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白异读的形成模式与北京话的文白异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异读论文,北京话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早期的文白异读研究及文白异读的基本特点
汉语中的文白异读是一种与汉字有密切关系的语言现象，是汉语重要的语言特点之一，富有语言学价值。一些语言学理论的产生与发展与文白异读研究有密切关系，如属历史语言学范畴的历史层次理论就直接导源于汉语语言学界对文白层次的剥离与分析。①汉语语言学界历来重视文白异读的调查研究，成果非常丰富。近年来，学术界对文白异读的性质、作用、地位等又有了一些不同的看法，由于离析文白层次有时候会遇到困难，以至于有人主张取消该术语。因此，对文白异读这一语言事实的发现及“文白异读”术语的形成过程作一番梳理是很有必要的。
赵元任、罗常培等人在早期的方言调查中就已发现了文白异读问题，并对这种特殊的语言现象进行了描写和分析。对文读音加注小字“文”，对白读音加注小字“白”，在文读音下加双横线，在白读音下加单横线，这些描写方式就是赵元任最先使用的。由于当时最为通行的文体仍是文言文，与“文言文”相对的是比较接近口语的“白话文”，因此，他们用“文言音”来称呼正式语体中出现的读音，用“白话音”来称呼日常口语中出现的读音。
文言白话音。在中国好些方言当中有些字读书或“joai文”②时是一种念法，说话时又是一种念法。现在简单用小“文，白”字样注它。什末音有文白两读是一个地方一个样子。③
罗常培也使用“字音”、“话音”、“读书音”、“说话音”等说法。
各系方言的读书音跟说话音往往都有些不同，但是很少像厦门音系相差那么远的。厦门的字音跟话音几乎各成一个系统，所以本地人发音时特别要声明“孔子白”怎么读，“解说”怎么读。⑤
从罗氏的描述可以看出，方言区的普通民众对文白两种读音的差别及其语体色彩是有明确认识的，并用“孔子白”和“解说”这样的专用词语来称呼这种语言现象。
值得注意的是，罗氏在《临川音系》第三章《本地的音韵》还有如下表述：“条例（12）：凡两读的字均互注又音，但文白异读的不另注明。”⑥
根据我们目前已查阅过的资料，这是“文白异读”首见于文献。但这个用法和赵元任“文白两读”差不多，意思是“文言和白话两种读音”，而不是作为一个专用名词来使用。
1957年，李荣在《中国语文》第4期发表了《方言里的文白异读》一文，⑦正式使用“文白异读”这个专用术语来讨论文白异读问题。在排除“长”、“好”等一字多音现象后，李氏把“文白异读”界定为“专指同一个字文言音和白话音不同”，并以北京、汉口、苏州三地方言为例，系统介绍了汉语方言中的文白异读。
此后，这种以汉字的古今语音对应关系为基础、与字形字义及语体风格密切相关的语言现象被正式定名为“文白异读”。文白两种读音分开来说的时候可称为“文读音”或“文言音”，“白读音”或“白话音”，也可简称为“文读”、“白读”或“文言”、“白话”。
在《语音演变规律的例外》第6节《方言借字》中，李荣又解释了文白异读的成因，认为形成文白异读的主要原因是方言间的互相借用。⑧
《语音演变规律的例外》发表两年后，赵元任1967年10月10日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用英语发表了一个关于汉语借词的演讲，这个演讲后来以“Interlingual and Interdialectal Borrowings in Chinese”为名发表在Stuties in General and Oriental Linguistics上。该文介绍了汉语和外语以及汉语方言之间种种有趣而复杂的借用情况，其中有三个例子和本文关系密切。
（一）吴语区的形容词“尴尬”传到北方时，先是有“认半边字”的“jian jie”和懂语言的“内行读音”“gan ga”两种读音，后来才统一成“gan ga”。
（二）“搞”和“饺”。“搞”是从中国的中部地区借到北方的，“饺”则是从北方传到南方的，并一直传到粤语区。“饺”字早就进了《康熙字典》，⑨而“搞”直到编《国音常用字汇》时才在“搅”字下增加了“gao”音，但举的都是坏意思的例。⑩
