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走与归来——20世纪家庭题材小说引发的伦理学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伦理学论文,题材论文,家庭论文,世纪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905X（2007）05-0155-03
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家”是一个稳定的社会“能指”。20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处于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时期，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变迁，家处于由旧家到新家的解体与生成过程中。伴随着各类家庭的解体，家庭变迁成为社会转型的象征，中国文坛对此投注了极大关注。本文以现当代文学中具有代表性的家庭题材小说为考察对象，探讨在社会变迁中家庭伦理文化的变异情况，试图为新时期构建和谐家庭提供启示。
一、“父子”关系
“父子”关系是中国传统家庭的核心和社会关系的基础。在传统家庭生活中，父子之间是人身的占有与依附关系。所谓家庭和谐，实质上是一种文化规定，它已沦为对于男性中心和奴性习惯的坚守和防卫。加之传统家庭中男子的“父”、“子”双重身份，使得父与子常有一种原始的精神认同。正是这种稳定和谐的父子关系，使中国几千年的传统家庭生活模式经久不变。
近代中国，随着西方工业文明的侵入，单一的家族型经济一统天下的局面逐渐被打破，与自然经济相适应的传统宗法制度开始解体。在家庭内部，传统的伦理秩序与父权权威结构受到了近代文化的冲击，父子人身依附关系开始松动。建立于这个基础之上的父子的文化认同，开始为接受了新文化启蒙思想的子辈所唾弃。他们反叛“父为子纲”的孝悌之道，向封建伦理文化提出了挑战。于是“子”作为新文化的代表，“父”作为旧文化的代表，在“父与子”之间出现了激烈的冲突。
社会转型时期，由于父子冲突所处的具体文化背景的差异，父子之间文化较量的表现情形也各不相同。例如，五四时期以《家》（巴金）中的高觉慧为代表的子辈在新文化的社会思潮推动下，对父辈所代表的专制文化反抗的态度可谓坚决，斗争的信心可谓坚定，斗争的毅力可谓坚强。在“父”与“子”的较量过程中，新旧势力的力量不断消长变化。《家》中高老太爷“临终发善”的场面，可以看做旧的伦理文化在新的伦理文化挑战面前的妥协。觉慧也曾感到，自己道德的力量已经超过这个充满衰败的家庭。但是，由于在20世纪初根深蒂固的封建势力仍处于优势地位，最终子辈在封建势力的重压下，不得不以出走形式宣告“父子”关系的断绝。而当历史发展到20世纪40年代，情形就大不相同。在《四世同堂》中，抗战后期最富叛逆精神的瑞全成为家庭的权威，在许多问题上作为家庭长子的哥哥瑞宣反倒要向瑞全请教。这表明在新的文化背景下，旧的伦理文化及生活方式逐渐被生活所淘汰。在家庭内部谁代表文明与进步，谁就可以拥有家庭权威。家庭父子关系已经由过去的纵向关系变迁为横向关系。显然，子辈在文化较量中已处于优势地位。
当历史进入20世纪下半叶，中国的现代化方向重新定位。在60年代以后的台湾地区和80年代以后的内地，中西文化自“五四”以后又一次出现强烈的对撞。“父子”冲突包含着新的意义和内容，再一次激化。《家变》（台湾现代派作家王文兴）展示了社会经济转型阶段“父子”冲突的情形，叙说了子辈在父子冲突中产生的新的困惑。
