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业化起点探析——“一五”计划的实施及其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中国论文,一五论文,起点论文,计划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二战以后，在西方经济学界，关于落后国家的工业化问题日渐成为一个热门话题。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亚洲大国。中国共产党在夺取政权之前，就把国家的工业化作为夺取政权后所要完成的一项重大任务。中国工业化历程曲折，时至今日，还有许多问题需要我们去认识去探索。例如，中国的工业化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怎样从中国社会变革的深层次上认识“一五”计划的实施给中国社会的转变所带来的影响？本文试对以上两个问题作些初步探讨。
1 中国工业化起点之争
要探索中国工业化这一课题，首先就必须弄清工业化的概念。
什么是工业化？国内外学者众说纷纭，见解不一。很多学者都倾向于从器物层面上认识工业化。他们认为，工业化就是机械化。但笔者认为，仅仅把工业化理解为机械化是远远不够的。机器大工业生产不仅直接影响着一国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而且它还从体制层面以及观念层面上影响着整个社会生活。因此，笔者倾向于从器物、体制和观念三个层面的结合上把握工业化的概念，即工业化是经济发展的一个特定阶段。在这个阶段中，机器大工业体系在整个国民经济中逐步确立了主导地位。随着机器大工业生产方式的深化发展直至运用于各个生产领域，其结果必然导致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增长，经济结构的剧烈变化，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传统的农业国逐步转变为现代的工业国。与此同时，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体制以及文化精神都相应地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有关中国工业化，首先提出的一个问题是，中国工业化的起点标志是发端于19世纪60年代初的洋务运动还是新中国建立后的始于1953年的发展国民经济“一五”计划的编制和实施？对此，我国学者有两种不同的看法。
一种观点认为，洋务运动标志着工业化的开端。（注：赵晓雷，中国工业化思想及发展战略研究。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21，22）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洋务运动第一次在中国建立了大机器工业，使中国的社会经济在新生产力的代表大机器工业的引导下，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工业化时期。从1861年到1894年，清政府投资兴办了规模不等的近代军事工业企业24个，其中包括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湖北枪炮厂、金陵机器局、天津机器局等大型企业。19世纪70年代以后，清政府和洋务派官僚又大举兴办了以轮船招商局，上海机器织布局，开平煤矿，汉洋铁厂，湖北织布、纺纱、缫丝、制麻四局，电报局，芦汉铁路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民用工业企业。这些洋务企业从国外引进机器设备，聘用外国技术人员，进行资本主义性质的商品生产。相对于封建经济来说，洋务企业不仅是以机器代替手工工具的劳动资料的变革，也是以大机器生产代替手工业生产的劳动组织上的变革。因此，洋务运动的经济意义在于它是一次生产方式的变革，是近代中国工业化的开端。（注：赵晓雷，中国工业化思想及发展战略研究，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21，22）
另一种观点认为，1953年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展开，中国开始了工业化。（注：莴明杰，社会主义工业化论，上海：学林出版社，1993，396。）但是，持这一观点的学者， 没有提出和回答为什么中国工业化的起点是始于1953年的“一五”计划的制订和实施，而不是始于19世纪60年代初洋务运动的兴起这样一个问题。然而，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作出中国工业化的起点是始自1953年“一五”计划的制订和实施这样一个判断，重要的是在于分析和回答为什么中国工业化的起点不是始于洋务运动而是始于“一五”计划的制订和实施。笔者赞成中国工业化的起点始于1953年“一五”计划的展开的观点。究其依据，笔者以为：
机器的应用不能等同于工业化的开始。也就是说，“工业”这个概念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工业化”这个概念。
依据前面给工业化所下的定义，所谓工业化其关节点在于一个“化”字，也就是说，在国民经济生产过程中，大机器生产不仅运用于工业部门，而且还深入推广运用于其他各个生产领域。与此同时，伴随着这一工业主义的深入发展，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都相应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不错，中国近代从洋务运动开始就有了自己的机器大工业，但是，那时发展近代工业是由于清王朝受帝国主义炮舰的威胁而被动激起的，缺乏社会经济结构内部的驱动力。况且，这些大机器工业都是清王朝为了进行战争而开办的军事工业，数量极少，质量极差。尽管19世纪末20世纪初我国一批仁人志士发出了“商战”、“恃工为本”、“以工立国”的呼声，无论是太平天国后期洪仁玕的《资政新篇》还是孙中山给中国工业化所勾画的宏伟构想，最后都由于连年战乱而流于纸上谈兵。只有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及其中央政府领导下，才创造了开始工业化的条件。以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订与实施为起点，中国的工业化才真正得到开始。
已故的著名历史学家、中国现代化理论创始人罗荣渠教授认为，对于工业化，不能仅仅理解为18世纪后半期从欧洲肇始的工业革命所引起的那个工业化过程，那只是初期工业化或古典式工业化。从现代化的观点来看，西欧、北欧的工业化，除英国外，都始于19世纪，到本世纪中叶才进入成熟的高度工业化阶段；而在其他一些地区，工业化的进程大都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注：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11，340， 335）罗荣渠教授的这一论述是极其深刻的，同时也是极具启发性的。