（三）北京话中“一大些的”入声字，如“厚薄”的“薄”念baur，“刻薄”的“薄”念bor的特点是白话音保留古音少，文言音保留古音多。关于这些入声字的文白来源，民国初年钱玄同、白涤洲等人认为文言音是受南方方言的影响后形成的。（11）
在赵元任的其他著作中，并没有发现他用过“文白异读”这个术语。从现在学术界该术语的使用情况看，丁邦新使用“文白异读”这个词语也比较晚。他在《儋州村话》（12）等著述中仍然用的是“文言音”、“白话音”、“文白系统”等说法，在1992年的《汉语方言史和方言区域史的研究》（13）中才开始使用“文白异读”这个术语。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到，“文白异读”这个术语在汉语方言的调查研究中有一个形成过程，其间曾有过一些不同的说法。虽然词语使用上有所不同，但学术界对这种语言现象的内涵有以下五个方面的基本共识。
1.文白异读是一种不能脱离汉字来独立分析的“字音”现象。（14）
2.文白异读是一种系统的又音现象。（15）
3.文读音多用于教学识字等场合，白读音多用于日常口语，但二者的界限有时并不是很清晰。（16）
4.文读音和白读音往往固定在特定的词语和说法中，二者常常不能相互替换。（17）
5.不管是文读音还是白读音，都是全民通用的读音。（18）
除上列五种共识外，还有两种情况也值得我们注意。
（一）文白异读的学术影响已超出汉语研究的范围，被民族语言学界借用来分析“字音”（书面语）与“话音”（现代口语）不一致的现象，这方面的研究实例可参周季文1984年发表在《语言研究》第2期的《藏语拉萨话的文白异读》一文。
更为著名的实例是李方桂和吴宗济对广西武鸣壮语借词的研究。（19）
武鸣壮语是一种受汉语影响比较深的语言，由于其位于桂南粤语和桂北西南官话之间，因此，武鸣壮语同时受粤语和桂北西南官话的影响，形成了两套外来的汉语借音系统。其最突出的表现是同一个汉字可以对应西南官话和粤语两个读音。可以根据相关的语音条件把来自粤语和来自西南官话的借词分开。
1.有-p、-t、-k三个入声塞辅尾且读入声调的来自粤语，无入声塞辅尾且读阳平调的来自西南官话。例如：
2.分阴阳去且古全浊上声今读阳上的属粤语，只有一个去声且古全浊上声字今归去声的属西南官话。例如：
上面所举的是一般规律和常见情况。其他还有一个汉字对应两个粤语读音的，还有粤语借字的声、韵、调和西南官话借字的声、韵、调错杂搭配的，以及借字和本字难以区别等复杂情况。
（二）学术界一般把文白异读视为一种已形成的历史现象，文白异读研究也可以说是语言史的研究。但根据我们的观察，文白异读实际上是一种可以目睹其形成过程的语言现象。下面介绍我们在调查湖南城步青衣苗人话的过程中所发现的新文读音。
从1987年5月开始，到2003年10月在城步五团镇核对同音字表，李蓝在湖南城步调查青衣苗人话前后历时17年。这一段时间，恰好是电视机进入中国农村并广泛使用的时期。城步五团的杨余在1996秋天买了一台彩色电视机，正是这台彩电，引发了一系列的语言演变，其中包括出现了新的文读音。
第一，增加了一些词语，如电视机、开（电视机）、关（电视机）、选台、调频道、遥控器、电视节目、电视剧、中央台、地方台、湖南台、新闻联播、天气预报、广告等等。
第二，这些新增词语的读音往往是把城里人说的湘方言折合成城步五团的青衣苗人话，于是青衣苗人话中的一些字音出现了新读音，如“电视”两个字，按苗人话的古今对应关系应读成
，但现在却是读成
，两个字的韵母出现了新的文读音。
第三，“开电视机”的动词“开”，按本地“开门”的“开”应读成
，但现在是读成和城里话一样的
，声母和韵母都变了。
重新整理调查笔记后我们发现，这其实并非个别现象。实际上，在城步青衣苗人话中，凡是外来的新事物，尤其是政经类新词语如“毛主席”、“共产党”、“社会主义”等，都产生了新字音。（20）
从上述语言实例可以发现，由于有强大的、不可抗拒的社会文化因素的推动，词语借贷不断发生，新字音不断出现，从而使得文白异读的产生具有很强的客观性、规律性和强制性。
二、文白异读的形成模式与毕节方言的文白异读
