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的英国经济_伊丽莎白一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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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丽莎白一世时期,农业经济进一步打破封建经济体制的束缚,逐步走向农、牧、副、渔全面发展的混合经济体系;工业逐步摆脱传统的行会限制,走向以毛纺织业为主导,其它各业竞相发展的轨道。引起这一重大变化的根本原因:一是英国经济自身的发展及其经济结构的变化;二是西欧经济贸易中心由地中海转移到大西洋沿岸为该地区各国创造了有利条件,伦敦成为西欧重要的经贸中心。以伦敦为中心的英国城乡经济迅速发展起来。

15世纪末,英国人口日益增长以及财政经济的好转强有力地推动了整个社会经济蓬勃地向前发展。标志之一,中世纪末期以来,因人口税减所造成的一度荒芜的土地于16世纪又重新恢复使用,英国农业生产没有因为牧业的发展而减少,相反,粮食产量在不断提高。当然,对粮食产量提高的原因众说纷云。有人认为,原因之一是亨利八世在对修道院和教堂土地进行剥夺的同时,允许土地买卖,结果大批权贵阶层竞相购置好地,精心耕种,使粮食产量不断提高。另一些史学家则认为,引起粮食产量不断提高的根本原因是“价格革命”使固守传统租税制度的大土地所有者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于是,他们纷纷出售其部分或全部土地。而这种土地的出售预示着英国土地制度的变革,它使土地由封建贵族手中转移到那些最明达而具有能力和富有商业意识头脑的企业家手中。他们采取与经营商业同样的方法与手段去开发经营这些土地,从中获取最大限度的剩余价值,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提高了粮食的产量。这一观点为大多数人所认可。但是,我们还必须看到,随着旧的封建贵族阶级的衰落,新贵族逐步过渡到农业企业家这一变化,社会阶级结构发生了新的变化,这是英国农业发展、粮食产量提高的重要因素之一。

同时,英国人口的增长也是促进粮食生产不断提高的原因。人们对粮食及农副产品的不断需求一方面导致粮食价格的提高,另一方面,也刺激了农业生产者生产粮食的积极性。他们不断开垦荒地,扩大耕地面积,实行科学管理,对土地实施大面积的施肥与灌溉、排涝等,极大地提高了地力。16世纪后半期,英国共垦荒达9.5万英亩①。最早进行土地排灌与施肥尝试的赫勒福的罗兰德·温凡使其土地年收入由原来的40英镑提高到300多英镑②,大大提高了单位面积的粮食产量。人们还注意引进大陆的先进农业技术,如采用播种机,改进耕犁;还从荷兰人那里学会了使用铁锹进行生产劳动,引进大量新品种,如,萝卜、大头菜、防风草根(煮食)、红萝卜、甘蓝、黄瓜、三叶草及紫苜蓿等。17世纪中叶以后,又引进土豆,成为英国田间重要作物之一。在施肥方法上,改进了传统的只用石灰或泥灰土为肥料的作法,使用沙子、海藻、牡蛎壳、鱼等为肥料,提高了地力。

在进行粮食生产的同时,各地又充分利用其地理环境发展畜牧业生产。除养羊业继续发展外,养牛、马及各类家畜业都相继发展起来。随后,出现了农、牧、副、渔各业共同发展并逐步走向专业化和区域化。如,英国中部平原以粮食生产为主,但养牛业与乳制品也非常发达。平原以北及以西地区奶酪业比较闻名,南部和东部地区奶油业十分发达;林肯以南和以北的石南灌木丛及石灰石地区,粮食生产和养羊业并存发展;诺坦普·查恩伍德和莱斯特林带地区养羊与其它畜牧业,如养猪、马、牛等同时发展起来。十六七世纪,英国逐步形成一个农、副、牧、渔等全面发展的混合型经济体系③。

16世纪,经济恢复与人口的增长同样引起人们对工业品的需求,成为促进英国工业品市场形成与扩大的主要原因。英国的工、商业比农业发展得更加迅速,而发展最快的是英国的毛纺织业。16世纪,英国纺织业生产中,出现两种布,一种是自14世纪中叶以后到16世纪中叶一直生产的毛纺织品——短幅布,在海外贸易中占主导地位;另一种是16世纪中期以后发展起来的呢绒业,在英国的工业生产中发挥着巨大作用,到17世纪占主导地位。前者的主要原料来自一种纤维细而短的绵羊,这种羊毛纺织前需要进行清洗除油,再用钢线刷将其梳直压平,然后才能纺织成纱,最后成布。由于加工过程中工序复杂,成本较高,价格也自然要高。后者的主要原料来自一种新品种的羊,其特点是,羊毛的纤维长而且粗,质量好。加工过程中,工序简化,只需将羊毛简单地梳直便可以纺纱织布,既省时又省料,因此,极大地降低了成本和价格。又因为这种布具有相对松驰而轻快的特点而深受热带地区的人们喜爱。