2 中国工业化背景
中国工业化的起步开始于1953年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订与实施。不同于欧美各国开始工业化的情形，作为一个落后国家，中国工业化是在以下三个特殊背景下起步的。
2.1 工业基础十分薄弱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国民经济面临着这样一种状况：一是工业体系极不完备；二是生产方式极为落后；三是人民生活水平低、人口素质极差。到1952年，尽管国民经济经过三年的时间得到了相对的恢复，但是，现代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只有26.6%，重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只有35.5%。对此，毛泽东曾形象地说过这样一段话：“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注：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304～305，296）
面对这种极其落后的状况，党和人民急切要求改变落后面貌，急切要求赶超世界发达国家的工业生产水平，这一心情的迫切程度不论在当时还是在今天都是可想而知的。从这种急切求变的心情背后，我们隐约看见以高速度、高指标为特征的“大跃进”运动发生的背景。
2.2 中国共产党及其政府强有力的领导
中国近现代工业化长期被延误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从晚清到民国一直没有一个强而有力的中央政府来推行工业化。象中国这样的一个落后大国，“没有强有力的现代发展取向的国家权威的确立与导向，要在这样一个大国中成功地实现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看来是不大可能的，即使转变了也是不能巩固的。”（注：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11，340，335）
回溯近一百多年来的中国历史，尽管洋务运动已开始从器物上、戊戌维新和辛亥革命从体制上、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从观念形态上为中国的工业化作准备，但是，在鸦片战争以后的70年间，整个中国政局不稳，战乱绵绵。苗民、回民、太平天国、捻军、义和团等五次农民起义相继爆发，其中太平天国战争历时14年，对江南最富裕、人口最稠密的地区造成巨大冲击，浙江、安徽、江西三省人口在一个世纪后才略高于原有水平。在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遭受巨创之后，本世纪初又遭到八国联军这样罕见的国际浩劫，然后是30年代至40年代日本侵华战争这样的毁灭性大灾难。在帝制崩溃后是连续不断的军阀混战与长期的国内革命战争，长期处于干戈扰攘与喘息恢复的交替之中。甚至在南京国民党政府号称北伐胜利之后，也仅控制全国8%的国土与20%的人口；到1937 年统一告成之时，也才大约在全国25%的土地上对66%的人口建立了有效的统治。（注：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11，340，335）试想，在这样一种局面下， 中国的工业化又从何谈起？！
历史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统一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权，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用不到三年的时间恢复被战乱摧毁的国民经济，也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提出并实施国家工业化的伟大发展战略。
2.3 以苏联模式为样板
怎样进行工业化？中国的工业化是走欧美式的工业化道路，还是走苏联式的工业化道路？在当时两个阵营对垒的情况下，中国的工业化只能以苏联的工业化模式为样板。
1952年初，根据周总理的提议，中央决定成立由周恩来、陈云、薄一波、李富春、聂荣臻、宋
文6人组成的领导小组， 组织领导“一五”计划的编制工作。8月，试编出《五年计划轮廓草案》， 并组成以周恩来为团长、陈云和李富春为副团长的政府代表团赴苏联，征询苏联政府对我国“一五”计划的意见，并商谈苏联援助我国进行经济建设的具体方案。周恩来和陈云在苏联逗留了一个多月，两次会见了斯大林。斯大林对我国的“一五”计划提出了一些原则性的建议。周恩来和陈云回国后，李富春率领代表团继续同苏联有关部门广泛接触，征询意见，商谈苏联援助的具体项目，时间长达9个月。1953年4月4日， 米高扬向李富春通报了苏共中央、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和经济专家对我国“一五”计划的意见。我们参考了这些意见对“一五”计划草案作了较大的调整。（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286～288）由此可见，中国工业化的初始模式是苏联工业化模式的一个翻版。
但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是一个独立自主的领导集体。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独立探索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夺取政权的道路；同样，在中国工业化过程中，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不满足于照抄苏联，决心独立地探索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建设道路。以《论十大关系》的发表为起点，毛泽东开始寻找一条不同于苏联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道路，但由于急于求成，于1958年发动了一场违反经济规律的“大跃进”运动。
3 “一五”计划成就及影响
“一五”计划，以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为中心， 经过五年的实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到1957年，全国工业总产值达到783.9亿元， 超过原定计划的21%，比1952年增长128.3%，平均每年增长18%。 毫不夸张地说，“一五”期间工业生产所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了旧中国的一百年。同世界其他国家工业起飞时期的增长速度相比，也是名列前茅的。