根据已有的研究成果，有三种文白异读的形成模式比较常见。第一种是方言间的相互借用。第二种是权威方言对其他方言的影响。在现代汉语方言中，就全国范围来说，北京话的影响最大；就局部地区来说，城里话对乡下话的影响较大。第三种是政治、经济、文化上处于高端地位的外来移民的语言覆盖在原住民语言之上，从而形成文白异读。学术界普遍认为南方汉语中复杂的文白异读与历代北民南下有关，尤其汉末、唐末、宋末三次移民的影响最为深远。（21）
除了以上三种模式，“文教传习”也是形成文白异读的重要途径，如儋州村话中的文读音应该就是来自广州等地的说粤语的教书师傅带到海南的。（22）另根据杨秀芳的意见，师徒传授，诵读经典的“书音存古”也会导致文白异读产生。（23）除了上述几种模式，根据我们的观察和分析，方言混合也是文白异读的一种重要的形成模式。
贵州毕节位于贵州西北部，是一个毗邻云、贵、川三省的边远地区。毕节方言的文白异读已有吴学宪、汪平、李蓝、明生荣等人的讨论。（24）下面的例句全部选自李蓝发表在《贵州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的《毕节方言的文白异读》。
A类：声母的文白异读（只列古全浊声母字的文白音变类型）
第一种音变类型：古全浊声母仄声今文读不送气，白读送气。例如：
第三种音变类型：古全浊声母仄声今文读不送气，白读送气或清擦音。例如：
B类：韵母的文白异读（只列古梗摄字）：
第一种音变类型：古梗摄字文读主元音是高元音[i]或[e]，白读主元音是低元音[a]。例如：
C类：一个文读音对多个白读音（以“去”字为例）：
毕节方言古全浊声母字文白异读的主要特点是：文读音和一般的官话方言差不多，但白读音却有四种读音：（1）平声今读不送气清塞音或清塞擦音（像长沙话），（2）平声今读清擦音（像湘乡话），（3）仄声今读送气清塞音或清塞擦音（像客赣方言），（4）仄声今读清擦音（像南昌话）。
韵母的文白异读中，梗摄主元音读低元音的白读形式是吴、闽、粤、湘、赣、客等南方汉语方言的常见形式。这是一条官话与非官话的重要区别性特征。（25）
古全浊声母在毕节方言白读音中虽然有多种读音，但每一种读音类型的辖字都不多，而且都固化在特定词语中，不能类推。
根据李蓝的意见，毕节在明代前是少数民族聚居区，“毕节”就是“比脐”（古代住在毕节的一个彝族家支名）的汉读音转。从明代开始，湖广、江西、四川三省的汉族开始向毕节移民。“当来自不同地方的移民汇聚于某一居住区域后，就存在着一个选择通用语的问题。显而易见，音系构造比较复杂、方言土语之间的差异性较大、通用性不高的湘赣语难以与音系简明、属官话系统的四川话竞争。其结果是：四川话成为当地方言的基础音系，而词汇、语法又受湘赣语的深刻影响。”（26）反映在文白异读上，属官话系统的四川话音系成为常规读音、文读音；湘赣语则以白读音的形式保存在一些极常用词汇中。如下图示。
由于毕节方言是一种混合型方言，在方言混合的过程中，来自四川方言的官话音上浮为“文读音”，占据规则对应的位置，覆盖整个音系；湘客赣等南方汉语方言的读音下沉为“白读音”，只保留在特定词语中，不能类推，从古今语音对应关系的角度看，很像例外读音。
这种“文白异读”显然和其他以某一方言的本来音系为基础，受外方言影响而形成的文白异读不同。从其语言属性看，文读音对应官话读音，白读音对应湘客赣方言的读音，文白异读反映的读音差别实际上是方言差别；从文白异读的时间关系看，文读和白读两种读音同时形成，二者没有时间先后顺序关系。
从毕节方言文白异读的形成情况可以看出，当不同方言背景的移民在新的居住地重新整合并形成新方言后，通过社会竞争和社会选择，其中一种方言的读音成为系统性的读音、规则读音，可以分析为文读音；其他方言的读音成为不规则的读音，只见于特定词语中，可以分析为白读音。于此可见，方言混合也是导致文白异读的一个重要因素。
由于中国历朝历代屡因战争、饥馑、瘟疫、洪水等天灾人祸而发生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不同方言背景的新移民在新居住地往往又会发生方言混合。因此，由此而导致的文白异读实际上是汉语演变史上的常见现象，而像毕节方言这种类型的语言演变情况在汉语史上也不会是个案和孤例。
我们可用中国最重要的方言——北京话来印证这个结论。
三、北京话的文白异读
