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科学技术应用的社会控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学技术论文,当代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科学技术应用的社会控制是当代科技与社会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分析了科技应用的社会控制的必要性，提出了科技应用的社会控制的一般程序、基本条件以及对我国科技、经济、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对我国西部发展的重大现实意义。
关键词 技术鉴定 技术选择 社会控制 协调发展
在当代，科技活动及其社会建制已经成为社会大系统的一个重要的子系统，同时其本身又是社会的一个相对独立的组成部分。科学技术的应用，不仅已成为名副其实的“第一生产力”，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而且也已成为整个社会发展的巨大推动力量，“科教兴国”已成为当今的世界潮流。但另一方面，科技应用又带来了一系列有害的副作用，使科技应用走到了人类愿望的反面，成为破坏人类生存条件，阻碍社会健康发展的异己力量。因此，要最大限度地发挥科技应用的积极作用，同时又要最大限度地减少或消除科技应用的消极作用，这就必须发展一种社会控制技术，对科技应用进行有效社会控制，以建立科技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循环机制，使科技与社会系统达到了最佳运行状态。
美国社会学家贝尔在谈到后工业社会的特征时，曾指出：“后工业社会有可能达到社会变化的一个新方面，那就是对技术的发展进行规划和控制。”①贝尔认为，现代社会的经济增长已变得更多地依赖技术和新发明，这有可能给经济发展带来一种危险的不确定的性质，而有意识、有计划地推动技术变革，对技术的应用进行有效控制，就有可能减少经济前途的不确定性质。同时，技术发展也带来了有害的副作用，以及时常被人们忽视的暂时还没有认识到的第二位和第三位的后果。例如，增加使用价格低廉的化肥，是使农业生产能力发生革命的因素之一，但流入江河的硝酸盐却是污染的最严重来源之一。用DDT作为杀虫剂挽救了大量农作物，但也毁灭了野生物和鸟类。汽车的汽油发动机较蒸汽机效率更高，但它使空气充满烟雾。问题在于对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没有加以控制，而技术倡导者只对单方面的近期效果感兴趣。要解决对技术的控制，贝尔认为可通过“技术鉴定”和发展“智能技术”去实现。
“技术鉴定”思想在美国产生于本世纪60年代。1967年，美国众议员达里奥在众议院提出了一项建立技术鉴定局的议案，该议案于1972年通过，并且在国会负责下建立了一个技术鉴定办公室。美国全国科学院的一个小组委员会于1969年7月发表了一个研究报告：《技术：鉴定和选择的过程》，提出要鼓励选择“社会代价”较低的技术，例如可以用生物环境保护的方法而不是主要用化学方法来控制农业病虫害。差不多同一时间，美全国工程科学院公共工程政策委员会也发表了一个研究报告：《技术鉴定研究》。该报告对三项发展中的技术鉴定进行了研究：计算机协助教学和教学电视；亚音速飞机的噪音；健康诊断中的多方面鉴别。该报告指出了这些技术可能产生的各种不同作用和结果，提出了可供选择的改进措施和政策，结论是：技术鉴定是可能的。②贝尔所主张的“智能技术”，实际上是一种社会管理和社会控制技术，其目的在于对复杂系统进行协调以达到预定的目的，即识别和运用合理选择的战略来指导技术的社会应用。由于现代系统论、控制论和电子计算机的不断完善，发展这样一种新的智能技术是完全可能的。这种智能技术运用规则系统代替人的直观判断，去处理多因素复杂系统的相互作用，识别实现这种行动的手段，选择一种能导致最适宜和最佳解决办法的战略和方案，通过对风险性和不确定性的判断而设想把损失缩小到最低限度。因此，“智能技术”就是一种“社会技术”。
应该看到，技术鉴定和智能技术的思想对科技应用的社会控制是有意义的，它提供了一种方法，在把科技成果应用于实际之前必须经过严格的鉴定和选择、修改，为社会的正确决策提供依据。技术控制的一般程序是：①技术鉴定。主要涉及对技术应用的各种可能作用和后果的评估。例如，对技术应用的经济效益、环境效益、社会效益的评价；对技术应用的短期效果与长期效果的评价；对技术被错误应用和滥用的可能性和破坏性后果的评价；等等。②技术选择。指在技术鉴定的基础上，从中选择出最适宜应用的技术，或者对原有技术进行某些修改，或者提出替代技术方案。③决策与管理。对于已提出了可供选择的技术方案，根据需要和可能，决定技术实施项目与实施方案，并严格按照系统最优化原则，进行优化管理。在实施过程中，还要根据实施效果的反馈信息不断对原方案进行修正，以求获得最佳效果。
但是，我们同时又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技术的社会控制不仅是一个方法和手段的问题，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本质上是一个社会问题，所涉及的问题是多方面的，并且是处于各种交互作用的复杂联系中。这首先表现在技术鉴定、选择和决策的标准的复杂性上。这种标准往往并不是纯技术性或纯客观的、中性的，它受到人们的价值目标和主观利益的影响，特别是经济利益的影响。例如，有的企业和个人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在采用某项技术时，只注重其眼前的经济效益，而置其对环境的破坏和社会的不良影响于不顾；一些发达国家明知某些技术（例如有毒化工业）会对环境和生态起破坏作用，却仍然将它们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以嫌取高额利润；有的发展中国家迫于经济发展和摆脱贫困的压力，不惜大量砍伐热带雨林和过量开采资源，而又无力在环境保护和资源充分利用上增加更多投入。
