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我国当前的电影危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也谈论文,危机论文,我国论文,电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露头于八十年代中期的电影危机，至今未见转机，甚至还在日益加剧。面对着各地门庭冷落的影院，想起昔日的风光，电影界人士莫不深感落寞的凄凉。别说八十年初，每当一部优秀的新片出来，人们便奔走相告，开后门抢购影票的盛况不见了；就是八十年代末，人们对《红高梁》的那种议论纷纷的热情，似乎也不多了。于是，有人断言：电影的时代，怕莫是真的要结束了。
这到底是哪根神经出了问题？电影的危机在我国何以会如此长期地持续着，并且在愈益加深呢？严峻的现实迫使人们不得不去探求答案，寻找症结了。有人认为这是体制的不合理造成的。既要坚持认定电影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精神文化产品，又要将其驱向市场，受市场经济的制约，电影怎能不陷入到一种极其尴尬的处境而不能自拔呢？有人认为这是新的竞争对手电视的大崛起所致。电视具有灵便轻捷，可以深入到千家万户的优势，且在艺术欣赏上又大体上可以取代电影，从而广泛地夺走了电影的观众。有人则认为，这是丰富多样的文化娱乐活动的广泛兴起和广大观众对艺术需求的移情别恋的结果。自然，更有人认为是上述诸多因素形成的合力所致。
显然，造成当前我国电影的严重危机，其原因是相当复杂的，上述论断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我们看问题不能忘记马克思主义关于矛盾形成的基本原理。任何矛盾的形成和发展，都有其外在的和内在的原因，而且外因只是条件，内因才是更基本的依据。要探求我国当前电视危机的主要症结，恐怕还得从我国电影界的自身去寻找。
首先，创作思想和艺术追求上的某些失误，就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这从我国近十来年电影发展和演变的轨迹中，可以窥见一斑。十年前的这个时候，正是我国的第五代导演和他们的同龄从影人员，带着他们的颇为新异的新潮影片，风风火火地登上中国影坛的时候。在艺术表现上，他们勇于突破和创新的精神是值得肯定的。由于他们的努力，给我国的电影注入了一股生机，不仅突破了长期来制约着我国电影向更高层次发展的单一化的创作模式，而且大大丰富了我国电影的艺术方法和艺术语汇，拍出了《黄土地》、《过年》、《老井》、《孩子王》、《红高梁》等，在内容上既有较深的文化内蕴，又有新的视角；在艺术表现上既有民族地域特色，又有创新突破，且富有探索色彩的新潮影片。在这股“中国新浪潮”的推动下，还程度不同地促进了第四代乃至更老一些的艺术家们在电影观念上的更新，从而拍出了诸如《城南旧事》、《天云山传奇》、《野山》、《乡音》、《黑炮事件》等既有深厚的现实主义底蕴又面目一新的力作。对此，评论界给予热情的肯定和赞扬是理所当然的。但就在那阵阵热烈的叫好声中，却潜隐着指导思想上的某些偏离和失误。