北京话的文白异读一直是汉语方言学和汉语音韵学的热点话题。从调查描写来说，先后有高本汉《中国音韵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李荣《方言里的文白异读》（《中国语文》1957年第4期）、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学教研室《汉语方音字汇》（北京：语文出版社，1989年）等调查材料。从研究分析来说，讨论北京话文白异读的重要文章有靳光瑾《北京话文白异读的形成和消长》（《语文建设》1991年第5期）、陈重瑜《中古入声字新旧音的重叠：北京音系的一字多读及三声读的衍生》（《语言研究》2001年“二十周年纪念特刊”）和《北京音系里文白异读的新旧层次》（《中国语文》2002年第6期）、高晓虹《北京话入声字文白异读的历史层次》（《语文研究》2001年第2期）、耿振生《北京话文白异读的形成》（《语言学论丛》2003年第27辑）、丁邦新《北京话文白异读和方言移借》等。
关于北京话文白异读的形成和来源，大致有五种观点。
（一）民国初年的刘复、白涤洲认为北京话入声字中“那些所谓文言音都是从江苏、安徽那些地方来的京官带到北方的影响”。（27）
（二）一些白读音是本地读音，还有一些白读音从外地方言借来，（28）而文白异读是受其他方言影响的结果。（29）
（三）北京话古入声字的文白异读是太原、大同等“晋语”和兰州、西安、开封等“秦语”两种方言融合的结果。（30）
（四）北京话入声字的白读音是本地读音，且已见于《中原音韵》，文读音是受西安、洛阳等地方言影响后形成的。（31）
（五）北京话入声字的文白读都是本地音，白读音是从文读音发展出来的新读音，文白读是新旧音的关系。（32）
这五种观点中，只有李荣的讨论不限于古入声字，其他都是从古入声字在北京话中的文白异读来立论。通过对北京话中文白异读的整体面貌的刻画，我们可再回来评述这些意见，并给出最后的解释。
李荣描写的北京话文白异读有17个字，可分成三组。
第一组：嫩、乱、谁、脓
这四个字是文读音有u介音，白读音没有u介音。
第二组：更、耕
第三组：隔、色、脉、贼、白、给、薄、落、虐、熟、肉
这一组都是古入声字，除了“给”字外，其余10字都是古代收-k尾的字。单就读音看，“给”和“隔”的文白读正好相反：
《汉语方音字汇》中北京话标出文白异读的字有58个。下面按古声调排列这些字。
1.古平声6个：倾、
、耕、阿、虹、晨
2.古上声4个：颈、堡、鸟、尾
3.古去声5个：做、巷、蔓、芥、去
北京话古入声字文白异读的读音情况如表1。
从上列情况可以看出，41个古入声字的文白异读固然引人注目，但还有占总数四分之一的15个非入声字。如果换一个角度，只观察古见组二三等字的话，就会得到下面这个表。
这13个见组字中，文读音有6个读k组声母，7个读
组声母，白读音有7个读组声母，6个读k组声母。
北京话古见组二三等字这种文白错乱搭配的情况从来没有得到讨论。
在上列五种北京话文白异读来源的说法中，陈重瑜的意见可以算是最新观点。这个观点的优点是解释了北京话古入声的白读音为什么会读复元音韵母，但其显然不能用来解释其他非入声字的文白异读，尤其是不能用来解释见组字的文白异读。
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只就北京话古入声字的文白异读来立论，讨论其文读与白读的来源，有一定的片面性。
靳光瑾、高晓虹、耿振生等人引用《中原音韵》等近代韵书来讨论北京话古入声字的文白异读，理由主要有两条：（一）北京话早期是边缘型方言，其文读音必然受洛阳、西安等权威方言的影响；（二）北京话古入声文白异读的两种读音形式在《中原音韵》中已见端倪。
从这个角度讨论北京话古入声的文白异读必须有两个前提：（一）现代的北京话与元明时期的北京话一脉相承；（二）《中原音韵》是现代北京音系的直接来源。事实上，这两个前提均存在重大疑问，详说见俞敏《北京音系的成长和它受周围方言的影响》（《方言》1984年第4期）和林焘《北京官话溯源》（《中国语文》1987年第3期）、《北京官话区的划分》（《方言》1987年第3期）。根据俞、林两位的意见，现代北京话和明代同属“大河北话”的北京话不是一回事。根据林焘先生的意见，现代北京话的直接来源是清初入关的满汉旗人带来的“东北话”。