《家变》中的父子冲突具有明显的象征性。《家变》中的父亲，从写实的层面看，他是一个具体的父亲，若从文化层面看，他已不是单一的父亲，而是一种文化的代表。他以迂腐、怯懦、愚昧、拙笨甚至野蛮而成为一种人性异化、人性扭曲的传统与保守的代表，代表了一种缺乏做人尊严的形象。这种异化和扭曲，除了经济的重压外，主要是传统的文化观念使然（包括价值观和伦理观，特别是父权、父尊的观念）。在中国传统伦理观念中，亲权重，父权更重，“他们以为父对于子，有绝对的权力和威严；若是老子说话，当然无所不可，儿子有话却在未说之前早已错了”。《家变》的父子关系，在范晔叛逆之前，正是这种情况。父亲范闽贤是爱儿子的，但是儿子在他眼里只是一种私有财产。幼年的范晔在班上考了第四名，父亲非常满意地摇晃脑袋称，“我有这样一个儿子就够了。有人有黄金银券我不羡慕，我有个值得千万金子的好儿子，有个这样的儿子便是什么财富都比敌不了！……”当然，范闽贤并未意识到这句话的含义。因为，儿子是父母的私有财产的观念早已是中国老辈父母的深层文化意识了，至今也仍然是中国大多数父母的潜意识。这样就产生了一种矛盾现象，一方面父母把全身心的爱都倾注到儿子身上，另一方面却不能把儿子作为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人来尊重，父母总是设法把儿子纳入自己的规范，而无法容忍一个异己的存在，其结果随着儿子自我意识的发展，父子冲突也就在所难免。
应该注意的是，《家变》中“父子”冲突矛盾主要方面不在父亲，父子冲突的结局是父亲不堪儿子的蔑视、虐待而悄然出走。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社会处于由农业经济向资本主义经济转型阶段，随着美国资本的输入，在台湾社会中经济主宰一切，物质价值猛烈膨胀，精神价值急剧下降，重金钱、讲实利的观念成为主流社会意识。而这一切无不深刻地影响着台湾青年的成长，并从众多的家庭生活中反映出来。《家变》中的范晔即是在这种社会“新潮流”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崇拜金钱、反叛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一个典型。
20岁以前的范晔，曾被“发财梦”搞得神魂颠倒。做了大学助教的范晔，则把金钱观念直接移植到家庭的人伦关系和对孝道传统的理解上。对于范晔来说，重金钱、重功利的商业伦理观已经替代了重人情、讲道德的传统伦理观。
范晔意识中除了渗透拜金主义的金钱观念外，还有浓重的“西方意识”。范晔对中国家庭制度和孝道的批判，其理论依据就是西方文化意识。他在日记中写道：“事实上如果我们开眼看一看人家其他的异种西方国家文明，看看其他的高等文明，就会知道根本就不认为什么‘孝’不‘孝’是重要的东西，在他们的观念里边好像完全历来就没有注意过是有这样的一个需要。”并引经据典说明“这才是一个了不起的真正思想的确开明的世纪”。“金钱观念”、“西化意识”对范晔影响的结果，使他在对待家庭观念的理解上，在对待父亲的行为中，已经达到不合情理、丧失道德的地步。父亲范闽贤最终被迫出走，是范晔思想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
《家变》中的“父子”冲突的结果一反《家》中“儿子”出走的常态，是具有父权之尊的父亲不堪儿子的蔑视、虐待弃家出走。“父”这个传统文化的象征，其出走表明：历史发展到今天，传统文化中的伦理观念经过几代人的冲击，已经在某些环节显出了它的脆弱性。从儿子出走到父亲出走，标志着传统文化的日渐式微，意味着现代意识的胜利。但是，我们不能忽视，范晔是以西方文化为武器，取得“现代意识”的胜利的。它提示我们：西方文化已作为一种更加强大的象征秩序，正强烈地冲击着中国的价值秩序。
二、婆媳关系
在中国文化之家中，母亲与妻子（或说婆婆与媳妇）的性别角色有很大差异。妻子是相对丈夫而言的（媳妇是相对家族而言的）。作为妻子（媳妇）“在家庭中的地位是十分低贱的：既要服侍长辈，又要服从丈夫”。“母亲是相对儿子而言的，一个有了孩子（特别是有了儿子）的妇女，获得了母亲的称号，同时也获得了在一个家庭中长期生存的资格，并有可能获得主持家庭的权利。”[1] 作为一个女人，一旦做了婆婆就意味着她在家庭中由过去低贱的媳妇地位开始向家长地位的上升。