第五代导演和他们同龄的艺术合作者，其艺术观的形成有其特殊的社会背景。他们的青少年时代，大都有过一些甚或太多的失落，找寻和张扬他们的自我，是其普遍的心态。他们一旦投身于艺术创作，其指导思想便较多地认同于西方的现代主义，执迷于强调张扬主体精神的艺术表现，并几乎是不假甄选地搬用了六十年代初法国“新浪潮”电影中的“作家电影”的主张。因此，他们拍出的一些被称之探索电影的“新潮片”，大多是为广大观众不易读解和难于接受的，诸如《猎场扎撒》、《盗马贼》等，便是其典型的代表。我国电影观众的大量流失，其所以起始于这个时候，不能说与这种创作思潮的偏误没有关系。因为他们的这种追求，无视了电影最基本的大众化和观赏性原则，实际上是一种脱离群众的贵族化倾向。
然而，我国电影界的主流看法却不以为然，似乎只有全盘肯定他们的艺术情趣和追求，才能有中国电影的更好发展。而且在某些人的观念中，还形成了这样一种近乎荒谬的划分：凡观众面较广的，但手法较传统的影片，便被认为“大众电影”、“娱乐片”，甚至被个别人戏贬为“大路货”；只有那些较艰深晦涩，在艺术手法上有些花样翻新的影片，才算是“艺术片”。当经济这根杠杆开始左右着电影之后，某些制片厂家便提出了“拍娱乐片以保经济效益，拍艺术片以上艺术档次”的所谓“拍片方针”。粗粗看去，这是一种既讲求经济效益，又有艺术追求的正确思想，而实际上却是把电影的大众化和观赏性原则与艺术性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的做法。其结果是导致了“娱乐片”的平庸化和低俗化，“艺术片”的艰深化和贵族化，从而造成了大批观众的走失。而所谓“电影危机”，说到底，就是一个观众严重走失的问题。
在电影危机初露端倪之时，电影界曾有过一场如何看待电视的艺术功能的讨论。有人强调它的教育和认识作用，有人则注重它的审美和娱乐功能，自然也有人要求：一部优秀影片，应该是教育、认识、审美和娱乐等多种价值的完善统一。但对当时在创作思想和艺术表现上业已出现了的失误，却缺乏必要的清理和深刻的自省。所以，此次讨论的正确认识和积极的成果，未能转化和贯彻到具体的创作实践中去，以至“娱乐至尚”、“娱乐唯一”的思潮支配了不少的人。每当人们谈及电影的作用时，他们总是振振有词地声言：观众到电影院来干什么？难道是花钱来受教育的？还不只是为了轻松轻松，娱乐娱乐吗？有人的确不仅将电影看作只是娱人的工具，而且还是自娱的手段，甚至把严肃的艺术创作叫做“玩电影！”于是，那位专以游戏和调侃人生为能事的王朔，竟成了电影界的白马王子，被一些人当作了自己的精神领袖，一年之内，就有他的《顽主》等四部小说被搬上银幕，以至1989年被称为电影界的“王朔年”！但这些被某些人吹捧得很高的所谓探索新潮片，除了因光怪陆离而难以读解外，充其量只不过是以一种扭曲的心态，颓废苦涩的情调，对人生和生活作了一通不负责任的调侃而已。这又怎能不叫观众因深感失望而走失呢？
当电影危机已明显地危及电影的生存和发展时，特别是面对八十年代那一阵高过一阵的香港文化热浪，诸如流行歌曲热、通俗武侠小说热，以及黄色录相热等等。我们的电影界似乎乱了方寸，慌了手脚，进一步陷入了“娱乐至尚”论的泥坑。他们在片面强调要重视和发挥电影的娱乐功能的旗号下，一方面是大量引进“港片”，一方面是盲目地向香港电影效尤。于是，那种露头于八十年代中期，早已引起观众严重不满的假、粗、浅、俗的创作流弊便被推向极至，“拳头加枕头”几乎成了必不可少的调味品、兴奋剂，充斥在大量粗制滥造的影片中。
至此，我国电影创作的主潮，实际上已背离了正确的轨道，走向了一条越来越狭窄，越来越难于见到光彩的歧途。世界和我国电影长期积累起来的艺术经验，诸如主题内蕴的丰富性和深刻性，故事情节的合理性和生动性，结构安排的严谨性和巧妙性，艺术形象的丰满性和典型性，以及电影节奏和画面构图的和谐性与完美性等艺术法则，似乎都不必讲究，不必追求了。在某些主创人员的心目中，所有这些都成了不屑一顾的陈规旧套。他们所热心追求的，只是如何把故事编得更迷离恍惚，荒诞离奇一些，把画面和场景搞得更肉感更刺激一些，把打斗搞得更凶更险更狠一些。一言以敝之，他们的“艺术”追求和表现出来的“艺术情趣”，只是灵与肉的诱惑，精神和官能的刺激。在大量的打斗片中，电影应有的丰富的美感享受不见了，被强化了的唯有肉感和刺激。而当艺术性基本上被刺激性取代以后，那么，电影的艺术魅力也就所剩无多了。