英国纺织业迅速发展的根本原因是该时期英国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自15世纪初期起,英国开始出现城市资本向乡下转移的趋势。毛纺织业生产在乡村广泛地发展起来,大批被称之为“布商”的人利用其手中的资本大量购买羊毛原料,提供给农村家庭手工工场主,由他们梳洗加工,纺成线,织成呢绒,再由布商回收染色投放于市场。可以肯定,布商阶层的资本由城市转移到乡下,改变了乡村手工业的性质。使乡村手工业生产从自给自足的经济状态转向资本主义的生产轨道。因为,这一布商阶层在乡村的活动,不仅带去大量资本,更重要的是带去商品经济与商品意识,推动了整个农业经济冲破封建经济的束缚,走向商品经济的轨道。结果,改变了传统的工业组织结构。传统的经济观点认为,中世纪末期的工业组织有三种形式:行会、家庭手工工场和集中工场。行会制度下,工场主拥有生产工具和原料;家庭手工工场,工场主拥有生产工具,但他往往受雇于资本家,由资本家提供原料,并为他进行生产;集中工场的工人既无工具也无原料。这三种形式中,家庭手工工场在初期阶段并未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16世纪至17世纪初,人们始终把城市行会的组织形式看作是工业生产过程中的基本组织结构。当纺织业较为普遍地在乡村手工工场中迅速发展起来的时候,人们才注意到城市行会制度的衰落与解体,并认识到这一组织结构的变革是促进生产力水平提高的关键。

行会的解体进一步解放了人们的思想。1776年,亚达姆·史密斯赞美他的制钉厂内部劳力分工的好处时指出,这种分工可以提高生产力水平,但是他当时只是针对他工厂内部生产程序自身的变化,也只是个别现象。例如,在生产铁钉过程中,有人专门负责拔丝,有人专门负责切割,有人负责成钉等。这一例子不能说明16世纪家庭手工工场以及集中工场的基本情况。但它从侧面说明了人们在社会生产中更加注意劳力分工在提高生产效率方面的作用。人们不再墨守陈规。奥地利经济史学家——鲍姆·巴沃克对劳动分工及生产效率提出了新的观点。他对16世纪初纺织工业中取得的成就加以分析后指出,资本集中与生产力水平是由生产过程中的产销周转速度所决定的,即由商品产销过程中,为缩短时间周期减少众多中间环节而采取的手段所决定的。近代史学家没有再提出比这更合理的解释④,其观点较直接地反映了当时欧洲经济发展过程中最具有实际意义的工业组织结构变化以及生产力水平提高的根本原因与途径。

16世纪的英国纺织业生产过程中,生产者皆苦于购买纺织原料、纺织成布并推销往市场而奔波。布匹的最后完成往往需要经过众多复杂的工序。在整个过程中,存在着质量保障、成本消耗以及监督管理等一系列问题。比如,布商阶层往往抱怨纺纱工贪污羊毛,不能回收与交付羊毛相等的纱,而纺纱工则认为其雇主有意在提供羊毛时缺斤短两,坑骗他们。而解决这一难题要付出巨大的人力物力。正是在这种形势下,一个专门的经济人阶层应运而生,他们作为中间人,周旋于纺纱工与织布工中间,负责向纺纱工提供羊毛,回收后供给织工成布。这样做,虽然不能杜绝假冒伪劣,但是,他们的活动使布商阶层与经济人之间,经济人与纺纱工之间的联系得到进一步加强,稳定了纺织生产过程中各个环节各自利益,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经济损失。常此以往,这些经济人逐步地控制纺织业生产,建立并巩固了他们在贸易市场中的地位。同时,他们自以为,以他们为代表的这一有组织的中间环节的工作是促进生产力水平提高、降低生产成本的关键。另外,他们的出现及其活动决定了他们必然也要成为商品出口的主要经济人。如,威尔士的纺织业中心在奥斯威斯特里,后来转移到舒伯瑞。这里的布匹由布商阶层负责托运至伦敦,然后,由布莱克·豪尔商人从伦敦转运往海外销售。从产地运到伦敦,行程140多英里,驮运需要一周多的时间,旅途艰难,盗匪猖獗。于是给一伙更富于冒险精神的阶层以可乘之机,他们承担运输任务。索取高额报酬,负责将货物运往伦敦。