在家庭中婆媳关系是纵向的，但又缺少父子纵向关系中的血缘认同及情感默契。媳妇如果得不到婆婆的好感，日子是很不好过的，甚至有可能被剥夺在这个家庭中生存的资格。如《金锁记》（张爱玲）中长白的媳妇、姨太太先后为婆婆七巧所折磨、虐杀。婆媳之间历来关系难处，婆媳矛盾具有一定社会心理根据。在父权社会里，妇女丧失了社会地位，其活动天地在家庭，她们的反抗也只能在家庭内部进行。“不是争取社会权利，而是争取家庭权利——争取自由选择配偶、争宠享乐或主持家族的权利；不是向男人要人权，而是同性之间的争风吃醋（婆媳、妯娌、妻妾之间）。”[1]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随着社会、文化的变迁，传统家庭逐渐解体，家长的地位不断跌落，年轻女性开始走向社会，妻子（媳妇）的家庭地位发生了大变化，她们不再恪守旧时做媳妇的传统礼节，而婆婆又不甘放弃旧时的权威，从而使婆媳之间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冲突。《寒夜》（巴金）中的婆媳正是处于这种冲突之中。
汪母出身于书香门第，她通文识墨，早年丧夫，身边只有一个儿子。她爱儿子也爱孙子，是一位具有奉献精神的母亲。但是，她却以旧式婆婆眼光看待媳妇。她忘不了旧时媳妇的顺从及婆婆的权威，不自觉地向媳妇摆架子发脾气，对媳妇尖酸挑剔。与媳妇一次次激烈无聊的争吵、妒忌、嘲笑不仅伤害着媳妇的自尊心，同时也伤害着儿子的自尊心，加深着儿子的痛苦，加重着儿子的病情。对媳妇的憎恨，有时竟使她忘记了对儿子的爱，一步步逼媳妇与儿子越来越远，以致将儿子的家庭幸福也给破坏了。汪母对曾树生的不满，一方面是因为对曾树生的行为方式有看法（曾树生的爱打扮、应酬多，背着儿子写“情书”，在汪母看来没有一样符合做媳妇的“规矩”），另一方面是因为孝顺的儿子爱媳妇胜于爱母亲，儿子越为媳妇辩护，她的气就越大，对媳妇就越不满。而作为现代女性的曾树生，对婆婆的挑衅则是针锋相对。例如，对婆婆羞辱她没有举行正式婚礼，是儿子的“姘头”，她振振有词，反唇相讥道：“我老实告诉你：现在是民国三十三年，不是光绪、宣统的时代了。我没有缠过脚——我可以自己找丈夫，用不着媒人。”汪母与曾树生之间的矛盾除了一般婆媳摩擦外，还渗透着两代人之间的价值观念和伦理观念的冲突，以致达到了婆媳间难以调和的对立状态。
从认识论的角度去看，在社会实践中“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特殊的认识主体，在其意识中的世界都是自己的‘私人世界’或‘生活世界’，因此，都有自己独特的主体性，每个人的生活世界也都显示出他自己的主体性；为了避免认识中的这种私人性、‘主观性’，达到对世界的共识，人们就既要相互承认彼此的主体性，又要相互交流，转换自己的视角，这样，人们就可以把世界理解为‘共同的世界’”。唯此，两个以上的主体之间的相互沟通、相互交流及相互理解才会成为可能。伦理学认为，“交互主体的相互承认以及人格意义上的互相尊重，是其核心内涵”[2]。人类社会的伦理关系的核心概念，就是这一交互主体概念；而将这一概念的内涵在社会实践中展开，实际上就是“主—主”关系。《寒夜》中的婆媳，则是处于被漫长的父权社会和封建礼教扭曲了的片面、畸形的伦理关系中，汪母以“主观性”眼光看媳妇，“主—主”关系被异化为“主—客”关系。而人类历史的进步表明，人类社会正朝着普遍主体的互相承认、相互尊重的道德自由的终极目标迈进。因此，汪母对旧的伦理关系的固执，自然会遭到具有现代人格的另一主体的唾弃。
三、夫妻关系
《说文解字》：“昏者婚也，上以祭祖庙，下以延子嗣。”揭示了传统文化中婚姻关系的实质：夫妻仅仅是父子关系的附属物。封建婚姻制度的产物，是“中国女人少妻性”（必然包含着中国男人少夫性）。传统的婚姻关系，制约着没有爱情的夫妻双方，仅仅为家庭履行自己的义务。在传统文化的“家”中，夫妻双方都是不幸的，由于夫权的规定，女性更是处于万劫不复的苦难深渊。