讨论北京话时不能把哈尔滨等东北方言置之不顾。从文白异读类型，古入声字的分派方式，四声调型，基础词汇等方面来看，哈尔滨话，以及吉林、黑龙江两省的汉语方言与北京话都比较接近。那么，有关北京话的结论是不是也适用于哈尔滨话？
根据尹世超的意见，哈尔滨本为阿什河与松花江交汇处的一个小渔村。（34）自光绪二十九年（1903）中东铁路通车，光绪三十二年（1906）设立滨江厅之后，哈尔滨才开始向城镇化发展。从哈尔滨的这种历史文化背景来看，显然不宜把成书于1324年的《中原音韵》视为哈尔滨话的直接源头。
耿振生文章中的很多问题，丁邦新在《北京话文白异读和方言移借》（35）已加以一一驳正，本文不赘。但关于他的北京话文白异读形成的观点，我们需要再补充一点意见。从赵元任调查吴语开始到现在，全国重要的方言都有了调查材料，包括文白异读情况最为突出的闽语区，甚至文白异读可以分成两个语音系统的儋州村话，（36）但至今没有在任何一种方言中发现“文化人”只使用文读音，“普通人”只使用白读音的情况。海南儋州村话确实存在文白两个系统，但在儋州，所有会说儋州村话的人都拥有这两套读音，都会根据语境场合和不同的话语对象使用不同的读音。
在确定一个方言里的文白异读时，方言学界已经形成了一套较为规范的做法。一般说来，临时折合的字音，为了迁就外地人改口音，为了避免让别人觉得自己说话“土”而“撇官腔”等，这些不用于常规口语的“字音”都不能算是“文读音”。（37）
根据贵州毕节的情况，方言混合也可以造成文白异读。根据北京话的地理分布状态、语言特点及历史文化背景，其和毕节话一样，实际上也是混合方言，而其文白异读应是方言混合的结果之一。
其实，认为北京话可能是混合方言的想法由来已久。根据北京话清入字无显著条件散归其他四声的情况，丁声树和李荣在20世纪50年代初写成的《汉语音韵讲义》（上海教育出版社1982年正式出版）中就已猜想可能是方言混合的结果。
据贺巍和林焘的意见，东北的汉族居民多数由河北、山东等地迁来。移民大致从元代开始，至明清两代移民逐渐增多，特别是自嘉庆（1796）后，由于清政府禁垦令的废除，移民大量迁入，形成高峰。移民的路线分海陆两路。山东人多走海路，主要居住在辽宁东部，或经辽宁北上，定居于吉林、黑龙江东部山区。河北人多走陆路，移民路线是出山海关，北上黑龙江，或定居于辽宁和吉林的西部山区。从东北官话的整体情况看，辽南近似山东，辽西接近河北。黑龙江是各地移民的交汇地带，因而口音和河北、山东都不太像。（38）
四、从语言分布情况看北京话
我们可通过语言地图来观察、分析河北、山东到东北这一广阔区域内一些重要的语言分布情况。（39）
由于图幅较大，方言点只建省和地州市两级。县级城镇、农村、方言岛等情况不反映，少数民族语言情况不涉及。底图采用国家测绘局的1∶400。万地图，绘图软件采用Mapinfo8.0简体中文版。
从下页图1可以看出，从河北、北京、山东到东北，四声调型可以归纳为两类七种。
A类的标准型是京哈型。这种声调类型北起黑龙江，南达北京及毗邻地区。这一声调类型分布地域广阔，使用人口众多，其间的方言差别非常小，其中包括所有汉语方言中最为重要的北京话，是最容易听懂的一种地域方言。以京哈型为核心，抚顺至大连等地的辽东型与京哈型的主要差别是阴平调是一个低降升调，天津、秦皇岛等地与京哈型的差别是阴平读低降调，保定、唐山与京哈型的差别是阳平读低平调。
B类的标准型是石济型。这种声调类型与京哈型完全不同。沧州型和胶东型都是三调方言。沧州型的主要特点是阳平与上声同调。胶东型的主要特点是阳平与去声同调。
图1就声调类型从地理上描述了北京、河北北部至东北之间各方言的分布关系。与此类似的情况请看图2。
图2所反映的语言分布情况充分体现了河北—北京—东北一线的方言，与山东—胶东—辽东一线的方言，在较深层次的语言现象上各自对外保持着相当高的区别性，且对内保持着相当高的一致性。下面的图3则反映了山东方言对东北方言、北京话的影响。
从图3可以看出，古清入字散归四声的京承型与多归上声的东北型仍有密切关系，同时被后者所包围，形成了一个方言岛。古清入字全归上声的胶辽型表现出扩张性：往西往南与全归阴平的石济型碰撞，形成鲁中型；往东往北，则在古清入字今多归上声的东北型中体现了山东话的影响力。