16世纪英国经济结构内部的变化是推动各项经济发展的真正原因。旧势力的顽强抵抗是无济于事的。旧的、保守的利益集团循规蹈矩,企图借助国家的保护,以免其既得利益以及由传统的宗法观念所带给他们的特权受到影响。应其请求,英国政府曾颁布一系列旨在保护以城镇为中心的传统工业免遭竞争威胁的法规。如,1555年,政府颁布一项织工法,其中规定城镇以外的布商每人拥有织布机不得超过一台以上,郊区也不得超过两台以上。16世纪后半期,政府虽然取消该项规定,但是,新的法令中仍保留有关限制行业竞争,限定工资额,维持传统的生产工艺等内容。不过,这些已经无法阻止飞跃发展的新经济态势。特别是16世纪后半叶,新兴纺织业的存在对于国家来说更加有利可图。在这种情况下,行会曾试图通过其内部的自我调整来控制行业竞争,但是,它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这就是,行会所面临的主要威胁不是来自行会内部,而是来自城镇以外广大新兴企业。因此,行会中任何详细的规章制度也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发挥作用,而对它以外的企业则鞭长莫及。

尽管17世纪初,英国政府仍试图给中世纪末期的行会制度注入新的活力,但是,英国君主始终未获得如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君主那样对工业的控制权。在英国,传统法及传统惯例具有相当的活力。因此,英国的民族工业在它的保护下而不受君主的过分干涉。如,在伦敦,城市的传统惯例认为,任何行会组织或商业公司均不能对任何贸易实行独断和控制,任何享有自由权的公司成员有权参加任何贸易竞争。事实上,这些传统惯例更有利于行会以外的新兴企业的发展,那些更富有开拓精神和冒险精神的新型企业家据此自由地扩大其生产规模,开辟新的生产领域,不断进行企业内部的改革。他们竭力利用传统法及惯例打破旧工业组织的束缚,保护自己,发展生产。同时,英国政府为恢复其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进行货币制度的改革。亨利八世和爱德华六世时期为了减轻因财政亏空带来的社会压力,错误地采取降低铸币含金量的手法。结果,大陆商人不愿意接受英国的货币。1520年,20个英国先令相当于32个佛兰德尔先令;1551年,才相当于16个佛兰德尔先令⑤。此间,英国商人在大陆贸易中需要额外追加20%到30%的补偿费。伊丽莎白一世于1562年,下令将原来成色不足的货币按其实际含金量回收再铸,这无疑损害了货币持有者的经济利益,但是,这对英国的对外贸易的发展有着深远的意义。

大陆低地国家的政治经济形势因西班牙不断推行反对改革的政策而日趋恶化,其对工商业的掠夺行经使大批倍受盘剥的工业生产者为寻求安全保障而纷纷逃往国外。1572年,仅在英国的诺维奇就有来自尼德兰地区的移民4000余人⑥。科尔彻斯特,一个在16世纪初曾走向衰落的城市,因大陆移民陆续地到来而逐渐恢复其往日的活动。移民中,绝大多数人是掌握各种工业生产技术的。特别是掌握大陆先进的纺织技术、谙熟商贸之道的异教徒。他们得到伊丽莎白一世政府的支持与保护。

16世纪中叶以后,随着工业生产技术与设备的提高与完善,英国的工业组织结构与生产布局都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新兴的毛纺织业中生产技术的进步使其摆脱了从前那种必须选择靠近河流以水为动力源的限制,而是逐渐转往英国的东南部地区,这里有欧洲最大的商业中心之一——伦敦,易于和大陆进行直接贸易,既节省了运输时间,又降低了生产成本。纺织业在伦敦及其周边地区迅速地发展起来。除科尔彻斯特、肯特伯里、萨德维奇和哈尔斯戴德之外,诺维奇也成为当时最大的纺织业中心。而且,这些地方均成为大陆移民的避难所。东南部的瑞埃城成为法国胡格诺教徒的居住地。

稳定而优越的生产环境为新兴工业的进步与发展创造了条件。16世纪后半期,大批大陆技术劳动力来到英国定居,新兴毛纺织业摆脱水力水源的限制,在有利于生产与运销的地方蓬勃地发展起来。毛纺织业的发展,促进了养羊业的发展,推动了圈地运动的深入发展。牧场引进新的羊种,人们生产出一种新的羊毛,即长纤维的粗羊毛,适应了新兴纺织业进行生产的需要,带动了其它工业的迅速发展,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新工业体系。

