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史研究：问题与思索(专题讨论)——城市史视域中的城乡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域论文,城市论文,专题讨论论文,中国论文,城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中国，城市史研究是从个案起步，逐渐扩展到群体城市、区域城市、不同类型城市以及制度、体制等各个层面；以阐述城市发展脉络，探求其特点与个性，构成了城市史研究的基础。随之，研究者将城市置入区域或更广阔的空间环境、网络系统，研究城市与周边的关系、城市的定位以及城市间的比较等，拓宽了思路，开阔了视野。当前，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化和城市化快速发展，出现了城乡经济的二元结构、城市发展水平和承受能力不足、市镇发展失衡、乡村社会和经济结构紊乱等问题，更促使研究城市史的学者结合历史发展脉络和特征研究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发展规律和城市化进程。从城市史的视角论述城乡关系，比照西方国家与中国在城市发展中城市与乡村的作用，研究中国历史上特别是近代以来两者所扮演的角色；从经济、社会、思想和文化等不同角度研究城乡关系的联系或互动，分析城乡关系、城乡差别与城乡对立的演变，不仅有助于总结中国城市兴衰，更重要的是为当前推进城市化进程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战略提供一些理论支持和历史借鉴，构筑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
城市和乡村是一定空间范围内缺一不可的组成部分，城市的发展变化很大程度取决于广大乡村的支持力度；乡村的发展依赖于自身的条件，也需要城市发展带来的联系和互动，最终达到城乡的共同发展，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城乡关系是通过经济、政治、社会、技术信息等具体方式，来体现两者之间的互动共进和互为因果。这是从城市史视角研究城乡关系的基本点。
在西方，研究城市史的学者十分关注城市与乡村的关系，重视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城乡的联系和互动。芝加哥学派认为，城市的发展是与周围的环境相联系的，周围环境的诸多因素决定着城市的发展前景与特征。美国后现代主义的新城市史学派是把乡村和城市作为一个有机过程的两端，论述城乡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从历史上看，西方国家的城乡是一个区域系统内的两个方面，城市的经济功能十分显著，如布罗代尔的《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与资本主义》第3卷在叙述威尼斯、安特卫普、热那亚、阿姆斯特丹和伦敦等城市领先地位时强调：“必须把它们置于11至13世纪期间逐渐在欧洲形成的第一个经济世界的范围之内。正是在那时候，出现了相当广阔的流通区域，而城市则是流通的工具、转运站和受益者”，是商业的中心；并认为城市是与其相关的区域不可分割的，由中心城市、次级城市以及这一区域的腹地形成一个等级制的系统，在这个系统内，中心城市在经济上剥削和统治次级城市和乡村。①在西欧早期资本主义发展中，城市与乡村的互动尤为突出。以英国早期资本主义兴起为例。英国农业的产业结构是以农为主、以牧为辅，产权结构是地主与小农所有制相结合，经营形式既有地主或小农，也有大农场的形态。经过15世纪农业相对稳定的发展，英国农业在农作物种类、农牧比重、耕作方式、经营形式和规模、产权结构上陆续出现了一些新的现象，最大的变化则是16世纪后的工业乡村化和乡村工业化。最初是呢绒毛纺织业向乡村转移，并逐渐在乡村扩展；以后麻织业、针织业，以及采矿、冶金、制盐、造纸、制革等行业也在乡村陆续兴起。从城市与乡村的角度总结其原因就会发现，城市内各行会的陈规陋习严格限制成员扩大生产规模，竭力抵制工业资本的进入，而且消费市场也十分有限；乡村则不然，没有城市那样的行会限制，还有矿山、水利等资源和动力，更为关键的是农业生产的发展为乡村工业化准备了诸多有利的条件，如为工业生产提供了必需的粮食保障和生产原料，增大了购买纺织品和其他日用产品的能力，为工业品需求增大了空间，农业结构变革中溢出大量的剩余劳动力等；加之小农经济分化后，一些农民只有少量土地，面临破产，离土不离乡的手工场是其维持生活最好的方式。