关于山东话对东北方言的影响，再对比古日母字的今读音还可以看得更清楚。（如图4所示）
古日母字今读零声母是东北方言的一个重要特点，然而从地图上可以看得很清楚，这个读音演变起源于山东济南。济南以韵母开合为演变条件：在开口呼前读零声母，在合口呼前读l声母，到胶东半岛l声母消失，全变成零声母，这个演变经辽东半岛一直扩张至黑河的广大东北地区，并成为该地区一个重要的语音特点。
根据北京话、东北方言与今河北、山东邻近方言的比较，基本可以确认：北京话以及黑龙江等地方言是一种以河北方言为基础，混杂了一些山东方言特点后形成的混合方言。因此，北京话的文白异读应该是方言混合造成的结果。
就古入声字的文白异读来说，其基本是河北沿海地区的方言和山东话混合的结果：白读音是河北话的横移，文读音来自山东话。这种演变关系如下表2所示。
现在需要简要讨论一下《中原音韵》与北京话的关系。
首先，我们并不认为一部从元代曲韵中归纳出来的韵书会是北京话的直接源头。因为如果把《中原音韵》的整体音系和北京话对应起来看，需要解释的问题比可以解释的问题还要多。
我们认为，《中原音韵》中宕江摄入声字混入果、效两摄应该是河北、河南、山东等地曲作家把自己的方音带入文学作品的结果，而韵书的编写者没有依据某一种方言强行作一致化处理。从河北等地宕江摄的规则对应读音看，河北方言的宕江摄入声舒化后与效摄混同；山东、河南一带的方言宕江摄舒化后与果摄混同。虽然都是入声舒化的产物，但二者的演变方向不同。《中原音韵》宕江摄入声字有的读同果摄，这反映了河南、山东等地的读音；有的读同效摄，这反映了河北方言的读音。因此《中原音韵》宕江摄入声字分归果摄和效摄的性质和意义与现代北京话的文白异读完全不同：前者反映的是不同地点、不同方言的语音差别，后者反映的是同一地点、同一方言中不同的方言来源。
下面解释见组字的文白异读。
这组字的形成过程与古入声字大致类似：山东方言见组二三等的文读音是-组，白读是k-组。这种情况与其他官话方言相似，是现代汉语方言常见的演变类型；而河北方言见组二三等的文读音读k-组，白读音读-组，这种情况不见于其他官话方言，是一种特殊的演变类型。当操这两种演变类型的方言的使用者同时移民到一个地方时，方言从竞争到融合，两个方言的文白层相互交错，结果就出现了语音条件相同而文白相悖的情况。
北京话见组二三等字的这种演变情况其实和毕节方言古全浊声母字属于同一类型。毕节方言中的古全浊声母字的文白异读也可以这样标注出不同的方言背景：
显而易见，北京话和毕节方言的文白异读形式，只有根据其历史文化背景，从方言混合、文白交错的角度才能得到顺理成章，甚至可能是唯一合理的解释。
本文曾以《文白异读与相关的语言学问题》为题参加2011年10月29日于上海复旦大学举行的“汉语方言语音历史层次研讨会”，并以此为基础修改而成。
①参见丁邦新主编《历史层次与方言研究》（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中王福堂《汉语方言语音中的层次》（第1—10页）、何大安《语言史研究中的层次问题》（第11—21页）、杨秀芳《论文白异读》（第81—105页）、丁邦新《汉语方言层次的特点》（第187—196页）等文。
②据丁邦新意见，“joai文”可能就是“跩文”，意为“卖弄学问”。参见丁邦新主编：《历史层次与方言研究》，“序”，第1页。
③赵元任：《现代吴语的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1956年，第16页。
④赵元任：《钟祥方言记》，北京：科学出版社，1956年：凡例。
⑤《罗常培文集》第1卷，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59—60页。
⑥《罗常培文集》第1卷，第447页。
⑦《汉语方言调查手册》（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年）第9章名为《文白异读举例》。这两篇文章均为李荣先生在教育部普通话语音培训班上使用的讲义，除了个别标点外，二文内容完全相同。
⑧参见李荣：《语音演变规律的例外》，《中国语文》1965年第2期。