新兴毛纺织品经由伦敦商人之手运往海外各地,既增加了英国的外汇收入,又提高了英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信誉,拓宽了英国在海外的贸易市场,为英国其它工业的发展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如,以伦敦为中心的英国东南部地区自14世纪初到16世纪初一直是英国经济发展的中心。16世纪中期发展起来的新兴毛纺织业给这一地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经济繁荣强化了人们对物质生活的需求和城市的发展。城市的发展又刺激了建筑业的发展。建筑业的发展及建筑风格的改变又极大地促进了玻璃制造业的兴起。16世纪始,玻璃制造业逐渐由原来副业生产的状态转向专业生产的轨道。大陆移民中有大批来自诺曼底和洛林的玻璃生产者。如,1567年,让·卡莱、安特卫普的一个企业主,争得英国政府同意,在伦敦建起了首家专门经营玻璃的公司。玻璃生产技术提高,生产成本降低,其价格指数由16世纪初的100降到16世纪末期的77。⑦

工业发展及人口的增长不可避免地使现有资源紧缩,导致原料价格上涨。如,伦敦纺织业的兴起直接刺激了染布业的形成与发展。染布业的发展需要大量木材作燃料;建筑业、玻璃制造业、造船业、国防建设等各方面都需要大量的木材,这就使木材供应日益紧张,迫使英国人必须尽快地寻求新的能源以缓解木材紧缺的形势。于是,人们开始把注意力集中到煤炭的开采与利用上。16世纪后半期,英国煤炭开采业迅速发展起来。17世纪,发展更加迅速。该时期开采原煤为1551-1560年间的年产量21万吨的14倍⑧。英国煤炭主要产于新堡。1580年,伦敦从新港购进煤炭10785吨,1606年,则购进73985吨⑨。1597年,煤炭已经成为“英国主要商品之一。”1594年,由新堡运往海外的煤炭多达35934吨⑩。到英国内战前夕,煤炭产量相当于整个大陆煤炭产量的3-4倍(11)。

16世纪后半期,英国经济全面发展,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伊丽莎白一世继续推行重商主义政策,积极地引进大陆的先进技术和劳动力。据统计,当时每10万人就有大陆移民6462人(12)。这些移民中,大多是来自于法国和荷兰的。1572年,圣巴托罗缪之夜以后到1685年,来自法国的胡格诺教徒就有5万余人,他们带来了300万多英镑的资金(13),集中住在英国的斯贝特菲尔德。当时英国最好的丝绸、花丝缎、天鹅绒、麻布、挂毡都出自他们之手,还带来了造纸、陶瓷等生产技术。来自德国的移民带来了德国的贵金属和采矿技术,促进了英国采矿业,特别是煤炭业的发展。16世纪以前,英国的煤炭开采还仅限于露天矿,随着木材供应紧张,对煤炭需求不断增加的形势发展,煤炭开采才逐渐转向地下。英国北部地区的矿井深度在100-200米以下是很普遍的。中世纪末期,冶铁业也迅速地发展起来,15世纪末期,一座炼铁炉年产铁量为20-30吨;16世纪,一座炼铁炉年产铁量提高到200吨(14)。其它各工业相继发展起来,促进了英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总之,伊丽莎白一世时期,英国社会正处在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关键时期,社会经济进一步冲破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向新的经济体系过渡。在此紧要关头,伊丽莎白一世以现实主义的态度,顺应时势,在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前提下,以富民强国为目标,在其近臣的协助下,进行宗教改革,鼓励并扶植农业,推行重商主义政策,积极吸引大陆移民和生产技术,推动了英国农业逐步走向农、牧、副、渔各业并举兴旺,工、商、贸全面发展的新的经济体系,为日后英国的进一步强盛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注释:

①(12)(13)F·W迪克纳:《英国社会工业史》,伦敦英文版,第336、270、348页。

②③琼·瑟斯克:《英国农业区划及农业史》,1987年,伦敦英文版,第27、28页。

④⑦⑧⑨(14)哈里亚·梅斯凯敏:《晚期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经济,1460-1600》,1979年,剑桥英文版,第91、99、101、101、103页。

⑤⑥⑩(11)A.L.罗斯:《伊丽莎白时期的英国》,1951年,伦敦英文版,第117、145、133、1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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