因此，英国的早期资本主义工业多设立在乡村，并得到迅速发展。工业在乡村的长期发展势必导致乡村工业化，商品关系、雇佣劳动在一种新的形态下在城乡蔓延和扩展，使英国农本自然经济的根基发生动摇、分离和质变。乡村工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和水平后，一批新兴的工业城镇迅速兴起，推进了英国的城市化进程。从英国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城乡关系可以看出，城市与乡村是较为良性的互动状态，其中包括乡村农业生产的长期发展、城市资本向乡村的转移、乡村工业的兴起和发展，带来了新兴城镇的崛起，资本主义在更为广阔的城乡得到普遍的发展；而且，乡村工业生产所赚取的财富又多回流到了城市，促进了城市人口的剧增和经济的发展。西欧的早期资本主义发展脉络，成为阐释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模式。
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城乡关系是城乡一体化模式。在宋代以前，城市和乡村的商品生产就发展到相当的水平，却始终未能跨入工业化的发展阶段。从城市发展的城乡关系角度分析其原因：一是中国多数城市的主要功能不是经济功能而是军事和政治功能，城市是统治中心和政治中心。城市经济的消费性大于生产性，具有很强的寄生性，其手工业和商业主要是满足统治者群体的消费，并没有充分发挥推动社会经济进步的作用。县城以上的城市固然繁华和方便，也是千万学子科举赶考之起源地，但是对以农业立国和重本抑末为宗旨的一般平民而言，城市往往与一些消极的事物连在一起。如城市是民众前去纳税和诉讼的官衙所在地，是奸商、市井、地痞流氓、无赖恶霸聚集之处；灾荒战乱时百姓到此避难，留下的却是卖儿鬻女的悲惨回忆。因此，城乡之间没有呈现出巨大的差别，城市与乡村相比并没有明显的绝对优势，生活方式、文化和情趣没有凸显出过多的优越感和特殊性，甚至在官僚文人从生活和政治角逐等角度反倒将城市视为是喧嚣、尘腥和燠热的，是网罟和樊笼，进而产生与此相左的乐山林、鄙城市的田园观念，形成影响深远的隐逸思想。②二是中国的乡村经济以小农生产为依托，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紧密结合，是世代相传的内陆经济结构，生产工具和技术落后、经济效益低下、生产方式僵化，除了盐铁等少数特殊商品外，农民很少需要从城市中获得生活资料，多数生产资料通过乡间的交换而获取，不必与外界的城市发生经济联系，就能够进行简单的农业再生产；加之乡村商品生产普遍不发达，农产品商品率低，在导致广大农民趋向贫困化的同时，在客观上制约了农民与市场的联系，进而构成乡村长期运行于简单的自我复制与循环发展。城乡关系被维系在自然经济体系之中，城市作为政治中心，在政治上统治乡村，在经济上依赖于乡村并剥削乡村；而乡村作为城市的经济腹地，在政治上依附城市，经济上制约城市，形成了互相依存的低水平的城乡一体化。
进入近代，中国的社会经济开始发生巨大转变，但发展状况与西方资本主义模式更为不同，并没有出现工业化与城市化同步发展的局面。本来，明清以后在江南等一些地区农业和手工业中商品生产有了一定发展，出现了一些手工业工场，以商品流通和手工业为特色的城镇不断涌现，沿海与内河运输的活跃，增强了城市与乡村、腹地的经济联系，国内市场已经基本形成，城市规模有所扩大，一些城市的主要功能开始转变。西方势力的侵入，打断了中国自身的发展轨迹。沿海等城市开埠通商后，大量的洋货进入中国市场，由沿海口岸波及周边乡村和腹地，中国的农副土特产品、手工业品和煤铁等资源出口海外。被迫开放的对外贸易，促使城乡中与此有关的商业和进出口加工业的兴起，继而出现近代工业、金融业和交通工具的变革，推动着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的接轨，推动着社会经济的转型和发展。在社会经济变革中，城市与乡村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城市尤其是上海、天津等开埠通商城市，经济功能迅速增强且转变为主要功能，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开始重建，人口剧增，城市规模扩大，成为腹地空间范围不尽相同的经济中心。在乡村中，经济作物种植面积逐渐增加，农产品商品率有所提高，专业生产区逐步形成，家庭手工业与农业也开始分离或重组。于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逐步脱离原来的轨道，以农为本的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结构开始逐步解体。