⑨“饺”字最先见于《集韵》，读去声，饴类食物，与现代的“饺”音义俱不合。但《康熙字典》“食”部六划“饺”字条已指出，水煮食物的“饺”本字即“角”，与“矫”字同音，而这是北方人的读音。
⑩赵文原引《说文解字》：“搅，乱也”。“搅”字在北方多沿用这个消极义，如北京话的“搅和”，“给搅黄了”，“搅了好事”等。但“搅”的白读音分化字“搞”字在中部沿江地区方言中是一个相当于“弄”、“做”的通用动词。
（11）笔者未见英文原文。这里的引文见《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625—626页）。本文可以就“饺子”的“饺”补充一点意见。“饺”字应该是跟着“饺子”这种食物向南、向全国传播的，传播途径比较曲折。可能早先是古清入字今读上声、药韵今读iao的河北移民把这个读音带到东北，然后跟着满汉旗人从东北传到北京，接着又从北京传到南方，传遍全国。这个传播途径可以解释何以传到南方的“饺子”是用北京音而不用河北、山东等地与北京音不合的其他北方音。
（12）参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84，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6年。
（13）参见《丁邦新历史语言学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
（14）参见李荣：《汉语方言调查手册》，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年；李如龙：《厦门话的文白异读》，《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63年第2期；刘勋宁：《文白异读与语音层次》，《语言教学与研究》2003年第4期。
（15）张振兴：《漳平（永福）方言的文白异读（一、二、三）》，《方言》1989年第3、4期，1990年第1期。
（16）李如龙：《厦门话的文白异读》，《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63年第2期；张盛裕：《潮阳方言的文白异读》，《方言》1979年第4期。
（17）李如龙：《厦门话的文白异读》，《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63年第2期；张振兴：《漳平（永福）方言的文白异读（一、二、三）》，《方言》1989年第3、4期，1990年第1期；李蓝：《毕节方言的文白异读》，《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3期。
（18）熊正辉：《南昌方言的文白读》，《方言》1985年第3期。
（19）参见李方桂：《武鸣土话音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2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李方桂：《武鸣僮语》，北京：中国科学院，1953年；吴宗济：《武鸣僮语中汉语借字的音韵系统》，《语言研究》1958年第3期。
（20）参见李蓝：《湖南城步青衣苗人话》，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
（21）参见Jerry Norman,"Chronological Strata in the Min Dialects"《方言》1979年第4期；何大安：《六朝吴语的层次》，《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64本4分册，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3年；何大安：《语言史研究中的层次问题》，丁邦新主编：《历史层次与方言研究》。
（22）参见丁邦新：《儋州村话》，《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专刊》之84；《汉语方言层次的特点》，丁邦新主编：《历史层次与方言研究》；《北京话文白异读和方言移借》，丁邦新：《中国语言学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汉语方言中的历史层次》，《中国语文》2012年第5期。