“娱乐至尚”论，当然是对电影的社会价值的片面而单一化的理解，其必然走向便是电影创作的更加单一化。特别是各制片厂家在大拍打斗片的竞争中，电影创作界至少有如下三个误解：
一是娱乐即打斗。谁都清楚：娱乐片绝非打斗一种。它至少包括了喜剧、闹剧、打斗、科幻乃至怪兽片诸多类别，仅喜剧一类就有轻喜剧、幽默喜剧、讽刺喜剧、风俗喜剧和歌颂性喜剧等。例如五六十年代，我们就曾拍摄过《幸福》、《女理发师》、《三毛学生意》、《抓壮丁》、《乔老爷上轿》、《大李老李和小李》、《今天我休息》、《哥俩好》等风格各异，为广大观众所喜闻乐见的喜剧影片。只不过这些类型片，不是靠一点主观意念的随意发挥演绎，或耍点小聪明就可以拍好的。它需要真正的艺术才华，需要丰厚的生活和艺术积累，需要作长期锲而不舍的修炼和苦心孤诣的追求。总而言之一句话，需要有一种崇高的献身于艺术的社会使命感和责任感。显然，这是当今的某些抱着急功近利的心态浮躁的艺术家们难于做到和玩得好的。
二是误以为打斗片好拍易拍。这恐怕是某些人没有充分认识到：香港的娱乐片是香港市民社会的社会心态的折光反映，他们所经营的娱乐片，特别是打斗片，已有数十年的历史，不仅形成了他们独特的艺术特色和风格特色，而且已有丰厚的艺术积累，正如好莱坞有着自己独特艺术风格和艺术个性一样，那都是难于效法的。要拍出一部有地道“港味”的港片，我们不只在技术和经济实力上难于赶上，更主要的缺少他们的那种艺术经验。这恐怕是我们尽力效法港片，却总是缺乏人家那么一点味道的缘故，也是一些至今还对娱乐片、尤其是打斗片感兴趣的观众，一见港片就来劲，而一见国产片就摇头的缘故。而且还可见出：在艺术上靠追随效尤别人，是没有出息和出路的。
三是误以为凡打斗片就必定叫座，有观众。由于打斗片能充分发挥电影必备的动态可见性的特性，不断给人以刺激和兴奋。所以，优秀的打斗片往往有较高的上座率。但刺激终究不能算是高档次的审美享受。特别是大家都来搞打斗片的时候，观众进入电影院，看到的尽是一些血淋淋的砍杀场面，听到的是一阵阵震耳欲聋的追杀声、叫喊声，即便是打出了绝招，杀出了水平，给予观众的也只能是眼花撩乱、神情紧张，那里还有什么优雅、闲适、轻松、愉快的艺术享受？只靠单一的刺激，是满足不了观众多种多样的娱乐性需要的。无怪乎现今还愿意去光顾一下电影院的，基本上只有部分25岁以下，且文化层次甚低的小青年了。
总之，近年来中国电影的失误，就失误在对探索片和新潮电影的过分张扬而缺乏一分为二的正确评价和引导上；就失误在部分艺术家缺乏崇高的使命感以及艺术追求和艺术情趣的偏误上；就失误在对电影的娱乐功能和娱乐片的过分强调和片面理解上。而这些失误，又往往是与为了突破和创新所进行的积极追求，与为了克服和摆脱困境所作的努力胶合在一起的。所以，电影界对造成失误的自身原因缺乏清醒的认识和高度的自觉，也是可以理解的了。但时至今日，我们又不能再以“当局者迷”来自我谅解了。虽然，诸多的客观因素是不能不重视，而且必须下大力气去解决的。但作为电影界人士，则既不要去怨天，也不要怨地；既不要埋怨客观现实环境的过于严峻，也不要埋怨广大观众的无情，出路主要在于找出自身的不足、缺陷和曾发生过的失误，矫正方向，强健自身，从根本上去提高电影的艺术魅力入手，把已经流失的观众重新吸引回来，中国电影才能从当今愈陷愈深的困境中摆脱出来，重新焕发出昔日曾有过的光彩。