其次，技术的社会控制往往受到错误的或反动的社会政治行为的左右，使科技应用偏离其正常轨道，成为反动统治集团手中的工具，甚至成为毁灭人类自身的残暴手段。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希特勒法西斯主义为了实现其称霸世界的野心，大力发展大规模杀伤武器，不仅研制出给伦敦等地造成重大生命财产损失的V—1、V—2火箭，而且还在研制射程更远、威力更大的新式远程火箭，甚至还建造了重水反应堆。要不是法西斯德国很快灭亡，将会给人类带来更大灾难。中国抗日战争期间，日本法西斯在中国领土上曾大量进行细菌战、化学战实验，其臭名昭著的731部队不知残害了多少无辜的中国人民。战后，一些超级大国（特别是美国）为了自身的战略利益，仍然大力发展原子武器。现在，世界上所制造出的原子弹如果都投入实战使用，足以导致全人类的毁灭，并使地球进入“核冬天”，使地球上的一切生命都可能被灭绝。这种状况，给技术的社会控制蒙上了一层阴影，带来了许多不利的因素。
第三，技术的社会控制往往存在一些难以确定的因素，对某些新技术的鉴定和评价，往往需要较长的实际应用期才可判定，社会对其后果的认识也需要有一个过程。在这方面，历史的教训应引以为戒。例如，古巴比仑，曾是古代文明的发源地之一，曾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和科学技术，成为《圣经》所描写的“伊甸园”的原型。可是，它后来毁灭了。据考证，这与大量砍伐森林和过度放牧有关。被誉为中华民族摇篮的黄土高原曾是华夏文明的发源地，直到西周时，黄土高原的森林覆盖率仍高达53%，但到解放前夕已降到不到3%，昔日林草茂盛、沃野千里的绿原已变成荒山秃岭、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原，生态环境和气候严重恶化。③究其原因，无不与滥伐森林，破坏草原有关。现在的农药、化肥的使用，不能被自然吸收的塑料制品的发展，城市化的迅速发展，可耕地的迅速减少，等等，其长远后果都可能是很严重的。
历史和现实再次证明，技术应用的社会控制受到社会经济、政治的乃至思想文化的深刻影响。因此，要做到对技术应用的合理的社会控制，除了找到一个科学的控制方法外，更重的是要有一个合理的控制目标，并且要创造出适宜的社会控制条件。科学技术本身并不是一个孤立系统，而是社会这个巨系统中的一个有机的子系统，它必须是开放的，有序的。这不仅取决于科技系统内部的结构和运行状态，同时也取决于社会环境条件。
我们认为，要实现对科技应用的合理的社会控制，首先必须有一正确的出发点，或者说要有一个正确的控制目标。这个目标就是要兴利除弊，实现科技、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协调发展，并且为人类的长期生存和发展创造条件。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在发展观和价值观上来一个更新。新的发展观，是追求科技、经济、社会与环境和人类自身的大协调发展观，是一种保持长期发展的可持续发展观，同时也是立足于全人类根本利益的全球发展观。为此，社会的价值观必须革新。并不是只有物质财富才有价值，除了社会的精神财富的价值外，还有环境价值、生态价值、社会价值等。人类应从过去的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向更高级的文明形式——生态文明迈进。只有这样，才能使科技最大限度发挥其积极作用，最大限度控制或消除其消极后果，建立一个物质富足、精神高尚、环境优美、社会公平有序的生存和发展环境。
其次，必须给技术应用的社会控制提供适当的经济条件，通过各种经济手段，对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进行有效控制。这主要体现为直接控制与间接控制两种方式。所谓直接控制，是指国家、地方或企业，根据大协调发展目标，对被优先选中的科技应用项目给予经费支持；相反，对与协调发展目标不符甚至完全对立的则加以限制、抵制或淘汰，在经费上不给予支持。例如，积极支持高技术的“绿化”，大力发展和应用低耗、高效、无污染、可再生和替代技术。所谓间接控制，指通过经济增长方式的改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财政、税收政策的改变间接影响科技应用的社会控制。例如，从传统的资源消耗型的粗放式经营向低耗、优质、高效的集约型方向发展，特别是发展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逐步降低农业、采掘业和工业加工业的相对比重，提高服务业特别是科技、教育、信息服务业的比重。要使人类改造自然、向大自然索取与保护自然、建设自然并举，大力支持和发展生态系统工程，环境保护系统工程。为此，必须把科技应用的社会控制纳入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之中，成为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的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并在投资和税收政策等方面给予有力支持。