（23）参见杨秀芳：《论文白异读》，丁邦新主编：《历史层次与方言研究》。
（24）参见吴学宪：《贵州毕节方言的文白异读》，《中国语文》1987年第2期；汪平：《〈贵州毕节方言的文白异读〉读后》，《中国语文》1990年第1期；李蓝：《〈贵州毕节方言的文白异读〉及〈读后〉订补》，《中国语文》1991年第3期；明生荣：《毕节方言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
（25）参见李荣：《南昌、温岭、娄底三处梗摄字的韵母》，《中国语文》1989年第6期；《我国东南各省方言梗摄字的元音》，《方言》1996年第1期。
（26）李蓝：《毕节方言的文白异读》，《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3期。
（27）《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集》，第626页。
（28）参见李荣：《语音演变规律的例外》，《中国语文》1965年第2期；丁邦新：《北京话文白异读和方言移借》，《中国语言学论文集》；丁邦新：《汉语方言中的历史层次》，《中国语文》2012年第5期。
（29）参见Hugh M.Stimson,"Ancient Chinese-p,-t,-k Endings in the Peking Dialect," Language,vol.38,no.4,1962,pp.376-384；丁邦新：《北京话文白异读和方言移借》，《中国语言学论文集》；丁邦新：《汉语方言中的历史层次》，《中国语文》2012年第5期。
（30）参见桥本万太郎：《西北方言与中古汉语的硬软腭音韵尾》，《语文研究》1982年第1期。
（31）参见靳光瑾：《北京话文白异读的形成和消长》，《语文建设》1991年第5期；高晓虹：《北京话入声字文白异读的历史层次》，《语文研究》2001年第2期；耿振生：《北京话文白异读的形成》，《语言学论丛》2003年第27辑。虽然高、耿二文的基本结论，以及从韵书里找证据的讨论方式均与靳文相同，但高、耿二人在他们的文章中均没有提及靳文，参考文献亦未列靳文。
（32）参见陈重瑜：《中古入声字新旧音的重叠：北京音系的一字多读及三声读的衍生》，《语言研究》2001年“二十周年纪念特刊”；陈重瑜：《北京音系里文白异读的新旧层次》，《中国语文》2002年第6期；桥本万太郎：《西北方言与中古汉语的硬软腭音韵尾》，《语文研究》1982年第1期。
（33）入声字共有43个，但其中两个有去声入声两读，故略去不论。
（34）参见《哈尔滨方言词典》，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年，“引论”，第1页。
（35）参见丁邦新：《中国语言学论文集》。
（36）参见丁邦新：《儋州村话》，《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84。
（37）熊正辉：《南昌方言的文白读》，《方言》1985年第3期。
（38）贺巍：《东北官话的分区》，《方言》1986年第3期；林焘：《北京官话溯源》，《中国语文》1987年第3期；林焘：《北京官话区的划分》，《方言》1987年第3期。
（39）绘制北京、河北、山东至东北的语言分布图所用的语料来源如下：郭正彦：《黑龙江方言分区略说》，《方言》1986年第3期；贺巍：《东北官话的分区》，《方言》1986年第3期；钱曾怡、张树铮、罗福腾：《山东方言研究》，济南：齐鲁书社，2001年；宋学：《辽宁语音说略》，《中国语文》1963年第2期；孙维张、路野、李丽君：《吉林方言分区略说》，《方言》1986年第1期；杨春宇：《辽宁方言语音研究》，《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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