其次，“短期行为”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只讲眼前利益，不顾长远后果的作法，是八十年代以来，在我国许多行业都曾出现过的消极现象，诸如部分农民把分到手的山林砍光，有的则为了一两届好收成而不惜耗损破坏地力；在工厂中，少数承包者为了捞一把就走而不惜拼设备，等等。电影界也同样存在这种行为，这不仅反映在创作界，而且还表现在发行放映系统。
创作界的短期行为主要表现在媚俗和对部分观众的曲意迎合上。在财力不支、经济形势愈日紧困的情势下，我国最大的厂家长春制片厂，率先选择了通俗打斗片的道路。虽然，他们也很重视艺术的档次较高，张扬时代主旋律影片的摄制，但主要力量是放到了大拍通俗打斗片上。甚至把吕四娘、十三妹、甘凤池等早在三十年代就风行过影剧院的武侠人物又重新请了出来，用当代眼光作了某些观照改造之后，便又堂而皇之地走上了银幕。他们这样做了之后，据说颇有些经济效益，竟能解决全厂上千离退休人员和二千多在职职工的工资乃至福利待遇，说明走通俗打斗片的道路，短时期的经济效益还是可以的。于是，全国各厂纷纷效仿，形成了一股你争我夺，大拍通俗打斗片的热浪。这正如三十年代中国最大的电影公司明星公司一样，一方面它追随进步，拍出了一些影响深远的左翼进步影片，但又大拍神怪武侠片。一部《火烧红莲寺》拍了又拍，一连拍了十八集，在经济上狠捞了一把，从而引得各电影公司蜂拥而上，汇成了一股大拍“火烧片”、“武侠片”的恶浪，以至泛滥成灾。正如程季华在《中国电影发展史》中所指出的那样：“明星的一把火，烧出了无量数的刀光剑影。”
这当然不能算是历史上的一次简单重复。三十年代的“火烧片”、“武侠片”热，那是一批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落荒了的鸳鸯蝴蝶派文人，在转入电影界后所掀起的一股逆流。而由长影作俑的通俗打斗片热，则是一种“短期行为”的突出表现。这里有一个如何看待电影的经济效益，而实质上则是一个如何正确处理电影市场与电影观众之间的关系问题。
电影观众，也被称之为电影的“上帝”。对这个“上帝”，给予充分的尊重，了解他们的喜好，研究他们的心态，注重他们的需求，是十分必要的。但不能一味地去迎合，特别是对小市民的某些低下的情趣，更不能投其所好。以高雅的情调引导观众趋附于高雅艺术，这不仅仅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需要，更是提高观众的审美情趣，并由此推而远之，也是提高我们的民族素质的需要。唯其如此，我们的电影也才能相应地水涨船高，不断提高自身的艺术品位。
但是，我们的一些电影艺术工作者，却缺少这样一种长远的目光。他们为了自己眼前的日子好过一点，便千方百计地去迎合小市民观众的情趣和需要，从题材的选取到艺术表现，均以能否给人以刺激为依据。年前，我们有一位青年教师发表了一篇纪实性作品，写的是中缅边界有名的金三角地区，贩毒走私甚为猖獗，以及我边防海关人员对这种走私活动的打击。想不到立即被某厂的文学创作部相中，当即派人联系，想尽快将其改编为电影。为什么我们有那么多优秀作品无人问津，而独独看上了这篇数千字的通俗读物呢？原因很明显，因为这个作品颇有些传奇色彩，可以穿插许多拳头戏和枕头戏，能迎合某些喜欢猎奇的小青年的胃口，可以给小市民带来刺激，够味儿的。这就无怪乎能公然自骂“我是流氓我怕谁”的王朔先生要大红大紫了。