“一五”计划的实施所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同样，“一五”计划的实施在中国社会重大转变时期所产生的影响也是不可低估的。
从时间跨度看，“一五”计划的制订与实施过程恰与中共中央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并完成了这一过渡、使中国社会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向社会主义社会这一重大历史转变时期相一致。由此，我们自然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一五”计划的实施与中国社会性质的转变二者之间存在着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也就是说，以“一五”计划的实施为代表形式的中国的工业化与以三大改造为表现形式的中国的社会主义化之间存在着一种什么样的内在联系？
众所周知，最先提出把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一二元目标的是1949年3 月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接着毛泽东在1949年6 月《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又进一步提出中国必须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下稳步地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二元目标。1953年12月，毛泽东在审定和修改中央宣传部拟定的《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时加写了这样一段概括性的论述：“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而再次提出中国工业化与社会主义化的二元目标。但是，毛泽东当时并没有说马上就要完成工业化和社会主义化，他当时的设想是要用三个五年计划左右的时间来完成这两个目标。
然而事实上，“一五”计划的实施与社会主义的三大改造同步进行，“一五”计划的基本任务与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任务也同时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使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以为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在中国建立。既然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在中国建立，那么，中国已不再是新民主主义社会了，它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这就造成了中国的工业化刚刚起步而中国传统社会主义却提前到来的这样一个出人意料的结果。这一传统的社会主义，不是科学的社会主义，而实际上是农业社会主义。它缺乏现代大工业基础，是落后的社会主义，是贫穷的社会主义。这一传统社会主义构架的建立，不但没有促进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相反却使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至少延滞了20年。
现在回到前面所提出的问题：在分析1953年至1956年中国这段历史时，如果撇开发生于这段历史内的其他事件而仅仅只把“一五”计划的实施与中国传统社会主义的建立二者对应起来加以探讨，那么，它们二者之间的关系怎样呢？即：“一五”计划的实施在中国社会性质的转变过程中所产生的影响怎样？笔者带着这样一个问题考察了这一阶段的中国历史，发现：“一五”计划的实施在客观上加速了中国社会的传统社会主义的建立。这一加速作用从以下三个方面可以看出来。
第一，从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的背景看。
三年国民经济恢复过后，我国社会生活中又出现和积累了一些新的矛盾，需要中国共产党有明确的方针和系统的政策来逐步加以解决。在农村，主要是土改以后农民分散落后的个体经济难以满足城市和工业对粮食和农产原料的不断增长的需要，而贫富分化开始出现又使共产党人不能不去考虑个体经济究竟向哪个方向发展的问题。在城市，工人阶级和国营经济同资产阶级之间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已经经历几大回合，斗争并未结束而是时起时伏，对国家经济生活有很大影响。工业化的大规模发展引起这些矛盾的加剧，使中国共产党不能不考虑加紧和扩大农村的互助合作运动和城市限制资本的措施。这就不可避免地把对国民经济实行以公有化和计划化为主要特征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提到日程上来。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经过将近一年的酝酿，形成和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注：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304～305，296）
由此可见，随着工业化的大规模的展开，城市和乡村的社会主义改造伴随而来。
第二，从“一五”计划设置的任务和目标看。
依据1955年7月30 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规定，其基本任务是：“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苏联帮助我国设计的156 个建设单位为中心的、由限额以上的694个建设单位组成的工业建设， 建立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发展部分集体所有制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会，并发展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建立对于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步基础；基本上把资本主义工商业分别地纳入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建立对于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