在中国近代社会经济的大变革中，毫无疑问，城乡间的联系更为密切和活跃，依存度也逐步加强。城乡关系中最根本的是经济关系，其联系和依存集中表现在：进出口贸易促使部分地区改变农业生产结构，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对城市与市场的依赖性有所增强，工业品弥漫式涌入乡村，撼动了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根本。城市人口的剧增和工商业的振兴，增强了对乡村的商品粮、工业原料、劳动力、市场、资金等的需求。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社会城市依靠乡村提供生活必需品，并最大限度地聚集乡村资金的单向流动的城乡关系。近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交通与信息的变革，使得城乡之间形成了物流、人流、资金流和技术流的双向联系，这种联系的频率和规模与传统时期不可同日而语。在城乡之间联系与依存日渐增强的基础上，还形成了一定程度的互补。对于城市，工矿企业依赖乡村提供廉价劳动力，近代工商业也需要乡村富豪的资金投入，进出口贸易和工商业发展也有待于扩大腹地和市场、提高农产品商品化和建立专业产区，城市经济功能开始发挥开放和聚散的作用，城市经济中心地位有大幅度提升。对于乡村，丝绸、棉花、皮毛、榨油、桐油、发网、草帽辫等农副土特产品大量出口，整合了乡村的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的结构，提高了产品的商品率；城市一些先进生产技术也改变了乡村手工业的生产和经营方式；城市近代工业的产品在替代乡村生活用品的同时，也支撑了一些传统手工业的调整与发展，如各棉纺厂生产的棉纱造就了江苏南通、河北高阳、山东潍坊等手工织布业产区，丝织、榨油、发网等业的生产也相对集中，而并不是把生产企业全部集中到城市，这些有助于促使农业生产与手工业的分离，有助于乡村生产结构的重新组合。
城市的拉力与乡村的推力也在增强。迅速发展的城市对乡村有着前所未有的吸引力，城市繁盛的工商业为投资者和淘金者提供了契机与平台，也使得进城农民有更多的就业渠道；新式教育聚集，也为社会精英和有志之士创造了吸收外来文化的绝好空间；加之，居住环境、休闲娱乐、价值取向、生活习俗等各个方面与乡村形成强烈的反差，刺激着各色人等来此享乐和接受城市文化的熏陶。乡村的自然经济在遭受到工业品冲击的同时，地少人多、天灾人祸和苛捐杂税等生存环境逐渐恶劣，驱使一部分破产农民、灾民和难民等不得不离开家乡；一些乡村豪富和士绅向往城市的繁华和开放，一些想要改变自身处境者也走出封闭的环境，到更为广阔的城市展示自身的价值与才华。于是，沿海沿江和新兴的工矿、交通枢纽城市的人口迅速增长，城市规模不断扩展，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景象。
但是，以上仅仅是城市发展进程中城乡关系的一个方面，还有不可忽视的另一方面，即城乡差别却在迅速扩大，城乡对立愈发严重。也就是说，城乡之间逐渐增强的依存和互动实际上并未有效地加速城乡的发展，反而加重了中国各区域经济的不平衡性，重新构筑了影响至今的城乡社会经济二元化结构。
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模式有着本质的不同。从整体上看，男耕女织的生产方式在绝大多数地区的乡村一直延续，即便偶尔从事商品化生产的农民，也在市场这把无情的双刃剑下任其宰割，受尽各级商人的盘剥；内地和边远地区的农民更是与商品化生产和市场无缘。因此，在乡村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仍然占绝对优势。在城市，近代工业从无到有，改变了城市的经济结构和功能，但近代工业在产业结构的比重相当有限。