝文帝改为綦氏。拔烈兰氏当即乌洛兰氏，孝文帝改为兰氏，其与匈奴（屠各）四姓之兰氏有密切关系。契胡氏当即居于秀容川之羯族契胡部人。《魏书》卷74《尔朱荣传》云：“其先居于尔朱川，因以为氏焉。常领部落，世为酋帅。高祖羽犍，登国初，为领民酋长，率契胡武士千七百人从驾平晋阳，定中山，论功拜散骑常侍。”和稽氏后改为缓氏。素和氏后改为和氏，已见前。大野氏为鲜卑复姓，史书所见主要集中于北朝后期，李渊祖父李虎西魏时曾赐姓大野氏。《魏书·官氏志》不见此姓，当是此族在孝文帝时不入南迁诸姓之列。茹茹氏当即柔然国姓，即郁久闾氏，孝文帝改为闾氏，亦为茹氏。陈连庆先生谓茹茹一名出现较晚，其称呼始于北朝末年。证之《南巡碑》，其说不确。窃以为太武帝与柔然征战，蔑称其为蠕蠕，实则本即茹茹，文成帝时大量茹茹人入魏仕宦，又恢复茹茹之号。侯莫陈氏后改为陈氏，魏初有陈建列于史传，孝文帝《吊比干文》碑阴有羽林中郎将侯莫陈益。奚斗孤氏可能就是奚斗卢氏之误，奚斗卢后改为索卢（卢）。匈奴和乌桓均有赵、王、张氏，卢水胡有封、孟氏，高句丽亦有孟氏。以上诸姓大部分出于各该族，亦有个别可能出于汉人。［殷］普邻可能就是段普邻。叱干氏后改为薛氏，薛野猪、虎子父子有名于魏史。《魏书》卷44《薛虎子传》：“年十三，入侍高宗。太安中，迁内行长，典奏诸曹事。”内三郎叱干幡引可能就是虎子之弟。三次、盖毛、勃烦、折枋、怡诸氏均不可考。
《南巡碑》所见众多幢将，姓名几乎全都残缺。内小幢将无一姓名可考，三郎幢将仅有拔拔古斤、独孤□真、尉□□、张圹比、采洛生可知；雅乐真幢将有堂宾俟其［惠］、素和□思拔、直木□、步六［孤］可知；又有斛洛真□贺赖内□□可见。拔拔氏后改为长孙氏，为帝室十姓之一。尉□当即尉迟。堂宾氏不可考。幢将仅见者主要出于十姓、八姓及素和等姓，显然极不全面。综上所述可知，文成帝南巡时，随驾之内侍官（内都幢将、内阿干、内行内三郎、内行令、内行内小）及幢将、诸郎在残存碑文保存的名单中，其出身分别为，帝室十姓：直（拓跋氏）10人，乙旃（叔孙）氏4人，达奚（奚）氏2人，斛骨（胡）、拔拔（长孙）、伊楼（伊）氏各1人；勋臣八姓：独孤（刘）氏7人，步六孤（陆）氏4人，贺赖（贺）、尉迟氏各2人，丘目陵（穆）、万忸于（于）氏各1人；其他代姓：高车斛律氏5人，袁纥氏1人，代伏云（云）、盖娄（盖楼／匹娄？／娄／匹）、社利（叱利？／利）、是娄（是楼／高）、若干（苟）、吐难（山）、叱罗（罗）、契胡（尔朱）、拔烈兰（兰）、大野氏各2人，一弗（乙）、宿六斤（宿）、吐伏卢（卢）、奚斗孤、和稽（缓）、侯莫陈（陈）、盖毛、三次、勃烦、折枋、莫耐娄（莫）、其连（綦）、叱干（薛）、同□氏等复姓各1人，王、高、张氏各3人，赵、段氏各2人，还有单姓诸氏。以上单姓似皆非汉人，尤其王氏当为乌桓，高氏当出辽东或高丽，亦属乌桓之列。
单纯就人数来看，帝室十姓共有19人，勋臣八姓共有17人，高车6人，其他复姓共有约30人，其中素和氏有4人，单姓约20人。则在近100人中，帝室十姓、勋臣八姓及素和（和）、高车斛律氏约占近一半。这表明，北魏文成帝时禁卫武官的出身是十分广泛的，归附拓跋鲜卑的各部族几乎都有代表人物任职于北魏禁卫武官系统中，可考知者就达五六十个家族，实际上肯定还要多于此数。但分散中又体现着较大程度的集中，仅宗室一姓就占约一成，帝室十姓、勋臣八姓及素和、斛律氏等共十余个家族担任禁卫武官者占一半左右，最显著的是拓跋、乙旃、独孤、斛律、步六孤等五个家族。