从这里可以看出，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不仅要在我国开始有计划地展开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而且也把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的任务放在其中了。因而，当“一五”计划各项经济建设任务趋于完成的时候，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的任务也随之完成，就是极其自然的事情了。
第三，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看。
如前所述，“一五”计划首要的基本任务，是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苏联帮助我国设计的156个建设项目为中心的。由限额以上的694个建设项目组成的工业建设，建立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显然，要实现这项任务，需要大量的财力、物力和技术力量。到1952年，尽管我国国民经济得到了恢复，但经济力量仍然是薄弱的，财力、物力和技术力量都很有限，不能充分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工业化初步基础的需要。要使得有限的经济力量能够满足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需要，就需要适当集中全国的经济力量，因而，实行由中央集中全国经济力量（包括资金）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就成了实现“一五”期间建立社会主义工业化初步基础任务的体制保证。（注：汪海波，新中国工业经济史（1949.10～1957），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4.401～402）
根据第一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社会主义的片面认识，计划化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之一。“一五”期间完成了中国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这在当时的党的领导人看来，就等于标志着社会主义已经在中国建立。“一五”计划的实施加速了中国经济的计划化、公有化进程，由此我们可以相应得出结论：“一五”计划的实施在客观上加速了中国的传统社会主义的建立。
“一五”计划的实施加快了中国的传统社会主义的建立，使得中国社会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另一个社会形态转变得过早过快。过早过快结束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入另一个社会形态，给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极其严重的负面效应。“一五”计划的完成，标志着中国高度集权的以公有化、计划化为根本特征的经济体制的建立，同时也标志着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眼中的理想社会主义的建立。与追求建立这一“理想”社会主义相适应，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也相应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诸如：企业管理行政化、高层决策极权化、分配的平均化、思想意识形态的僵化、经济生活的政治化等。这些变化不是追赶现代世界文明发展进步的主流，相反，是与现代世界经济的市场化、政治生活的民主化、法制化背道而驰，因而，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严重阻碍了当代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的发展进步。这些导致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停滞不前的因素在“一五”以后的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不仅没有得到削弱、消除，反而在随后发生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愈演愈烈，最后几乎把中国社会的发展推向了崩溃的边缘。
中国的工业化始于1953年，但中国共产党1949年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的使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的目标还远远没有实现。因此，如何完成这一转变的任务，仍然是中国工业化所面临的重大理论与实践课题。回眸中国工业化所走过的几十年的曲折过程，“一五”计划的实施作为中国工业化的起步，没有给中国社会带来一个健康的、先进的现代化的政治经济体制，反而加速在中国建立一个僵化的、消极的政治经济体制，这个问题令人深思、发人深省。根据发达国家以及战后东亚若干国家和地区走过的工业化历程，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工业化与这个国家和地区的整个社会生活的现代化是密切相联、协调一致的。中国的工业化如何走出一条适合自己的路，特别是在当今条件下，如何把中国的工业化与整个社会经济的市场化结合起来，与整个社会的民主化法制化结合起来，是中国政府在制订国民经济发展战略时首先应予考虑的前提。中国的发展问题说到底还是一个农民问题。始自1978年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目前推行的农业产业化经营，中国农业现代化历经20年的努力，已经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但在未来的发展道路上仍然存在着很多困难和问题，如：农民与土地的分离、城乡劳动力的转移与流动；土地所有权的进一步明确与土地的转让和集中；农业资本的积累和投入；农业科技的推广与应用等。尽管中国政府正在根据市场经济的要求努力疏理出一条中国农业发展的新路子，但瞻望这一路子的前景，其成功与否还有赖于中国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进一步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