据统计，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近代工业仅占工农业总产值的14％；1936年，工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38％，但在工业产值中工场手工业占到67.54％；到了1949年，工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21％左右。③另外，中国各区域间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状况并没有因为城乡发展而趋于缓和，而是愈发严重。如果从城乡关系上分析：其一，城市仍然是政治中心，在政治上统治乡村的特点更为明显。虽然开埠通商后一些沿海城市的主要功能发生转变，但是城市所固有的浓厚的封建性及近代以来强加的殖民地性，使城市政治中心地位不断加强，城市对乡村的剥削和压迫程度更高，手段更加多样化。它不仅延续和强化了原有的封建剥削统治方式，还增加了新的殖民掠夺和资本主义的剥削手法。其二，工业化与城市化并非同步。本来，在明清时期，江南等地的手工业和商业城镇已经显示出发展的势头，但遭遇外力侵入下的上海、天津、武汉等城市的迅猛发展，又使之显得黯然失色。迅速发展起来的上海、天津等城市多是因商而兴，近代工业受资金、技术和外资等多种影响部门结构失衡，发展缓慢，工业在城市经济结构中的比重远远逊于金融业和商业，削弱了城市容纳能力。其三，缺乏制度保证。中国的城市出现很早，但国家实行的是在中央集权体制下的城乡合治，始终没有以城市为单位的行政管理机制，直到20世纪20年代末南京国民政府才出台《特别市组织法》和《市组织法》，标志着城市行政管理机构的初立。城市在长期缺乏必需的管理机制状况下，没有相应的法律与措施，难以有效地治理社会治安和规范社会秩序，城市问题日益严重，城市环境随着人口剧增和空间扩大日见恶劣；加之军阀混战和政局变幻，增添了诸多的不安全因素，弱化了城市的诱惑力。其四，乡村经济发展缓慢。在广大的乡村依然是小农经济的简单再生产，据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对数省十余处调查，农村农户的家庭生活资料中有2/3来源于自给，在消费资料中自给部分占65.9％，对市场的依赖是很有限的；④在工业品的冲击下，家庭手工业萎缩，那些织布、丝绸、发网、缫丝、榨油等专业生产区在捐税和战乱等摧残下难以发展。
因此，城乡关系在城市发展进程中凸显出来的是，城市没有因为工商业的发展形成强劲的拉力，进城农民在城市苦苦挣扎，沦落为边缘群体和社会底层者不在少数；他们即便在城市有了立足之地，也并未斩断与农村的联系，时刻为家乡的土地或妻儿父母牵肠挂肚，除了要经常寄钱接济外，还经常来往于城乡之间，或根据时节或局势择地而居，使城市人口呈不稳定性。乡村也没有因为生产结构、生产技术和方式等本质的转变形成强大的推力，主要是经济日渐衰败将众多农业人口排挤出来，流向城市，农民仍然长期生活在困苦、闭塞和落后的境地，使得乡村不能对城市发展产生应有的支持力量。
近代以来的城市发展进程表明，城乡之间的联系在加强，也有一些互动，但由于受到外力刺激与内力积压的双重作用，城乡对立的关系不仅没有本质上的改变，反而呈现城乡发展脱节、城乡差别迅速扩大的状态。城市与乡村的发展也趋向于两极化，广大农村与城市尤其是沿海城市脱节；城市也因为自身动力不足和得不到乡村的支持而畸形发展，其结果是限制了近代中国城市整体发展水平，导致城市缓慢发展。
注释：
①[法]布罗代尔：《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与资本主义》，第3卷，第86、9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
②参见许哲娜：《宋元以前古典田园文学语境中的城市观念》，见《城市史研究》，第25辑，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
③许涤新、吴承明等：《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3卷，第739—74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④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328页，北京，科学出版社，1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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