不仅是禁卫武官，而且北魏王朝的政治权力也可以说控制于这几个家族之手，这在《南巡碑》中也有具体反映，掌握军政大权的王公大臣几乎都出自这些家族。殿中尚书（最高禁卫长官之一）分别由帝室十姓之斛骨乙莫干（斛骨氏在十姓中仅次于拓跋氏）及勋臣八姓之独孤侯尼须（刘尼）担任，而禁中及东宫禁卫军权则由乙旃惠也拔及乙旃阿奴控制。《南巡碑》显示，素和、斛律等家族对文成帝时期军政事务有很大影响力，而这在《魏书》中却没有明确反映。《南巡碑》这一个案虽然仅是文成帝南巡时的情况，但它所体现的禁卫武官构成状况应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可从一个侧面认识北魏前期禁卫武官的出身和来源，感受北魏前期政权浓厚的民族特色及广泛的代表性。
史籍所见幢将、诸郎虽然比较少，但其分布于自道武帝至孝文帝前期的各个朝代，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因而仍可从一个角度反映北魏前期幢将、诸郎担任者的实际情况。据考，《魏书》及墓志所见“幢将”类禁卫武官有：幢将，莫题、吕温；都幢将，拓跋可悉陵；内幢将，来大干；三郎幢将，楼安文；内都幢将，豆代田、张倏、山徽曾祖；羽林幢将，高猪儿；虎贲幢将，宿沓干；羽林中郎幢将，吕罗汉；羽林中郎将，拓跋库汗、于烈；羽林郎将，宇文福；虎贲中郎将，尉元、韩茂。其中宗室拓跋氏12人、伊（伊楼）氏1人；勋臣八姓于（勿忸于）、尉（尉迟）氏各1人；吕（叱吕）氏2人，莫（莫那娄）、豆（豆连）、山（土难）、宿（宿六斤）、来、高、韩（出六汗）、宇文氏各1人，这些家族大概皆为胡姓。张氏1人，详情难明。
诸郎的担任者有：内三郎，拓跋太头、豆代田、豆求周、费于、娄提、元保洛之祖；三郎，周豆、陈建、伊香友；直郎，卢鲁元；侍辇郎，尉地干、穆凯、韩茂；猎郎，长孙翰、古弼、叔孙俊、周几；羽林郎，长孙亦干、拓跋目辰、李华、穆泥乾、和其奴、寇猛、吕罗汉、尉元、于烈；羽林中郎，刘尼、拓跋郁、长孙石洛、长孙陈；内行羽林中郎，杨播。其中帝室十姓之宗室拓跋氏4人，长孙氏4人，周（普）氏2人，叔孙、伊（伊楼）氏各1人；勋臣八姓之穆（丘穆陵）、尉（尉迟）氏各2人，于（勿忸于）、刘（步六孤）氏各1人；豆（豆连）氏2人，娄（匹娄）、费（费连）、陈（侯莫陈）、韩（出六汗）、卢（吐伏卢）、和（素和）、寇（若□引）、吕（叱吕）氏及汉人杨氏（“自云”弘农杨氏）、李氏（赵郡）各1人。除杨播、李华外，目前可考北魏诸郎担任者皆为拓跋鲜卑及其附从部族成员。
总之，史书及墓志所见北魏前期百余年间(386-493)担任幢将、诸郎者，出自拓跋氏等28个姓氏，其中帝室十姓有5家（约占总人数的34%），勋臣八姓有4家（占总人数的14%），其他胡姓1.6家（20人，约占总人数的45%），明确为汉姓者2家，有疑者1家。而帝室十姓及勋臣八姓担任幢将、诸郎者约占总人数的近一半，同样在分散中体现着高度的集中。这表明，北魏前期禁卫武官相当一部分来自以拓跋氏为核心的近20个家族，也就是说，北魏前期的禁卫军权由这些核心家族所掌握，担任幢将、诸郎等禁卫武官是其控制北魏政权的最重要途径之一。这种情况与上述从文成帝《南巡碑》中所得到的认识是基本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