第三，必须改变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为科技应用的合理社会控制创造政治条件。现在，世界各国的政治家们都已认识到科学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纷纷提出“科教兴国”、“技术立国”的战略。但是，在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发展和应用科学技术的根本目的却有很大区别。在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它们应用科学技术的根本目的是为垄断资本获取最大限度利润，为对外侵略扩张、控制与称霸世界服务。为此，它们不惜牺牲大多数人和广大不发达国家的利益。这样，技术控制的目标和方向就违背了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当代，帝国主义仍然是世界不安定的根源。我们必须警惕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的复活，必须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在这方面，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它在改革中的不断完善，为技术的合理社会控制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政治条件。马克思曾尖锐地批评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科学技术的合理应用到处都受到了极大的限制，指出：“只有在共产主义关系下，工艺学上已经达到的真理方能在实践中实现。”④他在评价巴黎公社革命时也指出：只有工人阶级才能够把科学从阶级统治的工具变为人民的力量，“只有在劳动的共和国里，科学才能起它的真正的作用。”⑤社会主义国家应用科学技术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全体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为科技应用的合理控制提供了根本保证。国家是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这一前提出发，制定合理控制技术发展和应用的方针、政策、法律等等，以保证和促进科学技术的合理应用。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把科技应用的社会控制的主要内容用下图表示。
从这个示意图中可以看出，技术应用的社会控制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要搞好技术的社会控制，不仅需要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技术的社会控制程序与方法、手段，更重要的是要建立一个正确的控制目标和创造适宜的社会控制条件。
科技应用的社会控制，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更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发展中国家要摆脱贫穷落后状态，唯一出路是大力发展和应用科学技术。由于发展中国家原有生产力和科技水平低，因而其技术应用往往是多层次的，大量的传统技术仍被采用，同时也在积极采用高新技术。面临技术应用的多元选择，我们决不能再重复发达国家过去走过的老路，必须大力加强技术应用的社会控制研究。例如，已被实践证明的社会应用代价过大的传统技术，就要限制使用或不用；不能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而必须开发自然与保护自然并重；必须十分珍惜和充分利用自己的自然资源，逐步从资源出口型向高附加值制成品出口型过渡；必须高度警惕和坚决抵制发达国家转移污染的行径；加强对技术应用的长期后果的预测研究和综合作用研究，等等。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现在正处在改革开放的关键时刻。党中央已提出了“科教兴国”的战略，这是中国在21世纪迈向世界强国的必由之路。在这种情况下，科学技术应用的社会控制就显得更加重要了。这一点在我国西部开发中显得尤为突出。我国西部的特点是国土广大，资源丰富，发展潜力巨大，但经济、科技、教育水平相对落后。国家已逐渐将发展重点转移到中西部，为西部发展提供了良机。但是，西部发展决不能走过去的老路。这里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一是要大力发展和应用资源综合开发、高效利用技术，绝不能浪费资源，粗放经营；二是西部开发必须与环境保护和建设并重，绝不能只顾开发，不惜破坏生态环境。西部的自然资源是丰富的，但并不是无限的，特别是石油、矿藏等都是不可再生资源，我们不仅要考虑到眼前发展，更要为子孙后代留下进一步发展的条件。绝不能把西部地区简单变成原料和能源供应基地，而要在开发西部原料和能源的同时，发展当地的加工业、服务业，同时边建设边改造西部的恶劣自然环境。经过几代人甚至更长一些时间，我们不仅要改变西部地区的经济、文化落后面貌，而且应该逐步改变西部地区的自然环境，使中国西部文明重现于世界。在这个历史性转变过程中，科学技术应用将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因而科学技术应用的合理社会控制也必然显得举足轻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