“五四”以降，伴随着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现代化步伐，新型家庭进入了艰难而缓慢的分娩状态，中国的婚姻状况，从婚姻过程的改变到婚姻实质的改变经历了将近半个世纪。从反映20世纪40年代生活的几个文本看，夫妻关系已呈现出转型时期的不同状态。
《活动变人形》（王蒙）中倪吾诚与姜静宜夫妻二人，自始至终缺乏对话的前提，夫妻之战背后隐藏着新旧两种文化的较量，最终以倪吾诚落荒而逃告终。倪吾诚之所以在夫妻大战中败得一塌糊涂，第一个原因是他自己在种性上缺乏血气与胆魄，第二个原因则是他对传统文化的批判限于表象，在中国的现实中找不到中西文化的结合点。比如他试图说服妻子走路挺起胸以成为现代女性培养爱情，只能使妻子对之嗤之以鼻。在《活动变人形》中，尽管夫妻二人不属于同一文化层面，夫妻间的“爱情”无从谈起，但男主人公毕竟产生出对爱情的渴望与幻想，它不能不被视为夫妻关系转变的新消息。
《四世同堂》中，瑞宣与韵梅的关系处于典型的传统夫妻关系向平等的现代夫妻关系的转变状况中。瑞宣是肩负“四世同堂”重任的祁家长孙，韵梅是他服从祖父之命、媒妁之言而娶的妻子。与其说韵梅是瑞宣的妻子，毋宁说是全家的儿媳妇，“媳妇的责任，似乎比妻子重”。全书惯称她为“小顺儿的妈”。韵梅所有的价值都来自她所承担的角色分工：生儿育女、敬奉公婆、相夫教子。韵梅原在瑞宣的心目中毫无地位，可是历尽艰苦之后，他终于赏识了她的贤淑之美，赞扬她也是战士。多少年貌合神离的夫妻，在国愁家难中，在共同的人生磨难中，终于产生爱情了，它给人以“难言而强烈的喜悦”[3]。至此，韵梅与瑞宣夫妻二人可视为中国近代以来先结婚后恋爱的典型。
《寒夜》中的夫妻关系，则是一种全新的现代夫妻关系。联结夫妻二人的是男女当事人的情感因素。汪文宣、曾树生，当年为理想、为爱情而结合，他们重婚姻实质而不讲究婚姻形式。他们相濡以沫、互敬互爱，共同走过了十几年的婚姻生活道路。即使面临家庭的破碎，他们也能够做到尊重对方的感情与选择。曾树生尽管最终离开了这个家庭，但是仍与汪文宣保持着联系与友谊。汪文宣则更是表现出了“小人物”身上的伟大人性。在家庭破毁过程中，汪文宣不断地进行精神突围，战胜自我，忘却自我，为爱人做出牺牲。
汪文宣处理与妻子感情生活的态度，是舍弃了传统夫权的现代知识分子的态度，是现代文明与人性中的至善至美的结晶。它表明：中国的女性解放，与男性意识健全有直接关联。当中国的男人在处理与自己所爱的女人的感情生活时，能够更多地顾及女人自己会怎么想、怎么做，中国的女性自主意识才会更加强大起来[4]。近现代以来，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和女性自身的不懈追求，男性意识也在不断健全。20世纪末，妇女地位的提高乃至妇女的解放，终于成为世界范围内现代化运动的一个带有普遍意义的目标，成为“家”转型的一个时代征兆。它一方面意味着传统的男性中心家庭结构正面临着解体，另一方面则要求重建人与人（尤其是男性和女性）之间的人际关系模式[5]。
综上所述，中国社会文化结构规定着文化主体的行为模式，在社会文化由传统向现代的变迁过程中，子辈“人”的意识觉醒，打破了以“父子”关系为核心的传统家庭的平静，在两代之间、两性之间产生了冲突。伴随着现代化的脚步，“人”的价值和尊严在家中逐渐得到认同与尊重，家庭中的人际关系得到了逐步更新与改善。但是，西方文化作为一种强大的象征秩序，正强烈地冲击着中国的价值秩序。20世纪家庭题材小说反映了社会转型阶段，社会文化变迁带来的家庭伦理文化的变异，为新时期构建和谐家庭提供了伦理学方面的思考。它启示中国文化主体：在新的历史境遇中，恰当处理现代与传统、本土与西方的各种文化关系，加强家庭文化建设和家庭美德建设，推动家庭关系回归到一种相互承认主体性，彼此尊重人格的正常伦理关系中来，才能使中国文化主体构建和谐家庭的百年梦想最终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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