我之所以说创作上的这种短期行为，也是酿成电影危机的一个原因，是由于这样拍出的电影必然要降低电影的艺术品位，削减电影真正的艺术美感魅力，也就必然会直接影响电影的声誉。因为追求刺激，喜欢猎奇，爱看拳头戏和枕头戏的，终究是中国人中的一少部分。那么，当大多数的人对你摇脑袋，哼鼻子时，你的观众还能有多少呢？何况你暂时还拥有那少部分观众还会分化，有的会因看多了感到厌烦而不再光顾，有的会因思想境界的提高和观赏情趣的变化而离开你，有的则会因为你的东西还不够刺激，不够味儿而对你不满，到那时你将何以为继呢？
这种短期行为在我国的电影发行放映系统表现得也很突出，主要有如下三方面：
一是宣传上的偏误。为了招徕观众，提高上座率，许多发行放映单位抓住观众中的各种特殊心态，诸如好奇心理，逆反心理，明星偶像崇拜心理等等，以种种晦莫如深的手段，进行着花样翻新的广告、招贴画宣传，结果是把某些香港片越炒越红，将某些不很健康的情趣，和一些邪门味口吊得高高的，却使某些本来还算可以的国产打斗片遭到贬低而无人问津，甚至使一些相当优秀的主旋律影片和确实拍得好的艺术片也跟着倒霉。
二是经营方针和经营思想方面的偏误。为了眼前的利益，全国各地的影剧院几乎无一例外地进行了大装修，而且是改了又改，装了又装，修了又修。一座放映电影的剧院几乎成了一个百业俱全的营业场所，什么录相厅、镭射电影厅、卡拉OK歌舞厅、营业厅乃至书店、餐厅等等，应有尽有，一应俱全。唯有电影放映厅改小了，有的被改到侧厅，有的被挪到了偏僻的一角，有的还把电影放映的黄金时间挤作他用。电影放映院放映电影成了搭头，成了配角。电影既然被自己的主管人员放置到了这么一个地位，那么观众又怎会不对她另眼相看呢？这不正是自己挤自己，自己压自己吗？
三是选择影片存在很大的主观随意性。在这国当前的体制下，一部影片的经济效益，是由拷贝的发行量决定的，而拷贝的发行又取决于各电影公司业务主管人员对该片是否赏识。如果电影发行公司认为这部影片不行而不买该片的拷贝，那么，这部影片可真要“藏之名山”了。而我们就有相当一部分业务主管者，是很少顾及到影片的实际价值的，特别是不看影片可能有的长远影响和历史价值，两眼只盯着当前的市场。由于港片走俏，便大进港片，与之相对应，对国产片也只看好有点港味的打斗片。近年来我国的打斗片大泛滥，某些发行放映部门是起了推波助澜作用的。我可举就近的一个典型例子：当一些人认为1993年是中国电影最无光彩的一年的时候，政府公布了获该年度政府奖的影片名单，其中有一些在许多地方就根本没有宣传也没有上映过，这怎能不叫观众对电影失望呢？有人在看到这个名单后，颇有感慨地说：“啊，我们也还是有些好影片的呀，为什么我们看不到呢？”这个问题就出在我们的发行放映系统，因为他们主观认定：这些影片赚不到钱而没有订购拷贝，或只订购一两个聊作点缀。
对于我国近年来的电影危机，我着意从电影界的自身进行了一些探究，为了使这个问题能引起人们的更大关注，并使有关部门和有关人员有较大的触动，便将电影界存在的某些负面现象作了一些集中，读来可能有沉重感。但我绝无哗众取宠，危言耸听之意，更不要把我国电影界所作的努力，所取得的成绩一笔抹煞。如果从正面立论，我们的描述必将是另一番情景。由于我们的舆论导向，近年来已有俏然清理了曾经出现过的某些失误，人们对上述问题已开始有了共识，特别是党中央强调文艺创作要张扬时代主旋律的号召已经深入人心，开始化为巨大的创作动力。“五个－工程”的实施，已催开了一批文艺鲜花，标示了正确的目标。可以肯定，我国的电影危机，迟早将会得到克服，中国电影的前景仍然是美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